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传甲骈文观研究

2019-11-12李勇

闽台文化研究 2019年1期

李勇

（南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南宁，530299）

林传甲（1877～1922），字归云，号奎腾，福建闽侯人，著有《中国文学史》《筹笔轩读书日记》《黑龙江教育日记》《黑龙江乡土志》等，是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地理学家等。光绪三十年（1904），经同乡严复推荐，被张百熙聘为京师大学堂国文教习，期间，他编撰了第一部文学史讲义《中国文学史》，长期以来，此书被学界认为是中国学者研究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开篇之作。

关于林传甲，学术界研究多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教育思想，相关论文如房毅、李铁汉1989年发表于《北方文物》上的《林传甲与近代黑龙江教育》以及张静泰2003年发表于《艺术研究》上的《黑龙江音乐教育的先驱——林传甲》等，相应硕士论文亦有2010年哈尔滨师范大学胡博实的硕士论文《林传甲与黑龙江近代教育发展》。二是林传甲的地理学著作，如杨继伟2018年发表在《新疆社科论坛》上的《20世纪初北京地区的社会变迁———从林传甲〈大中华京兆地理〉来看》，钟一鸣2019年发表在《中国地方志》上的《“首善之区”：〈大中华京兆地理〉的编纂思想》等。三是林传甲生平事迹，如宋声泉2016年发表在《兰台世界》上的《林传甲字号、家世、卒年考略》等。四是他的文学研究，将《中国文学史》与民国初年的文学史对比研究，如周兴陆2003年发表在《社会科学辑刊》上的《窦、林、黄三部早期中国文学史比较》；或对《中国文学史》做专门研究，如陈国球2005年发表在《江海学刊》上的《文学史的名与实：林传甲〈中国文学史〉考论》、火源2018年发表在《陕西理工大学学报》上的《学文与文学：林传甲大学堂教学观念论》。但是至今尚未有学者对其《中国文学史》中有关骈文的内容进行深入分析。本文通过对林传甲在《中国文学史》中有关骈文论述的相关内容进行分析，从而一窥林传甲的骈文观念，丰富学术界对林传甲的研究，为研究林传甲提供更多的角度。

《中国文学史》共十六篇，涉及骈文的两篇：第十五篇《骈散古合今分之渐》，第十六篇《骈文又分汉魏、六朝、唐、宋四体之别》，通过具体分析这两篇内容探求林传甲个人的骈文理念。

一、骈散古合今分

林传甲很好地把握了骈文体裁的历史演变，从历时的角度阐释骈文、散文这两种不同文体的起源以及其历史演变。关于骈文和散文二者的起源，林传甲认为骈文和散文在古代是合二为一的，二者同源，只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渐一分为二，各自发展。其在第十五篇第一节就明确地提出了“唐虞之文，骈散之祖”，将骈文与散文的源头归结到唐虞之文，用《帝典》中的章节片段进行举例，从章法、句法角度来论证其观点，对古代的诗、文发展做出自己的解释：“古人诗文不分途，厥后文有骈文、散文，诗有古诗、律诗；一而二，二而四，皆歧中生歧也”。谈论到“唐虞之际，文史质实，大抵散文居多，骈文络乎散文之间，犹偶数络乎奇数之间也。文之初创，骈散合用；数之初创，奇偶间用。厥后文法日备，骈文与散文，乃自为家数；数理日精，奇数与偶数，遂各立界说。见《几何原本》。然则骈散古合今分者，亦文字进化之一端欤。虽典谟之文，谓其草创未备可也”。在此，林传甲总结先秦文学的特点“文史质实”，先秦时期的骈文发展融入在散文发展之中，也就是“骈文络乎散文之间，犹偶数络乎奇数之间也”。从中也可看出“进化论”对林传甲文学观的影响：“然则骈散古合今分者，亦文字进化之一端欤”。林传甲作为清末时人，再加上他曾去日本考察，也就显示出他的特殊性，既具有传统儒家的思想，又存在受西方思想影响的痕迹，在他的书中两种思想都有痕迹可寻。在第十五篇《骈散古合今分之渐》这一题目下，有双行小字“此篇专论骈散相合，釆经传诸子，断至周秦，因下篇乃专论骈文，始于汉魏，与此衔接故也”，看出来此篇讲的是骈文和散文由合到分的发展过程。在此篇第三节中林传甲谈论到“商人尚质，故文不能胜质也。散文尚质，骈文尚文，观骈散之分合，亦可见文质之升降也”。林传甲认为通过骈文和散文的发展看出“文”和“质”地位的变化，孔子曾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而林传甲重点通过观察骈文和散文的关系，来看文和质的地位升降。对于古人写作时到底是采用骈文还是散文，林传甲有自己的推测，那就是“盖古人据事直书，无意为文，或骈或散，未可一律论也”。对于骈文和散文二者之间的关系，在第十六篇第十八节中谈到“盖散文以达意为主，空疏者犹可敷衍；骈文包罗宏富，俭腹者将无所措其手足也”。

