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洪雷

13日上午，习近平冒雨来到位于山东半岛北端的蓬莱市，这里曾经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

——2018年6月14日新华社

一、爬上岸来的“遣唐使”

公元759年，登州（今蓬莱）海面出现了一艘使船。

那是金秋十月的一个午后，天空澄澈得像一句谎言，大海安静得像雪后的原野，海岸隽永得像一首日本的俳句。

“唐国登州就要到了！”

听到报告，一个日本官员模样的中年人躬身跨出船舱，举目凝望着南方金色的海岸。奇怪的是，他并未表现出抵达目的地的欣喜，而是愁容满面，眉头紧锁，形同一个即将押赴刑场的囚徒。

他叫高元度，是一名具有渤海国血统的日本使者。在一般人看来，他就是史上有名的日本遣唐使。

位于亚洲东部海上的岛国——日本，陆地面积37.8万平方公里，是一片文明的春风难以吹到的区域，3世纪中叶才出现“大和国”。那时的日本，简直就是一个“关住大门朝天过”的范例，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风景这边独好，老子天下第一，一副“我是大爷我怕谁”的做派。607年，遣隋使小野妹子来到中国，呈上了日本君主的国书，国书的抬头赫然写着“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看到这封国书，隋炀帝那张白净的脸因愤怒而扭曲，因为有大臣劝着，才没有当堂发作，却也从此拒绝接收日本国书。但日本又是一个令人深思的矛盾体，傲慢起来让人掩面，谦虚起来令人扼腕。当唐帝国这轮7世纪的艳阳，穿透欧亚大陆沉沉的蒙昧，成为世界文明的伟大中心之后，日本立刻摇身变为谦恭无比的向阳花，对着唐搔首弄姿、妩媚绽放。从630年到838年，日本共派出遣唐使12批，使团人数从200人到500人不等，成员除了官员，还有大量的医师、画师、乐师、工匠、学问僧、留学生。许多官员、留学生为唐的绝代繁华所深深折服，一住就是几年、十几年，有的干脆在唐娶妻生子，终生不归。日本遣唐使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影响之远，可谓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这些遣唐使和留学生回到日本后，给日本政坛带来了一股新风，推动日本进入了“和魂汉才”时代。646年从贵族垄断走向中央集权、一举奠定日本发展方向的“大化改新”，就是全盘克隆唐朝律令的结果。可以说，遣唐使在日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知名度不亚于现代的黑泽明。

可令人费解的是，在历次日本遣唐使名册中，居然找不到高元度的名字。按照入唐的时间顺序，他应该是第12次遣唐使。那么，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查了半天资料我才弄清，原来，他不是遣唐使，而是官阶稍低的迎入唐使——迎回遣唐使的使者。好比伴娘不是新娘一样，他在本质上是个“跑龙套”的角色。

“龙套”也不能乱跑。当时，可供高元度选择的入唐路线共有三条。第一条是北路，这条线从日本九州岛向西北，沿着朝鲜半岛西岸、辽东半岛南岸航行，南跨渤海，在山东半岛的登州登陆。这条线沿海岸航行，相对安全，是东方海上丝路的主要航线，也是东北亚各国入唐使的必经之路，因此被称为朝贡道。但朝鲜半岛的新罗在吞并百济、高句丽之后，开始与日本相抗衡。于是，在7世纪70年代到8世纪60年代，日本不得不开辟第二条路线——南岛路，就是从九州岛南下，经种子岛、屋久岛、琉球群岛转向西北，横跨东海，在长江口的明州（今宁波）登陆。这条线最大的风险来自“黑潮”，木帆船时代，在如此恐怖的洋流之上航行，只能听天由命。正因为如此，8世纪70年代以后，遣唐使转而开辟了第三条路线——南路，就是从五岛列岛直插西南，横渡东海，在扬州登陆。这条线优点是所需时间短，最快3天，最慢只需10天，比前两条线节省近20天，缺点仍然是需要经历风涛之险。

依照常规，高元度应该选择南岛路。因为北路面临着巨大的战争风险，尤其是高元度出行这年，新罗对日本使节无礼，日本权臣藤原仲麻吕动员了394只军船、4万名兵士，准备发起对新罗的远征，只是因为孝谦上皇极力反对才暂时搁置。然而，高元度偏偏选择了走北路，难道他不怕掉脑袋吗？

问题不在于他怕不怕，而在于他根本没有选择。因为高元度此行，除了迎接入唐未归的第11次遣唐使藤原河清回国，还附加了一项使命，就是送以杨承庆为首的渤海使团回家。

好在，这伙人并不傻，他们没有走传统意义上的路经新罗海岸的北路，而是选择了从日本海直接前往渤海国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宁安市渤海镇）的路。

早春二月，以高元度为正使，内藏全成为判官（副使）的99人日本使团，陪同23人的渤海使团从首都平城京（今奈良西郊）启程。由于他们选择的路线避开了新罗的势力范围，所以在别人看来九死一生的行程，甚至没有出现一丝哪怕是童话里才有的波折，就顺利抵达了渤海国上京。在那里，他见到了渤海国第三代君主——文王大钦茂，代表淳仁天皇送上了丝绢锦帛，达成了共同夹击新罗的意向，还受邀参观了白山黑水间的壮美景色，顺便寻访了故乡与亲人，难得地享受了一次衣锦还乡的待遇。

美梦总是在最香甜处被打断。高元度正在兴头上，渤海王就收到了一封来自长安的书信，来信者正是日本遣唐使藤原河清。他在信中说，6年前，我从扬州东渡回国，但晦气的是，我乘坐的那艘船不幸触礁，一直漂流到越南才侥幸被唐帝国救回。后来，唐又发生动乱，东返之路受阻，所以至今未能归国，请求渤海王派人赴日本“告迟归之故”。于是，渤海王与高元度商定，日本使团一分为二：一路由正使高元度等11人组成，由渤海国贺正使杨方庆陪同，前往长安迎接藤原河清；另一路由判官内藏全成等88人组成，由渤海国辅国大将军高南申陪同，返回日本汇报藤原河清迟归的原因。

这是一段田园牧歌般安全而惬意的航程，在本文开始的那个午后，高元度一行看到了唐的海上门户——登州。

按说，渤海国的使命顺利完成了，接下来的大唐之旅应该轻松惬意了吧？况且，他将有幸进入富甲天下、美女如云的国际大都市长安，这是多少日本人一生的梦想呀！

但是，早在从日本出发前，杨承庆就带来一个坏消息，唐国爆发了“安史之乱”，一个驻守边关的大将看中了皇帝的女人，已经攻占长安。杨承庆还带来了一个不好不坏的消息，就是藤原河清还活着。这两个消息已在藤原河清给渤海王的书信里得到了进一步证实。然而，去兵连祸结的唐本土迎接遣唐使，与虎口拔牙有什么区别？因此，高元度愁容满面就不难理解了。

