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小木

一

我出生在江汉平原的失悔桥村。我的父亲是修建樟河水库的民兵连连长。樟河水库在当地算一个大工程了。没有樟河水库以前，我们这地方经常闹灾荒，不是旱灾就是水灾。修好樟河水库以后，这地方就成了江汉平原的大粮仓。雨水多的时候，上游的水闸一关，那些泛滥的水就像乖乖巧巧的媳妇通过引水渠流进了堰塘里、沟里或者水田里，稳稳当当一点都不溢出来。如果年成雨水少，干旱了，樟河水库的水闸一打开，引水渠里就会悄无声息地游出一条条绿碧如玉的水龙，水龙被我们这群伢溅出一朵朵清凉纯净的浪花。偶尔，樟河水库还会顺道流下一群群白鲷和红鲤鱼，姹紫嫣红的。在秧田里劳作的大人们，一边扯稗草，一边捞鱼。有的大人早有预谋，带着水桶来上工。他们把桶放在田埂上，如果脚趾夹到了鱼，直接就扔到水桶里，像表演杂技一样。一垅田下来，水桶里就装满了五颜六色的鱼。

那次，哥哥们都上学去了，我只好被大人们带到田埂上去玩，当然也能跟鱼玩一玩。花花绿绿的鱼，在桶里蹦来蹦去，有时候还蹦出来。那些没带桶的大人，就用稗草把鱼鳃穿好，穿成一串一串的挂在脖子上，回家的时候，看到哪家没鱼，便摘下一串来，送给那家做饭的。有一年春天，樟河水库里竟然漂下来一大群黑鱼，黑压压的，把所有的秧田都占领了。我父亲号召全村人到田里沟里和黑鱼群抢夺地盘。最后，黑鱼败了，全村人吃了一个多月的黑鱼。后来，黑鱼委实吃不下了，村人们只好把黑鱼扔在田埂上或者稻场上晒干了，再一担一担挑回去当柴烧，于是，我们那地方的人也把黑鱼叫柴鱼——当柴烧的鱼。

鉴此种种，我父亲还算一个响当当的男汉子，只是这个男汉子在修水库时闹下了腰腿疼的毛病，四十多岁就直不起腰来。试想一下，成天泡在水里几个月抬石头垒大堤，不落下毛病才怪。他腰腿发痨的时候，也正是我十七八岁的时候。我曾以为有了父亲这棵大树，一辈子就会在江汉平原这个小地方生活得无忧无虑受人尊重。但是，这棵树摇摇欲坠，眼见树荫庇护不了我了。我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这棵大树最后哆嗦了一下，找了很多关系花了家里的最后两千五百块钱，给我在城里的会计学校辅导班报了名，为此害得哥哥们怨声载道，此是后话。我父亲举着报名收据对我发出了最后通牒，名报上了，以后一切靠你自己。我父亲说这话时有种恩断义绝的表情，好像我是他额头上长的一个脓包，终于长熟了要被人拿竹签捅穿了一样的表情。我有点失落，又有点兴奋。我想，我是鹰，我迟早是要飞的。我要赚钱，然后治好父亲腰腿疼的毛病。我不愿再看到父亲一到下雨天就躲到房里或者角落里一个劲地哼哼。我有点蠢蠢欲动，像春蛹，还像刚刚爬出土的甲壳虫。

会计学校毕业后，我就差不多二十岁了。当然，在学校的推荐下，我很快就在一家公司找到了一份出纳的临时工作，月工资五百五。那是东城居委会办的贸易公司，主要业务是销售化工产品，兼管蜂窝煤厂和水饺馆。我的任务就是收每天的营业款。收完款后，把钱存到公司旁边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再回公司做好凭证，等会计来了后做账。会计每礼拜来一次。有一次，会计把我叫住了，把一张凭证抽出来让我看。我一看，就倒抽了一口冷气，脑子嗡嗡乱响起来，似乎看到数学老师给我的作业本上打上的大大的红叉叉。那天的凭证上写了四千多块，我给水饺馆打的收条也是四千多块。水饺馆每天的营业额顶多二百多块，冲到顶也只有三百块，怎么会冒出四千多？我当时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也想不明白。很多年以后才想明白，是我对自己的处境不满意，我的潜意识里希望自己有四千多块钱的工资。我打听了一下，一个月有了四千块，我才有可能把父亲接到城里来治病。城里的老中医杨修实老先生告诉我，我父亲的病是个长期的病，没有几个春夏秋冬的治疗，是不会好的。当时，四千块的工资简直是天方夜谭，四五百的月工资倒是平常。

会计是个四十多岁的女士，留短发，戴眼镜，矮小白皙，看起来文质彬彬的，实际上脾气暴躁。在女会计火药味十足的目光逼视下，我全身冒汗，无缘无故就打起了摆子。后来，在饺子馆的老阿姨们的证明下，我重新做好了账，对会计保证，一定痛改前非，好好做人！会计默默地看着我，把两只眼睛担忧成了两个大大的问号，跟我高中时期的数学老师一模一样。

过了两个月，同样的错误又犯啦。这次是我给别人的钱给多了，不是太多，只多给了两百块。收钱的人也是个马大哈，是公司章经理的朋友，回去后才发现，马上就告诉了经理。章经理第二天把我喊到他的办公室，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并断言我不是搞财务工作的料，恶狠狠地建议我换个工作，并问我想不想干销售工作，否则的话……我知道他的言下之意：如果不干，就得滚蛋。我问销售能挣钱吗？经理说，能，就看你能干不能干。我咬着牙说，我能干。

章经理是个五十多岁的小老头，是东城居委会从国营商业公司挖过来的狠角色。他见我这么说，倒有点意想不到，便坐下来，吞了几口苦涩的涎水，说，你能干什么？

当然是把您的这些东西卖出去，然后再把钱收回来。我说。

对对！经理有点喜形于色，忙从身后取出一个文件夹来，打开，对我说，公司最主要的业务单位就是染纱厂。对该单位主要销售产品有，双氧水、染料、固色剂、硅油、白胶浆、软油、均染剂、盐酸……

章经理看了我一眼，说，熊丽，你的眼睛毛怎么像刷子在刷？他把文件夹在桌子上拍了一下，说，这么多产品你一下也记不住，去取个笔记本来，记下来，回去慢慢梳理。我赶紧穿过大大小小的箱子罐子，回到我的办公桌前拿了笔记本，老老实实地坐下来，写上那些化工产品的名字。

经理一拍脑门，说，目前就有个事你可以去做，前两天有个玻璃钢制品公司来电话需要氧化镁，我已跟山东的一家公司联系好了，货按最低价随时可以发，你这两天就与他们联系，超出定价的利润部分你按百分之四十提成，怎么样？

我们公司赚一万块，我就可以分四千了？我跳起来，不小心把办公桌撞了一下，经理的茶杯被撞倒了，茶水泼了出来。经理老头抢住了杯子，严肃地点了点头说，我说话算数的，我们可以签合同。

一言为定！我伸出小拇指和老头拉钩。

章老头有点为难地把手伸过来，说，丽丽，你怎么老跟四千过不去？

二

章老头所说的那个繁华玻璃钢制品公司在西郊。坐12路到终点，还得走上两站路的样子才到。这两站多路并不是柏油马路，而是坑坑洼洼的石子路。走到繁华公司的大门口，我的脚开始钻心地疼。我在院墙边找了块大一点的石头坐了下来，把高跟鞋脱了，脚后跟上的两个水泡把丝袜都粘住了。我龇牙咧嘴地歇了一会儿，一看手表，都十一点一刻了，忙又穿好了鞋，歪歪扭扭朝大门走去。

公司的门房一看就是刚刚修的，粉的墙都还没干，纱门的颜色也是绿油油的。见我进门，从纱门里出来一个老太太和一条小黑狗，问我找谁。我说找公司的吴经理。老太太让我填了登记表，就用白胖白胖的手指指着不远的一幢楼对我说，吴总就在二楼办公，楼梯左手那间。

一条用煤渣铺成的路通向那幢楼。煤渣的两边堆着一些钢铁制品，几棵刚刚露出新芽的樟树，左手边还停着一辆蓝色的桑塔纳轿车。整个院子里只有那一幢长长的楼，楼下的屋子被楼梯分成了两间，好像是车间之类的作坊，因为有些穿着油腻工服的人在窗子里面晃来晃去，偶尔还听得见巨大的、沉沉的撞击声。有几张油脸往外张望。五月的阳光落在我的白衣裙上噼啪直响。这条裙子是我昨天晚上花一百块钱从自由服装市场买的，老板说是今年的最新款。腰身很窄，裙子刚到膝盖，袖口上还打了几个褶。老板娘还说我正是穿麻袋都好看的年龄，穿上了这件衣服，正是锦上添花呢。几只鸟儿在身后咕咕怪叫。

找到那间办公室，我回头看老太太还站在门房口往这边张望。门没有关，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坐在办公桌前，他的背后是一个枣红的书桌，书桌空格里摆放了两张大照片，一张是几个军人的合影，还有一张是两个人的合影，那个穿军装的好像就是眼前的吴总。靠近门边还摆有一个长条沙发，我站在沙发的旁边，先介绍了自己，递上了章老头给我的空白名片。名片上的内容是我自己填写的，职务写着业务主办。吴总有点瘦，长脸，颧骨很高，眼球有点往外鼓。他很仔细地看了一会儿名片，然后微笑着伸手让我坐下，说，真是抱歉得很熊小姐！本来我们公司与翔凤烟厂的管道工程合同就要定了。一签订，我就得找你们公司订货。可是，这两天不知什么原因合同定不下来，我还得去鄂西看看再说。

我哦了一声，前后左右地张望了一会儿，不知道该说什么。吴总出去了一下，马上就回来了。不一会儿，有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过来给我倒了杯茶，用她大大的眼睛认真瞄我。

吴总说，这是我们办公室的姜主任。

我冲着姜主任点头笑。但姜主任已走出了门，我只得到了她的背影，虎背熊腰的，但是很匀称。

吴总又坐下了，居高临下地微笑着，温和地看我，好像我是一个刚出炉的瓷瓶子，吱吱冒着热气让他看不真切一样。

他问，熊小姐工作几年了？

我……都工作——有两年了。

谎话就像蛇信子一样溜了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撒谎，我工作还不到一年，怎么要说两年？两年与半年多有多大区别？我不知道。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如坐针毡。我慌忙站起来，说，吴总，既然还没定，那我不打扰您了。随后我再与您联系。

吴总在我身后笑了两声，说，我今天晚上出差，就是到鄂西去看看情况的。一个礼拜后我们再联系一次。

我答了一声好，头也不敢回，噔噔噔地跑下了楼，来到太阳下，有点汗涔涔的。

出了院子，望了望那条坑坑洼洼的石子路，我又在那块石头上坐了一会儿才走。脚前掌钻心地疼，脚后跟也跟着疼，还黏糊糊，可能又渗血水了，正中午的太阳像掺了辣椒面的番茄汤，辣得我想哭。我走走停停，好不容易能看得见公交站台，一辆蓝色的桑塔纳停在了我的身边。

吴总把头伸了出来，喊我，小熊，上车吧！我捎你一段。

我有点犹豫。

吴总下车，替我拉开了车门，我只好坐进了车。

他把车开上了大街。

小熊，你把心放肚子里，我不会拐骗你的。我是在部队里受教育多年的老党员，转业到地方，为了不给组织添麻烦才自办企业的。再说，我的企业也不全算私营的，是挂靠在国营705所的。这你可以去工商局去调查的。

我嘿嘿笑了两声，不好意思地掰着手指。感觉脚一下子就不疼了。正是中午回家吃饭的时辰，马路两边的自行车和人流像两条蜿蜒的长龙，马路正中间却宽敞得很，任由稀疏的几辆小轿车飞奔驰骋。因为车窗是打开的，我看到有很多羡慕的眼光瞥向我。公园的大门、孩子的气球、露出绿芽不久的梧桐树等等风景在我眼前闪过。