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讲义依据《大学堂章程》而作，“我们翻查对照1904年颁布的《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就会发现其篇目全抄自《章程》中的‘研究文学要义'各款”。1910年武林谋新室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版面上标的就是《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中国文学史》，可见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1901年古文名家吴汝纶被张百熙聘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连严复都服膺桐城古文。后有林纾、马其昶、姚氏兄弟等古文家盘踞京师。《奏定大学堂章程》也离不开桐城派推崇的‘义法'、‘言有物'、‘言有序'等作文之法。这些细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文家在当时的笼罩性影响。林传甲既然为严复所推荐，他也不可能不与严复气味相投，取统一步调”。由此便不难想到古文家对其所作亦有所影响，但难能可贵的是林传甲能够跳出传统古文家的观念，对骈文和散文等而看之，肯定了骈文在文章中的地位，他特别在文章内容写作中辨认出骈散分离的大势，在第十六篇宣告了骈文产生的必然性，这使他的论述几乎涵盖所有“文”的体式。“并把维新派的务实致用精神贯彻其中，从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交侵的现实背景出发，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强调‘致用'精神”。同时，他作为古文家，“在选文中大讲经世致用的学问就是古文家实现治化理想的代替方式”。例如在第十六篇第十三节直接在题目中就指出“陆宣公奏议为骈体最有用者”，在题目这里就直接肯定了陆贽的骈文是骈体中最有用的，指出其骈体“皆切中时弊，虽言必成俪偶，音必调马蹄，然朴实陈说，毫无浮响”。认为其“虽处乱世，事暗君，所言所行，皆足补剂末运，非骈体之最有用者乎”！

