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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黑夜来临的时候

2019-11-12陈蔚文

青年文学 2019年12期
关键词:黑夜电话

文/陈蔚文

“据世界卫生组织对十四个国家两万余名病人进行调查,发现有百分之二十七的人有睡眠问题。”这则消息对睡眠障碍者来说,或多或少是个安慰。比如我,当被屡次搁浅在失眠的沙滩上时,至少知道并非所有人此时都在睡眠的波涛里幸福游弋,还有不少像我这样被晾在沙滩上的。

各种节日里,三月二十一日的“世界睡眠日”比许多节日离我更近,甚至比“三八”节更近。毕竟,睡眠占据着生命的三分之一。对一名睡眠障碍者来说,一天是否幸福不取决于白天,而取决于深夜。

我的风吹草就动的睡眠从很早延续,即使次日要开会这类事,都会对睡眠构成侵犯。和好睡眠的人比起,睡眠表浅到有时像只为了完成这个仪式,如同厌食症患者象征性地坐到餐桌边。“只要一个人真正有了睡意,埃斯米啊,那么他总有希望能重新成为一个——一个身心健康如初的人。”塞林格的小说《为埃斯米而作》中的主人公在文尾说。

睡,是最接近返回的姿势。

在子宫温暖的羊水中,放松,无限地放松。瑜伽老师在做完体式后的“休息术”中播放的催眠女声:“放松你的每一根头发,放松你的前额、眉毛,感觉你的眉心正变得舒展。放松你的手腕,手掌,手背,手指……感觉你的身体比羽毛还要轻,从地上飘浮起来……”这声音真有一种催眠之效,使我短暂地滑入水波,但水性不好,没一会儿就得探出水面。

我对睡眠的不安感难道部分来自人生苦短的教育?那些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励志故事:凿壁借光,夜半挑灯,闻鸡起舞,还有诸多“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之类金句,它们都传达了一个信息——人生消耗于睡眠中是虚无的,唯只争朝夕才不负光阴。尽管,睡不着我也惯于枯躺,可毕竟神志清醒,没有陷在微腐木棉花般的无意识中。这样,比起昏睡者,即使打了五折,我还是争取了另外五折的人生。

或者,睡意的稀薄是恐于黑夜本身的无常?据说人对黑暗的恐惧是一种进化特征,为的是幸免于夜间活动的捕食者。这种天生的恐惧根植于人类历史中的早期。那时候,人类离食物链最顶端还很远;只有在技术出现之后,人才成了超级捕食者。

进化论认为,人在夜晚的不安源自先祖的挥之不去的预感性恐惧,它将我们置于紧张不安中,对黑暗的害怕就是对未知事物的害怕。未知的事物,对古人类来说是捕食者;对现代的人类,是不祥的讯息。譬如深夜骤然响起的电话铃,它像一条忽然蹿出暗处的蛇。

十四岁那年夏天,在一座名山和家人小住半月,那时没手机,山中日子唯有松涛泉吟。下山后一到家,电话铃响,传来一坏消息。我的大姨父,那时才三十岁左右,在剧团工作,强壮憨厚的一男子,因好酒,突发严重肝病。这之后,家里常响起电话。大姨打来的,时常是夜晚。她在电话那头哭泣着向我母亲报告一个比一个更坏的病况。

刺耳铃声每次响起犹如敌袭警报,全家都进入戒备状态。这一次,兴许是终级噩耗了!然而,没有,只是更靠近而已。睡前我紧闭卧室门,企图阻挡铃声以及铃声搭载的消息,可它还是不费吹灰之力,破门而入。我不敢睡沉,睡沉后的铃声越发惊心。我不敢想象大姨父此刻在医院的样子——在亲戚们的谈论中,他已逐步滑向死亡的深渊。