“抛锚，上岸——”高元度整理了一下衣冠，然后叹了口气。

二、神话蓬莱

上岸不到一里半，就是登州城了。

登州城周长四里，城外沿东北城墙有密水流过，城东北侧是法照寺，东侧是集市，西侧是州署衙门，南侧从东到西依次排列着龙兴寺、渤海馆、新罗馆、开元寺。渤海馆和新罗馆类似今天的外宾楼，他们住到了哪里，《蓬莱志》里没有记录。我推测，杨方庆理所当然住进了渤海馆，而高元度一行是断不可能住进以敌国名称命名的新罗馆，他们只能下榻开元寺。我的依据是，高元度信佛，开元寺僧舍也不陈旧，高元度应该乐意入住，而且他还为开元寺供献了壁画。840年，日本留学僧圆仁等一行四人路经登州回国，在等待官府发放“公验”期间，也住进了开元寺，然后惊喜地发现了日本老乡高元度一行供献的壁画，佛像两侧还留有8个供献者的官位及姓名，他们都是高元度的随从。

看来，高元度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一双手闲不住，有空就在开元寺墙壁上舞文弄墨；一双脚闲不住，借机寻访了当地的人文地理、风土人情；一张嘴也闲不住，他向当地官员询问最多的，就是蓬莱的传说和登州的来历。

蓬莱，位于东经120.7度，北纬37.8度，是一个仙气氤氲、如梦如幻的人间仙境。而蓬莱北部海面，常出现虚幻瑰丽的海市，它散而成气，聚而成形，虚无缥缈，变幻莫测。古人便以海市为由头，演绎出蓬莱乃海上仙山的传说，勾勒出一个个奇幻美妙的故事，“八仙过海”便是最著名的一个。

相传，“八仙”过腻了神仙日子，一起来到八仙之首吕洞宾的别馆——蓬莱把酒畅饮。酒到酣处，八仙纷纷亮出法宝，先是何仙姑脚踩莲花率先入海，然后是铁拐李仗起铁杖及葫芦，汉钟离手摇芭蕉扇，张果老骑上纸叠驴，蓝采和挑起花篮，吕洞宾手握长剑，韩湘子吹起横笛，曹国舅拿起玉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共同演绎了一段与东海龙王斗法的传奇。

众所周知，人类有三大梦想：飞天、长生不老、预知未来。在飞天不现实，预知未来不靠谱的古代，似乎长生不老最能麻醉人的神经。“安得不死药，高飞向蓬瀛？”完成统一六国伟业的始皇帝嬴政曾提出这样的问题，推动西汉进入极盛的汉武帝刘彻也发出过同样的疑问。

为把梦想变成现实，嬴政亲自东巡求药，但无功而返。公元前219年，山东方士徐巿（又称徐福）应运出山，粉墨登场。他上书说，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山上住有神仙，有长生不老之药。嬴政大喜过望，派他率众带上三年的粮食、衣履、药品、耕具和蚕桑种子入海求仙。但徐巿出海数年，并未找到神山。公元前210年，嬴政东巡至琅琊，徐巿第二次拜见，说他之所以没有得到仙药，是因为巨鲛在途中阻碍，要求增派射手对付巨鲛。嬴政又一次信了他，派他带上童男童女三千人驾船出海。之后，徐巿沿庙岛群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海岸东去，在济州岛稍事休整，然后渡过对马海峡，最终抵达了人生的另一个起点——“平原广泽”（可能是日本九州岛）。由于没有得到仙药，怕回国掉脑袋，只能永久居住下来，教当地人农耕、捕鱼之法，过起了渔歌唱晚、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他虽然不同于1500年后的郑和，也不比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但称他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航海家和探险家，中日友好的使者，应该不算夸大其词。

汉武帝求仙之切，较始皇帝有过之而无不及。他8次巡幸大海，历时23年，几乎每次都驾临蓬莱。公元前104年，他第五次巡幸到达蓬莱时，安排手下修筑了一座小城，称之为“蓬莱”。从此，这个传说中的仙境，有了人间的地名。

到了634年，唐太宗为征服高丽，决定建立水师基地，因此才设置了蓬莱镇，隶属于黄县（今山东龙口市）。

而蓬莱改名登州，则是唐太宗的孙子当政时期了。

三、从文登到蓬莱

但令我倍感意外的是，登州早在唐太宗的父亲当政时就有了。不过，彼登州非此登州，最早的登州并不在蓬莱。

隋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战国名士淳于髡的后人淳于难也在文登自立为帅，独霸一方。经过一番血腥的淘汰赛，前朝贵族李渊成为最后的擂主，建立了一个名叫唐的新王朝。621年，李渊对尚未来得及征服的边远地区捎去口信，归顺者加封，反抗者灭族。于是，淳于难率部归降。为了安抚淳于难这样的归附者，唐高祖李渊一口气设立了360个州、1557个县。其中山东半岛东部新设一州，因州治设在文登县，所以取名登州。淳于难成为首任登州刺史，封晋国公。

这种安抚性设立州县的政策，尽管在稳定大局上发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也使得“州府倍多于前代”，大量财力被冗员吃掉。627年，唐太宗李世民一上台，就大刀阔斧地裁撤州县，人口稀少的登州成为牺牲品，被归并于莱州。之后，经过李世民、李治父子驰而不息的努力，唐帝国成长为世界级巨人，一时众星捧月，八方来朝，胶东半岛也成为东北亚国家使团的入境通道。于是，692年，刚刚称帝的武则天宣布恢复登州，尽管州治设在黄县（一说牟平），但与我们所要讲述的蓬莱距离不远，已能听到蓬莱海面澎湃的涛声。

705年，也就是武则天驾崩那年，二度为帝的唐中宗李显派出侍御史张行岌前往东北，招抚震国国王大祚荣。大祚荣是个聪明人，尽管他同样爱惜自己的羽毛，但也不想为了一个国王的虚衔，得罪那个抡圆了拳头想找茬的大唐，因此愉快地表示臣服，并派次子大门艺到长安担任人质。从此，震国的两条入唐通道得以开通，一条是从安东经营州（今辽宁朝阳）入唐的陆上通道，另一条是登州海道。但是不久，唐与边关民族爆发战争，陆上通道因防卫原因被迫封闭，震国及新罗使团入唐只剩下登州海道。

就连一块不走的钟表，每天也有两次是准时的，况且是武则天这个看似平庸木讷、实则大智若愚的三儿子了。707年，为了便于接待震国、新罗、日本使臣，李显宣布在黄县下辖的蓬莱镇设县，登州移治蓬莱，州治设在蓬莱镇南一里处。从此，这个千年古港凤凰涅槃，升格为州。

我想，李显所作的这个决定，肯定不是什么拍脑袋工程，一定有充足的理由。除了他应该考虑的政治、外交、军事因素之外，地质方面的原因也不容忽视。恰巧，我有14年地质工作的经历，正好可以从专业角度帮读者做些分析。我在蓬莱考察时发现，古蓬莱港位于一个半封闭马蹄形的地理空间内，东北方向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沿海岸从西到东依次是高高的田横山（丹崖山）、黑峰台、西峰台，海岸南部是坡度较缓的赤山、庙山，河流从南部山凹中流出，形成了一方冲积扇谷地。考古资料显示，在唐代以前，这里是一片阔大的水域，西北部的山势挡住了冬季的西北季风，南部的山势挡住了夏季的东南季风，使得这里成为一个难得的避风港湾。而且，田横山插入海中，既为海上航行提供了坐标，又为观察海上形势提供了制高点。因此，古人选择蓬莱作为山东半岛的主要港口，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登州道