二、先秦时诸子百家之文对后世骈文影响深远

林传甲在第十五篇中由先秦时期谈论到秦汉时期，囊括了先秦诸子之文。此篇共有十八小节，第一节谈到骈文之起源，前已论述。后十七节通过具体内容分析其对后世骈文的影响。首先第二节就将有夏氏之文与后世骈文相比较，具体分析《禹贡》中的言论，得出结论：“后人虽工撰著，必不能如是之浑成也”。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先秦文章就好于后世骈文，在第三节中，林传甲也指出了缺点，“至于《仲虺之诰》所谓‘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意亦对待，词尤工整，然不免于繁复，骈拇枝指，非古文对待之意”。在第四节中，对于骈文辞藻华丽的起源，林传甲的看法：“武王牧野之誓，史臣记其‘左杖黄钺，右秉白旄'，骈语之中，已有藻绘之意”。而且指出武王誓词对后世檄文的影响“武王誓辞，所谓‘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后世檄文，多仿其体”。在第五节中，谈到《逸周书》对后世骈文的影响“故著骈雅者，多援其奥词奇字，备摭拾焉”。林传甲认为《左传》是“峭拔古腴，为秦汉词华之文所师法”。谈到《国语》则是“后世骈文引天象者，类如是造句。六字句第四字用而字，尤为六朝句法之准绳”；“皆字奇语重，骈文家炫博洽者所师也。然今日类典较多，识奇字者未必博洽也”。谈到《战国策》，则说“为古文之雄劲者，然其中往往杂以骈语，而风格益高峻”，“对仗极工，然非寻常骈偶家所能学步矣”。对后世骈文的影响则是：“其论最正，其辞甚研，后世相如之流，为古艳体，其铺张更甚于此矣”！谈论到庄子的骈文，则说“庄子之文，其奇辟类如此，其间僻字奥词，虽不联属，后世骈文家亦撷以资润饰焉”。谈到孙子时“则摹写声势，已开汉魏告功之文体矣”。总结道：“大抵文法如兵法，善用兵者或止齐步伐，或纵横扫荡；骈文者止齐步伐之文也，散文者纵横扫荡之文也，按吴孙兵法以行文，亦整齐有法度矣”。将为文之法与用兵之道相联系，十分生动形象。对于《墨子》，林传甲在此对其骈文进行分类为三种：“其文有骈偶用韵者”，“有数典之骈语”，“有引喻之骈语”。对其文章风格进行论述，“文虽排偶而意则质实矣”，“文虽排偶而则古称先”，“文虽排偶，其善为说辞”。而谈论《韩非子》，则说：“《内外储说》，实连珠体所昉，《淮南子·说山》即出于此。汉班固以后。遂递相摹仿矣”。屈原的《楚辞》，林传甲评论道“《楚辞》为词章家所祖，其奇字奥旨，多为作骈文者所摭拾”。对于《吕氏春秋》则谈论到其在内容上“稽古择言，取材鸿富，裒集众长，词旨精备”。而在影响上“吕氏既勦袭前人之言，后人又勦袭吕氏之意，稗贩习气，实自吕氏开之”，“后人骈文之炫博者，遂资以为獭祭矣”。最后谈论到李斯骈文，认为其“才思艳发”。对于一个人的人品和作品之间的关系，林传甲在此提出自己看法“论文章之流别，固不可因人而废言矣”。

对第十五篇内容进行简要分析后，可以看出林传甲通过对先秦时期的文学作品进行字句形式、音韵分析后，将其与后世的骈文发展相联系，从而得出相关结论。林传甲之所以这样做，他的原因是什么呢？通过阅读第十六篇后，我们不妨称先秦两汉时期为骈文的起源期，在这一阶段中，林传甲通过对先秦时期的骈散相合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后，自觉或不自觉地用后世骈文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所出现的各项特征去在此寻找源头、追根溯源，这样找寻到源头后，就可以此来支撑自己的骈文发展观，为下一篇自己的论述寻找依据，打下基础。通过对上古到先秦不同时代的作品进行举例分析，论述其对后世骈散文体发展的影响，从而论证第十五篇《骈散古合今分之渐》这一“渐”的发展过程。

三、骈文分期发展观

林传甲的骈文分期发展观，首先从其目录编排上就可以看出些许线索，林传甲以时间为顺序，将各朝各代的骈文代表作家作品罗列出来，发展脉络十分清晰，其次在具体的各小节中进行详细论述。在第十六篇中，林传甲先是总论汉魏、六朝、唐、宋这四个时期骈文的发展区别，在第一节中，林传甲对骈文的发展脉络有自己的认识。他首先指出“文章难以断代论也，虽风会所趋，一代有一代之体制，然日新月异，不能以数百年而统为一体也”。林传甲认为一种文体的发展不可能数百年风格都是一样的，具体到骈文这一文体中，骈文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接下来对各个时期骈文的发展演变进行论述：“然以文体细研之，则汉之两京各异，至于魏而风格尽变矣；六朝之晋宋与齐梁各异，至于陈隋而音节又变矣；而唐四杰之体，至盛唐晚唐而大变，至后唐南唐而尽变矣；宋初扬刘之体，至欧苏晁王而大变，至南宋陆游而尽变矣”。林传甲指出不同阶段骈文的相异发展之处：从文体这一发展角度来看，两汉之骈文各异；发展到魏时，风格变化达到极致；接下来到六朝时期，音韵学的发展，导致骈文的发展又发生变化；在唐代，骈文发展的变化一直到后唐南唐；而宋朝的骈文发展，起于杨亿、刘筠，尽变于陆游。林传甲认为“汉魏六朝，骈散未尝分途，故文成法立，无所拘牵。唐宋以来，骈文之声偶愈严，用以记事则近于复，用以论事则近于衍”。在林传甲看来，汉魏六朝时期，由于骈文和散文尚未分开各自发展，因此此时的文章写作则是无所拘束，十分自然；而唐宋时期，随着人们对声律的认识，对骈文的创作也愈发严格，所以导致在此阶段用骈文记事、论事都更加繁复，不利于这一文体的发展。通过对第一节进行深入分析，林传甲得出结论，骈文分为四阶段：汉魏、六朝、唐、宋，各个阶段的骈文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各有发展、各有变化。

