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玮

（陕西师范大学 哲学系，陕西 西安710119）

2018年12月6～8日，“第四届海峡两岸朱熹陈淳学术研讨会”在福建漳州召开。会议由中共漳州市委宣传部、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政府、朱子学会、厦门大学国学院联合主办。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福州大学、南昌大学、马来西亚拉曼大学、韩国高丽大学、台湾辅仁大学、台湾东海大学、台湾佛光大学、台湾淡江大学、台湾高苑科技大学、台湾文藻外语大学等著名高校的专家学者及社会各界嘉宾参加了会议，并针对朱熹、陈淳教育教化思想、哲学思想与朱子文化传承普及等方面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一、朱熹陈淳教育教化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朱熹、陈淳作为南宋重要的理学家、教育家，在他们的著作中都以理学思想为基础，大量强调社会教育的重要性，集中关注朱熹、陈淳的教育教化思想及当代启示是本次研讨会的一大亮点。

朱熹是中国南宋伟大的教育家，也是我国最早探讨通识教育的思想家之一。台湾高苑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陈立骧教授主要探讨了朱子学在当代通识教育上的各种可能贡献。首先，朱子学的理气论、心性论等具有认知功能的面向，可通于通识教育中的整体通观见识的教育。其次，朱子学的功夫论、修养论等具有引导功能的面向，可通于通识教育中的人文素养的教育。第三，朱子学的读书方法及其有关生活、礼仪等多个面向，可通于通识教育中的全人教育。台湾佛光大学教授施维礼提倡把儒家经典教育纳入学生课程体系，他将“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理解为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的核心，即自我教育，提出当前学校在实施教育过程中，可以结合社会现实、针对学生实际，把儒家经典教育纳入学生课程体系之中，建构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粹为核心的教育教学体系。南京大学的肖芬芳认为学界之前的研究是将“天理”视为朱熹教育教化思想的哲学根基、抽象层面，而忽视了呈现“天理”在朱熹教化思想中的具体层面。因此，朱熹的教育教化思想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天理的安顿问题，其教化思想的特质即是天理世界观的确立，所注重的是如何将抽象的“天理”安顿在人世间，最终目的是达到“天理自然”的状态，即自由的没有外在规范压制的教化状态。

朱熹的弟子陈淳久居乡野，十分重视基础教育。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王志阳主要关注陈淳的基础教育思想与其对现代的启示，陈淳秉持注重理想信念的教育思想，身体力行，用教育实践继承和发展了朱子以儿童道德品质的养成和道德行为的训练为中心的 “蒙童教育”思想，撰写了不少蒙童教育著作，这种教育思想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值得深入挖掘和传承。在教育实践过程中，陈淳遵循人才成长规律，重视人格教育，编撰配套教材，创新教材形式，提高教育教学效果，进一步扩大了朱子学术影响力，也使其学术地位逐步提高，成就了紫阳别宗的学术地位。陈凌、陈镜清则通过分析朱熹与陈淳编著的蒙学教本的特点对当代蒙童教育提出建议，重在以蒙童为本位、以修身为本义。

二、朱熹的家风、家训、家礼研究

朱熹的家风、家礼、家训不仅是朱家的，也是大家的；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不仅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从南宋至今，朱熹的家文化对化民成俗、端正人心都起到重要作用。这一话题受到与会学者的普遍关注。

台湾文藻外语大学副教授施忠贤以朱熹的《紫阳朱子家训》与朱柏庐的《朱柏庐治家格言》为对象，立足在家训总观、结构分析和量化分析的基础上，呈现家训类著作常见的两种内容倾向：《紫阳朱子家训》以人为本，个人被笼罩在家庭、家庭被涵括在国家之内的人际网络内，着重在人际份位而来的处世道德；《朱柏庐治家格言》以务为本，家务成为主要关注对象，道德、治国平天下成为次要元素，着重在家庭事务而来的处治原则，从而深入探讨这两种内容取向的家训所代表的文化与教育意义。华侨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副院长冯兵教授则从朱子《家训》分析了儒家对“仇”“怨”的态度，朱熹的《家训》中提出“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解之”，“仇”往往是“怨”的进一步发展，“义”也是“直”的深化与升华。“以直报怨”历来都被儒家视为解决怨恚心理的最合理方式，而“以义解仇”则是更有深意的解决方式，对当今社会仍有借鉴意义。