如同人人知道有个直布罗陀海峡，却不知道直布罗陀一样，在古代世界地理版图上，“登州道”比登州的名气大得多。

古人之所以把由山东半岛蓬莱港、庙岛群岛、辽东半岛老铁山（今旅顺口）共同构成的海上航道称为“登州道”，原因有三，一是蓬莱港位于山东半岛北部正中，北至辽东半岛的老铁山仅有50海里（计90公里），是从山东半岛前往辽东半岛的最短行程；二是在蓬莱港与老铁山之间的渤海海峡，散落着庙岛群岛的数十个岛屿，可以随时停靠，并通过逐岛航行安全抵达对岸；三是这条水道正好处于黄海与渤海交界处，内海——渤海平均水深18米，外海——黄海平均水深40米，渤海与黄海相互对流，两海的浪潮在此汇聚，由于潮流和海底地沟的作用，形成了一条清晰的水线，这条水线甚至成了万千航船的天然航标。就连独木舟和木板船时代的古人，都能挺起胸脯走这条水道。

登州道起源于新石器时期，形成于秦汉之际，繁盛于唐宋元代。秦代之前，各种陶器和种子，后来是瓷器，由此传到东北亚，这条通道一度成为“陶瓷之路”。秦汉时期，中国丝绸就零零星星地通过这条海道交易到了朝鲜、日本。自唐代起，这条“循海岸水行”的黄金通道，一直到日本遣唐使船7世纪70年代改取南岛路之前，都是官方往来的必经之路。作为航程的起点与终点，登州港承担了输送“移民”“贡使”“货物”多重使命，中国的蚕丝、蚕茧大规模输出到朝鲜、日本，中华文明也由此走向东北亚。整个唐代，日本共派出遣唐使者19批，实际到达中国的15批，早期的5批和第12批均从登州登陆，第18批从登州返回。朝鲜半岛各国经登州中转的朝贡使团更是高达79批。隋唐五代时期，登州就与泉州、扬州、明州并称四大古港，一派“日出千杆旗，日落万盏灯”的繁盛景象。五代时期，新罗还在登州设立了办事处。后唐时期，由于陆路被辽国阻断，登州道成为高丽商人前往中原的唯一通道。《宋史·高丽传》也记载：“高丽往返皆自登州。”史料显示，登州港是中国古代北方最大的港口，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首航地，还是目前中国北方保存最古老的港口。2005年蓬莱水城清淤时发现的两艘朝鲜、韩国大型双桅远洋古船，就是例证。

行文至此，可能有的南方读者会问，既然蓬莱是海上丝路首航地，那么您把扬州、泉州等南方古港置于何种位置？在这里我要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共有两条，一条是以登州道为代表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交往对象是东北亚；另一条是从江、浙、闽、粤起航的南方“海上丝绸之路”，交往对象是东南亚、南亚、西亚以及欧洲。两条道根本没有可比性，因为第一条道开辟于远古时代，扬名于汉唐宋元时期；而第二条道出现在晋代之后，僧人去印度取经都不敢走这条海道，东晋时期的高僧法显回国时侥幸走了一次，结果遭遇暴风差点葬身鱼腹。至于这条海道成为焦点，则是明朝郑和下西洋时期了。

五、鲁缟齐纨

古代西方人把中国称为“赛里斯”，也就是丝国。他们只知道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神秘的国度，那里盛产“东方绚丽的朝霞”，但他们不了解丝绸制作过程，更不清楚丝绸的产地。其实，长安作为当年张骞出使西域的出发地，并不是桑蚕和丝绸的主产地，充其量算是丝绸商品的集散地。

那么，丝绸的主产地在哪儿？

鸤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

鸤鸠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带伊丝。其带伊丝，其弁伊骐。

鸤鸠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

鸤鸠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国人。正是国人，胡不万年？

翻译成现代文就是：布谷鸟在桑林筑巢，精心哺育了七只小鸟。品性善良的君子，仪容始终端庄美好。不仅仪容始终端庄美好，还有坚如磐石的情操。布谷鸟在桑林筑巢，小鸟嬉戏在梅树之间。品性善良的君子，他的腰带白丝镶边。不仅腰带白丝镶边，玉饰皮帽也分外新鲜。布谷鸟在桑林筑巢，小鸟欢叫在酸枣树上。品性善良的君子，仪容仪态从不走样。仪容仪态从不走样，各国有了模范形象。布谷鸟在桑林筑巢，小鸟翻飞栖息丛莽。品性善良的君子，百姓敬仰作为榜样。百姓敬仰作为榜样，怎不祝他万寿无疆。

这首诗见于《诗经·曹风》，背景是今山东定陶的古曹国桑林，有桑林必有桑蚕，这是常识。《管子》说，莱人善染练，尤其善于染紫。《史记》记载：“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邹鲁滨洙泗，颇有桑麻之业。”《盐铁论》专门谈到，“齐阿之缣，蜀汉之布”是朝廷“均输”的主要对象。《论衡》感叹：“齐郡世刺绣，恒女无不能”。《汉书》中说“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也”，“鲁缟”指产自传统鲁国地区的细白生绢，“齐纨”则是传统齐国地区所产的一种洁白光滑的细绢，后来齐纨甚至成为名贵丝织品的泛称。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对山东地区的育蚕、采桑、养蚕、蚕茧加工、燃料植物种植、制色、纺织技术做了全链条介绍，是现存最早的系统总结山东蚕桑技术的典籍。近代台湾学者邹景衡考证说：“世界上桑树的分布大致限于北半球，其中以白桑最为普遍，此桑为山东原产……”他还据此认定山东是中国蚕业的发源地。

除了文献史料，考古发掘也证实山东自古就是丝绸的主要源头。龙山文化遗迹，出土了大量纺轮，证明早在悠远的古代，山东就出现了丝织业。西方探险家斯坦因曾在敦煌发现“任城国（今山东济宁）亢父缣一匹”。1985年，济阳县刘台西周墓出土玉蚕22个，以雕刻手法再现了蚕的一生。临淄郎家庄一号春秋殉人墓出土的两块纬锦，也反映了齐国高超的丝织技术。

从山东滕州、嘉祥、临沂等地出土的汉画像石和帛画中，似乎仍能听到齐鲁大地上哒哒的缫丝声、嗡嗡的纺车声和唧唧的织机声。汉画像石中的鲁机作为原始腰机向完整织机发展的典型代表，已发展成为结构更加灵巧、效率大幅提升的斜织机。山东作为纺车的故乡，手摇纺车和脚踏纺车最早得到普及，唐开元年间已是“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类似的事例，我还可以写上好几页，但是现在，您只需记住，山东是丝绸的故乡就足够了。

六、从丝绸源头到丝路起点

汉代丝绸之路开通之后，高度集权的中原王朝一直通过朝贡、互市、和亲等方式，牢牢控制着丝绢贸易的主导权。《唐律疏义》卷八中的“关市令”赫然写着：“锦、绫、罗、縠、绸、绵、绢、丝、布……不得度西北边诸关及至沿边诸州贸易。”也就是说，丝绸如同今天的枪支、炸药一样，不仅是贵重物品、紧缺物品，而且是违禁品，只能官方经营。

从汉代开始，官方就在大中城市划出一个或多个区域作为“市”。市的四周有围墙，与居民区分隔，市内由官府建造店铺，所有买卖必须在市内进行。市楼上插旗表示开市，降旗表示罢市。管理长安东、西市的官员叫“市令”，一般城镇管理市的叫“市长”。市的官员负责为商贾注册登记，为大宗交易契约加盖官印，定期评定物价、检验商品质量、验定度量衡。每一种丝绸商品都要区分等次，如细绵绸、次绵绸、粗绵绸；每一品又分为三等价格，称为上估、中估、下估。物价十日一定，不得擅自变动。倘若官府收购丝绸，就按中估定价，不准讨价还价。