现在像你这么年轻漂亮的女孩子能出来跑业务，还真不多。

我低下头，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我不想告诉他跑业务是被逼的。

能问一下，你们公司给你多少业务提成吗？

这个，是我与我们经理的私下约定，只怕不能跟您讲吧。

也是，这个算是商业秘密哈。那你是临时工还是正式工？这个说说没关系吧。

这个……这个我也无法说清楚。

因为我不想告诉他，我读的会计学校是民营的，不包括户口迁移之类的，我的户口还在失悔桥村。如果户口还在村里，那么在城里的工作就永远都是临时的，享受不到正式工的福利待遇。那些东城水饺馆的老姨妈老奶奶每个月领的卫生纸肥皂手套等等劳保用品永远也没我的份，还有，每个月十五块的奖金也没我的份。每当看到公司员工把大包小包的卫生纸洗衣粉之类的东西往自行车后架上夹的时候，我就想起我的父亲和母亲，如果能把这些带回家里，妈妈一定会开心的，父亲的腰疼也一定会好很多的。

好了，不想说就不说了吧。这样，我请熊小姐吃个便饭吧，我们可以边吃边聊。

不用了，谢谢吴总！我们公司有午饭吃的。再说，我还得回去给经理汇报。

他选了一个僻静的路边停下车，反手从后座上拿包，从包里掏出一沓印刷品递给我，说，我们公司刚成立不久，正是要用人的时候，如果熊小姐感兴趣，可以考虑跟我们公司合作。都是干工作嘛，哪里干不是一样？哪里给的钱多就在哪里干，是不是？先不慌回答。你回去看看我们公司的业务提成，过几天再回答我。

他又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边说边指点着。这里有两个电话，一个是家里，还有一个是办公室的。你随时可以找我。这是一个CALL机号，我出差了到外地，你可以CALL我，你让服务台给你加上熊字，我就知道是你了。

我粗略地看那些招工简章和业务合同。吴繁华又说，我们公司现在的业务方向在鄂西的几家烟厂。我们省的鄂西是世界上烟厂最密集的地方，小小的一个地级州就有八家烟厂。我有一个战友就在省烟厂下面的公司的技改处工作，我有可靠的信息来源。去年，安徽芜湖卷烟厂因为铁皮通风管道的防锈油漆失火引发火灾，导致国家损失几千万。国家烟草公司发文，建议把原来的白铁皮金属管道换成玻璃钢管道。玻璃钢管道防腐防锈耐碱，特级防火，很适合烟厂使用。以翔凤烟厂为例，如果要改造的话，最少也得一百四十万元的改造费用，这对于烟厂来说，是个小项目。如果是你拿下来的，所有的技术资金问题都不用你操一点心，你就可以得到总产值百分之八的业务提成，那就是十几万呢。如果八家烟厂都拿下的话，总产量就是一千多万，你两三年之内就会成为百万富翁。好好想想吧，熊小姐！

他停了一会儿，似乎唾沫飞溅喷完了，眼巴巴地看着我。

一个烟厂的技术改造要多长时间？

最多半年。搞得快也就是三两个月。

我的工作是什么？

想尽一切办法把合同拿下来。

我回到了公司，开始魂不守舍，一算那个账，有的可做，对章老头的那份利润的百分之四十开始心存疑虑：利润的百分之四十这个概念不太好划分，如果他说这笔业务没赚钱呢？我岂不是一分钱也拿不到。我反复把吴繁华给我的那份合同拿出来看，这里面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我没有业务提成的时候，它还有八百块的底薪，这也比章老头给的多一倍呀！树挪死，人挪活，不管这么多了。两天后，我试着拨通了吴总的电话，电话竟然通了。

我吃惊地问，您不是出差了吗，吴总？

我在等你！一起出差。

您知道我会来？

我相信你会来。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直觉吧。

直觉很准吗？

是的。我相信这次直觉，也许……

也许什么？

也许一辈子只有一次。

那好。我来。不过，我们得先签了合同。

那是必须的。

还有，公司能不能给我解决住的问题？

可以住在公司。

当天，我给章老头递交了辞职书。章老头眼睛瞪得比鹅卵石还大。我到蜂窝煤厂的平房里收拾了我的一个箱子一个背包，叫了一辆出租车，就来到了繁华公司。下午，我和吴繁华签好了合同，他还把我的业务提成费用提到百分之十。晚上，我和他搭上了从武汉开往鄂西的夜班车。夜班车是卧铺车，分上下两层。前面的是一个人一个铺，到了最后面就是一个大通铺，铺上面脏不拉几的，上面有一些不明物。因为我们是半路上搭的，前面的铺都满了，我和吴总只好挤在后面的通铺上。还好，好心的服务员给我们送来了两床被子，被子还能分得清深深浅浅的花色。

三

山道弯弯，颠簸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七点，我们才带着一身的脚丫子味道从卧铺车上滚到了翔凤镇上，公司另一个业务员也就是吴总的侄子在车站接我们。吴总的侄子二十八九岁的样子，长得白白净净、眉清目秀的，只是个子有点矮，眼圈很黑，标准的熊猫眼。

翔凤镇是鄂西靠近湖南的一个县城所在地。一条狭长的平地，周围都是延绵不断的山脉，一条河从镇子的背后穿过，靠近河的那条背街还有许多吊脚楼，吊脚楼的木头呈褐色，还有一些裂开的缝，但看起来却坚实无比，一千年也不会垮的样子。我们住的招待所名字叫烟灯饭店。烟灯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它是镇子最高的建筑物，四层楼高，靠近山，起雾的时候，这里的雾最大，最高的地方就会起着明灯的作用；二是这个地区的经济全是烟草给带动，也是烟草的灯塔的意思。烟灯饭店的正对面就是这些吊脚楼，早上推开窗子，就能看到清亮的河水和吊脚楼，以及到河里洗衣服和提水的人们，三三两两，悠闲懒散。这里的四五月也常常起雾。气温回升而又天气良好的时候，雾就会袅袅娜娜、长袖弄舞，慢慢地把人们吞没进去。有时候人从对面出来，会吓你一大跳。烟灯饭店是四层楼房，正中间有个天井，整天都听得见哗哗的流水声，当你想去寻找那流水的源头时，却总也找不见。

吴总的侄子叫吴鹏，他早早就给我们订好了房间。我是一个单间，没有卫生间，上厕所绕着天井走上一圈，才到角落里的公用卫生间。公用卫生间外有个大的盥洗间，一排水龙头，在盥洗间靠近走廊的位置还放着电开水炉，我们的日常用水都从这里打。吴总和他侄子合住一个豪华双人间，说是豪华，只是多了个卫生间而已。

我们收拾好，到外面吃了本地的醪糟煮鸡蛋。五月了，这里还是寒气逼人，加上一夜没休息好，全身有点哆嗦，我又回去在西装外套里面加了一件黑白相间的毛衣。没有休整，九点半就来到了翔凤卷烟厂的技改办。烟厂的技改办不像其他科室设在二楼，而是独立地设在动力车间的旁边。我们一进门，见五六个人正围坐在煤炉边，听一个戴眼镜的矮胖矮胖的中年人在讲话，那人声音嘶哑，每讲一个字都像费了很大的力气一样。我们只好在一边找了凳子坐着等。十来分钟的样子，矮胖子说完了，那几个人走了。矮胖子回头问我们什么事。

吴鹏忙起身介绍，张总，这是我们公司的吴总，今天特意来拜访您……

矮胖子张总忙摆手，把身子转向火炉，手伸向火炉，背对着我们说，你们算了吧，我们不和皮包公司个体户打交道。

我愣住了。吴鹏也一下子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傻站在原地。吴总严厉地看了一眼吴鹏，沉默了两秒钟，脸色才恢复平静，站起身，走到火炉边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把烟抽出一支，递给张总。张总摆手，不抽。

吴总说，张总不抽烟，好事，一看张总就是身体很健康的人，其实我也不抽。他把烟又装回口袋，自说自话，张总不喜欢出门？上次省烟草开的设备订货会也没见您。

哦，那个会，是我们的财务和厂长去的。

我还问过陶大明处长呢。

你认识他？

我和他是多年的战友。

战友？张总问。

是的，您可以打电话问他的。吴总忙递名片。

张总低头看名片。见情况有所好转，我坐了过去，脆嘣嘣地说，张总，您应该找机会到我们公司去看看的，我们是国营705所的下属公司，不是皮包公司。瞧，我们也没有皮包呀，只是个布包。

张总抬头看我，面露赧色。

吴总说，这是我们公司的熊丽，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哦？读什么专业的？

我不好意思说，低头摆弄炉子上面的铁盖子，心里想，我哪儿是什么大学生？只是个技校生而已。

吴总忙说，学财会的。

财会好。女孩学财会好。风不吹雨不淋的，还不会算错账。

我忙说，您把工程给我们做，我保证不给您算错账。

我和吴总呵呵笑了起来。吴鹏也过来坐下来，跟着笑起来，张总迫不得已也笑了，说，这个我一人说了不算，我只是一个总工程师，最后做决定的还是厂委班子。做决定之前，可能还得实地考察一下。

我们热烈欢迎啊！这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呢，生意成不成是次要的。吴总站起身，握住张总的手，似乎这个事注定成功了一样。这样，张总，初次见面，我们也不好意思多打扰，我们的小熊会留下来等你们的。无论如何，给我们一个竞争的机会！我在大楚州等你们噢！

我们都站起身，与张总一一握手告辞。

一出烟厂的大门，吴总的脸就变了，像一块被毒太阳暴晒过的黑板——狰狞毕露。一句话也没说。一回到饭店，门都没关严实，吴总就冲着吴鹏吼了起来。

你说，这是要订合同的样子吗？

我……

人家骂我们是皮包公司……你是这么做工作的吗？你都干了些什么，让别人有这样的印象？

我没干什么。我还是每天都到烟厂去的，我也邀请他们去考察。

我费了那么大的劲弄到陶处长的介绍信，你交给张总了吗？

我交徐主任了，他说给张总的。

他给了吗？

我没问。

徐主任可能早忘到爪哇国去了，介绍信可能当作垃圾处理了。你想过这种可能性没有？

……

那你上次说要订合同，是哪儿来的胡话？

是徐主任的妹妹说的。

他妹妹？哈，这个妹妹是干什么的？

是茨泉酒店的服务员。

一个服务员……真是太荒唐了！你怎么跟酒店的服务员打得这么火热？她真是徐主任的妹妹吗？

吴鹏沉默了……

吴总说，也许是随口一说的妹子。满街上是个女的都可以说成妹子！

声音太大，已经有几个人在门口探头探脑。我替他们关实了门，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脱了鞋，外套都来不及脱，疲惫就像一个大口袋，我躺在床上，被子都没掀开，就昏天黑地睡了过去。飘，一直在飘。飘浮中听到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嗵嗵嗵。我努力想去看，但就是起不了身。我挣扎着。锣鼓声仍然在响。后来不响了，换成了叮叮当当的声音。我被人摇醒了。一群人围在我的床前。有吴总、吴鹏、饭店的服务员，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小伙子，小伙子穿着一件棕色的夹克，一条牛仔裤，俊眉俊眼的。

吴总说，我们喊你吃饭，拼命敲门敲不开。

服务员不服气地咕噜了一句，拿着一串钥匙扭着厚实的大屁股走了。我坐起身，揉着眼睛。穿夹克的小伙子笑道，小姑娘睡得太香了！没事就好。

我不服气道，咦，你才多大？说我小姑娘，你谁呀？

吴总说，他是我们楚州的小杨，是搞包装盒的。小杨，我们一起吃饭吧。

小杨往外走，说，不了，谢谢吴总，我约了供应科的孙科长吃饭。

杨经理，我们初来乍到，又是老乡，还请多多关照噢！

那是当然的吴总，以后叫我小杨就行了，有事说一声！

他们到走廊里一边抽烟一边寒暄，我也稍稍收拾了一下。叫杨勋的小伙子把我们送到楼梯口，到了大门口，就碰到了一个姑娘。姑娘把吴鹏喊到一边，叽咕了好一会儿。姑娘跟当地的那些女孩一样满口的黄牙，烫的大花的黄头发，矮小，圆脸，皮肤很白很嫩。

吴总不耐烦了，喊我先走，不管他了。

第二天，吴总就带着吴鹏离开了翔凤，走之前，把身上的现金二千六百元留给了我，对我说，现在情况比较复杂。你一定要努力！他们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只要把张总一行请到楚州来考察，工程十之八九就能拿下来。