这是一个多么憨厚的男人,从小在采茶剧团苦练功夫,成了演员,没有演几年因为腰椎拉伤只得告别舞台,自学了财务,在团里当了名会计。他善良、热心,亲戚中谁有事总是第一个想到喊他来帮忙,他从不推辞。他好交友,也从不推拒朋友的邀约,这一点也害了他,越喝越高的酒把他的肝脏毁了。他的女儿才三岁。从他入院,我再没见过他,“肝病”成为一种探视的禁忌,而且对我父母来说,这属于成人世界的事,孩子们无须参与。其实父母不知道,对一个十四岁的女孩来说,“死亡”已不是混沌抽象的事物,它在成长中已然露出坚硬、冰冷的形象。那从人世通往永恒黑暗的甬道,代表停止的钟摆。

那些夜晚的电话,像从强到弱的灯带,串联起一个人生命迹象的渐黯,直至熄灭。

有一晚,竟然没有电话。我睡过去了,是的,或许连日来的疲倦已到极限,不只是体力的,那一晚很安静。我迷糊地想,是不是大姨父的病况有好转了?我调动了十四岁能有的最虔诚的祝愿。清晨,外婆来家,她进门流着泪说,X走了!X是大姨父的名字。这个消息出其不意,我愣在那儿,对“走了”瞬间有点反应不过来。虽然我知道这时刻迟早会到来,但没想到是一个清晨,由外婆带来。我以为这消息会在午夜由一阵黑色的铃声带来,我以为死亡的消息都应当由黑夜来发布,像外公离开的一九八四年寒冬。

一个寻常不过的清晨,稀饭尚在餐桌。我的眼泪多得出乎亲戚们意料,我的伤心甚至超过自己想象。三岁的表妹从此没父亲了!大姨今后怎么办……为什么大姨父那样的好人会这么年轻就离开?

死亡的乱码粗暴叠印在空气中。

黑夜方便人们离去,这成为我个人词典中对“黑夜”的注释。

过了晚上九点半,我通常不再致电他人,因为知晓夜晚电话带给人的惊扰。女友章曾同我聊起,假如午夜两点,遇到绕不过去的痛楚,急需找人分担,拿起电话能打去的朋友有几位?我们俩的答案一样,一个都没有。

“不光在午夜两点不敢骚扰任何人,事实上,即便在合适的时间,能够随手拨出的电话也越来越少;或者换一种说法,不因为任何事情,仅仅是想打一个电话,这样的欲望本身就日趋减淡。只愿自己面对自己的荆棘,自己面对自己的迷雾,在独自纵深的途中一边困惑着一边努力辨明星辰方向。”

对她的感受我完全认同;不是对人情的消极,是认识到,成年后的迷雾只能自己穿越。但总会有些女人与我们不同,对她们,倾诉是首位。有阵子,一位女友总是晚上十点后来电话,只有这时候她才有空。她囿于情困,苦不堪言。她喜欢上一个“使君自有妇”却不可能为她离婚的男人。她的倾诉,不是为要一个朋友的答案,是再次坚定自己的想法:一意孤行地,在迷途中走下去。

电话接到后来,我什么都不想说了,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是这样。有些黑夜,只能自己走完,再去省视星辰方向。

比这个电话响起更晚的是另一个女人的来电。有时晚上十二点,或一点,甚至二三点。是我丈夫的一位女亲戚H,她和她先生关系糟糕,常闹到不可开交。确切说,是她先生有了外遇。她跟踪,倾诉,投诉,我丈夫是家里的老大,H希望我丈夫能替她挽回这个家。她很爱她先生,那种多少有些盲目的,不顾一切的爱。她当然知道深夜打电话给别人非常失礼,但,那些个夜晚她根本顾不上了,如一个溺水者想抓住些什么。她没有什么可抓,我丈夫是她最后一根稻草,“你的话他还会听,别人的更听不进,我实在没法了”,这是她的信念,所以她仍然会在某个午夜猝不及防地打来电话,或许她和她先生刚刚闹过,或许全职主妇的她在跟踪、搜集情报活动中有了新发现。