对于骈文发展中的重要一个阶段——六朝时期，林传甲在第八节“六朝骈体之正变”中具体谈及其发展演变，始终抓住一个“变”字在论述，首先追溯骈文记事之多、文辞之繁缛的源头“骈体隶事之富，始于晋之陆士衡；织词之缛，始于宋之颜延之”。这也是骈文产生变化的源头。接下来写到不同朝代骈文的发展演变“齐梁以下，词事并繁，凄丽之文，如江文通、鲍明远，俱臻绝调。丹青昭烂，元黄错采，跌宕靡丽，浮华无实”，而变化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古意荡然矣”。而“萧氏父子，其流斯极……且裁章宅句，弥近弥平，斯固后来所取法也”。对其后的影响则是“其间文士，如任昉、沈约、邱迟、徐陵、庾信为之，莫不渊渊乎文有其质焉”。他们这些人作骈文还是质朴的。接下来发展到短小之文“齐梁启事短篇”，此时又发生了变化，“其言小，其旨浅，其趣博，大都以雕饰为工，而近于游戏”。林传甲认为“其崇尚虚文，无所不至矣”。在这一节中，林传甲以不同类型的骈文作家为线索，将六朝时期的骈文发展变化进行逐一论述，紧紧抓住六朝骈体之正变这一关键，这有利于初学者宏观把握六朝时期的骈文发展演变情况，而这也符合他教授学生的创作目的。

四、评价相关骈文作家及其作品

在第十六篇中，以时间顺序为线索，用发展的眼光从汉代到清朝来评价骈文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第一节上已论及，故不多说。第二节“汉之骈体至司马相如而大备”从题目就可以看出林传甲对司马相如在骈文发展史上的地位评价，引用后人评价“吴江吴育论相如之骈体，有《书》之昭明、《诗》之讽谏、《礼》之博物、《左》之华腴，故其文典、其音和，盛世之文也。其推崇之意，岂溢美乎”。第三节谈到“扬雄仿司马相如之骈体而益博”，还引用前辈大家李兆洛的评论“李申耆曰：‘子云善仿，所仿必肖，能以气合，不以形似也，细寻之乃得仿古之法'”。第四节谈到班固、张衡之骈体，分而述之，最后谈到张衡骈文之评价：“张平子《四愁诗序》……故托辞渊永，得比兴之遗。传甲登高四望，欲师其意而不能制其体也”。第五节谈到蔡邕的骈体，首先认为“后汉文体，与魏人文体，不能剖析分界者以此”。林传甲认为两汉骈文与魏晋骈文的分界就是蔡邕；其次认为蔡邕的墓志碑文写的异于常人“虽四六之文，实异于寻常之谀墓也”。

第七节谈到曹植之骈体，先自己评价其“诚不愧制作之文，可以垂诸典章，播诸金石者也”。再引用前人评价“李申耆曰：‘文之緐缓，诚如所讥，使彦和见江谢之篇，更不知作何弹诋？至其旨言自陈，则思王以同气之亲，积讥谗之愤，述情切至，溢于自然，正可副言哀之本致，破庸冗之常态。诔必四言，羗无前典，固不得援此为例，亦不必遽目为乖也'”。第八节谈论六朝文体变化，上已论述。第九节“徐、庾集骈体之大成”主要讲徐陵、庾信之骈体，这一节首先谈到“《昭明文选》以后，集骈体之大成者，有二人焉，徐孝穆、庚子山其健者乎”！林传甲称“其骈体缉裁巧密，颇变旧法，多出新意。其佳者纬以经史，故丽而有则”。林传甲将徐陵、庾信二人之前的骈体与徐陵、庾信骈体做一对比：“徐庾以前之骈体，犹间以散文，徐庾兴而散文几不见于集中矣。故骈文之极则，徐庾其集大成者乎！世人右韩柳而左徐庾，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也”。