他俩走后，我一直在琢磨吴总要什么都给他的那句话。要什么就给什么是什么意思？我一个女孩子，没有什么，只有二千多块钱，加上我从章老头那里领的工资，也就三千多块，买了一身衣服，刚剩下三千块，能有什么？难道那什么里面另有含义？吴总把我想成什么人了？我从来没想过社会上那些陈规陋习，也没想过男男女女的事。我只想过要赚钱，要让父母过好一点的日子，要让自己过得和别人平等有尊严。我一个清清白白的女孩子，怎么可能拿什么去交换什么？也许是自己想多了吧？那吴总论年龄比我父亲小不了几岁，还是退伍军人，也是受党教育多年的人，怎么可能有那么龌龊的想法？再说，他这么器重我，也算是我的伯乐了，我应该好好工作好好报答他的知遇之恩才是。但是，吴总说那句话时的口气，又让我喉咙里像长了一条毛毛虫，吞不下去吐不出来，毛茸茸地粘在喉管里，只要一想起来就会浑身不自在。

白天，我会到烟厂技改办去坐坐，地脏了，我马上就扫了。开水瓶没水了，我跑得比兔子还快。张总喜欢喝新茶。这个季节正是出新茶的季节。我特意花了一天的时间徒步到深山去，花了很少的钱把茶叶从茶农手里买回来。那天中午，我是在茶农的家里吃的饭。说是饭，其实就是柴火堆里埋了几个洋芋和红薯。四壁空空的土墙屋，瘦骨嶙峋的老人、衣不遮体的孩子和叫声虚弱的狗，这一切都说明穷困到了极致。尽管把身上带的钱都给了他们，我还是被那种深深的悲悯之情所打动。回去的路上，走山路累了，我就躺在松针上，看着被松树切得七零八落的天空，觉得生活令人向往，青春无比美好。我感谢上苍没有把我生在这深山老林里，更感谢上苍给了我健康而美丽的身体。

当我把茶叶沏给张总喝的时候，我只盯着他肥厚的嘴唇。它们开始是粘着不动的，慢慢地它们咂唧，后来咂唧得越来越快，还发出了嘶的一声，我才喘出一口气。张总说，这茶还真是不同。

办公室的人都抢着泡这包新茶，似乎不喝就对不起我似的。大家狠狠地买了我这份人情。我也会去拎开水沏茶，和办公室的人说笑讲故事，有时候也帮帮他们打打文件。他们办公室很少有人会五笔打字的。我在学校学会了五笔，派上了用场。一有文件，我就成了他们办公室的一员，看得出，他们也乐意把我当成他们中的一员，有时候中午聚餐，也会叫上我。

我还到张总的家去过几次。只是坐坐，买了一些新鲜的时令水果。张总和他的夫人好像很喜欢我的样子，总是问家里的情况工作上的情况，还有谈男朋友的事，就是不提工作上的事情。这样一拖，半个多月过去了。

山里的春天总是很长。到了六月初，还有丝丝凉意，早晚还要穿夹衣，有时候在街上看到赶早市的农民，竟然还有穿棉衣的。下午回到饭店，就没什么事了。我到县城的书店里借了一些书回来，睡了午觉，我就会拿着书到河边的石头上去读。有一段时间，我迷上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那里面如诗如歌如激流般的语言征服了我。读完了《约翰·克利斯朵夫》，我又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些书，我又被《罪与罚》击倒了。这里面非常态甚至是病态的心理描写让我耳目一新，与我平常所读的《平凡的世界》《边城》《京华烟云》等等完全不同，虽然他们是有共同点的，但比较起这种从恶的角度来写人性的冲击力还是更大一些，是种胁迫性的力量，让你不得不去思考去审视自己的内心。

一天下午，我拿了书和毛衣朝河的上游走去。我想找到它的源头，我要看看它的流水声到底是从哪儿发出来的。小径两边的青草未枯又荣，掩隐草丛的小黄花开得正艳，山岭上的映山红含苞欲放，一群群鸟儿飞来飞去，它们的叫声像绸缎一样油滑光鲜。我猜想，那河的源头一定会在山里，可那山岭看起来很近，似乎一下子就能走进去的样子，可我走了将近一个小时，它还是那么远。我有点气馁，再说，离饭店越来越远，我有点害怕。我走下了河滩，找了一块大点的石头，铺上我的毛衣，把书放下，先到河边上捡了一些鹅卵石。我在石头上摆弄着那些五彩斑斓的鹅卵石，一个声音吓了我一大跳。

熊小姐，你好兴致呀！

我抬头，是杨勋，那个搞印刷外包装的小伙子。我们虽是老乡，但他一直忙忙碌碌的，不是跟烟厂供应科的人吃饭喝酒唱卡拉OK，就是拿着一些盒子箱子袋子往车间里跑，白天几乎见不到他的人。我们只是在饭店的走廊里打过几次照面，然后点点头。

哈，杨经理，这么巧？

说实话，我是你带来的。

搞盯梢？

我是来当护花使者呀。

得了，您还是忙您的吧。

我是来赔礼道歉的。本是老乡，理应照顾的。只是前一段时间烟厂新产品要上市，我们的包装盒一直没让烟厂满意。现在搞好了吗？

已经差不多了，送到覃厂长那里了。只等他同意，订单就下来了。

覃厂长？就是烟厂的一把手吗？

是呀。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认识吗？

认识他。可他不一定还记得我呀。找他的大都是我们公司的老总。

我的事，是不是也要找找他？

我看是。烟厂所有的事，都得他说了算。

他这么霸道？

不是他霸道。为什么不能说成是底下的人尊重他？

我哦了一声。脑子里开始重现张总那些似笑非笑的表情。欲言未尽？意味深长？似是而非？都不是。但都有一点。总之，有些不得已的意思。真正的老板不发话，他是不敢动作的。看起来是这样。如果真是这样，那就还要去见张总后面的大老板覃厂长，只有他发话了，我那个事才能成。找这个覃厂长，他会买账吗？怎么才能找到他呢？

得了，别发愣了！听人说，老覃人挺好的，只是很难接近他。

我讨好地对他笑了笑，把手里的一块鹅卵石递给他。送你这个，你看石头上是不是有张脸？像个小孩子，胖乎乎的。

哇，真是的，这么神奇！他接过去，翻过来倒过去地瞧着。看着他惊喜的样子，感觉他的皮肤白得透明，一看就是养尊处优在城里长大的人。

他看了一会儿鹅卵石，就把石头装进了口袋里，问我，听吴总说，熊小姐是失悔桥人？

是呀，你呢？

我是长江对岸虎渡河粑粑院子的。

噢，那与我们有一江之隔。小时候我哥哥带我坐船去玩过。

都到什么地方玩过？没有到过粑粑院子吧？

没有。为什么你们那儿叫粑粑院子？

我们那儿以前经常发大水。政府就号召人们把村子周围筑起了高堤，洪水来了也不怕了。从高处看，形状就和我们吃的粑粑一样，于是得名。

噢，你怎么到了包装公司的？

大学毕业分配来的。

真好！有固定工作，有城市户口，无忧无虑。

那你呢？难道你不是？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只是个临时工。我的学校只是技校，不包分配。

现在不讲这些了。我们也是计件工资，多劳多得。

国营大厂也是这样吗？

是呵！

我们坐在石头上聊了一会儿，大都是关于烟厂的事情。现在的我，只对烟厂的事情感兴趣。他当然也提了其他的，我没往心里记，只是应付般地点头或者摆头。

晚上，我们去吃了八块钱的蓑衣饭。蓑衣饭就是用玉米和大米一起煮的米饭，所有来的人按人头只收八块钱。饭馆里全都是小桌子小凳子。小桌子是铁的，中间有个洞，洞里刚好放个火炉，火炉上面架上锅子，锅子炖熏蹄子或者河渣任选，桌子边上摆满了小碟子的小菜。鱼腥草、泡萝卜、酱黄瓜、炸洋芋、酸黄豆等等，如果你觉得哪种菜好吃，还可以让老板来添。

这是我出差以来第一次吃这么好的饭。有个老乡陪着，感觉就是不一样，来来往往的人把他看一眼，又把我看一眼，就会露出艳羡的表情。我们吃完后，他要去交钱，而我却拉住了他，硬是给了他八块钱。他怕别人笑话，就接了，然后向忙忙碌碌的老板娘走去。

街头上有人唱卡拉OK。我们不约而同过去了，老板招呼我们坐下，然后递上了歌单，我和他都点了一首。我们坐在椅子上等着。等了八首歌才轮到我们，他唱了一首《爱得比你深》获得满堂喝彩。他的粤语发音精准，更主要是很有味道。说不清的味道。我唱了一首苏芮的《亲爱的小孩》，也算不错，但掌声没有他的大。我们离开的时候，歌摊的老板一个劲地邀请我们再来再来，把我们送了很远。看得出，他是一个音乐发烧友。

那天晚上，我很久很久才睡着。更多的是想工程的事，要想谈成这笔工程，必须还要找一把手。

四

第二天，我决定去找覃厂长。一上午，我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办公楼三楼的走道上转来转去。还好，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大都是一些外地的客商，客商身边往往有一个年轻漂亮时髦的公关小姐，没谁太注意我。好不容易人少了，我像一个迟到的学生一样冲进了覃厂长的办公室。

一进办公室我就愣住了，一个巨大的会议圆桌，圆桌的边上坐着一个干瘦干瘦的五六十岁的老头，那老头想必就是覃厂长吧。他正戴着眼镜在看一份文件，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正毕恭毕敬地站在边上。见我傻愣着，他俩眼球都没错动一下，好像我是空气一样不存在。我该怎么办？我要介绍自己吗？把名片给他们递过去？可，万一他们不理我呢，岂不是更尴尬？看他们那样，不仅不会理我，可能还有嫌弃我的意思，毕竟是我打扰他们。我听得见自己的心跳声，竟然跟旁边棕色的座钟嘀嗒声一模一样。

老头在文件上签了字，毕恭毕敬的男人拿着文件出去了。老头看也没看我，站起身，转身进了另一扇门，不见了。我又站了十几秒的样子，才转身离开。一路上，我懊悔得肠子都青了，明明知道他就是覃厂长，为什么不叫他呢？是自己胆子小吗？……自己实际上就是一个懦夫！就是天生的胆小鬼！狗肉包子——上不得台面的。一想到这儿，我就面红耳赤，失魂落魄。整整一个下午，我什么都没干，关在屋里独自生闷气。生完闷气后，我出去狠狠地吃了一顿，然后下决心：下一次再去找他，我一定要喊出他的名字，我还要提出我的要求。

同样是十一点多一点，我冲进了办公室，外面会议圆桌边上没有人，我下了狠心，推开了昨天覃老头进去的那扇门。门里面还有一张办公桌，桌前放着两把椅子。椅子的后面还放了一圈沙发，沙发上坐着一个四十多岁梳着辫子的女士。覃老头就坐在办公桌边上的转椅上。我站在门口，用颤抖的声音叫了覃厂长。他看了我一眼，我赶紧掏出名片过去递给了他。还没等我开口，他把名片扔在一边，漫不经心地说，这事你还是找张总吧。

可是张总他……

你找张总就行，好吧？我现在没空跟你谈这些。

他口气硬得像把刷鞋的钢刷子。我恨恨地望了他一眼，只好离去。还没出门，我听见里面传出了笑声，是那个梳辫子女人发出来的，笑声像一只刚生了蛋的母鸡，放肆而又轻飘。一定跟覃老头关系不一般。牛什么牛？不就是这个破烟厂的一把手吗？就这么不拿正眼看人？烟厂不是你私人的，是国家的，你牛哄哄给谁看？不找你了，行吧？

晚上，我求助无门，只好又去了张总的家里。张总依然是打哈哈，给我聊读书时期的事，还讲了他读书时发生的一些故事。我装着很有兴趣地听着，其实一点也没记住。走之前，他的夫人硬塞给我两个橘子。在路上，我咬着牙把两个橘子都吃掉了。

