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云

许多年前万众注目，呜哇呜哇的救护车呼啸来去的北京昌平小汤山，此刻我站在它一座河里长满芦苇的水泥桥上，目光恍惚又迷离：我们这座都城已经延伸几十公里，正用它宽阔且四通八达的水泥路和“纳帕溪谷”“金科王府”这般名字傲慢的别墅和洋房群，吞食那些零零落落圪蹴在一旁的小村子。河是几年前整治过的，宽阔平坦，一马平川。但不浩荡，因为没有水。河的两岸有气派的水泥护墙、铁艺栏杆环绕的观景台和居高临下的电子眼。可惜一蓬蓬高大旺盛的草已卷土重来，河里懒洋洋流淌的污水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正是秋冬时节，透过渐渐散去的晨雾，我看见别墅区门口渐渐聚集着驾驶农用车前来受雇的村民。他们或三三两两蹲在地上抽烟，或缩手缩脚地挤在车斗里交谈，或泄愤般刮着瓦刀上的泥土，盼着住在别墅里的人早点把自己领进去。我的眼泪就在这个时候流了出来。

那天我一整天闷闷不乐，什么都不想做，只把早晨走路时看到的和想到的写成几句诗，发在朋友圈：“城市蔓延到乡村，如同野火蔓延到森林∕作为一种抵抗，它们用杂草掩埋铁∕逼迫自行车往树上爬∕当这条叫蔺沟河的小溪被改造成一道风景∕芦苇、野荷和疯狂来去的麻雀∕决不交出它们世袭的领地∕而村民们多么无奈，他们因失去自己的土地∕现在，正成为在自己的土地上扒活的人”。

同一天，当我站在城乡结合部的那座水泥桥上，望着河那边的村子正深深陷入历史巨变的苍茫中，脑海里电光石火，突然感觉触到了时代的一个巨大隐喻。

当下诗坛对诗歌与时代谈论得已经够多了，可谓喧嚣一时。但恰恰是时代这个多少带点水泥和钢铁意味的词，让诗人们分崩离析，壁垒森严。又因为时代这个词，让许多写诗的人露出了他们的小家子气。小心翼翼避开时代写作的人，觉得时代是个宏大、超拔和生硬的概念，坚持时代写作，难免不背离诗歌的初衷和本意，让诗歌充当意识形态的附庸；而主张贴近时代的人，却无力揭示时代的本质，往往把一些夸张的大词像膏药一样贴在他们的作品里。我既不赞同逃避时代，也不欣赏把时代当成标签贴在分行的文字中。我认为，坚持时代创作，是中国诗歌必须完成的自我拯救；中国诗歌唯有脱胎换骨，独树一帜，才能改变如今已令人生厌的那种浅尝辄止和孤芳自赏。问题是我们对时代的把握是否准确？是否深入到了社会的内部和核心？是否揭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本质？而还原时代的本意，成了头等重要的事情。必须承认，时代既是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更是哲学的概念。在古希腊，哲学与文学是相通的，属同一个范畴，共同追述生命的奥秘，都是关于价值观世界观的学说。换言之，我们对时代的认识，到了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时候。我们的诗歌只有“恰到好处的”地呈现中国当下生气勃勃的时代风貌和精神实质，对中国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历史与现状做出自己的“公断”，才有望改变长期仿造、移植甚至“山寨”的欧化倾向，摆脱多年来平庸而缺乏创造力的尴尬和窘迫。