异域商旅进入中国，一般要随使团前来，零星商旅很难入境。进入中国后，要凭申请到的“符传”或“过所”到指定的市进行交易。外国商旅购买的绵帛，须立文契，买卖双方要与保人签字画押，并经官方验证。中外贸易一般在边关政府所设的边市进行，朝贡贸易则在京城进行。

这样一来，朝廷驻地自然成了丝绸的主要集散地，而生产丝绸的地区只能扮演生产者角色，利益也就大打折扣。

尽管如此，由于丝绸价格远远高于粮食，就使得丝绸技术在全国的传播有了强劲动力。《唐六典》载，在全国十个道中，有六个道向朝廷贡赋丝绢，它们是，今山东大部所在的河南道的24个州府，河北道（今河北）的16个州府，剑南道（今四川）的11个州府，山南道（秦岭以南）的6个州府，关内道（秦岭以北）的4个州府，淮南道（江淮地区）的3个州府。由此可见，中国丝织业的版图，已经由秦汉时期山东一枝独秀，演变为隋唐时期的万木竞芳。必须指出的是，唐代今山东地区向朝廷交纳丝绢的州府共有16个，数量仍居全国之首。天宝元年（742），山东纳绢州府总户数101.7万户，占全国纳绢州府总户数的三分之一；上交丝绢228万匹，占全国的34%，平均每户2.24匹，仍是全国最密集、最普遍、最集中的丝绸供应地。

至于秦汉两代山东丝绢的质量，我只想提供三个例子。一是《史记》记载，秦朝宫中最常用的丝绢就是“阿绢”。二是司马迁又说，齐鲁之人如果拥有千亩桑麻，这个人的财富就可以与千户侯相比。三是《汉书》上说，朝廷设有两个纺织厂，名叫服官。一个设在襄邑（今河南睢县），历史记载不多；一个设在山东临淄，负责为皇帝生产冬春夏三季服装，所以又称三服官。汉武帝时期，三服官每年动用织工数千人，耗资数万万，也只能产出一百件左右的御服，那将是多么精细、多么美观的纺织精品呀。

那么，随着丝织业扩展到大半个中国，山东的丝织品质量是否有所下降呢？《唐六典》将各州贡赋的丝绢分为八等，三等以上叫上绢，四、五等叫次绢，六、七、八等叫下绢，八等之外属于等外绢。山东生产上绢的州府9个，生产次绢的州府7个；河南生产上绢的州府7个，生产次绢的州府3个，生产下绢的州府4个；河北生产上绢的州府4个，生产次绢的州府11个；安徽生产次绢的州府3个；湖北生产次绢的州府1个，生产下绢的州府2个；陕西生产下绢的州府1个；四川生产下绢的州府30个；福建生产下绢的州府3个。其余州府生产的皆为等外绢。山东不仅生产上绢的州府居全国首位，而且大部分是贡品。由此可见，唐代丝织品的质量，山东居首，河南、河北次之，四川、江南又次之。《太平广记》中说，开元初年，天下唯北海（青州）绢最佳。台湾史学家严耕望也说：“有唐一代，巴蜀所产丝织品要胜于江南所产，但巴蜀丝织品质量的总的趋势比山东所产为差。”

综上所述，从汉到唐，京城长安、洛阳是全国丝绸的集散地，山东是丝绸的主要源头。但上述结论只是统一王朝时代的典型表现，而在汉唐之间的分裂时代，情况就大相径庭了。

三国、西晋和北魏时期，中国北方尚且处在一个政权控制之下，丝绸传输的格局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北魏灭亡后，西魏、北周相继占有关中，控制了丝绸之路；东魏、北齐则占据黄河下游，控制着丝绸源头。西魏、东魏时代，长安丝绢不能再通过贡赋征调，西北地区的丝绢价格陡然上升，商人们只能前往黄河下游尤其是山东采购。到了北周、北齐时代，北齐一直限制向北周输出绢帛。直到570年北齐后主高纬继位，这个败家子为了取悦皇后，派人带上三万匹锦彩前往北周交换真珠，才阴差阳错地打开了丝绢大门。随后，大量胡商涌向山东。《周书·吐谷浑传》记载，一个吐谷浑使团从北齐返回时，就有随行胡商240人，驼、骡600头，带回杂彩丝绢上万匹。青州出土的北齐墓石刻画像中，有一幅胡商与齐商贸易图，图上的胡商让仆从捧着一件地中海特产——红珊瑚，而齐商翘着二郎腿坐在绣墩之上，居高临下，泰然自若，一副老谋深算的奸商派头。北齐墓中还有一幅胡商驼运图，一个胡人正牵着一头骆驼行进，驼背上有一捆丝织品和一个水壶。种种迹象显示，正是在这样一个大动乱时期，山东扮演了丝绸源头与丝路起点的双重角色。

丝绸之路的起点已经由长安、洛阳东移到了山东。

而且，据专家考证，中国丝绸先东传到朝鲜、日本，后西传到中亚、西亚直至欧洲。以此类推，最先东传的丝绸一定是山东丝绸，而运输丝绸的港口，非登州莫属。

七、苏轼在登州

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

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贝阙藏珠宫？

心知所见皆幻影，敢以耳目烦神工。

岁寒水冷天地闭，为我起蛰鞭鱼龙。

重楼翠阜出霜晓，异事惊倒百岁翁。

人间所得容力取，世外无物谁为雄。

这首《海市诗》，作者是苏轼。他在创作缘由中说，我听说登州海市已经很久了，当地父老说：“海市一般出现在春夏季节，如今已近年末，海市是不会出现的。”我到任五天就被迫离任，以见不到海市为遗恨，所以向海神广德祠祈祷，第二天居然见到了海市，于是欣然创作了这首诗，时间是1085年。

那么，苏轼到底是何种原因来到登州，又为何到任五天就匆匆离开？

苏轼，四川眉山人，字子瞻，世称苏东坡、苏仙，生于1037年，是宋代最有才华、最有风骨、仕途最为坎坷的人。

说他最有才华，证据之一，是他20岁就高中进士，按说，这是一篇可以排在首位的策论，却因主考官欧阳修误认为是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才评了个第二；证据之二，是他24岁参加制科考试，被录入最高等——第三等，成为宋代唯一进入该等次的人；证据之三，他做事情，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极致。他的散文，位列“唐宋八大家”；他的词，领衔宋代三大词人（苏轼、陆游、辛弃疾）；他的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他的书法，入列“宋四家”，他的《寒食帖》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他的画，在描绘墨竹、怪石、枯木上别有风致。就连做菜，都能做出名堂，风靡九州的“东坡肉”就出自他手。可以说，他是宋朝公认的一号文人。

