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书写者的命运
——从子君形象看《伤逝》对书写行为的反思
2019-11-13孙慈姗
新文学评论 2019年2期
□ 孙慈姗
完稿于1925年10月的小说《伤逝》是鲁迅创作序列中构思时间较长且“最为难解”的作品之一。在已有研究中,涓生与子君两个主要人物形象的个性特征、结构关系、塑造手法及其背后折射的作者对个人境遇、时代文化的思考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其中,子君形象的意涵也从多个角度获得了阐释:有学者将其视为对启蒙话语、个人主义思潮的反省及对“娜拉走后”时代议题的思考;有学者从修辞手法的角度探究这一形象体现的文本反讽性特征;也有研究结合鲁迅自身的经历与思想脉络,将子君形象视为作者本人的某种镜像和寄托。而本文试图以“书写”这一概念为核心,将子君定位为“被书写者”,并将《伤逝》看作两位“作者”(手记作者涓生与《伤逝》作者鲁迅)对书写这一行为的梳理与反思,从而寻找子君形象意涵的一种阐释可能,并借此再度审视这部作品在鲁迅创作序列中的定位。
一、 回忆性写作建构的子君形象
多数研究者都已注意到,作为第一人称手记文本的描写对象,作为涓生已然死去的爱人,子君在文本中几乎不具有独立完整的人格和真正言说自己的能力。她的言语、行为、思想与感情近乎都被控制在涓生的话语逻辑下,这样的存在境遇与文本中子君直接说出的唯一完整的语句“我是我自己的”形成了鲜明对照。
具体而言,在涓生的回忆性书写中,子君的形象由涓生兼具抒情与反思意味的写作话语建构,并随着涓生在写作过程中心态的变化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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