说到这，我要诚实地指出，前面我之所以给“恰到好处的”和“公断”打上引号，是因为这两个万万不可冒用的关键词并非我的发明，而是美国诗人惠特曼在《草叶集》的序言中首先使用过的。惠特曼说：“总统不应该是共同的公断人，诗人才是。在人类中，伟大的诗人总是保持均衡的人。放错位置的东西没有一件是好的，恰到好处的东西没有一件是坏的。”他又说：“伟大的诗人的优点不在引人注目的文体，而在不增不减地表达思想与事物，自由地表达诗人自己。”我信奉惠特曼这句话，一是因为惠特曼是我们公认的关注时代的大诗人，二是我认为一百年后正处在伟大复兴的中国，与当年美国崛起的那个时代有着惊人的相似。我想，惠特曼说这些话的本意，应该是：废话少说，诗歌不是需不需要贴近和反映时代的问题，而是你有没有能力贴近和反映时代的问题。只要你有能力对时代作出公断，不增不减地反映这个时代，你就是一个伟大的诗人。

那么，正在崛起的中国正处在一个什么时代呢？要我说，随着城乡结合部的快速移动，乡村无可挽回地萎缩，中国正进入一个高歌猛进的城市化时代。正像我在小汤山蔺河沟两岸看到的：一边在扩张，一边在后退；一边在勠力奋斗，砥砺前行，一边社会、自然、人心，道德、利益、良知，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因为我们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农耕国家，延续到今天，依然保持着重重的农耕痕迹。仅仅说人口，九亿农民不仅是这个国家最庞大的人群，也是这个世界最庞大的人群。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农民一只脚踩着城市的脚手架，一只脚踩着故乡的泥土，他们在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同时，也在改变人类的命运。换句话说，我们用短短几十年走过了别人上百年走过的路。但是，走着走着，我们的灵魂慢慢地与现实拉开了距离，精神世界逐渐跟不上物质世界变化的脚步。如此一来，便出现我们的身体进入了现代社会，并来者不拒地享受着现代社会的诸多优越，精神世界却变得空洞起来，荒凉和虚无起来，深陷在传统社会坑坑洼洼的泥泞中难以自拔。但大地上万物皆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行，不被我们的意志所转移。认识这种规律，破解和适应这种规律，在我们的诗歌写作中独辟蹊径，创造自己的思想、语言和境界，对这个时代作出合符社会和自然规律及逻辑的理解、判断和呈现，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代诗人的根本使命。就像我们走过的工业化道路，当我们迎头赶上，走到与别人并驾齐驱的位置，就不能这样走下去了，人家会嘲笑我们，阻止和打压我们。中美贸易战就是这样打起来的。必须痛下决心走自己的路，变制造为创造，以崭新的姿态面对世界。文化发展虽然没有工业和科学技术那么剑拔弩张，但我们有比别人更悠久的传统，更深厚的积淀，理应对世界像我们的前人那样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提出的文化自信，就包括着继承和创新。

我想到的还有，我们正活跃在诗坛的这些诗人，尤其是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诗人，差不多用我们的一生经历了我们这个国家曾经历的贫穷、困顿；动乱、苦难；孱弱、恐惧，以及改革开放后的欢乐和狂喜，发达和富足。当我们上完山，下完乡，部分人幸运地读完大学，开始走上社会，几乎全程赶上了四十年生气勃勃的改革开放，而且在不同岗位参与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亲眼目睹了国家和民族从贫穷、落后逐渐走向繁荣昌盛。没有人否认，也没有理由否认，我们每个人和每个家庭，都程度不同地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恩惠。站在经历过战争这代人，和新世纪全面普及互联网后出生的这代人中间，我们历经沧桑的存在，可以说，就是国家的存在，历史的存在。几十年伴随国家的沉浮走过来，我们的灵魂和肉身，就是一个个形象的城乡结合部。我们对历史的探询和拷问，实际上就是对内心世界的探询和拷问。用诗歌书写我们的时代，就是书写我们自己的爱憎和苦乐，我们灵魂的颤抖和战栗，我们对未来的渴望和憧憬。

我敢断言，如同“宰相必起于州部，将军必出于卒伍”，中国未来最伟大的诗歌和最伟大的诗人，必将诞生于我们共同幸运地赶上的这个时代，必将诞生于我们在城乡结合部看到的这个时代饱含动荡、艰辛、茫然，偶尔也还带点儿血丝，但却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城市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