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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戡黎》之“西伯”浅探

2019-11-13李瑞洁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兰州730070

新生代 2019年19期
关键词:文王尚书墓葬

李瑞洁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兰州 730070

《西伯戡黎》属今文,所记为西伯灭黎国后,商纣大臣祖伊警戒纣勿“淫戏用自绝”,但纣自谓“有命在天”而拒谏的史实。“西伯戡黎”这一事件无论对于周还是商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史官秉承“君举必书”的传统必然会有所记录,但由于所记内容文辞简奥,不曾言明“西伯”所指,从而给后人的解读留下了歧义。

一、文王戡黎说

《西伯戡黎》文中未明言“西伯”系谁,但“文王戡黎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着统治地位,《尚书正义》正义曰:“文王工业稍高,王兆渐著,殷之朝廷之臣始畏恶周家。所以畏恶之者,以周人伐而胜黎邑故也。殷臣祖伊见周克黎之易,恐其终必伐殷,奔走相告,言殷将灭。史叙其事,作《西伯戡黎》 ”。《正义》所述史实极为清楚,而且坐实西伯就是文王。孔颖达等的这种观点并非创见,而是学有所宗的。就目前所见史料而言,这种观点主要是承司马迁《史记》的记载而来。在司马迁的记述中,“西伯戡黎”同一事件互现于《殷本纪》与《周本纪》:

《史记·殷本纪》:“及西伯伐饥国,灭之,纣之臣祖伊闻之而咎周,恐,奔告纣曰:“天既讫我殷命,假人元龟,无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维王淫虐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不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 胡不至?’今王其奈何?”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纣不可谏矣。”西伯既卒,周武王之东伐,至盟津,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尔未知天命。”乃复归。

《史记·周本纪》:“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明年,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

司马迁的《史记》也主张“文王戡黎说”,它有关“西伯戡黎”的记述主要沿袭自《尚书·西伯戡黎》。《西伯戡黎》并没有说“西伯”是谁,司马迁的看法应该直接袭自《尚书大传》。《尚书大传》为西汉今文家释经之作,《晋书·五行志》谓其作于汉文帝时,相传系伏胜所传。《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正义引《尚书大传》云:“文王一年质虞芮,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犬夷,纣乃囚之。四友献宝,乃得免于虎口,出而伐耆。”《诗经·大雅·文王·正义》引《尚书大传》:“西伯得四友献宝,免于虎口而克耆。”《礼记·文王世子·正义》引《尚书大传》云:“五年之初,散宜生等献宝而释文王。文王出则克黎,六年伐崇,则称王。”司马迁对《西伯戡黎》的理解,当源自《尚书大传》。而清代学者梁玉绳《史记志疑》认为是司马迁将文王伐耆之事与武王伐黎之事相混淆了。其观点还会在后文中论述。

此后,郑玄、王肃等承司马迁所说:

郑玄云:‘西伯,周文王也。时国於岐,封为雍州伯也。国在西,故曰西伯。’

王肃云:‘王者中分天下,为二公总治之,谓之二伯,得专行征伐,文王为西伯。黎侯无道,文王伐而胜之。’

均认为西伯系文王。两说虽略有不同,但都谓此西伯即文王则一致。唐兴,孔颖达等疏《尚书》当是承此说而来。

二、各戡耆、黎说

上博楚简中有一篇专讲上古帝王传说的《容成氏》,其第45——48简记载了文王平抚九帮这一重大周族史实:“于是乎九邦叛之,丰、 镐、舟 、琶 、干 、鹿 、耆 、崇 、密须氏。文王闻之,曰:‘虽君无道,臣敢勿事乎?虽父无道,子敢勿事乎?孰天子而可反?’受闻之,乃出文王于夏台之下而问焉,曰:‘久邦者,岂可来乎?’文王曰:‘可。’文王于是乎素端褰衣以行九邦,七邦来服,丰、镐不服。文王乃起师以向丰、镐,三鼓而进之,三鼓而退之,曰:‘吾所知多尽,一人为无道,百姓其何罪?’丰、镐之民闻之,乃降文王。”九邦中的“耆”国,其实就是“黎”国。《西伯戡黎》之“戡”,《说文》谓“刺也,从戈甚声”,可引申为武力平定。从《容成氏》简文可发现,文王对殷纣之暴虐而反叛的“九邦”完全着眼于安抚安慰,是以怀柔方式使之“降”,使之“服”,与《尚书》所记载之“戡”不同。从这个角度可以推断出《容成氏》所谓“服耆”者为文王,而以武力“戡黎”者则是武王。《容成氏》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清代学者梁玉绳的观点,“周师取耆”与“伐黎”不但是“灼然两事”,而且“耆”与“黎”亦“判然两地”,文王受命征伐攻取的是“耆”,武王讨伐的是“黎”。原文论证如下:

“耆”与“黎”为二国,故《竹书》“纣三十三年,王锡命西伯得专征伐。三十四年,周师取耆。四十一年,西伯昌薨。四十二年,西伯发受丹书于吕尚。四十四年,西伯发伐黎。”灼然两事。《路史·国名纪》云:“黄帝后姜姓有耆国,侯爵,自伊徙耆,尧之母家。商后子孙有黎国,侯爵,与纣都接。”判然两地。

但有一点需要我们注意,《容成氏》中第46简的()字,该字整理者释作“耆”,即《尚书·西伯戡黎》的“黎”,而《容成氏》所见字较模糊,差忒甚多。陈剑先生指出,谛审图版,其为“耆”字的可能性很小,从苏建洲先生说,释为“()”,即“来”的异体,颇疑当读为“邰”,又作“斄”,这是极有见地的。所以《容成氏》中的“耆”国是否为《尚书·西伯戡黎》中的黎国还有待商榷。

三、武王戡黎说

蔡沈《书经集传·西伯戡黎》序云:“或曰西伯,武王也。《史记》尝载纣使膠鬲观兵。膠鬲问之曰:‘西伯何为而来。则武王亦继文王为西伯矣。’”但其实仔细分析,这里的“武王亦继文王为西伯”可以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理解:一是武王姬发为西伯;二是武王姬发继承了文王姬昌的西伯之位。因此,这里不足以说明“西伯”就是武王。

宋代理学盛行,因而不少论者的出发点是:以文王的德行,是不可能去征伐黎国的。如宋代陈经如是说:

此篇乃商家之亡周家之兴,皆自此而始。西伯即武王,非文王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必无戡黎之事 。至武王时,人心去商久矣。《孟子》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武王是也。

《论语·泰伯》云: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这是当时学者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2008年10月,清华大学向外界公布了一项重要发现:受校友捐赠,7月中旬自境外抢救入藏了一批战国竹简,内有多篇《尚书》类文献,学者称之为“清华简”,2010年12月正式出版。其中《耆夜》篇与今文《尚书》中的《西伯戡黎》一篇关涉极大。“清华简”《耆夜》篇:“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还,乃饮于文太室”的记载有力地证明了“武王戡黎”的说法,同时也印证了梁玉绳等人提出的讨伐黎国的是武王的观点。

四、两个黎国说

2006年,山西考古专家将黎城县西周墓论定为黎国黎侯墓。2016年,山西长子县西南呈村再次发掘出比黎城县规模更大更符合黎国黎侯的古墓证据。据考古专家张崇宁判断,2006年发掘出的黎城县西周墓的时代应该为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而据考古领队韩炳华推测,2016年长子县发掘出的墓葬年代为西周中晚期。他根据对墓葬的发掘,以及大墓的形制和规模判断,这是一个侯级别的墓葬,而且由于全部墓葬的方向是南北向,所以应当是姬姓墓葬。依据墓葬时代、有关历史文献及近年来的考古发现,韩炳华认为西伯戡黎之后,周天子应该是把姬姓宗室分封到了黎国的旧地,管理古黎国遗民,这个时间应该是西周早期。由此看来,两个墓葬极有可能存在传承关系。所以,在西周早期和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各存在过一个黎国,而古时位于今山西长子县的黎国,应当是《尚书·西伯戡黎》和清华简《耆夜》所记载的被西伯戡灭之黎国。

综上所述,我们约略可以知道《尚书·西伯戡黎》所叙事件,乃是危及殷商王畿的大事件,与清华简《耆夜》所记述的情形相合,可以肯定,《尚书·西伯戡黎》中的“西伯”正是周武王,“黎”正是《耆夜》中所伐之“耆”,而《尚书大传》、《史记》皆误以为“西伯”是文王。根据考古发现及张崇宁、韩炳华等考古专家的判断,“两个黎国说”的说法可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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