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畅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作为中国首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著,《史通》在中国史学史上享有着极高的历史地位.而作者刘知幾对于修史者种种不良的修史方法感触深切,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直书实录思想,录入《史通》之中,影响后世.然而,刘知幾之"直曲之辨"虽有其极大的先进性与历史意义,但实际上其对于曲笔的批判仍然是相对片面的、有限的,其直书思想依旧未能跨出"封建史学二重性"之限制.经过分析,本文拟通过对刘知幾之直书思想进行梳理,分析其对于曲笔的有限性批判,从而探究其思想中的史学二重性体现及史学价值.

一、刘知幾的"直书实录"思想

"据事直书,实录无隐"是中国古代史学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而刘知幾其"直书实录"的思想则极大的继承发扬了这一史学精神.对于刘知幾而言,实事求是、文质相成应当是作为修史者的基本素养,唯此方能完成以先人立功、为社会立德,为后世立言的历史任务.而这一直书思想也几乎贯通于《史通》整书,尤其以《直书篇》《曲笔篇》《杂书下》等篇最能体现.

那么,何谓"直书实录"?即"不虚美,不掩恶",不任意夸大历史人物的光辉事迹,也不任意掩饰历史人物的罪状恶行.同时,刘知幾提出修史的方式与现实因素的考虑都是极为重要的,若遇良主,自然应直书实录;但若遇憯急之主、暴虐之朝,则不应责其"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发奋修史,窃撰私存,以兹避祸,幸而获全,这样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