台湾淡江大学李蕙如讨论的是朱子《家礼》在重构血祭传统时所面临的问题，主要采用归纳法和演绎法整理归纳朱子《家礼》中血祭描述，以及朱子文集中与祭祀相关的数据，参酌先秦以来对于血祭的呈现与记载，加以梳理以探讨理清相关问题。来自厦门大学的和溪将目光投向《朱子家礼》的终极关怀，从三个层面阐释：在哲学层面，《朱子家礼》礼仪规范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形而上学”的终极关怀，直接指向“性与天道”；在“宗教”层面，《朱子家礼》的丧祭礼中分别继承了儒家礼学慎终追远与报本反始的精神，最终指向生命的不朽和精神的永存；在人生之道的层面，则表现在生命延续、道德提高与社会进步的方方面面。

来自福州大学的夏芬集中于朱熹家风思想的研究，于朱熹而言，家风不仅突出表现为一姓之家所特有的文化底蕴以及品格风尚；而且涉及到以家规来导民治俗，人伦家范是研究朱熹家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朱熹家风思想表达了对佛、道的排斥态度，其明确指出佛道有悖人伦、违反人性，本质上皆为出家、出世学问，并不甚关心在家以及入世的问题，这样的立场既不能解答家中之疑问与事项，更不能指导家之生活以及敦化一地区之民俗，故而应予以抵制。漳州市方志办的许初鸣从《漳州府志》收录的朱熹几篇公务文章以及流传、留存于民间的家训入手来探讨朱子过化对漳州民风特别是家风的影响。

厦门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朱人求教授从哲学的高度描绘了中国“家文化”的图景，认为家文化是中国文化之根，而朱熹是中国家文化和家哲学的集大成者，通过对朱熹系统而缜密的家哲学思想体系的探讨，探寻家国同构、万物一体、宇宙一家的家哲学最高境界。

三、朱子、陈淳哲学思想探究

朱熹是宋明理学集大成者，其宇宙本体论与心性论均对后世有着极大的影响。而龙文先贤陈淳两度侍学于朱熹，深得朱子嫡传，被誉为“紫阳别宗”。

韩国高丽大学田炳郁教授认为陈淳的哲学思想在阐述和发挥朱熹的思想过程中有所创见，在本体论上，陈淳强调“天命之理”，提出“理气不离、难分先后”，指出“理有能然、必然、当然、自然之义”；在知行论上，强调知行随时互发、力行为主致知副之，都推动朱子学的发展和完善。其中田炳郁教授重点研究了朱熹与陈淳的心性论，阐释“心”“性”的涵义，提出陈淳在朱熹的基础上对“人心”和“道心”、心的体用等方面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来自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的吴文文副教授则从伦理范畴来解读陈淳，提出陈淳在周敦颐、程颐、朱熹等人宇宙本体与人性相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将伦理范畴直接上溯至天命的意义，并介绍了陈淳描述的个人契合天理的体验。

钱穆先生曾说，“理学家善言心者，莫过于朱子”。来自复旦大学的陈双珠与来自厦门大学的江佳凤均将目光聚焦于朱子的“尽心”思想。陈双珠梳理了朱熹对孟子“尽心”思想的诠释及意义，提出朱熹的“心具众理”命题包含心未发而为全体、理具于心之结构和心能知觉而能包藏理之能力两个向度的含义，其意义不仅在于证明人人都具有成德的能力，还贯通了体用工夫，成为区分儒释之别的重要命题，完善了朱子的工夫论。江佳凤则提醒学界关注朱子对“尽心”诠释的两个转变：在庚戌以前，朱子将“尽心”解释为“知至”；庚戌至辛亥间，“尽心”被解释为“意诚”，“工夫在知性上，尽心只是诚意”；辛亥后，朱子再次将“尽心”解释为“知至”，并又把“意诚”归于“存心养性”。这两次对“尽心”诠释的转向与他对“诚意”的理解有着密切联系。厦门大学哲学系的王凯立分析了吕留良对朱子诚意思想的诠释，对于“诚意必先致知”，吕留良认为诚意工夫只辨实与不实，而不辨善恶，辨善恶乃是致知工夫，由此回应了朱子晚年所面临的诚意工夫在“致知”之后无法安顿的问题。其赋予“实用其力”一语以诚意工夫的纲领性意义，并由此融贯了“自欺”“自慊”“慎独”等重要范畴的诠释，具有反对空谈心性、重视实行与经世的倾向。而厦门大学的鲁静从本体论和功夫论层面阐释了朱子的“不诚无物”思想，并拓展至这一思想对当代大学生修养身心、读书做人的指导意义。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的吴嘉明以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为中心，比较阳明对于朱熹心性论的批评与转向，将理学与心学间之隔进行文本的还原与调和，最后就阳明过于嵌合处提出其析论。