回到饭店，服务台告诉我公司吴总打电话找我，要我回过去。我拨通了吴总家里的号码，粗略介绍了一些情况，没讲我到一把手覃老头那里去的情况。吴总沉吟了一会儿，说，那就再等等吧，如果钱不够了，我再给你汇。

放下电话，心里有点小安慰。回去喝了一大杯水，洗漱洗漱就躺下了，脑子里满是覃老头的样子。隔壁还有人在喝酒划拳。睡不着。平生第一次失眠。半夜突然想起，这里还有一个人可以试一下，找杨勋。

我开始约杨勋吃饭，并要杨勋约一些烟厂的老关系户来一起玩。他们能成为烟厂的客户，就一定和覃老头很熟。我们不是讲人熟是个宝吗？只要熟悉了，不好开口的话也好开口了，不好办的事也有可能办成。几天下来，花了一点酒钱，打听到覃老头的住址，他每天都很忙，只有早晨有些空闲。他起得很早，会在院子里打拳锻炼。杨勋建议我清早去找找他，趁他心情好再提工作，成功率会很高。

那天早晨，雾很大，雾像一床大蚊帐子，很缠人。你走到哪儿，它就缠到哪儿，不远不近，不离不弃，迷迷糊糊，飘飘忽忽。我走到覃老头楼下时，有个黑影与我擦肩而过，倏地不见了。竟然还有人比我早。我正惊诧时，一个黑袋子从头顶上飞了下来，骂声骤然响起，鬼狗日的！想收买我？

天，那不就是覃老头的声音吗？犯的什么事？这么大火气。我的心开始凉了起来：看来今天又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一个晚集，又没戏了。

袋子落在我的脚边。袋子五六寸见方的样子，本是用黑色的塑料袋包好的，但通过高空坠落，已经散成了一摊，里面都是一扎一扎的钱。我站在黑袋子面前愣住了。这么多钱都被覃老头甩下来了，我小包里的那点东西，还不够他用脚碾的呢。再说，我怎么拿出来呀？那老头火药味这么大。我叹了口气，朝上望了望，二楼的阳台还有人影，为免挨骂，我还是膝盖弯夹辣椒面——辣（拿）腿吧。

不准走，熊丽！把东西捡上来。头顶上一声断喝，像打雷一样。

他认识我？还记得我的名字？我就找过他两次，还是不尴不尬的。

我只好捡起那包钱，往二楼跑去。

覃老头站在门口，雾一个劲地往门里钻。我颤颤悠悠地说，老板，这钱不是我的。

不要叫我老板，嗯？我们是国家的烟厂，又不是个体户，什么老板老板的。他背着手，进了门，又回头盯了我一眼，眼皮下面的寒光又让我情不自禁地后退了一步。

好的，不叫老板，叫覃厂长。

进来吧。覃老头的声音低了很多。

我进了屋。进屋就是一个客厅，客厅里只有两把破旧的蓝色的塑料沙发，一个高脚茶几，茶几上摆着一个海碗大的烟缸和一个大茶缸，几包白皮烟摞在一边。沙发正前方摆着一个旧得看不清颜色的电视柜，柜子上摆着一台黑白电视机，里面正播着早间新闻。我赶紧把袋子放在电视柜上。覃老头坐在沙发上，对我说，坐吧。

我说，那不是我的。

我知道不是你的。我知道是谁的。等会儿吃了早饭，你跟我一起到厂里，把钱交给厂办。这些烟叶贩子，简直是和尚打伞。

我想平息他的火气，讨好地问，和尚……打伞，是什么意思？

就是无法无天。你还是大地方来的人呢，这都不懂。哼！

覃老头说完这句就不吭声了，拿起茶几上的一包白皮烟抽了起来，一会儿闭着眼睛，一会儿咂着嘴巴，屋子里的烟跟外面的雾一样浓。我咳嗽了几声，不知道该干什么。覃老头睁大眼睛望了我一眼，把白皮烟重新点燃一支，递给我说，熊丽，你尝尝这个，厂里新开发的，专为江浙地区研制的。

我不抽烟的。我慌忙摆手。

装啥装？是人都会抽，不抽烟的人品烟更准。抽！

我只好接过烟。皱着眉头抽了两口，一股又呛又辣的味道直冲咽喉，我猛地咳了起来，眼泪也跟着跑了出来。覃老头接过烟，端起茶缸递给我，我猛喝了几口，咳才止住，一看茶缸，里胆都熏成了酱红色。覃老头再次把烟递给我，说，再抽！这次把烟在口腔里憋个两秒钟。

我又抽了两口，让烟在嘴巴里停了一会儿，缓缓吐出。

覃老头的脸颊肌肉扯了扯，说，这次好了，不咳了。说说烟的感觉。

我学着他的样子咂了咂，说，还是辣。

辣后呢？

有腥味。

什么腥味？

嗯，泥巴的腥味。

有没有甜味？

有点甜。不明显。

与烟气协不协调？

不协调。

你懂什么协不协调？

我怎么不懂？椿树叶里面放上花椒叶，一定是不好吃的。这就是协调，好吧！

哼哼，让你品烟，简直是乌龟吃大麦。

什么意思？

浪费粮食。

我没有浪费，是你要我喝烟的。

什么喝？是抽。不是喝烟。

正说着，一个六十多岁的婆婆进来，说，可以吃饭了。

覃老头说，这是我家老婆子，也姓覃。

我忙站起身，说了声覃阿姨好。

覃老头摆摆手说，叫娘娘就行。

我腾地红了脸。来了翔凤县快一个月了，应该知道这地方所有的女性长辈都叫娘娘。

覃娘娘笑笑，说，都摆好了，你们吃吧，我出去买菜了。

覃娘娘进里面拿了个竹篮子就开门出去了。覃老头带我进了厨房旁边的一个小饭厅。饭厅正中间摆着一个炉子，炉子上接了一个长长的锡铁烟道通向窗外，炉子的上面焊接了一个铁圆桌，中间有个圆洞，刚刚放一个小火锅。火锅里炖着河渣，桌子上摆着炸洋芋、臭豆腐、腌鱼腥草、炒花生，还有一个稍大一点的盘里，装着两个煎鸡蛋。桌子边摆着三四个小木凳。屋子里暖融融的，河渣的香味直往肚子里钻。覃老头说了一声“吃吧”，便坐在小凳上，拿起摆在一边的碗，盛了一碗河渣就自顾自地吃了起来。

见覃老头不理我。我也只好坐下来，自己盛了一碗，呼呼吃起来。河渣是这里的特色小吃。用黄豆做成的，跟我们那里的豆腐相似，只是把豆腐渣也留在里面，还加上一些青菜末肉末姜末大蒜末一起煮。翠绿可爱，香气袭人。

我俩你一碗我一碗，不一会儿小锅就见底了。我把锅碗拿进了厨房。覃老头大声说，放在水池里吧，等会儿娘娘回来收拾。

我还是把锅碗洗好放好，才进了饭厅。覃老头用铁板把炉口盖好了，说，你得把鸡蛋吃了，要不然就浪费了。

我重新坐下来，肚子有点胀。我说，真吃不下了。

覃老头命令道，吃不下也得吃！二十多岁的娃娃，扔在水里还冒烟呢，没有饭量怎么行。

等会儿覃娘娘回来吃吧。

她不吃的。她只喝酒，一早就出去喝早酒去了。

什么？

她是酒麻木呢。她脸膛红的，一看就知道是酒麻木呵。

什么？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们那儿，酒麻木还少吗？早酒还是从你们那带回来的呢。

我有点被鸡蛋黄噎着了，屏住气说，看来您对我们江汉平原还是很熟？

覃老头又抽起了白皮烟，指着鸡蛋说，吃！吃完。怎么不熟？我当兵就是在那儿，二十多年，守护你们的荆江大堤呢。

那还算是半个老乡呢。我套上了近乎，心里一热，喉咙又顺溜了起来，把两个煎鸡蛋又吃掉了。覃老头站起身，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好样的。走吧，上班去！

我嚼着鸡蛋，丝毫没在意嘴角上还巴着蛋黄，跟着覃老头走到客厅。他拿上了电视柜上的那个黑包，就向外走。我站住了，不肯往外走。花钱请杨勋他们吃饭唱歌，起了个大早，就为了和覃老头吃个早饭？我的事怎么办？吴总还在家里巴心巴肝地盼着呢。老头已经站在门外了，伸出手请我出去，我只好朝外走去。覃老头把门带上了，背着手下楼，边走边说，别在心里打小九九了。你今天得帮我个忙，把这个东西给厂办讲清楚。你那点事，回头我问问张总。

一听这话，我像打了鸡血一样活络了起来，跟在他的屁股后面，感觉腿像装了弹簧。

八点半，雾散了不少，大街上人多了起来，大都是骑着摩托车和脚踏车到烟厂上班的人群。烟厂刚搬到县城外五里坪了。覃老头的吉普车在人群里不停地鸣笛，但人流也不见得躲闪，大多我行我素，谈笑风生，有个小伙子还把手伸吉普车里打招呼。覃老头就骂道，个牛娃子！人模狗样了，胆子变大了。司机苟师傅笑笑说，牛娃子刚升了三车间的车间主任，工资加奖金都有七八千了。

覃老头哼了一声，脸转向窗外。苟师傅讪笑一声又说，这些还不是得幸亏您家！没有这个烟厂，我们不知在哪里讨饭吃呢。

面对这些奉承之词，覃老头置若罔闻，脸瞥向窗外。不远处的青山披着白纱，蜿蜒伫立。近处的田里种着大片大片准备肥田的红花草，红花草开着紫罗兰般颜色的小花。红花草中间还有几块豌豆苗田。豌豆苗正吐出小小的白花，一点点，一簇簇，一丛丛。

过了好一会儿，覃老头才说，我们这地方，穷乡僻壤，山高路远，只有烟叶长得还有点质量。老百姓也只有靠这个，才能换点钱了。

我对烟叶一窍不通，不仅不敢接话，连大气也不敢出一下。

我们在烟厂的大门口下了车。苟师傅把车开到车库停车去了。我跟在覃老头的后面，亦步亦趋。覃老头把我带到了厂办公室，把手里的袋子交给了一个姓孙的主任，交代要我写一份经过，然后就出去了。

孙主任就是前两天在覃老头办公室见到的那位女士。她今天穿着大红的上衣，两根辫子的尾部用一个蝴蝶结夹住。这样，她一转身，她的后背上就会有蝴蝶展翅欲飞。孙主任把纸和笔摆在我的面前，说了句“写吧”，好像我是她好不容易捉住的囚犯。我说不是我的。孙主任说，不管是谁的，你也得写清楚，都不想想我们覃厂长多大年纪了，哪经得起你们死缠烂打。孙主任说完这话就到隔壁忙去了，不管我在她的身后是如何冤枉、如何憋屈。

写到一半，又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进来找文件袋。前后瞄了瞄我，咕嘟一句，女晃晃都晃到山里来了。那女人手里拿着文件袋就往外走，我停住了笔，问，你说的女晃晃是什么意思？女人没理我，继续往外走。我站起身，跑两步，丝毫不管走廊里还有别人，我知道，当地人把人叫晃晃就是说那人不务正业，还是女晃晃，更是有种晃荡不堪的味道。我扯住了那女人的一只胳膊，大声说道，你为什么叫我女晃晃？

那女人丝毫也没想到我会这样，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办了，拼命想摆脱我的手。我摆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继续说，你今天不说清楚，我就不让你走！听到吵闹声，孙主任出来了，还有些业务单位的业务员也出来了。孙主任拉住了我，跟大家解释，是覃厂长叫她来写材料的。

有几个人把那女人拉走了。孙主任对我就不再是那种仇视的模样了，而是开始呵护我，给我倒开水，还问了我的个人问题，也就是恋爱问题。我告诉她现在还没想过这个问题，要先有事业。