第十节讲述唐初四杰之骈体，林传甲认为传统文人对四杰的评价有失公允，“有裴行俭之器识，然后可议四杰之文艺，否则以不学无术之徒，妄诋才士，岂得其平”。他认为王勃骈体“其博洽亦岂易及”。杨炯则是“援引经术，最有根柢，盖词章瑰丽者，必能贯穿经籍也”。而卢照邻则是“遭遇坎坷，所传篇什亦少，穷鱼病梨，皆赋以自况也”。最后谈论骆宾王是“草檄于伪周临朝之际，声罪致讨，为天下先，其举动亦人杰哉！”第十一节讲述张说、苏颋之骈体，“雍容扬揄于盛唐开元之际，其文章典丽宏赡，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号曰燕许”。他们二人骈体“崇宏巨制，虽不逮西汉封禅之文，然矩度秩然，异于六朝衰世之作”。在此林传甲从人品谈论到文品，认为张说“文品亦卑矣”。这与前面提到的不可因人废言相印证，虽然张说文品卑下，但林传甲还是在文学史中留下他的地位。而“苏颋父苏瓌，于中宗时，力斥韦庶人，抗辩不屈。颋有父风，所作《夷齐四皓优劣论》曰：‘周德既广，则夷齐让国而归焉；汉业既兴，则四皓受命而出焉。'是可以见苏颋之志矣”。第十二节谈论李白、杜甫之骈体，首先，林传甲指出“此篇惟举其著者述之，以见诗文分合之渐”。其次，林传甲认为“李白、杜甫，其文远不逮其诗，然当四杰之后，而不规规于四杰之窼臼，则李杜之骈文，亦足以各成一体矣”。先论述李白之骈体，“大抵涉笔成趣，不待规削而自圆”。在此，林传甲做出比对，“唐之骈文，间以散文者，犹汉之散文，间以骈文耳”。而杜甫之骈体“虽不足以比两京，视六朝则有过之矣”。接下来讲道“然六朝徐庾诗歌，已多偶俪，亦如汉魏散文中之骈语耳”。而李杜之影响则在于“而后律诗与古诗别行，亦犹骈文与散文别行也”。在此，林传甲针对不同文体提出：“大抵文明之国，科学程度愈高，则分科之子目亦愈多。诗文之用古体骈体，各视乎性之相近，及用之适宜耳，又何必相讥相诋乎”。第十三节谈论到陆贽之骈文，题目为“陆宣公奏议为骈体最有用者”，突出谈论骈文的实用性。第十四节谈论到“元、白、温、李之骈体”，认为元白骈体“文词每多浮丽”。具体来说，白居易骈语“近于古者矣”，而温庭筠“其文虽规规骈偶之中”。对李商隐，则评论道“则义山集中之锦瑟碧城，不过子虚乌有耳”。

第十五节谈论“宋初西昆骈体步趋晚唐及北宋诸家异同”，首先指出“吾论唐骈体，以李商隐为殿，盖以宋初杨亿、刘筠、钱惟演辈，皆以李商隐为宋法也”。其次谈论杨亿“为文舂容大雅，无唐末五代衰飒之气”。而吕祖谦之骈文则是“有典有则矣，……词意爽洁，犹存古意”。接下来谈论到“厥后欧苏四六，皆以气行，晁无咎又以情胜”，林传甲认为欧阳修、苏轼的骈文文气充塞其间，而晁无咎的骈文则充满感情。最后总结“北宋之骈文亦屡变其体裁矣”。第十六节则是谈论“南宋骈体，汪藻、洪适、陆游、李刘诸家之异同”，首先夸赞汪藻，指出“南宋骈体，《浮溪集》为最盛”，而洪适之文“文气亦复劲健”，陆游“其文可谓工雅得体者矣”，李刘“长于偶俪，著有《四六标准》，南宋骈体之专家也”，最后总结“考南宋文范，视北宋又何多让焉”。