台湾东海大学蔡家和教授针对朱子后学罗钦顺的理气论究竟判为理学或为气学这一争论不断的问题给出自己的评判，对理学与气学分别给出定义，提出罗钦顺的论学是一种理学向气学的发展；认为罗钦顺以理一分殊来解决物物—太极之理与统体—太极之理的冲突，其理一之太极，是指众理之总名，取消了外在之理而落于气化万物自有其理，由近似一神之说而转为泛神之说。福建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马照南则从朱熹“理一分殊”的哲学视域来阐释其中所蕴含的协商民主思想，在“理一”与“分殊”的相互印证中阐明宇宙之秩序，故“理一分殊”不仅是了解朱熹的理学思想的关键点，也是理解协商民主的关键点。

朱熹对于经典文本的诠释解读是后人研究其哲学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建构其哲学体系的基础所在。易学是朱子学术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福建师范大学的肖满省以朱熹、陈淳为中心，探讨了朱子及其门人的易图建构，从《北溪大全集》卷十一“说”类、卷十九“讲义·易”类研究陈淳对《易》“本原”的追索与发挥。聊城大学唐明贵教授探讨归纳了作为朱熹弟子的陈淳对《论语》进行诠释之三个特色，一是融朱注于串讲之中，二是通过答问的形式对《集注》中的有关问题给予解答，三是对朱子《集注》中的重要范畴、注释加以疏释论述。

许多学者也结合社会背景，从历史角度来研究看待朱子学。厦门大学哲学系的吴瑞荻通过对桐城派学者邵懿辰的考察阐释了嘉道之变中的朱子学，指出清代学术史在嘉道时期的三变以及朱子学者们对三重挑战的回应方式。台湾辅仁大学陈永宝博士将朱熹与严复二人放在一起研究比较，在历史大背景的影响下，朱熹由佛学转回儒学、广立书院以传儒家经典；严复由西方思想复归儒学、广助大学开展儒学讲演，不同的历史车轮却导致两位思想巨匠的殊途同归，这从侧面证明了儒学思想的强大影响力。

四、朱子学与闽南文化的发展传播

朱熹曾在泉、漳地区为官六年，对闽南文化的开枝散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与闽南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马来西亚拉曼大学郑文泉教授对东南亚有史可征的1690-2006年间闽南（语）朱子学史做了学术史的还原与评析，从东南亚早期书院史来看，闽南（语）朱子学的传入，应该是中国闽南本土朱子学书院的南迁和移植结果。东南亚以闽南语讲习、传播朱熹《四书集注》到了1897～1942年，可说是进入繁荣时期。最终于2006年以闽南语阐发朱子学的黄立志作为东南亚末代闽南（语）朱子学者。

台湾朝阳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刘振维教授认为传统书院朱子学精神是闽台文化的共同象征，从“传统书院的朱子学精神”“道南之传的闽学”“道东之传的台学”三方面，阐释闽台文化的同源与交融。集美大学的杨中启教授将目光投向了道南学与闽学，道南学意指杨时承道统而南传，成为濂、洛、关之学到闽学的中间环节，反映出中国文化中心由北方中原一带转移和过渡到南方武夷山一带。漳州城市职业学院郑晨寅教授提出，除朱熹外，高登（号东溪）也是陈淳的一大思想渊源。朱熹、陈淳与以东溪弟子陈景肃为首的“渐山七贤”多有交流互动，通过表彰先贤、讲学传道、刊刻经典，朱子学完成了在地化过程，并深刻影响了地方儒学的发展走向。泉州师范学院的林振礼对存留于闽南粤东民间的朱熹佚文进行考辨，有助于更准确理解朱子学之全貌。如朱熹《泉州同安鹤浦祖祠堂记》的“附记”部分，与“正文”显非一体，是为伪作；潮州方志与民间流传的关涉梁克家的一诗一序，均系伪托朱子之作。

在研讨会上，厦门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支平指出研究朱熹陈淳，不能只停留在学术研究层面，朱熹、陈淳在他们的著作里非常强调修身养性、社会教化的重要性，这些思想对当代社会发展、社会秩序的形成都具深刻的指导意义。今年的研讨会，最大的推进就是从学术研讨方面向社会层面深化，进一步阐发朱子文化的时代内涵，让朱子文化焕发新光彩；从更高层次、更宽领域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让海内外朋友深刻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与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