写完了经过都十点多了，我出烟厂的门时，见烟厂门口停着一大排车，门口还挂着欢迎上级领导来考察指导之类的标幅。我想这够覃老头忙几天的。

又等了两天，再去厂办找覃老头，孙主任说到四川出差了。又到技改办公室，张总满脸笑容地告诉我，这两天就出发到你们公司考察。

五

我一蹦一跳地跑到外面公用电话亭给吴总打电话。

吴总说，熊丽，真是太棒了！

一般一般，世界第三。

你放心！我尽最大的努力安排好。

张总带了四个人加上我五个人，开了烟厂里新买的三菱SUV商务车，路上走了整整一天，傍晚才到。

吴总一行早早就订了宾馆和酒店。差不多都是城里最好的，饭后，张总也不要我们陪了，说要早点休息，第二天到公司看了再说。

吴总开车把我送到了公司就走了。我拎着包进了宿舍。我还是第一次住这里。地上和桌子上灰蒙蒙的，床上堆得乱七八糟，那天走得匆忙，都没怎么收拾。一摸被子，湿漉漉的，像被水泡过的一样。平原上春天雨水多，屋顶上有黑乎乎的霉斑，可能是漏雨打湿的。睡肯定是睡不成的，只有出去找个地方睡。我在床上懊恼了一会儿，收拾好旅行包，又向外走。

走到马路边找了家三十块钱一晚的旅店，被子也有点湿，还有点臭味。管不了这么多了，草草洗了洗，躺了下来。好歹，窗外有一轮月亮，它安慰着我。看到月亮，我就想起了家。父亲的腰疼得厉害吗？心里的愿望是为了给父亲治病，但现在倒好，不仅没寄回钱，人也不回去了，连封信也没见过。我也想写信，但信里写什么呢？把原来的工作不要就跑掉了，他们还以为我从事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呢。得了，想这些有什么用？事已成这样，没有退路了，也没有后悔药可以吃，还是把合同定了拿了提成，光光鲜鲜地回去，比什么解释都强。

张总一行考察非常满意。公司里也拉了欢迎烟厂领导考察的横幅，不知吴繁华动用了什么关系，我们还到国营705所的车间去看了，车间也拉了欢迎的横幅，连会议圆桌上都放有欢迎烟厂领导指导工作的标牌，所在之处都是笑脸相迎，每个工人见了我们都礼貌地弯腰打招呼。晚上，国营705所的几个领导接待张总一行吃饭，把气氛推上了高潮，当吴总介绍705所的老总是正厅级时，张总的笑声就像火锅里的肉丸子咕咚咕咚地翻滚，让每个人都感觉到了营养富裕的那股肉味儿。晚餐进入尾声时，吴总给了两千块钱要我去买单。

考察完后，我又随张总他们回到了翔凤，给他们每个人带了一袋楚州的特产。吴总说，就差最后一口气了！加油！把合同一签，就通知我，我们就着手生产。一定要干一个漂亮的工程！打好了这一战，后面的工程就好接洽了。

我们用两天的时间把合同商议完，张总把我起草的合同又看了两天，还是不敢签字，这次他直截了当地说，你去找找覃厂长吧。他签了，我当然没问题。

我知道怎么对付他了。这个老头，面恶心善，疾恶如仇，对我的脾气。我照样找人不多的时辰去见他，把合同交给了他。只说了一句您先看看吧！第二天同样的时间再去找他，把签字笔递给他，直接捉住他的手，在上面签上了他的大名。他用手边的文件夹狠敲我的头，我像风一样地躲开了，哈哈笑着跑出了门。

工程出乎意料地顺利。吴总还聘请了705所的两个退休工程师当我们的现场指导，把风管的走向和风机的转速进行了合理的调整，还对他们空调机组也提出了更合理的建议，据技改部门的初步统计，给烟厂每天节省能量至少在二百千卡以上，这样算下来，这次的技改项目不仅完成了省技改处下达的任务，还为烟厂节省了能源，减少了成本支出。张总只要看到我像风一样过来的时候，眼睛就眯了起来，嘴巴张得大大的，好像我随时要摔跟头一样，又开心又惊吓的样子。后来我听技改办的人讲，张总没有孩子，常常把别人家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年轻时是有的，不知什么原因没了。可怜的张总！人生处处都有可怜人。我的心疼了几天，见了张总，人不知不觉老实了许多，生怕做了让张总不开心的事情。

把现场定做的和安装的工人安顿好后，我和吴总又得向另一个烟厂进发了。

六

从地图上看，翔凤离留凤只有六十公里，但车却走了整整八个小时，路过东门关的时候，客车就是一步一歇，比人走得都慢。一边是深不见底的陡峭悬崖，正前方也是同样的悬崖，司机的眼前只有悬崖，只能凭感觉拐弯，稍不注意，就会车毁人亡。我一直闭着眼睛，一睁开，就情不自禁地惊叫。一听到我叫，司机就会呵呵地笑起来。一路上，一会儿是雾，一会儿又是毛毛细雨，到了开阔一点的地方，又是晴天大太阳。

下午五点多，我们才到。吴总带着我朝一条青石板街走去。这条青石板街应该是这个县城最热闹的地方了，两边都是些木头老房子，木头是红色的，但颜色不再鲜艳了，斑驳陆离的样子，屋子都成了黑色和灰色混杂的颜色。房子矮矮的，还有些门都已经歪歪斜斜的。门里面都是做小生意的，大多都是卖小吃的和卖杂货的。一些背着背篓的农民在石板上左右顾盼，篓子里不是放一小捆新鲜的烟叶，就是放着一些红萝卜鸡蛋什么的。已经是十月了，这里的人都穿起毛衣小棉袄。见我们走过，那些农民不停地在我们背后张望。我照样穿着牛仔裤，白色的旅游鞋，一件棕色的外套，一个大大的黄色背包，头发剪得短短的，显得眼睛大脸蛋小。

吴总好像来过的样子，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把青石板路走完后，就是烟厂招待所的大门，大门的右手边就是登记室。招待所的门面都是用黄色的木板装修过的，与周围的房子显出一种格格不入的气派。登记室里坐着一个胖胖的女人，女人的周围还坐着四五个男人，个个长得挺胸凸肚，一看就是来烟厂做生意的外地人。女人正坐在沙发上织毛衣，她的面前放着一个箩筛，箩筛里放着五颜六色的毛线团，见我们进来，说了声来了，然后起身走到吧台后面拿出来登记本登记。吴总交给她介绍信和证件。

老板娘问，一间房？

吴总看了她一眼，说，是的，豪华标间。

几个男人齐齐都看着我。我有点急了，这……

吴总说，先订一间，等会儿再来加吧。

女人登记完，拿着钥匙，提了两瓶开水，到二楼给我们开了门，说了声有事叫我就离开了。吴总过去把门关好，过来把我拉在沙发上，给我倒了一杯开水，放在茶几上，把一只手放在我肩膀上，说，小熊，有个事想找你商量。

我动了一下肩膀，把他的手甩掉。什么事？

我们谈谈。

好的。

今晚就留在这里。

我的身子变得硬硬的，脑子里像在放烧坏了胶片的黑白电影。最开始，看到他稍稍往外鼓又有点泛着红血丝的眼球时，我就有种隐隐不安的预感，但我常常又用一种不可能的安慰情绪把这种预感打消掉。他是有家庭的人，他年龄大得足可以当我的父亲，他早些年还是个军人，怎么可以做这种污人清白短阳寿的事？

见我不吭声。他说，只要你同意，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不仅你的业务提成可以马上兑现，财务章都交给你，公司可以出证明给你办户口，你可以到城里买房子，把你的父母接到城里来住来看病，都随你。你看怎么样？

我开始哆嗦。我觉得冷。全身的鸡皮疙瘩都出来了。该来始终要来，我得学会去面对，我得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最大化。我咬了咬惨白的嘴唇，小声说，吴总，公司才刚刚起步。

这怕什么？有了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步，只要我们同心协力，我们会走得更远……很远！

我不同意呢？我不想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这种关系，小心翼翼地试探。

呵呵……他笑了几声，直起腰，到桌子边从包里掏出一包中华烟。他点燃烟，走到窗户前，看着不远处绵延不断的山脉说，你不愿意，我也不会强迫你。不过，只有傻瓜才不愿意。只要我们强强联手，就没有办不成的事。过不了多久，你就会成为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

我没想这么多。我的脸有点红了，这种谈话与情感无关，与我对他的敬重无关，似乎是一种价格的拉锯战。

要敢想，才能去干。一个不想当将军的士兵绝对不是一个好士兵。

按吴总所说，我想当一个好士兵就一定要先当小老婆？我感觉自己要豁出去了。

不要说得这么难听。我会只喜欢你一个人！

您知道吗？我只有二十一岁，您的年龄比我大一倍还多。

等你再大几岁，可以去找人结婚。我不会拦你。只要有了钱，什么样的男人都会找到。

到那时，我就是一个您玩腻了的残花败柳？

停顿了一会儿，他反问，你以为你还是纯洁无瑕的小女孩？

我……当然是！

从你跟我跑业务的那天起，在人们的眼里，你就是风尘女子。

什么……风尘女子？我开始口吃，明知故问。

风尘女子就是靠身体吃饭、依附男人的女子。

在您的眼里呢，我是吗吴总？

不就是男女那点事吗？何必太认真！

是，还是不是？

就算是又怎么样？所有的女人都生活在风尘中。

不是这种定义吧？为您跑业务就是风尘？……这也太好笑了吧？我靠自己的劳动智慧吃饭，怎么就风尘了？

你要我说实话吗？

已经谈到这里了，还有说假话的必要吗？

那好吧。我们就打开窗子说亮话。我想问你，什么是你的智慧？你无非是会搞关系而已。

这难道不是智慧吗？

如果没有我，你什么也干不了。

我低下了头。他说的也不无道理。

你跟张总的关系，你跟覃厂长的关系，还有，你跟小杨的关系，人人都知道。那是什么关系？那是靠什么换来的？杨勋与吴鹏也认识很久了，他不帮吴鹏，为什么要帮你？为什么张总和覃老板谁的账都不买，就买你的账？

我的心一点点变凉。他的全盘否定让我哑口无言，他说的也不是一无是处，有些是真实存在的，但又不是他所暗示的那种关系。难道人的关系一定要靠说不出口的男女性关系来维系吗？我的四肢变得僵硬。他说的每一句话，就好像铁锤猛击在我的心脏上，让我失血，让我失忆，让我知觉全无。我嘴巴干裂得好像要起泡了，我抿了抿嘴唇，似乎想说些什么为自己辩解一下，但我的嗓子里什么也没有发出来，我有点恍惚地站起来，抓起自己的背包，把门打开，向外走去。

走廊靠近栏杆的方向放着一个大大的痰盂，痰盂里漂着几个烟头和一些类似于唾沫的泡泡。我一阵恶心，对着痰盂干呕了几声。我抬起身，看到下面登记室的女人拿着拖把怔怔地望着我。我噔噔地跑下楼，问胖女人有没有空房间。她忙放下手里的拖把说，有的。她走进吧台，给我开了一楼角落里的一个小单间。小单间里面没有装修，白粉墙，蓝色的窗框，没有窗帘，浅黄色的小单人床，床尾上还印着烟招05号的白胶字样，让人不得不想到这就是原来的烟厂招待所。屋子半空中拉着一根铁丝，给客人晾衣服和毛巾什么的。空气有点冰凉。

我叫着妈妈，在床上死去活来地躺了一会儿，天就倏地黑了，眼睛肿得有点疼，好像屋子有些陌生的阴影像墨绿色的山。我起身打开了电灯，把梳洗用品拿出来，把换洗的衣服和毛巾搭在铁丝上。我出去拎了一瓶开水，把洗脸架上的盆子用开水烫了烫，到外面接了点凉水兑了开水，用热毛巾把眼睛敷了一会儿，眼睛舒服多了。把脸洗干净了，正往脸上擦香。门敲响了。

小熊，我们吃饭去吧。

我没有吱声。

把门打开，好吗？

我把门打开了。昏黄的灯光把吴总的脸切成了两半，一半黄，一半黑。黄的那边在尽量往黑的那边拉扯，有种即将断裂的可怜劲。这让我的心有点软了。如果他把这种要求换一种方式提，换一种我喜欢的方式，或者不这么直截了当，我还真的不好办。