第十七节则是分析元明两代骈文“日卑”的原因，首先谈论到“元之骈体，猥猥琐琐；明之骈体，疏疏落落，无足征引，无关取法”。接下来对其骈文情况进行描述“最陋者属对虽工，其词则以巧而愈佻，甚至以卦名对卦名，以干支配干支，立定间架，几如刻板。至于官场尺牍，斋醮青词，肤廓陈滥，万手一律，其佳者亦仅资谀颂耳。况时文既作，排偶斯极，类典串珠，花样集锦，凡村塾传习之兔园册子，大抵皆明季周延儒辈为之”。最后分析原因“竭天下英俊之才，使之流连于声调中，鼓之吹之，举国若狂，此元代所以重词曲以钳汉族，明人所以作帖括以制处士也”。第十八节谈论清代骈文。首先介绍著名骈文家的特色：“长洲尤西堂氏侗，宜兴陈迦陵氏维崧，最为卓出。自开宝后七百年，无此等作久矣。山阴胡稚威氏天游，为文奥博，得燕许二公之遗；钱塘袁简斋氏枚，能于骈体中独抒所见，辨论是非；昭文邵荀慈氏齐焘《玉芝堂集》，尤能上下六朝。同时与荀慈为骈文者，有武进刘圃三氏星炜，钱塘吴谷人氏锡麒，南城曾宾谷氏燠，全椒吴山尊氏鼒，皆不愧骖行四杰”。其次论述骈文与散文之区别：“盖散文以达意为主，空疏者犹可敷衍；骈文包罗宏富，俭腹者将无所措其手足也”。最后提出骈文未来发展之看法：“传甲窃谓泰西文法，亦不能不用对偶。中国骈文，亦必终古不能废也。特他日骈文体之变体，非今日所能预料耳。文者，国之粹也，国民教育造端于此。故古文骈文，虽不能如先正之专一，其源流又何可忽耶”。林传甲得出结论：骈文依旧是会继续发展的，只不过在这发展的过程中肯定会继续发生变化，而这已经不是他所能预料的，毕竟他受时代的局限。林传甲依旧没能忘记自己的骈文发展观，即使到了全书最后，还是要强调变的意义。在最后，他将文的地位提高到国粹的地步，认为国民教育发源于此，这也就可以理解林传甲之后到黑龙江等地兴办教育的缘由，在这里他的教育思想就已经有了展现。而古文与骈文，二者的发展，林传甲认为它们“不能如先正之专一”，但它们的源流亦不能忽略。

结语

总的来说，林传甲作为早期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学者，分析其《中国文学史》中有关骈文的具体内容，由此来窥探当时古文家在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源流发展及其展望未来发展之面貌，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民国初期对于中国文学史的撰写以及当时教师的教授特点，这对于我们去了解当时的文学史编著情况及其所达到的水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通过阅读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林传甲对骈文的认识，首先他认为骈文和散文的发展趋势是古合今分；其次他具体分析了先秦时诸子百家之文对后世骈文的深远影响；第三提出自己的骈文分期发展观；第四用自己发展的眼光来评价历朝有代表性的骈文作家及其作品。通过研究林传甲的骈文观，希望能够对林传甲的研究提供更多的角度，从而丰富学术界对林传甲的研究。

注释：

[1][2][4][5][7]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杭州：武林谋新室，1910年，第184页。

[3][6][10][18][19]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杭州：武林谋新室，1910年，第185页。

[8][20][21]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杭州：武林谋新室，1910年，第186页。

[9]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33页。

[11][98][99][100][101]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杭州：武林谋新室，1910年，第209页。

[12]陈国球：《文学史的名与实：林传甲〈中国文学史〉考论》，《江海学刊》2005年第4期。

[13][15]火源：《学文与文学：林传甲大学堂教学观念论》，《陕西理工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

[14]周兴陆：《窦、林、黄三部早期中国文学史比较》，《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5期。

[16][17][83][84][85]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杭州：武林谋新室，1910年，第206页。

[22]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杭州：武林谋新室，1910年，第187页。

[23]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杭州：武林谋新室，1910年，第1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