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映勤

眼镜张

眼镜张是单身，一个人住在小街上。他长得丑，一米六几的矮个头，大脑壳，金鱼眼，还高度近视，戴着一副瓶子底一样厚的黑边眼镜，头发稀疏散乱，像是没拔净的野草，隐约可见油亮的头顶。

眼镜张其实有老婆孩子，只是老婆孩子不在身边，在农村，上世纪70年代那会儿，城乡差别很大，别的不说，单是解决不了户口就让他们难以团聚。没有城市户口，就没有粮票、布票、油票等等一大堆票证，享受不了城市居民的种种待遇，一个农村人那时在城市根本无法生存。眼镜张娶了个农村老婆，说明他实在是无奈，但凡条件好一点的找个城市的姑娘，即使不挣钱，吃饭总不是问题。眼镜张人丑家穷条件差，父母死的早，一晃三十大几了也没找到老婆。好在他的优势是城里人，有城市户口，有固定工作，吃商品粮，挣工资，仅凭这一点，找个农村的老婆还是不费难的。那时候农村吃不饱饭的人有的是，为了活命，有的姑娘只好在城市找个男人下嫁，他的媳妇就是农村的。眼镜张的老婆我们都见过，中等个头，长得细眉细眼，很受看，和眼镜张相比，用句俗的不能再俗的话说，那叫鲜花插在牛粪上，没办法，谁让眼镜张这堆牛粪有营养呢。

眼镜张的老婆偶尔来住过，低眉顺目，极少说话，出来进去都低着头，像欠了人钱似的躲躲闪闪的。眼镜张对老婆很好，干这干那，忙前忙后，像打了鸡血一样整天围着老婆转，走在街上甚至还领着手，唯恐老婆让人拐跑似的。农村媳妇保守封闭，红着脸，羞答答地低着头跟在后面。后来，他们有了一个女孩，随母亲，也是农村户口。三张嘴吃一个人的商品粮显然是不够的，眼镜张养活不起母女俩，只好让她们在娘家生活，农村好歹有房住，粮食不够吃，眼镜张想办法解决。一家三口离多聚少，逢年过节都是他回去探亲，平时寄钱寄粮养家。当时眼镜张的工资也不多，年近四十熬到三级工，每个月挣四十二块五，他们那种年龄的人当年基本上都挣这个工资，不多也不少。如果夫妻俩都是城里人，都有固定工作，两人挣七八十块钱勉强可以养家，问题是眼镜张一个人挣钱全家人花，日子就显然捉襟见肘，紧紧巴巴，况且后来又添了个孩子，还是个女孩，老婆就基本上不来城里住，来了也住不开，他那间小房才七八平米。

眼镜张一个人生活，日子很节俭，不抽烟不喝酒，在家的时候连开火做饭的时候都少，多数情况吃两个馍馍泡碗汤喝，菜是自制的咸菜。我们那时候经常到他们家去玩，清楚地记得，眼镜张家里常备有炸好的酱油，吃饭时舀上两勺，再盛上一点猪油，用开水沏上，一碗热腾腾的汤就兑好了，然后将干粮掰开了泡在里面，就点咸菜就算是一顿晚饭，他将这种酱油汤美其名曰“幸福汤”，吃得有滋有味，大汗淋漓，相当一段时间，他每天就是喝这种自制的“幸福汤”。

平时一个人，闲功夫多，眼镜张没别的爱好，喜欢看书，记忆力好，什么《三侠剑》《小五义》《隋唐演义》《岳飞传》等等，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能讲故事，这是吸引我们到他那小屋的主要原因。吃完晚饭，没事可做，孩子们三三两两地聚到他屋里，看来的人差不多了，眼镜张开始讲故事，每天一段，像在书场说书一样。他那时讲的故事已经没有武侠内容，可能是怕别人说他宣传封建迷信，主要是讲《三国》《水浒》的零星片段，甚至还有现代的《烈火金刚》《林海雪原》，他讲得绘声绘色，眉飞色舞，印象最深的一段《肖飞卖药》，堪称经典，他聚精会神，连比划带说，唾沫星子乱飞，说书的水平不亚于专业的评书演员。当然，到他那听书也不是白听，我们得替他干活，一边干一边听。他家里困难，不知从哪揽来了加工活：拆棉纱，服装厂做衣服的边角下料，一箱箱的碎布头拉回来，我们用一种特制的篦子把碎布拆成棉纱棉线，这种东西属于废物利用，当年用来擦机器，用量大，价钱低。拆棉纱用不着什么技术，只要拆得蓬松，别出现死结就行，可是这种活费功夫，枯燥乏味，一个人干极容易犯困，拆着拆着就会打盹。