说他最有风骨，主要体现在对变法的态度和生命的感悟上。1069年拉开帷幕的“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是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变革运动，尽管变法在客观上充实了政府财政，提升了国防实力，但由于内容过于激进，加上执行中的不良运作，因此自始至终遭到部分人的强烈抵触，从而形成了变法派与保守派两大阵营。说不说新法的好话，成了划派的唯一标准。从根子上说，苏轼也是一个勇于创新的人，否则也不会对词进行诗化与散文化改革，更不会创建与婉约派相对立的豪放派诗词。变法初期，苏轼写了一些变革文章和奏疏，有的观点比王安石还要激进。可当他发现变法太激烈、太过头，不切实际，对百姓不利时，便开始为新法的不足进言，结果受到执政者一再打压。多年后，终于熬到保守派上台，他咸鱼翻身了，按说应该感恩戴德地站在保守派一边，即便对某些做法看不惯，也应该保持沉默，安享富贵才是。但他是一个坦荡如砥、表里如一的人，一个“不为名所抑，不为利所驱”的人，一个有着耿耿风骨的人，一个大写的人。他的心告诉他，说真话是一个文人的良心。因此，在保守派不加选择地决定全面废除新法时，他再一次站了出来，公开反对废除免役法，说司马光“一心想废除熙宁之法，根本不懂趋利避害，也不采纳有用之法”。由此，他又得罪了保守派，再次遭到诬告陷害，甚至受到一再戏弄。一次次的宦海沉浮，一次次的人生磨难，使他洗去了人生铅华，远离了世俗喧嚣，挣脱了名缰利锁，变得坚定沉着了，变得明亮睿智了，变得成熟豁达了。面对“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发出了“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旷古感喟。面对难耐的穷困与无边的孤独，写出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的豁达诗章。

说他仕途坎坷，是指他一生三起三落。第一起，通过进士及第特别是制科考试，顺利踏上了仕途；第一落，因“妄议”变法被贬出京城，八年换了四个地方，并因为给宋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上表》，被变法派抓住辫子，不仅自己蹲了103天大狱，还使司马光、黄庭坚等39名诗友受到牵连；第二起，是宋神宗驾崩后，高太后临朝听政，保守派首领司马光接管内阁，高调起用屡遭打压的苏轼。他先是由团练副使升任正六品朝奉郎，知登州。任命仅仅发出5天，他就被召回朝廷，任命为礼部郎中，高太后还公开赏赐了他。时隔半月，他又就任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再升正四品中书舍人。不久，又升正三品翰林学士知制诰和知礼部贡举。不到半年，连升四级，成为皇家近臣。第二落，是身居高位的他反对全盘废除新法，结果惹恼了保守派，被外放到杭州任知州（从三品）；第三起，是两年后，被保守派召回朝廷。第三落，是回到朝廷不久，又因对变法的评价与保守派发生争执，并且得了个“顽冥不化”的恶评，然后被外放。被外放的第三年，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新党卷土重来。按说，这个被保守派反复戏弄的人，应该得到新党同情了吧。但在新党看来，那是保守派内部的“狗咬狗”，在本质上他仍然属于保守派，只能把他管得更严，整得更狠，踢得更远，结果贬到南海边的惠州，进而贬往天涯海角的儋州，直至病逝。

前文谈到，调任登州，是苏轼第二起的第一站，职位是知登州军州事，也就是登州最高军事行政长官。

1085年十月十五日，苏轼到任。二十日，接到进京赴任的诏书。十一月七日左右，正式离开登州。他在蓬莱的时间充其量只有二十几天。

此时的登州，尽管仍有商船与使船停靠，但已不复宋朝初年千帆交错、百舸竞渡的繁华。早在1042年，为防范契丹从海上进攻，宋朝就在登州修建了“刀鱼寨”，标志着这个千年古港由自然港变成了人工港，由热气腾腾的商贸港口变成了死气沉沉的海防要塞。

苏轼在极其有限的时间内，不仅浏览了登州的奇观，留下了《海市诗》等十多篇诗文佳作；而且以一颗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马不停蹄地视察海防、巡查官仓、走访民户，回京后立即向朝廷上了两个奏折，一是《登州召还议水军状》，请求强化登州海防建设；二是《乞罢登莱榷盐状》。依照他的建议，朝廷废除了当地的食盐官营专卖制度，改为由沿海盐民（灶户）直接卖给地方百姓，官府只收盐税，既保护了盐民的生产积极性，又降低了交易价格，减轻了百姓负担。

五日登州府，千年苏东坡。尽管他的才华尚未得到施展，但登州父老已经认识并记住了这个天天笑呵呵、没有官架子、名气大如天的人，后来集资在蓬莱阁上建了苏公祠。尽管他是任期最短的长官，但登州没有忘记他，把他刻入了《登州志》。尽管他永远作别了登州，但并未忘记这个给他带来视觉冲击和人生欢欣的地方，八年后写下了关于登州美石的名作《北海十二石记》。

他离开那天，寒风扑打着海岸，发出呜咽般的声响。他没有惊动登州百姓，而是简易的马车，简单的行李，不舍的表情。只有苍老的登州城和几个同事目送着他，直到这个接近50岁的小老头，徐徐走进如血的夕阳。

那似乎是一个比海市还要虚幻的场景。

八、戚继光

封侯非我愿，

但愿海波平。

说这话的人只有18岁，但已是正四品的大明将军。

他叫戚继光，字元敬，登州人，生于嘉靖七年(1528）。他来到人间时，大明已经160岁了，皇帝也已传到第11位——嘉靖帝朱厚熜。嘉靖帝在位长达45年，是大明皇帝中最任性的一个。执政前期，他从善如流，勤于政务，收获了不少赞美之辞。但执政后期，他如同换了一个人，突然迷上了方术，以至走火入魔，1816年之后便不再上朝。从表面上看，他深居西苑潜心修道，形同一个足不出户的“穴居动物”，似乎要无为而治；但他每晚都批改奏章，决不放过任何一个控制群臣的机会，与其说是“无为”，不如说深得法家之刻薄阴狠，玩弄群臣于掌股之间，对他的心思揣摩最透也最为奸诈的严嵩长期专权，功臣、直臣多遭杀害、贬黜，结果导致军饷被吞，边事废弛，倭寇之患和北疆之患愈演愈烈。

其实，倭寇之患并非嘉靖时代的“专利”。早在14世纪初叶，日本南北朝分裂，在战争中失败的南朝诸侯，组织武士、商人、浪人到中国沿海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史称“倭寇”。明初，倭寇一度活跃在从辽东到广东的漫长海岸线上，沿海居民深受其扰。由于洪武年间重视海防，修筑了海上16城，因此倭寇未能酿成大患。尤其是1376年，大明对宋代刀鱼寨做了大规模改造，建立了周长2200米、用于驻扎和操练水师的蓬莱水城，还考虑到登州是高丽、日本往来的要道，“非建府治、增兵卫，不足以镇之”，于是决定将登州升格为府，管辖8个州县；将登州守御千户所升格为登州卫，统领七个千户所。然而，明英宗被蒙古俘虏之后，特别是嘉靖执政后期，朝廷吏治腐败，海防松弛，倭寇趁机与中国海商大贾、浙闽大姓狼狈为奸，疯狂进行海上武装走私，公然在沿海杀人越货。

就在倭寇肆虐的年代，戚继光走进历史的视线。他乃将门之后，自幼遍阅兵书，熟读经史。16岁时，父亲因病去世，他承袭了父亲的职位，就任登州卫指挥属官（正四品）。1553年，擢升为山东备倭都指挥属官（正三品），驻扎在蓬莱备倭城（水城）内，总督3营24卫。他整顿卫所、编练营哨、修造器械、组建民兵，主持建造了性能和装备均优于倭寇的大小战船，使登州成为大明沿海最为牢固的防区。