她精疲力竭,也让他人精疲力竭。她不肯离,开头是因为爱,后是因为不甘、愤怒而产生的反抗,她不能那么轻易地输给那个第三者。她和她先生较量,和那个女人较量,和她先生和那个女人组成的“他们”较量。像一九八七年拍摄的美国电影《致命的诱惑》,女主人公为留住所爱的男人,用各种方式,包括跟踪、以自杀要挟,她整个人充满躁郁与惊悚……只不过片中的她是第三者,而现实中的H是原配。

那几年,H陷在一团无解乱麻里,消耗自己、丈夫、孩子,以及所有她觉得该参与这事的人。我们试图把电话在晚上搁起,以免半夜突然骤响,但我父母年纪大了,母亲身体不好,万一父母有事要找我们;况且,就算搁了座机,H一样会打手机。H的手机里有若干和她先生的合影,当年他们在深圳生活时拍的,H那时年轻,明媚,她丈夫长得像港台歌手王杰,后来他和王杰一样发福了,不过不影响H对他的感情。也因此,这婚离得伤筋动骨。对H来说,必定是“我的黑夜比白天多”。

一个人,如果把全部的白天过成了全部的黑夜,是怎样的痛苦?

三四年后,H和她先生总算结束了婚姻。H回了老家,她把与她先生有关的亲友微信都删了,包括我和我先生的,家里再没接到她打来的电话。

我还接过几次无声的深夜电话,拿起电话,没声,却感觉听筒那头有人。“喂”了几声,依然无声,仿佛电话正陷入一个不知名障碍,或拨号人的情绪正陷入某种不知名障碍。

搁下话筒,屋内静寂,刚才那声电话似只是出于我的幻听。然而,铃声确是响起过,是误拨还是……我想不至于有人浪漫到夜深只想听听我的声音,是的,早过了陶醉“我以食指为浆,号码为船,依次划向你的心海”这类诗的年纪。可即使是误拨,为何不作声呢?

这个夤夜,无声的电话如夜色迷惘。

看过一则新闻,一个女人常在睡着后的夜深接到电话,那头传出阴森笑声,有时是低声威胁或粗口。她报警后,发现是个位于城郊的公用电话。警方几番布控后,骚扰者抓到。是女人的同事!——一位看去彬彬有礼的男士,追求她一年多未成,因爱生恨。白天在公司,两人见面还会打招呼。女人说真没想到,黑夜会让他暴露出这副面目。是的,黑夜似显影剂,会显现出人身上另一个“我”。

是白日里的那个“我”真实,还是黑夜里的“我”更真实?

或许,不认识一个黑夜里的人,不能算真正认识他。

俄罗斯作家谢尔盖·卢基扬年科(他同时是内科大夫与精神病理医生)写过一部长篇科幻系列《守夜人》。战争后,对立的善恶两方代表签署合约,声明彼此不能跨越对方界线,然这界线并非地理界线,仅是一个存于脑中的概念,双方必须严格遵守,不能跨越雷池一步。小说后来改编成电影。守夜人跟踪黑暗的异己势力,维持善与恶之间的平衡;而守日人则监视光明力量的活动,一旦善恶比例失衡就会引发战争、毁灭甚至全世界的灾难。谢尔盖要表达什么呢?作为从事精神病理职业的作家来说,他是为人性幽暗开脱吗?不,他只是洞察与表达。我想他欲指出的是——善无法独立存在,恶也不一定是绝对的;如同昼与夜相互印证才得以成立。

昼创造了夜,夜也创造了昼。如同善与恶同时创造了一个人。在同一具生命里,它们没有明确界线,流动着,恶流向善,善也可能抵达恶。而一个人,他以“人”的名义为之要毕生努力的就是让善的流域在体内分布更广。这个过程,是一个人后天在肉身外的自我进化,是漆暗呼唤曙光。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用它寻找光明”,诗人说。他找到了吗?我们知道的是,他沉寂于异乡的黑夜。他写给儿子木耳的遗诗中说:我多想抱抱你,在黑夜来临的时候。

黑夜,解构稀薄睡眠的动静还有什么?头顶的脚步。

我愿意住顶楼,哪怕有一些弊端,但好处足以抵消这些弊端,比如顶楼带给人某种安全感:门前不会有杂沓脚步,头顶不会发出各种声响。顶楼的房子,甚至可假想它是一处城邦中的独立小岛。