眼镜张揽了这种外加工活，无非就是赚点外块，贴补家用。拆下的棉纱按斤称，一斤也值不了几分钱。要是他一个人干，一个月也挣不了三五块，发动周围邻居的孩子帮他干，人多力量大，一晚上，拆的棉纱能堆成小山一样。每天7点一过，孩子们陆陆续续来到他们家，眼镜张看来的人差不多了，布置大伙干活，然后开讲。他自己手里并不干活，说是一心不能二用，手里干活，分散精力，故事就讲不好。有时讲到精彩处，孩子们听得全神贯注，如醉如痴，手里停止了工作，眼镜张会提醒到，“小二，手别停呀，边干边听，要不我也歇一会儿？”大伙正听得兴致勃勃，小二的怠工会立刻引来别人的不满，“你干不干，不干别在这屋待着。”然后央求着眼镜张：“后来呢？后来怎么了？小二，快干！麻利点。”

眼镜张讲故事和说书的有一点不一样，孩子们和他能交流，讲着讲着，有不明白的，可以提问。“吕布怎么那么牛，刘备哥仨都打不过他，他怎么最后还被捉住了？”眼镜张会耐心地解释。他讲的《三国》《水浒》都是一个人一段故事，打乱了书上的情节。有时，孩子们听腻了历史故事，让他讲点时髦的、刺激的，眼镜张偶尔也会来一段《梅花党》《绿色尸体》之类的惊险故事。那时候，我们都十分佩服他，怎么知道的这么多？难怪他的脑袋比别人大一号，这些故事，光看书不行，看了得记得住，记住了得说得出来，说出来还得吸引人，这才是本事。别看眼镜张五短身材、其貌不扬，可是人家有才，肚子里有货，让他当工人真是耽误材料了。

小屋地方小，听他讲故事的人越来越多，屋里挤不下，有时甚至坐在了楼道里。眼镜张想出了一个办法，每天散场的时候，每个孩子带一包布头回去，转天来的时候交上拆好的棉纱，谁拆的多谁能享受坐到屋里的权利。那时候家长不太管孩子，只要不在街上乱跑惹祸就行，眼镜张廉价使用劳动力，让孩子为他干活，可毕竟孩子晚上不到处乱跑，就坐在屋里听故事，他讲的故事又没有诲淫诲盗毒害青少年的内容，替他干点活也就没人计较。眼镜张用讲故事的方式增加了产量，上交的棉纱数量应该不少，实话实说，他也挣不了太多的钱，如果这种活足以养家糊口，他会把老婆孩子接回来一起住。

听眼镜张讲故事成了我们必不可少的功课，每天，吃过晚饭，丢下饭碗我们就火急火撩地往他屋里跑。他就像一块巨大的吸铁石，将我们这些铁钉铁屑吸引到他身边。我们来的时候，多半时间，他正躺在床上戴着耳机在听收音机。他的家虽然没什么像样的家具，但是有一件东西让人刮目相看，一台漂亮精致的收音机，比砖头大两圈，带着黑色的皮套，天线抻出来足有半米长。回到家，眼镜张除了看书说书，就是听收音机。我们心想，难怪人家脑子好，知道那么多东西，平时不闲着，在不停地补充知识。

有一回，我们来早了，进屋的时候，他却不在，可能是到楼道上厕所去了。只见他的床上放着一台收音机，暗红色的指示灯还在一闪一闪地亮着。这玩艺当年也算是一件稀罕物，不是家家都买得起用得起的，况且眼镜张的还是带天线的那种收音机。不知是谁手欠，拿起了收音机，拔下了耳机上的插头，只听里面传来柔美悦耳的声音：“这里是自由中国之声，在中华民国台湾台北播音……”很明显，这是敌台，台湾对大陆的广播。我们几个人吓得面面相觑，不知所措。谁都清楚，偷听敌台是犯法的，重者被抓坐牢，轻者接受审查。眼镜张胆大包天，竟敢偷听敌台。这么高级的收音机我们谁家也没有，也不敢随便乱动，就那么愣着等着，一动不动，心惊胆颤，心慌意乱，好在收音机的声音不大，不至于传到楼道。

眼镜张进到屋子，见我们听着广播，脸色变得煞白，赶忙上前把它关掉。片刻，他转过身来说：“倒霉孩子，谁动的，怎么我听着新闻，拨到短波上了，那是敌台，不能瞎听！”毕竟是老奸巨滑，他一下子把责任推到了别人身上。“到外面别瞎说，反正我没听，不定是你们谁拨弄错了。记住了，谁也别说！反正我去厕所了，你们几个可都听见了，让别人知道了，你们一个也跑不了！”我们连连答应着，心里扑腾腾地乱跳。

这件事过去以后，大伙心照不宣，都明白眼镜张晚上在听什么，没有证据，和他也没有过结，谁也没有去举报，可是心里害怕，谁也不敢再找他听故事了，偶尔碰面的时候相互间都有些尴尬、异样。当然，不听故事，棉纱也不拆了，眼镜张小屋的门从此关得紧紧的。

大毛笔

大毛笔不是物件，不是写字的工具，而是一个人的外号。他姓甚名谁，小街上没有几个人知道，周围的邻居背后都叫他大毛笔，蔫坏阴损的淘气孩子故意把声调降低，“笔”读作“逼”，“大毛笔”读成了“大毛逼”，私下里取笑他。当然，大毛笔并不知情，既使知道有人叫他大毛笔，以他的性格脾气也不会着急上火，这外号没有什么贬意，他没有和人翻脸的道理。