两年后，小有战功的他调任倭寇猖獗的浙江。

读者肯定要问，大明在名义上拥有200万常备军，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难道奈何不了一小撮倭寇？

其实，这种看似无懈可击的推理根本不适合大明。明朝军制规定，常备军200万“军户”，每户出丁男一人，代代不变。但民户被编入军户，多数属于强迫，时过境迁，当初的应诺就难以信守，所以驻兵的卫所刚刚成立，士兵逃亡和换籍的事件就层出不穷。百年之后，各卫所的实际兵员已经大打折扣，有的甚至只有编制的百分之二三。而且这些有限的士兵还常常被军官当作运输的劳工或家里的仆役。卫所兵本就缺额严重，加上没有系统训练，战斗力与民兵相差无几。

再看大明的对手倭寇。这些日本武士，虽然干的是杀人越货的勾当，却有着极强的团队意识和纪律素养。大举入侵时，往往集结船只30至50艘，每艘船装载百人，总人数达几千人。气焰最盛时，可以组织两万人作战。基本战术是，首先使用尖兵和侦察兵作充分侦查，然后派出30余人的小股武装进入村落，协调信号是令人战栗的螺号声，继而有层次地展开兵力，并驱使难民走在队伍前面，配合以佯攻，很少遇到敌手。戚继光刚刚调任浙江时，67名倭寇从海上登陆后，越过杭州北新关，围着南京绕了一个大圈子，然后从宜兴退回武进，杀伤百姓4000多人，还杀死一御史、一县丞、二指挥、二巴总，攻入两个县城，而南京作为大明陪都，有驻军12万人，居然束手无策。

面对倭寇肆无忌惮的挑战，位高权重的大明将军们你推我搡，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最后还是中级军官戚继光打破了沉默。他说，我要创建一支新军，兵源不再来自军户和卫所，而是在民间招募，也就是抛开“军户制”，尝试使用“募兵制”。这个建议明显不符合国家军事制度，但一时又拿不出管用的办法。于是，上级决定让他试一试，并且加征新税作为招募和训练费用。为防止这支雇佣军尾大不掉，上级规定：新军人数不超4000，打谁不打谁由朝廷说了算。

尽管为戚继光设定了前提，但上级的这个决策还是冒了一定的政治风险。这个上级是谁？最大的可能是张居正，也可能另有其人。不管这个人是谁，历史都不该忽略他，因为这是苍白怯懦的晚明时代一个果断雄奇的音符。

接下来，戚继光亲赴民风剽悍的浙江义乌招摹新兵。听说要招募抗倭军人，一时群情汹涌，应者如云。不过，这个北方将军的招兵标准很是奇怪：皮肤白皙、眼神灵活、动作轻快的一概拒之门外，3000名粗大傻黑的青年农民和矿工成为他的部下。

在戚继光的传世军书《纪效新书》中，详细记录了他的建军方案。方案的核心部分是军法——连坐法，一队和一哨官兵要互相保证勇往直前，不得后退。一人退则一人被斩首，全队退则队长被斩首，队长牺牲而全队退却则全队被斩首。在1562年的一次战役中，新军奉命夺取倭寇占领的一座石桥，第一波进攻失败，一哨官兵36人全部阵亡。第二哨继之而上，又损失了一半兵力，剩下的官兵企图后退，现场督战的戚继光手刃了哨长，才使得进攻得以继续，直至大获全胜。后来他奉调到蓟州前线，有一次在大雨中向全军训话，唯独他从浙江带来的3000官兵几个时辰屹立不动，如同没有下雨一般。

打仗不是演戏，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道理是相通的。他不仅让新军掌握刺杀、搏击、长短兵器并用之术，还从兵书《六编》中获得灵感，创造了攻防兼顾的“鸳鸯阵”。鸳鸯阵由11人组成，队长在前，其余10人分为两列五行，第一行是手执盾牌与标枪的盾牌兵，第二行是狼筅兵，第三、四行是长矛兵，第五行是短刀兵。一旦遭遇敌人攻击，盾牌兵先投掷标枪。如果敌人继续攻击，就以盾牌兵作掩护，由狼筅兵发起攻击。继而，由长矛兵出战。队尾，是两个手持“镗钯”的士兵，其作用是防止敌人迂回，从背面保护战友。

然后，就是物质刺激了。新兵日常的军饷，与农村中的短工相当，但砍下一个倭寇的首级，赏金高达30两白银。所以，新兵一进战场，个个眼里冒着狼一样的绿光。

检验“戚家军”成色的时候终于到了。嘉靖四十年(1561)，两万余名倭寇在浙江宁海登陆。接到军报，戚继光带领新军日夜兼程赶赴宁海。两军遭遇后，倭寇前锋部队千余人挥舞着倭刀，嗷嗷大叫着扑向明军。在倭寇看来，这些明军又是赶来送死的。但随着戚继光一声号令，明军立刻列成无数个“鸳鸯阵”。倭寇既攻不进，也守不住，仅仅半个时辰，就丢下300多具尸体狼狈逃窜。而明军除一人轻伤外，其他人毫发无损。

在台州大战中，戚继光以三千精兵对两万倭寇，一月之内，转战上千里，大小13战，歼灭倭寇5500多人，明军仅阵亡20人。从此，这支威震敌胆、屡战屡胜的新军被称为“戚家军”。

次年，已扩军到 6000人的“戚家军”奉命进入福建，五战五捷，并且捣毁了倭寇的老巢——横屿。下一年，戴着福建副总兵的头衔，戚继光二进福建，与福建总兵俞大猷、广东总兵刘显联手，在今福建莆田取得一场大捷。战后评功，戚继光第一，刘显、俞大猷次之，他因此被提升为都督同知、福建总兵，世代受封千户。又过了两年，东南沿海倭寇被他彻底荡灭。

倭患已除，但北患犹在。1568年，人到中年的戚继光被调往烽火连天的北部边关，任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的军事训练，不久又兼任蓟镇总兵，统兵10万，负责管辖东起山海关，西到居庸关灰岭口的长达1200里的长城防线。在这个位置上，他一干就是16年。他加固长城，组织屯田，改造、发明了各种火攻武器，创造性地在长城上修建了进可攻退可守的空心敌台，制订了车、步、骑协同战术，形成了墙、台、堑一体的防御体系，数次击退进犯之敌，使得长城两侧难得地升起了和平安宁的袅袅炊烟。他已经与边防融合在一起，甚至成为蓟州的化身，只要他在前线一天，就像一座坚硬无比、让人放心的城池，沉凝厚重地横亘在那里，刮不倒，抹不去，搬不走，填不平。

生命不是一篇“文摘”，不接受平淡，只收藏精彩。正是由于在荡平倭寇和戍守北关中的卓越表现，他被朝廷封为太子太保又进封少保，最终成为中国历史上与白起、韩信、岳飞齐名的常胜将军，并与郑和、于谦、张居正、郑成功一起，被黎东方称为“千古不朽的豪杰”。