小熊，刚才的话，呃，也算我没想成熟……你别往心里去哈！你不愿意，我们还跟原来一样，好吗？

我转身把毛巾晾好，穿好了外套，对他说，不是去吃饭吗？走吧！

我换了一双高跟鞋，笃笃笃地走前面。他走在我后面，垂头耷脑，一副指望地上长钱的财迷样。一下子我有点趾高气扬的感觉。我很庆幸没有与他争辩、诉说。争辩是傻子才会干的事。颜面已经撕开，就只剩下狰狞了吗？人与人之间差别很大，但也是极小，用语言总是突出不了这种微小的差别。沉默也许是最有力量的诉说。仅仅几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的关系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仅仅只有几个小时，我觉得自己的骨骼在嘎吱嘎吱地向上拔节。

同样是他选的餐馆，也是他点的菜。他吃得若有所思，而我却吃得狼吞虎咽，俨然忘掉了刚才的眼泪和屈辱。

七

到留凤烟厂的技改办去了一次，了解了一些情况，得知技改办专管设备改造的是肖副厂长，而肖副厂长出差去了，下礼拜才能回。吴繁华照样把我留在留凤，自己先走了。走之前，正眼也没看我一眼，这让我心里咯噔咯噔地犯嘀咕：我伤害他了吗？他会怎么样对我？我的钱还能拿到手吗？我回到房间，重新把公司里的业务合同看了几遍，心又稳住了。吴繁华再怎么翻脸，也应该把业务费给了吧，到那时，我手里有十几万块钱，什么事都可以从头再来。

我在留凤等了一个礼拜，终于等回了肖副厂长。肖副厂长是个年轻的厂长，据说是省烟草公司培养的年轻干部，高个子，皮肤白白嫩嫩的。肖副厂长问了翔凤烟厂的技改情况，告知我，留凤车间的技术改造肯定是要搞的，但今年不会，请熊小姐过完年再联系。他把名片还给了我。我忙站起身，脸倏地红了，摆手说，这是给您的名片呀！他噢了一声，又收回了名片，放进抽屉里。

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回想肖副厂长还名片的那个举动。他为什么要还回名片？这可是业务谈判的大忌。是不想再与我联系？还是另有接洽好了的公司？抑或，不接受我这个人？我回到房间，仔细察看自己的外表和衣着，没什么问题。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就是我与当地女孩的格格不入的气质和说话的那股直率劲儿。

在留凤又留了一天，我动身到翔凤去。

翔凤烟厂的安装工程都已接近尾声了，大部分工人都回去了，只留下两个705所的老工程师和一个装修工，在等烟厂的使用情况，试用半个月后，就可以正式投入使用了。

两个工程师；一个姓文，又高又胖又白，另一个姓王，又高又瘦但不黑。两个人都高度近视，让人一看，就觉得是技术过硬型人才。利用这段休息的空当，我带着两个工程师到山里走了两趟。文工总是拿出他在法国留学的女儿的照片，告诉我他女儿如何优秀如何好学小时候又如何令他骄傲。他女儿还比我大四岁呢！我开始惆怅，开始想念父母和奶奶了。

和两个工程师回到楚州公司的时候，已经到了十一月下旬。天空的颜色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了，深秋的梧桐叶子，挣扎般地发出沙沙的呻吟声，似乎风一起，整个世界就会分崩离析。

公司新招了一个会计兼出纳，是个二十三四岁的女孩，尖尖的下巴，小小的眼睛，身材瘦瘦的，穿一件花风衣，像只花蝴蝶，在各个办公室里飞来飞去。吴繁华花了二十多万元换了一辆日本蓝鸟。他把车停在院子里，车身绽放咄咄逼人的光芒。

我把烟厂的百分之八十的工程款的汇票和工程结算单摆在吴繁华的办公桌上，要求按比例提成。

他把汇票拿起看了一会儿，咳了几声，说，这个，你看，小熊，能不能缓一缓？

还要怎么缓？不是按比例提成吗？我到现在也没提一分钱。

你不是一直在借钱吗？

我不能总借钱吧？是我的钱，我也要拿吧？

我今天要出去有事，回头我们再谈。他拿起桌子上的汇票，叫上女出纳，下楼，打开蓝鸟的门。女出纳钻了进去。蓝鸟像蛇一样溜出了大门，门房的大妈把铁门又关上了。小黑狗跟在门房大妈的身边摇着尾巴。

办公室的姜主任踅了过来，靠近我的身边，悄悄说，早就跟吴总好上了！

你说什么，姜大姐？

我说……她向外努了努嘴。哎，跟你小女孩也说不清楚。吴总说要你把办公室腾出来，不要在那儿住了，那里要放东西。

什么？那我住哪儿？我盯着姜主任的大眼睛看，里面有一些浅黄色或者浅红色的阴影，我分不清。

吴总说，锅炉房旁边有间屋子，也可以住人的。姜主任转过脸去，又说。

姜主任拿了钥匙，和我一起下楼看房子。一地的煤灰，漆黑的墙面，一扇破损的门，轰隆隆的风机声，还有源源不断飞进来的灰。

这烧锅炉的声音整天整夜地都这么响吗？我问姜主任。

可能吧。从我到这里开始就这样。你知道，这是隔壁技工学校的锅炉房，不是我们的炉子，我们管不了。

姜主任说完这句就上楼了。我在屋子里待了一会儿，灰一个劲地往鼻子里喉咙里钻，我咳嗽起来，又蹲下了身子，把头低下来。我知道吴繁华要出手了！他这是要赶我走！

我出了公司的大门，走过了那条石子路，来到大街上。我在IP电话前犹豫着，要打个电话。可给谁打呢？我该怎么办？钱没拿到一分，还将被赶出去。如果吴繁华不承认那份合同，那我现在还欠公司一大笔钱呢。

起风了。梧桐树的叶子，走得很急，沙沙响，似乎不急就赶不到某个出人头地的集会似的，有的甚至都飞到我的头上和身上了，想把我遮盖住。一直挨到了天快黑的时辰，我才拨通了吴繁华家里的号码。电话响了几声后，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还算柔和。

我怯怯地问，吴总在家吗？

噢，他不在。你是谁？

我……我突然想不起自己是谁了，或者，就算我知道自己是谁，我也是不愿意让这个女人知道。

你找他有事吗？等他回来我转告他。

我听得见自己在听筒里发出的嗵嗵嗵的呼吸声。我有点恨自己没有出息。吴总当然不会在家。他一定会和女会计到银行把账转了，然后到哪儿吃饭或者做别的事去了。女会计一定会笑得像春天里的猫。就算吴总在家，我想跟他说什么？说自己后悔了吗？不后悔又来干什么？吵架？辩解？哭天抹泪，让他同情我收回成命？一想到这个，我感到肚子饿了，饿得心脏有点疼，我也感觉到冷了，冷得腿哆嗦了起来。我咣的一声挂断了电话，在电话箱上趴了一会儿，又拨了一个号码。

我听到覃老头喂了一声。

我喊，覃……我哽住了，不知道该叫什么。覃老头？覃厂长？覃叔？

丽娃子，你搞什么名堂？

我……我抽泣着。我尽力压制住，不让抽泣的声音传过去。

哎，有什么事，说吧。

没，没什么事。就是，想跟您说，说说话。我用另一只手不停地揩眼泪，但泪珠还是不停地往下掉。

对方不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我听见撕纸盒的声音和打火机的声音。他肯定又在抽白皮烟。这种试制烟，虽然只是半成品，却经过烟叶配方、香精香料配方、卷接等等工艺，其中过程不必细说，可真拿到市场去的时候，又还要经历包装和调整。可见，一件产品就跟人一样的，外人看起来平静如水，实际上经历了多少艰辛和努力。我觉得有云一样的东西在眼前晃动，我甚至还闻到一股浓浓的烟味。想到这里，突然之间就不冷了，身子也停止了颤动。我扑哧笑出了声，问，又在抽白皮烟？

是呵！

江浙那带的烟还没有试制成功？

你个鬼晃晃上次说得还算准，我们拿到当地去，人家也这么反应。

不要叫我晃晃！我不是晃晃。

脾气有点大。晃晃也有多层意思，不仅仅只有好逸恶劳，还有天不怕地不怕的意思。叫晃晃是抬举你。

不要你的抬举。

不抬举你好不好？罚你办点事，下次来的时候，把你们的豌豆豆瓣酱给我带一瓶来。

不带。要吃自己来。

哼哼！

哼什么哼？

年轻时在你们那儿守大堤，总是吃豆瓣酱拌米饭。现在想吃，总吃不到那种味了。

要什么牌的呵？

哪里有什么牌。就是农民老乡在家里做的，一晒一棉罩。我们山区的太阳没你们那里的硬。

知道啦。我就去找农民买。

有空就带，没有空就算了。

这话有点不够哥们儿吧。

哼哼，谁跟你是哥们儿？

……我往电话箱里放硬币。

熊丽，你还在听吗？

在呢。

人在这世上活着，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呢。

我知道。

你是鹰，就得不停地飞。你是虫，你就得不停地拱。

拱？

是呵，你要当虫，就得朝前拱！

放下电话，天都黑定了，风更大了一些，也越来越野了，树都变短了许多。路灯射过来，只射了一些影子，有点鬼鬼祟祟的样子。街上有零零散散骑自行车的人，匆匆忙忙的，又悄无声息的。

我只好往石子路上走。快走到公司的时候，我又拐上了左手边的一条土路上。我知道那里有一个叫荆西村的村子，我常常能听见狗叫声和鸡打鸣的声音。土路上没有路灯，村子里有零星的灯光。人们大多把门都关上了，一些孩子的叫声笑声，还有锅碗的碰撞声从屋子里传来出来。我拦住了一个匆匆走过的人。我问，这里有房子出租吗？那人说，不知道。我也是外地人。

那你租这里的房子多少钱一个月？

一百五。

一百五？我重复了一声，不知道是嫌贵还是便宜。那人已经走远了，又回头说，你还是明天来问吧。这么晚了，有谁还开门？

我又到两个亮着灯的窗口里瞄。我想试试运气。一个中学生在写作业，灯光有点暗，中学生把眼睛凑得近近的。另一间屋子是一个小伙子在对着镜子练霹雳舞。练着练着，可能是热了，脱掉了毛衣，小伙子往窗口的方向望了一眼，我吓得赶紧跑了。

走过了村子，见一个推车陷在一个石头沟里。我过去帮忙。拉车人也不客气，喊一二三，推车就上去了。推车人说，谢谢你，姑娘！

我笑着摆手。推车上放着一个大炉子，炉子还散发着甜甜的麦面味儿。这味儿让我饿了起来。我问，师傅，您是贴锅盔的吧？

是呀，我就在前面民主街贴锅盔。

那您现在还有吗？

没有了。不过，也有贴坏了几块，如果你要，就送给你吃吧。推车人取下车把上的一个袋子，递给我。

推车人转身走了，还冲我喊，快回去吧，姑娘！黑灯瞎火的，不安全。

我打开塑料袋，有两块是完整的，只是中间薄了一点，有点煳，不过格外脆。还有两个半块的。在公司的铁门前吃掉了两张锅盔块。有了力气了，我开始推铁门。铁门锁住了，小屋里有灯。我叫彭妈彭妈，屋子里的灯反而突然灭掉了。小黑狗在彭妈的门口呜叽呜叽地叫。彭妈是不是刚刚睡着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有意把我关在外面。

我被自己的推测弄得冷汗直流。屋子里依然漆黑一片。我只有翻墙院了。把包、鞋子、塑料袋子先甩了进去，光着脚顺着铁栏杆往上爬，爬到最高处的时候门已经左右打晃了。我闭着眼睛跳了下去。小黑赶紧过来舔我的手。我摸了摸小黑的头，把那半张锅盔掰碎了喂给它吃。小黑吃了一点，就颠颠地跑远了。我爬起来，捡起了包，穿好了鞋，回到了二楼宿舍。屋里已经堆了塑料管子和塑料节头，连床上都放满了从翔凤烟厂剩下来的帆布手套。显而易见，这已经不是我的宿舍了。

第二天一早，我直接把行李收拾好了，然后到荆西村租了一间房，回头把行李拎到了出租屋里。几天下来，无法安睡，头发也是一把一把地掉。有时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了。有一天晚上，我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既不让自己吃亏，也不让吴繁华讨好的办法。如果吴繁华还讲点职业道德，他会主动来找我协商的。趁春节来临之际，我到翔凤卷烟厂，以工程生活费为名转了八万到我的私人账户上。钱到账的那天，我终于能睡着了。