其实，人们叫他大毛笔，是有来由的，一是他长得又高又瘦，一米八的个头，细胳膊细腿细身板，像一支细长的毛笔；二是他的毛笔字写得好，远近闻名，誉满小街。每到春节，亲朋好友、同事邻居都求他写一幅对联，“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人勤百业旺，家和万事兴”之类的喜庆话。到了“文革”，顺应时事，他写的多是一些时髦的流行词语，“幸福感谢毛主席，翻身不忘共产党”“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禹”等等。写的多了、熟了，那几个字果然越加遒劲有力、雄健洒脱，他当年是书协的理事，在人们的眼里，这无疑就是书法家。大毛笔在街坊当中人缘不错，凡是求他写字的事一概应允，从不拒绝，关系不错的邻居，到了年节他甚至会主动送上一幅字联。

大毛笔当年四十岁左右，却没成家，和老娘两个人相依为命。他的娘有残疾，驼背，腰弯得厉害，走路像只大猩猩，直不起腰，但生活能自理，买菜做饭，料理家务，力所能及的家务活都不耽误。大毛笔对老娘很孝顺，特意买了一辆轮椅车，天气好的时候，有时便推着老娘四处转转，邻居们都说，大毛笔为了让母亲享两年清福，竟然连媳妇都没娶，这孩子孝顺。

大毛笔不擅交际，没什么朋友，下班准点回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和老娘过着平淡而温馨的小日子。除了每天写写毛笔字，他好像也没别的爱好，就是喜欢喝两口小酒。酒量不大，但是喜欢，每天小酌，成了习惯。上世纪70年代前后，供应紧张，整瓶的白酒只有年节每户才凭本供应一瓶，这点酒根本满足不了他的需求，好在当年街上有卖零酒的小店铺，质量差，价钱高，“没有朱砂，黄土为贵”，能将就地喝上酒就不错了。大毛笔喝的便多是街上卖的这些零酒，有时在家里自斟自饮，有时在下班的路上站在小酒铺前喝上二两零酒，过过酒瘾，然后晕晕乎乎地踱回家。他在不远处的新华书店上班，每天走着去，既能在路上喝两口小酒，也能替行动不便的母亲买点东西。

大毛笔所在的是一家全市最大的书店，营业面积大，书的品种多，他除了当售货员，还兼着书店的美工，负责布置橱窗，画一些宣传画什么的。因为字写得好，大毛笔在单位一度还很受重视，运动开始以后，抄大字报成了他的主要工作。他对政治没兴趣，也不参加任何组织，单位里对立的两派都想拉他入伙，没别的原因，他的毛笔字实在是好，是人所公认的写手，远近闻名，不少人看大字报就是为了欣赏他那两笔漂亮的好字，指指点点，赞不绝口。大毛笔为人谨慎，自由惯了，散漫惯了，和两边的造反派都保持着不远不近的关系，等距离交往，谁让他写字都认认真真地完成，有求必应，两不得罪。对立的两派，既离不开他，又拉不住他，渐渐地都把他视为貌合神离的异己，利用但不信任。大毛笔并不介意，与世无争，无欲无求，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掺和事，不得罪人，只要能把老娘照顾好，只要三饱一倒有点小酒喝，逍遥自在过自己的小日子。

有一天，晚上加班，领导让他抄写大字报。大毛笔在去单位的路上，又闻到了酒香，身子像铁屑一般被情不自禁地吸引过去，站在那又喝了二两。到了单位，借着酒劲，泼墨挥笔，他的字更加潇洒自如，俊秀多姿，一晚上，笔走龙蛇，十几页的大字报一挥而就。

第二天一早，大毛笔晚起了一会儿，晚上经常加班，早上睡个懒觉，已经习以为常。单位的领导、同事见惯不怪。大毛笔有特长，毛笔字写得好，在单位显得有点特殊。昨天加班，今天迟到，在他看来，理所应当，没有人会指责他，也许还会得到领导的表扬，他自由散漫惯了，无欲无求，与世无争，上班挣钱，下班喝酒，其它的概不多想。

像往常一样，大毛笔不紧不慢地走到单位，让他没想到的是，一进店门，他便被人不由分说地押了起来，“你这个反革命分子！隐藏得够深的，把他捆起来！”

大毛笔莫名其妙，不知道犯了什么错，一边挣扎一边申辩道：“怎么了，怎么了？你们搞错了吧，我什么时候反革命了……”

造反派头子二话不说，把撕下来的一张大字报摔在他面前：“白纸黑字，你还想抵赖，早就看你小子心怀不满。现在露馅了吧！”

大毛笔低头一看，立时傻了眼，昨晚写的大字报，第一页的标题竟然是：“千万要忘记阶级斗争！”忙中出错，竟然少写了一个“不”字，更要命的是，心急求成，他连夜就把写好的大字报贴在了门口，一字之差让他戴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