应当指出的是，在君权专制时代，任何一名文官和武将的成功，固然有自身能力与勤勉的因素，但另一个因素更为重要，那就是朝廷执政者的赏识与支持。因为能力越强，战功越大的人，受到的妒忌与攻击也就越多，岳飞及其“岳家军”就是前车之鉴。戚继光对大明的弊病洞若观火，他曾说“（边防）其机不在边鄙，而在朝廷；不在文武疆吏，而在议论掣肘。”可以说，戚继光之所以能放心大胆、心无旁骛地驰骋沙场，就在于内阁首辅张居正是他的坚强后盾。据说，早在1548年，经兵部主事计士元推荐，他就获得了张居正的信任。由于戚继光常年在外，张居正又高居朝堂，常常沟通不畅，为防奸人作祟，二人商定了一个暗号，张居正在撰写给戚继光的圣旨时，在圣旨角落处点一个一般人不易察觉的红点；戚继光给朝廷上书时，也在结尾处将字体变大。冬季的一天，北方前线的戚继光接到一封调用棉衣的圣旨。看到圣旨，戚继光立刻将传旨人杀了。派人一调查，果然是饱受冻饿之苦的敌人假传圣旨。

1583年，长期主持朝政的一代名相张居正病逝，帝国控制权回到了明神宗朱翊钧手中。这位表面上对张居正恭恭敬敬的小皇帝，终于长出了一口气。不久，小皇帝开始反攻倒算，不仅将死去的张居正抄家，还把张居正的亲信一一清除，戚继光也受到牵连。

那么，以什么借口整治一位公认的民族英雄呢？古人言，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戚继光当然也不例外。史学家黄仁宇始终不认可民族英雄的“人造完美”，他在《万历十五年》中说：“戚继光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不能把他强行安放在用传统道德构成的标准相框里。”黄仁宇还说，戚继光的一生有许多难于解释的事情。譬如说，他生前娶妾3人，生子5人，可是直到儿子长大成人，他的原配还不知道他纳有小妾并已将门有子。他废止了让士兵采伐柴薪供他家用的成例，可是北京著名餐馆的名菜——抄手胡同华家的煮猪头，却由百十里外快马运到。他以重金购买美女送给张居正一事固然无法证实，但他让兄弟给张家“馈送”礼物，却见于张居正的书信。黄仁宇进一步分析说，用视而不见的态度去遮盖这些事实，就是不忠实于历史；对一个英雄人物隐恶扬善，也不是真正的推崇。戚继光的复杂来自于环境的复杂，如果指望他简单直白得如同海瑞，无疑是不通情理。假如他不精通政治间的奥妙，就绝不可能同时成为一个军事家、组织家、工程师和兵书作者。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看准了妥协无法避免；他的成功之道，也在于他善于在技术上调和各种矛盾。他在体制制度上没有办法，就只能在私人关系上寻求出路和保护。可以说，没有张居正的高度信任和全力支持，就没有强有力的浙江前线、长城防线，也就没有一代将星戚继光。假如戚继光遇到的不是张居正，而是秦桧，我想结局会和岳飞一样惨。

但正是他的这些无奈之举，成为皇帝及其宠臣攻击戚继光的理由。有皇帝的授意，弹劾戚继光者不乏其人，其中居然有他曾经的战友、接替他担任蓟镇总兵的杨四畏。

整治一个战功赫赫的将军，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让他上战场。于是，戚继光被调任广东总兵，广东已经无仗可打，根本没有他的用武之地。对此，许多人到北京请愿，请求皇帝留下戚继光。戚继光临行前，市民罢市，百姓遮道，部将们感伤不已。

又过了一年，清算张居正的运动达到高潮，戚继光呈请退休，希望以体面的方式保全一名职业军人的尊严。但朝廷连这点面子也不给，他和辽东总兵李成梁同时作为张居正的党羽受到弹劾，明神宗原谅了李成梁，而把戚继光革职。原因是有一个大臣提醒明神宗，戚继光是趴在宫门外的一只猛兽，只听张居正的操纵，别人无法节制。已经入土的张居正和戚继光没有造反的证据，却有造反的能力。所以，法官追问张居正的儿子张懋修：为什么你父亲活着的时候，要在夜间派人与戚继光书面联络？

诏书中罗列了罢免戚继光的一系列理由。我没有看到这张诏书，我猜测，第一条就是，你与张居正结党营私，其罪难赦；另一条是现在已经无仗可打，你是一个将军，已经没用了；也许还有一条，就是你老了，该回乡赋闲了，这是皇帝的恩典。

接到罢官的诏书，戚继光只能跪谢：“只有圣明的皇上能够明察孤臣之心，看来对臣的眷顾没有减少啊。”那一刻，他浑浊的眼眶里，一定饱含泪花。

1585年，戚继光在折辱与悲凉中返回故乡蓬莱。一进家门，就看到了弟弟戚继美的灵柩，立刻悲从中来，失声痛哭。戚继美比戚继光小六岁，也是当朝名将，早年跟随哥哥扫平倭寇，后来在北部边关屡立战功，最终官至云贵总兵。一年前受戚继光牵连被罢官回家，妻子、儿子暴病身亡，他也含恨而去。

弟弟之死只是他悲惨晚景的开始。不久，儿子戚安国暴病而死。他的结发妻子王氏一直没有生育，因此将小妾陈氏所生的次子戚安国过继为养子。如今养子病亡，丈夫又被罢官，万念俱灰的王氏带着本就不多的财产回了娘家，再也没有回到丈夫身边。

人生的最大痛苦，莫过于心里深埋着无法诉说的故事。从此，他家徒四壁，常常断炊，有了肺病甚至无钱买药，只能坐在门槛上数星星。

此时，蓟镇烽烟正浓，蒙古屡屡进犯，就连一向驯服的长昂部落也公开挑衅大明。河南道御史傅光宅上疏建议起用戚继光。这一建议使皇帝极为不悦，傅光宅被夺俸两个月，以示薄惩。此后，人们只能眼看着大明急剧坠落，直到57年后万历帝的孙子用一根白绫，在歪脖子树杈上给大明王朝打上了一个句号。

1588年1月17日清晨，贫病交加的一代英雄病死在登州，享年60岁。关于他的遗产，董承诏《戚大将军孟诸公小传》说：戚继光四次执掌将印，从政三十多年，野外没有田产，囊中没有积蓄，只有藏书几千卷而已。

据说，临终前，他还心有不甘地告诉身边人：三十年间，先后南北、水陆、大小百余战，我未尝一败！

是的，他没有败给敌人，没有败给岁月，只是败给了踩脚后跟的政治，败给了世态炎凉。

九、英国人来了

戚继光去了，大明落山了，脑袋后面拖着尾巴的满洲人来了。不过，登州还是登州，海港还是海港。只是，由于马背上的大清不喜欢大海，并把大海作为抵御外侮的“天然长城”，采取了闭关锁国的国策，登州人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外国船队了。直到一个叫英吉利、一个叫法兰西的强盗，从海上入侵中国，攻陷了大沽炮台，打到了天津城郊，逼迫大清于1858年6月签订了城下之盟——《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

名义上是条约，实际上是命令。上面写着：英法公使常驻北京，并在通商各口岸设领事馆，英国增开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汉口、九江、镇江、南京为通商口岸，法国增开琼州、潮州、台湾、淡水、登州、南京为通商口岸，外籍传教士可以入内地自由传教，外国人可以入内地游历、通商。依照条约，登州等十个口岸应立即对外开放。

但条约并未得到立即实施，一方面，在大清朝廷看来，允许外国人自由进出口岸，形同开门揖盗，是比赔款还要严重的侮辱；另一方面，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人称之为“亚罗号战争”尚未结束，英、法帝国并不满足，咸丰帝也不服气，双方还在角力。直到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洗劫并烧毁了圆明园，300多名太监和宫女葬身火海，逃往承德避难的咸丰帝这才派出“鬼子六”——奕䜣与英法订立了《北京条约》，作为《天津条约》的补充。条约规定，开天津为商埠；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割让九龙给英国；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建造自便；增加战争赔款。每一条，都扎在大清的动脉上。