八

腊月三十，我才回到了失悔桥。父亲贴了我买回来的虎皮膏药，腰腿似乎好多了，把冲着临街的窗户打开了，开了一个小卖部，生意很好，乡亲们都念着老书记的恩德哩！大年三十开始，父亲像个顽童一样，时不时点一串鞭炮炸一炸，呵呵地直乐。哥哥谈了一个女朋友，带回来过门，五亲六眷都说好看，每个亲戚都给了打发钱。正月初五，我就回到自己的出租屋里，整天看书，刚买的手提电话也关着，不想跟任何人联系。金庸的十几部武侠小说看完了，我又去借了古龙的来看。过了正月十五，当人们纷纷上班的时候，我才从武打情节里醒过来，走出了屋子。

走出院子，见房东男老板正跟一对男女在客厅里说话。我就拐到巷子里，穿过巷子，来到了大路上。那对男女竟然也跟了过来。男的长得玉树临风，女的有一对大大的黑眼圈，像熊猫。我走他们也走，我停他们也停。我只好停下来问他们，你们想干什么？

女的问，你是熊丽吧？

我点头。你们是谁？

女人说，我们是检察院侦察科的，这是我们的向科长。你因为涉嫌挪用公款罪，请你协助调查。

什么？如五雷轰顶般地呆住了。吴繁华怎么可能用这种方式来解决？他真是绝情至极了。

两人过来，一边站着一个把我押到停在一边的面包车上。女的拉住我的胳膊坐在后排，男的在前面开车。我故作镇定地看路两边刚刚发芽的树，尽量不让自己的腿抖起来。

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叫绿城宾馆的一楼一个房间里，房间里已经坐好了两个穿警服的男人和一个高大的男人。房间里有两张床，一个沙发，一个茶几，一张办公桌放在两张床中间。

女的把我带进了屋，关上了门，笑道，哟，今天我们高院都来了。

高大的男人说，这就是熊丽？

女人说，是的。

这么年轻，怎么就做这种糊涂事？

我看着高大的男人。他满面红光，头发乌黑发亮，眼睛也炯炯有神。我心里有些许安稳，但又不知道他说的糊涂事指的是什么。

好了熊丽，既然来了，就老老实实地把事情交代清楚。你要相信，我们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小侯小黄，你们安心办案，我回院里还有个会，需要什么就给院里打个电话。

他夹着一个公文包就走了。

那个文弱瘦小的侯姓警官走过来，坐在办公桌前的床沿上，示意我也坐下，从口袋里掏出证件让我看。我没有接过来，只是瞄了一眼。他又从公文包里掏出一沓纸放在桌子上，对面前三人点头示意，三人分头坐下了。

你叫什么？

熊丽。

年龄？

今天二十一，哦，二十二了。

性别？

我低头，不作声，而后又漠然地抬头看顶棚上的塑料吊顶，上面有个穿紫衣的小仙女在展翅欲飞。女警官说，警官问你话一定要回答！

废话也回答吗？

女警官站起身，厉声道，老实点！

侯警官用手摸了一下脸，柔和一些说，有时候我也是惯例询问，希望你配合！性别？

女的。

侯警官盯着我看了一会儿，问，你知不知道我们叫你来是为什么？

不知道。

你于一九九三年元月十六号从翔凤卷烟厂取走的八万元，是谁批准的？

那是我自己的钱，不需要别人批准。

那明明是公款，怎么成了你自己的钱？

那是繁华公司给我的业务提成款。我与繁华公司的法人吴繁华有一九九二年四月三十号签的合同书。

合同你带来了吗？在我的出租屋里。在什么地方？

在我的皮箱夹层里。

侯警官站起身，掏出车钥匙递给一个穿警服的警察，说，你帮忙跑一趟。

警察出去后，侯警官继续问，那你到翔凤烟厂取工程款时所伪造的委托书呢？怎么解释？

那不是我伪造的，那是正式委托函。

你从一九九二年十一月起就没上班了，怎么有的委托函？

那是八月份，收工程第一批工程款时开的，一直没用。

你可真会物尽其用。

我不作声了，开始掰自己的手指。

侯警官一直低头写字，女警官虎视眈眈地看着我，另一个穿警服的警官是个五十多的老警官，一直舒展着眉心，望着这边。

侯警官写完后，又抬头问，你把这些钱放在哪儿了？

我已经用掉了。

什么？这么多钱你就用完了？女警官又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是的。我用完了。

侯警官把笔放在桌子，绷着脸说，这个态度可不行！

有个人敲门，女警官过去开门，是警察回来了，拿着一个蓝色的塑料文件袋，那是我的。

侯警官接过来，问我，是这个吗？

侯警官打开文件袋，开始看里面的合同，那里面有我和吴繁华签的业务合同，与烟厂签的工程合同复印件，还有一些名片和一个笔记本。看完后，他把合同放进了自己的公文包，说，给的条件还很优惠。

我说，这个你们不能拿走。

为什么？这是我们要的证据呀。

原件要给我留着。

怎么，你不相信我们？

我知道，吴繁华的同学在检察院当检察长。

你这是听谁说的？

他自己说的。他常常这么说。

侯警官和几个人对视了一会儿后，把合同交给了女警官，让她拿出去复印。

窗子外已漆漆黑了，有个服务员模样的人端着一个大盘子进来了，盘子里有一个火锅，几个炒菜，一钵饭。老警官说家里有事，要回去吃，就走了。

侯警官过去拿起了碗筷，对我说，过来吃饭。

怎么，不放我回去了？

几个人一起都笑了。女警官说，请你吃饭还不好？只要你老老实实把问题说清楚了，就放你回去。

我拿了一个碗盛了一碗饭，却咽不下。几个人说说笑笑的，我听不清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反正女警官吃得挺欢的。我用汤匙舀了一点火锅里面的汤，好歹把饭吃完了。我放下碗，开门向外走去。女警官忙拉住了我，你要干吗？

我要上厕所。

几个人一起放下了碗，陪着我走到走廊尽头的卫生间，在门口守着。我觉得每个房间里都有不少人，还都是有警察来来去去的。每个房间都有一个像我这么苦眉苦眼的人。

吃完了饭，侯警官出去了，只留下女警官和另一个警察守着我。

我说，我要回去！

没这么简单。

你们要把我怎么办？

交代问题。

问题已经很清楚了。还怎么交代？

清不清楚我也说了不算。

谁说了算？

等侯警官来了再说。

九点多，侯警官才来。来了就坐在桌子边，摊开面前的纸，问，熊丽，那笔钱哪去了？是不是给了烟厂的一些人？

我说，没有的事。

那你给张总送过东西没有？

送了。

送了什么？

水果和一些散装茶叶。

给覃厂长呢？

一瓶豆瓣酱一条我织的围巾。我学织的。

就这些？

对了，我还吃过他几顿早餐。

那你的钱怎么用了？

买了手提电话花了八千八，衣服、吃饭、房租，还有给我爸爸买的药。

就是手提电话贵了一点，其他根本不值什么钱。

我自己的钱我自己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我声音大了起来，眼睛红了，有点想哭。他们怎么不依不饶没完没了？

你知道挪用公款八万块要判多少年吗？

我跟你说了，这是我自己的钱。再说，繁华公司也不是国有企业，谈不上公款。

你学过历史，每个时代都有冤死鬼！

那这样，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把头躺在自己的胳膊上，再也不理他们了，头有点昏沉沉的。女警官过来了，坐在我的身边，抬起我的下巴，说，熊丽，你看着我，看我的眼睛。你还这么年轻，又长得这么漂亮，前途一片光明。你不能在这时候就跌倒了。我也是有孩子的人，我知道做父母的心。你爸妈知道你这样，该有多伤心啊！

那你们……一想到腿伤的父亲，我说不出话来了，泪水像筛糠一样往下掉。不一会儿，就号啕大哭起来。哭了一会儿，我不哭了，问，你们就要知道钱吗？我说了钱的下落，你们是不是就放我回去了？

是的。

好吧。我把钱放在……我看到他们在灯光下显得急切而苍白的脸，便说，你们得给我写字条。

写个什么条？

写个放我出去的条。

不可能。

那，我也不可能。

你不可能什么？

我不告诉你们。

你告不告诉我们都无谓。我只是想给你一个宽大处理的机会。

我没有犯法。宽大什么？

熊丽，看来你是法盲。

我不吭声了。法盲就法盲吧，只要不是色盲。

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把钱放在失悔桥镇了。

我诧异地看着他。

他狡黠地微笑着，一副笃定的神情。他用扬扬得意的口气说，我还知道你把钱放在哪家银行了。如果你现在说了，还算主动交代。迟说不如早说。

我低头寻思。感觉什么都被他们看破了，自己就像个气球，外面花里胡哨，其实里面什么也没有，一丁点力量就让自己粉身碎骨，那些碎片还会被人碾来碾去的。我咬了嘴唇，大声说，在失悔桥镇的农村信用合作社里。

侯警官和女警官互相看了看，侯警官说，这就对了！明天我们一起去取回来。

什么？你不是说放我回去的吗？

你放心！明天就放你回去。

明天？明天有多远？

侯警官不再跟我说话了，只让我在笔录上签字盖手印。做完这些，都十二点了，穿警服的警官就把枪解下来交给了侯警官，走了。女警官从腰上解下手铐铐在我右手上，笑笑说，熊丽，对不起！这只是惯例。我们晚上都得休息一会儿。

一挨上冰凉的手铐，我又流泪了。我成了囚犯！那就是坏人了。再也没有比这个更羞耻的事了。就是做梦，也没做过的。泪水把头发都淋湿了，我想用另一只手把头发捋捋，但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手腕针扎一样的疼。侯警官从柜子里拿出一床被子，在沙发上睡下了。女警官说了声我们关灯吧。她就叭的一声把灯关掉了，不一会儿，轻微的鼾声就传了过来，又过了一会儿，噗噗噗的屁声也传了过来。

我在床上辗转了一会儿，脑子不停地转动着今天发生的一些事，后来这些事就越来越远了，这些刚认识的人也像被一个望远镜一样的东西吸走了，我来到一个荒芜的山顶上，看不见天，也望不见远处，只剩下脚下无穷无尽的悬崖，我一直找，不停地找……

再后来，我被人摇醒了，天大亮了，昨天的两个穿警服的警察荷枪实弹地来了，如临大敌般地站在门口。女警官给我解了铐子，搀着我的胳膊走了出去。他们开了一辆大警车，来到繁华公司。他们把我和两个警察留在车上，侯警官和女警官到公司去。一会儿，他们就说说笑笑地出来了，后面跟着一群公司里的员工，有姜主任，有那个女会计，有两个705所的工程师，还有那只小黑狗和门房彭妈。没有吴繁华。我把眼光定格在小黑的身上。我不管那群人怎么看我，我关心小黑。我只想小黑狗认得我就够了。

九

车朝郊外驶去，我迷迷糊糊起来了。我不想睁开眼睛。我的眼睛也肿肿的，我记得脸也没洗，头发也结成了一绺一绺的。快到失悔桥时，女警官又拿出了手铐要铐上我，侯警官说，只做个样子，不真铐了。

女警官把手铐放在我的手腕上，扯了扯她毛衣的衣襟，把手铐盖住了。最不想发生的事终于来了，我竟然听到父亲的声音！那种厚实的、有点嘶哑又带着清澈的声音，是肺活量肝肾都具活力的声音，是我与生俱来就熟悉的声音，因为我也有这种声音。我警觉般地睁大眼睛。他们竟然把车停在我家的门口。我看到父亲与侯警官在说话，我看到父亲消瘦的身子有点发抖，微驼着腰杆，他的腰又疼了吗？一两个邻居开始对着车指指点点。警车竟然没有窗帘。我想把头埋起来了，跟猫一样弓着身子，别让人认出我来，但我又想知道他们跟父亲说了什么。父亲进屋了，拿出了一个存折交给了他们。那是过年我放在他手上的。他反复问了钱的来历，我没说。我只说一切都是合法所得。父亲想上车，但侯警官拉住了他，笑着给父亲解释着什么。趁父亲迷惑的一会儿，侯警官他们都上车了，车开动了。我看到父亲跟着车赶了几步，就站住了。阳光把他的脸舔成了浅褐色。他周围聚拢了更多的人，我看到还有大嫂的影子，大嫂会编出什么故事编派父母呵……