一个朋友说他楼上住了位女子,孤身。夜深时,楼上常发出木拖声响,这头到那头,焦躁的、被困的脚步,一直响下去,似乎再不会停下。木拖不是翅膀,无法带女人脱逃夜的黑。要阻止这脚步真是难事,难道,上楼送她一双软底拖鞋?来来回回的木拖声响也许恰是女人无出路中唯一的陪伴,是她刻意制造的一点声响——她芜杂心中一点点模糊难辨的回声。

黑夜会放大每一点声响,像酒精会产生重影,香水可滋长情欲。

朋友说,住在楼上的女人有些精神障碍,父母离异后各自搬走,那时她还年轻,不到二十,她独自去北京打工,在茶馆当茶艺师,后来不知遭遇了什么,警方在一处色情场所找到她,通知她的家人,将她从北京接回。再之后,她成了常在朋友家楼上深夜发出脚步声响的人。

她父母早各自成家,很少来探视。也因此朋友对楼上深夜的脚步声越发无奈。他后来购了套湖景房,三层楼的顶楼,装修得文艺雅致。重要的是,楼上的脚步声不会再响起了。但我却一直记得他说的那女人,她怎么样了?她仍然说得上年轻,三十几岁吧,之后的漫漫长夜会如何度过?

世间又有多少这样得不着拯救,寻不到出口的深夜脚步声?

父亲的夜晚越来越长,他醒得早,有时半夜两三点就醒了,喝水,看报纸,和我母亲说会儿话,照顾她吃药。人老了都这样,学医的朋友说,老年人缺乏室外活动,甚至是眼睛本身的退化减少了接受到的光照,加上各种疾病,因此影响了自身的昼夜节律。

父亲喟叹说,年轻时总睡不够,肩上全是担子责任,当儿女长大,有空能睡时,年岁却又剥夺了一夜安睡的权利。

睡眠就像过期未用的失效红包。

“失眠,是枕头之上无尽的流浪”,写出这样浪漫的句子的人,也许没有真正失眠过。

另一位长期睡眠不好的女友(她曾吞服多粒安定片也没能睡着),我和她隔一阵子没见,相互的招呼总从问候对方的睡眠开始,“最近睡得如何?”我们的回答也总是差不多,“老样子吧”。

睡眠就像隔在日常与梦境中的一道门,那扇门对健康睡眠者来说,是可以严密关紧的,对我们却关不拢。昼与夜界线模糊,日常与幻觉勾连,大概也是属于我们的同质。与我同龄的她去年自学西语后去国外留学读研,至今单身,对结婚不肯苟且,一定要找个灵魂能对话的人,这在许多人看来,简直是现实的呓语。我能理解她——两个人的孤独其实远甚于一个人的孤独,孑然一身并不比同床异梦更糟糕。

当你习惯了与夜晚相处,习惯了在窗外最黑的时分却睁开了眼睛,未必不是另种酣睡者无法得着的体验。像看过的一篇文章,作者写他这些年屡次送别亲人,在乡间打谷场的守灵之夜,“一幅奇异的图景把我包围,那图景仿佛在我哪个梦里出现过,但又记不起来,是那样的缥缈和温婉”。他说的是在经历死别的若干次痛后,忽然,发现它也可以出离悲伤,谧如梦境。

死的形象都可以转化,失眠亦可成为生命延宕的拟喻。你忆起旧事,回顾来路——怎么那么庸常啊,每一个错误犯得都不那么高级,让你在黑夜中不禁赧颜。你恍惚觉得,“我”只是一个虚构出的形象,如白色羊群的廓影——这世上有多少夜里临时搭建的牧场啊!许是因为羊比其他动物更象征柔软模糊的睡意。它们多数会被数丢,不过没关系,可以从头再数。失眠者有的是时间。

夜色中,你确切地知道,晨曦不久便会来临,此刻你不是夜的囚徒,你正在穿越它,向那终极的静谧之地又靠近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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