让人看不明白的是，在不该有效率的地方，清廷的效率反而很高。1861年1月19日,大清宣布在天津设北方三口（天津、牛庄、登州）通商大臣，归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管辖，任命候补京堂、满洲人崇厚为三口通商大臣。朝廷给崇厚的上谕说：“登州向系私设口岸，隐匿多年，现即新立口岸，自应派员专理。”

同一天，受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指派，新任英国驻登州领事马礼逊前往登州，筹办领事馆和开埠事宜。行前，马礼逊亲自走访了曾在山东沿海驻扎过的法军将领，询问了山东半岛的地理及港湾情况。随后，马礼逊从天津出发，由陆路赶到德州，然后沿着古运河做了详细考察。3月7日，马礼逊会晤了山东巡抚文煜，一再申明，所有内地码头地隘水浅，外国大船难以进出，通商口岸只能选择登州。对此，满洲人出身的文煜本想横加阻挠，但由于收到了崇厚关于协助在登州开埠的书信，只能隐藏起满腔的不甘，安排青州候补知府董步云陪同马礼逊前往登州。

马礼逊来到登州，兴致勃勃地登上蓬莱阁，但见阁东的水城浅可见底，目测水深也就是3米，只能停靠300吨以下的帆船，无法开进至少在千吨以上的铁船。港口外，便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根本没有船舶避风场所。马礼逊耸耸肩，继而摇头叹息。

接下来，马礼逊顺着海岸东行，因为他听那位法军将领说过，蓬莱以东有一片适合做港口的水域，法国军舰曾在那里停靠。

不久，这伙人就见到了中国最大、世界最典型的陆连岛——芝罘岛。两座岛屿的怀抱里，是呈U型向东和东北方向敞开的芝罘湾。这里地处山东半岛东端，扼渤海湾入海口，靠近国际主航道，是兴办良港的绝佳区域。

“这里叫什么？”马礼逊通过译员兴冲冲地问。

“芝罘。”

“就是它了！芝罘。”马礼逊的嘴巴咧到了腮边。

接着，马礼逊向董步云提出，开埠地点以登州下辖的芝罘（烟台）取代登州府治所蓬莱。几乎未加思索，董步云就同意了对方的提议，因为在他看来，第一，芝罘是登州的辖区，开埠地点并未超出登州地面；第二，在此开埠，可以重开刚组建就因1860年法军进驻芝罘而被迫迁往福山县的厘局。

董步云与登莱青兵备道道台崇芳、登州知府戴肇辰协商草拟了一份《通商章程》，上报给了崇厚。崇厚，满洲镶黄旗人，一个不得不多说几句的人物，我在《大写西域》中曾提到他。这个时期，曾经让人闻风丧胆的群体——八旗军人已经演变为好吃懒做、死要面子、抱残守缺的代名词，崇厚也不例外。刘锦棠收复新疆后，朝廷派崇厚前往俄国交涉收回伊犁事宜。临行前，这个满脑袋浆糊的人通过占卦得知此行不利，为了尽快回国，自作主张与俄国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按照条约，大清只收回伊犁孤城，城西和城南的土地全部丧失。朝野一片哗然，崇厚被弹劾入狱。如果不是曾国藩的次子曾纪泽与俄国人重新谈判，据理力争，中国的新疆版图就不是今天的样子了。尽管这是18年后的事，但此时的崇厚已经长成一副媚外嘴脸。他认定，董步云提交的《通商章程》中“栈店民房不令出租，剥船先令报明货物，雇工发给执照”等条款，虽系因地制宜，但“与新议条约章程多有不符之处”,地方官员无法忠实履行大清与外国的约定，所以向朝廷建议进行人事调整，拟派直隶候补知府、山东蓬莱人王启曾到烟台筹划开埠事宜。派出王启曾，也许是崇厚一生所作的唯一的明智决定。

王启曾到达烟台后，对东西沿海作了周密考察，不仅发现烟台厘局“抽收厘金，办理诸行含混”，而且发现“除芝罘岛外，尚有石岛、庙岛和武定府所属大山、利津等口，统计大小海口不下数十处之多，中外商船皆可随时卸货”，港口一片混乱，急需建立海关，规范沿海秩序。

要建立海关，必须逐级请示，依大清官场的效率，文书批复回来，少则半年，多则数载；如果不请示，起码也要同僚共商吧，但董步云因厘局内部混乱被撤职，道台崇芳在莱州被捻军缠住，马礼逊在烟台山上忙着建设领事馆，王启曾几乎无人商量。就这样，一道人生难题摆在了王启曾面前。尽管他是道光年间的进士，但仍保持着山东大汉的本色，一向敢作敢为，曾因此而受到曾国藩的保举。眼下，如果按部就班走程序，听任混乱局面持续，他就不叫王启曾了。他断然决定，1861年8月22日开关征税。近代史上有名的“东海关”，在没有“准生证”的情况下诞生了。

在古代官场，大凡不倒翁都是循规蹈矩的人，即便出了问题也无法怪罪到一个人头上；而敢作敢为者往往跌跤，因为谁也无法保证凡事滴水不漏。由于准备不足，开关仓促，港口出现了一些纰漏，这就给了不怀好意者攻击他的口实。一时，口诛笔伐者有之，讽刺挖苦者有之，从旁起哄者有之，就连亲人们也担心他会被唾沫淹死。好在，朝廷里还有一个聪明过人的“鬼子六”——总理衙门领班大臣奕䜣。史载，“鬼子六”不但没有责备他，还奏请皇帝将登莱青道道府从莱州迁到烟台，山东沿海5府16州县自行管理的23个海口厘局，也改制为东海关监督衙门监管下的23个常关。

烟台开埠后,英国人抢先在烟台山盖起了领事馆。之后,法国、美国、挪威、瑞典、德国、日本先后在烟台山设立了领事馆。许多国家的商行、银行、洋行、教堂、学校、医院及其侨民纷纷落居烟台，形成了庞大的外国近代建筑群。外国人的落居，给当地带来了繁荣也带来了辛酸。因为《北京条约》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所以，英法不仅把物产丰饶的胶东变成了原料基地和商品集散地，而且把人口稠密的山东半岛变成了劳动力市场。仅1904年到1906年，从烟台口岸运往英国的华工就达16444人。

就这样，曾经的小渔村——烟台，成为山东最早的通商口岸，胶东半岛的新中心，中国北方货物的集散地。

英国人马礼逊东去后，美国传教士填补了英国在蓬莱的空缺，他们在蓬莱创立了华北地区第一座浸信会教堂，创办了登州文会馆——后来的齐鲁大学，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聋校——启喑学馆，创办了女义塾——中国最早的女子学校，还在“广兴果园”培育苹果新品种，使之成为西洋苹果与中国苹果嫁接的发祥地，这才有了享誉世界的“烟台苹果”。

尽管如此，蓬莱仍然不得不接受一个残酷的现实：随着烟台港的勃兴，蓬莱港的地位随之下降，如今蓬莱港只是烟台港下属的的四个港口之一。更尴尬的是，过去烟台是登州的辖区，如今蓬莱归烟台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