农村信用合作社的门口也有很多人，还有几个我比较熟悉，可能是哥哥的女同学什么的。警车开过去的时候照样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和骚动。

我不去看外面了，上天无路投地无门的感觉。

他们取到了钱，在十里铺的农家餐馆里吃了一顿野味。有山鸡、野兔、野韭菜炒土鸡蛋，野稷米菜石滚蛋。回到城里，就是下午了，也就是昨天的这个时辰，他们把我放在出租屋的路口上，说，你可以回去了。

我问，钱呢？

我们调查清楚后，是你的一定还给你，不是你的，也得还给人家。噢，对了，你的手提电话我们得替你保存几天。

侯警官一说完，车就绝尘而去。

我在灰尘中站了一会儿，摸了摸口袋，还有几十块钱，至少不会饿肚子吧。

快半个月了，没有检察院的消息。我得先找个工作。我开始关注报纸上的招聘信息，我还到原来的贸易公司去看了看，章老头已经不在那儿了，是一个不认识的中年女人承包了公司，所有的老员工都换掉了。看来，一切都得从头再来。

我在街头逛着。路两边的玉兰花含苞欲放，藏在林立的路灯和水泥制品中，有点外来客的坚韧劲。红李树妖妖娆娆，在太阳下似乎能听见它们浅浅的笑声。便河的水变得清澈见底，喷泉的几个大水泵和一些管子在水下长了一些水毛，没有鱼游动，它们也会动荡不安。河的对面就是江汉公园，公园的假山上立着一个大牌子，是马戏团的宣传广告。一条大蟒蛇，缠着一个黄头发的美女。公园的里面锣鼓喧天气球攒动歌声飞扬，有几棵桃花开得像做梦。我顺着公园路一直向北，一直走到尽头，一转弯，又看到一个湖，湖里开满了碧绿的荷叶，湖的对面，我看到了检察院的招牌。我在检察院的门口站了一会儿，一看手表，都五点多了，他们快下班了。我才走了进去。一个大叔喊住了我，要我去一个玻璃房子里登记。登完记，大叔告诉我侯警官在二楼办公。

一见到侯警官，他竟然露出了满脸了惊讶，说，真没想到熊丽！你是来了灵感吗？怎么跑来了？

怎么哪？

今天我看到你的西门子上有个未接电话，是翔凤的。我怕耽搁你的事，想着要通知你，结果你就来了。他拿出了西门子的手提电话，交给我。让我抄上面的号码，我一看就知道是覃老头手机号码。我对侯警官说，你们把电话还我吧。反正我也不会跑。

这个不行。贵重物品都登记造册了。案子不结，我们也不敢擅自做决定。

案子什么时候结呀？

我们还得调查取证。

不是找我取了吗？

你只是一方。为公平起见，各方面都要齐全才能结案。

还要多久。

可能要有两三个月。

还要两三个月？

这是快的。

我不想再磨下去了，磨也没用。我赶紧出去，找了一个公用电话给覃老头回过去。

丽娃子，你又晃到哪里去了，人也不见，电话也没一个。

嗨，一言难尽！还是等见面告诉你吧。

我们今天就可以见面。

什么？你要来我这儿？

我们现在到青岗坪了。晚上到你们那儿过夜。

这么快？

怎么，不欢迎？

怎么可能……不欢迎？

晚上到得很晚了，你不用管了，我们到金叶宾馆住下。早上你过来，带我们去喝早酒。要地道的楚州风味噢！

没问题。

放下电话，我傻眼了。口袋里紧打细算还剩十块钱，手表是前年发了第一次工资买的，六十八块钱，现在拿到表店去卖，可能值不了十块钱。到哪儿弄钱去？覃老头一出行考察市场就是两三个车，最起码也是十几个人。楚风楼一个早酒火锅就是八十块，三个火锅就得二百多，还有配菜和酒呢？没有五六百块，肯定下不来。覃老头说过他转业后就一直没回来过，二十多年没回来了呢，至少让他吃一顿好的吧。我算得一身冷汗，回头朝检察院跑。跑进门，门房告诉我，下班了，明天再来吧。

我在长满了荷叶的湖堤上来来回回地走着，天都黑下来了，路上的人少了很多，街灯一盏一盏地亮了，我依然想不出可以借钱的人。学校的同学？早就没联系过了，通讯录不知落在哪儿了。原来单位的？刚刚去过了，物是人非。现在单位的？吴繁华那一帮人？想都不用想。亲戚？都不在城里。朋友……朋友……我突然记起了一个人。我连忙跑到公用电话亭，拨了一个BB机号码。电话亭老板一张扬扬得意的胖脸，一条腿像发条一样晃动着，身子趴在柜台的玻璃板上，定定地看着电话机上面的显示时间。拨打BB机要收钱，对方回过来也要收钱。一分钟五毛钱。

还好，过了五分钟，对方回了电话。我抓起电话急促地喊，是杨勋吗？你在哪里？

我在哪儿？你是熊丽吗？你都好久不和我联系了，我也找不到你。你在哪里？现在在干什么？

是的，我是熊丽。杨勋，我有十万火急的事找你！

什么事？

覃老头要来楚州了。

什么？

是的。他今晚就到了。

只是……我人还在鄂西留凤呢。

那……就没什么要说的了！

我徒然地放下了电话，把十块钱掏出来，数了两块钱给了老板，就向外走去。

没有人了，也没有路了。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父亲和妈妈。我如果回家，父母一定会给我想办法的，就像每次找他们要学费要书本费一样。大人们总是说没钱没钱，但关键时，他们总能想出办法来。我相信，这次一定也是一样。

我走完了荆东路，来到城墙边上。有几家餐馆灯火通明，不时有闹酒的哄笑声，夹杂着锅铲相碰时的声音，偶然还有一阵阵的香味飘了过来。我使劲往喉咙里咽口水。我都有大半天没吃东西了。肚子就是橡皮筋，不去想它的时候，一点也不闹腾，一旦想起了，它就变成了鼻涕虫，赶不走，喝不退，吓不怕。兜里还有八块钱，又能吃什么呢？覃老头他们吃了晚饭吗？他们可能都快到了。我加快了脚步。我走过了北门的木头大门，又快步穿过了瓮城，我看到有个男人在墙边站着，脚下发出哗哗的响声，一股尿骚味传来。穿过城门，就是一片鱼塘。鱼塘的周围也有灯火点点，还能听见孩子的哭声。我招手叫了几辆出租车，一听说要到城外，停都没停稳就跑得比兔子还快。前几天一群流氓阿飞杀了一个的士司机，还把车也抢走了。每个的士司机现在都成了属鸡的，天一黑就进了笼子。不远处318国道上的大货车来来往往热闹非凡。我只好跑到了国道上，向大货车招手。我不知道这是一个转弯的路口，根本不适合拦车。所有的车都大开车灯，对我熟视无睹。我索性张开双臂，站在路的中央。一辆解放牌的货车吱呀的一声停下来了，司机伸出头正想大声骂人，结果他看到一个脸色苍白神魂颠倒的姑娘披头散发地向他的驾驶室跑来，他心软了，把骂人的话收了回去，问我要到哪儿。我说要到失悔桥。他说他是回宜昌的车，一个向南，一个向北。他告诉我，这个时辰到那个方向的车极少。他看到我女鬼一样的脸，他好心地劝我明天再去，然后一踩油门走了。明天？还有明天吗？今天过不去，就没有明天了，或者说，我是没脸见明天的。覃老头对我这么好，我不能这么对他。做人要有始有终，要言而有信，要有恩必报。今天晚上，我必须要弄到钱，明早请覃老头吃早酒。

现在，只有一条路了！我横穿过公路，看了一会儿失悔桥的方向，我又借着灯光看了一下手表：八点四十了，离明天的早晨还有十二个小时，如果走得快，二十五公里来回是没问题的。虽然我从来没走过，但我相信自己能行。我记得小时候听爷爷奶奶讲过，过去没有客车的时候，每个人都是走路或者赶马车进城里的。我还记得读书时曾被幺叔骑着摩托车带着从小路上走过，路虽不宽，但并不是羊肠小道，一米见宽的样子，上面长满了狗牙根或者马奶草，如果不下雨，是可以走马车的。零零星星的村子就坐落在这条路的两边，我的家也在这村落的尽头。一旦把这些村子走完，家就到了。基本没什么大危险。这个时辰，家里一定吃了晚饭，父亲戴上眼镜，抽一根纸烟，看一会儿黑白电视，母亲把碗筷收完后，会坐在父亲身边的竹椅子上，数落父亲的烟雾和咳嗽，以及咳嗽里的痰。两个人有时还会打上几句嘴巴官司，最后以输者起身进屋睡觉而结束。

一想到这些，我的脚变得有力了。我睁大眼睛辨认着右手边的路。城市的灯光已渐渐远去，田野就像刚刚清洗过的一床大大的毯子，清净、辽阔、坦荡，给予得毫无保留而又风流倜傥。那大块大块浅色的田地，一定是菜花地，肆野的、总是野心勃勃具有侵占性的菜花，大有不吞噬天地绝不罢休的阵势。那暗色的、隐隐约约高低不平的田垄，一定是豌豆田。小时候，常常被哥哥带到田里，把小小的身子藏在豌豆苗下面，像鸟一样吃那嫩嫩的豆荚，也像小牛一样吃那最尖上的叶子，一直吃得嘴巴发绿肚皮像鼓一样圆，才在妈妈的呼唤声中回家。

我一大步蹿进了豌豆田，坐在田埂上，吃起了豆荚。

满天的星星似乎越来越近了，只要盯着某一颗看，它就会眨眼睛。我笑了。站起身，继续找那条小路。我朝狗叫的方向走。走过两块菜花地，无意中就走到了那条熟悉的路上。我飞身跃过流水沟，在那条曾经熟悉的路上飞跑了起来。

半夜，我敲响了家里的门。只敲了一声，我就听到了父亲的询问声，谁呀？

我没有吱声，继续敲。屋子里的灯亮了，拖拖沓沓的脚步声走来了。我心里一热，叫了一声爸。门快速地就打开了。我扑进了屋里，泪流满面。母亲起来了，给我煮了一碗红糖鸡蛋。我哽噎地给父母讲了一下事情的经过。

父亲说，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一定要报答好心帮你的人！

我点了点头。父亲问我，你怎么回去？

走着回。

也好。不吃苦中苦，哪能人上人？

父亲把所有的现钱都拿出来，母亲用红棉布给我做一个小包，缝到我的外套口袋里层。我开了大门，跑进了黑暗里。

走到城墙边上，天刚刚蒙蒙亮。我到护城河边，找了一块平坦的地方坐下来，把鞋洗干净了，又掬了几抔水，把脸洗干净了，用手指把头发梳理了一下，就朝覃老头住的金叶宾馆走去。几个早起的的士司机冲我按喇叭，我只是冲他们挥手，微笑。

一走进金叶宾馆的院子里，我就看见了覃老头。覃老头坐在院子里的假山旁，正和一个小伙子一边说笑，一边抽着白皮烟。我定神一看，那个人竟然是杨勋。杨勋见了我，笑道，你昨天没把话说清楚就撂了电话，害我赶了一夜的车，现在刚到。

你也是刚到吗？

覃老头用拿烟的手指着我笑道，丽娃子，看你像被鬼打了一巴掌似的。

我低下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拍了拍被妈妈缝在口袋里的钱，说，我，没事。和鬼打架，我很在行。走，我请你吃早酒！

你这个三脚猫！现在还早，他们还没起床。覃老头指了指面前的石凳说，先坐一会儿，把心静下来。

我坐在石凳上，覃老头就递过来一根白皮烟。再尝尝？

我接过烟。杨勋给我点燃了。覃老头又说，女孩子不能夹烟，用食指和大拇手拈着。这样比较优雅。

套路还挺多的哈！我吐出口腔里的烟，说，这烟，还是有腥冲味。不过，比上次的强多了。不细品，还真感觉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