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成

我的一位老同学记忆力超群，居然记得我的一桩往事，而且是一桩我自己不曾记着的往事。那是上世纪60年代末，当时我们还都是十五、六岁的中学生，因为要好整日形影不离。一个春天的下午，相伴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平日里少言寡语的两个人默不作声的穿过一条条街巷。大概由于太寂寥吧，终于有些耐不住了。我说：“咱俩说话呗”。他问：“说什么呀？”我说：“谈谈理想呗。”他说：“你先说”。我说：“你先说。”推辞不过，还是我先说了。据他的回忆：我的理想是当一名作家。我听了不觉惊异。那个时候学校正批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思想，同学们都想着毕业后当解放军战士，或是技术工人，或是会开拖拉机的新型农民，谁能想当作家呀？作家不是都挨批判、被劳改了吗？转念一想还真有这个可能。因为我爱读书，所以崇拜作家，既使作家都不行了。这是同学们所知道的。那会我的心思象玻璃杯里放置的冰块，透明得很，谁都能看得清楚。这一生尽管没有当成作家，但毕竟同文字结了缘。那都是近五十年前的事情了，不管是真是假，他当玩笑说了，我也当玩笑听了。

春节过后，天气渐暖，窗外仍时不时的飘着雪花，落到地上就融化了。三五个退休赋闲的好友，相聚在临街不甚高档的酒馆里。桌子上摆满了白酒、红酒和啤酒，但大家开怀畅饮的还是那壶“铁观音”。唠扯的话题自然都是那些共同经历过的陈年旧事。包括那位老同学所说的我想当作家一事。透过窗子，看见对过广场上灯光下人们正在跳舞，我蓦然联想起来另一件发生在春天里的故事，大约是在四十年前，与跳舞有关。似乎作过作家梦的我，曾在团县委工作过一段时间。侍弄公文之余，偶尔也在报刊上发表一些类似青年思想漫谈的短文。在当时县里写东西的人当中，我是比较年轻的。因此领导对我也是比较赏识的。一天，领导把我叫去，交给我一个任务。说是当下社会上一些小青年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留长头发、穿喇叭裤也就算了，还时常聚在城南大桥下听港台歌曲，跳交谊舞，简直不成体统。领导让我写一篇批判文章发表在报上，也算对他们的帮教和挽救。还叮嘱我到大桥下面看看，贴近实际，批判稿才能写出针对性。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骑着自行车去了乌裕尔河大桥，远远听见一阵从未听过的悦耳歌声随河水飘来。寻着歌声望去，见在河北岸绿毡般的草地上，确有几名青年男女踏歌起舞。我走下桥头，走向他们，他们见有人来了便停止了舞步，但录音机并没有停止转动。打过招呼，唠了几句，知道他们是城里的待业青年，比我小不了几岁，无事可做便聚在这里唱歌跳舞，权当郊游吧。我看他们除衣着比我前卫外没什么特别之处，回来后苦思冥想就是写不出那篇批判文章。好在领导再没有过问。可能是忘了，也可能是改变主意了。那是我这一生中仅有的一次没能完成的任务，收获是从那群小青年的录音机里第一次听到了《绿岛小夜曲》和《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都成了我日后的钟爱。

春天要来了，虽说步履缓慢，但还是愈来愈近。这个时候，家家户户总要打开箱柜和包裹，翻拣换季的衣物。如果老友相聚，也总爱打开话匣子，翻拣着春天的记忆。记忆这东西很有意思。清晰的往往已久远，朦胧的往往是作天。在我们这些人的记忆中，只要想起春天也就想起春天的诗，有读过的，有写过的。春天对于诗是一个永远的主题，诗对于春天是一张永久的名片。从12岁发表第一首“顺口流”开始，我至今才发表四百余首诗。有自由诗也有散文诗，有民歌也有旧体诗词。其间相当一部份是写春天的，只是大都忘却了。然而四十年前的一首我倒是有记忆的。说来真有意思，我没有写出那篇批判文章，倒是胡诌了一组短诗。其中一首《是穿裙子的时候了》，内有两句是这样写的：“我们的生活需要晾晒，阳光下应坦裸得更多”。人们说这首诗的“轰动”效应最大，一见报，满大街的姑娘媳妇都穿上裙子了。这故然也是玩笑，但我知道这样一件真事。邻居一家两口子逗嘴。男的问：“我出门给你捎点啥呀？”女的答：“买一条裙子吧。”男的问：“长的？还是短的？”女的说：“短一点的”。男的生气：“短的大腿露的多，难看”。女的反驳：“人家东院大兄弟都写诗了，阳光下应坦裸的更多”。那个时候，女人穿裙子是需要勇气和胆量的。既使天气热了，也很少有人敢挑这个头。不像现在，无论年龄，无论四季，大多数女人都穿着漂亮的裙子。冬天再冷，下面穿一条类似连裤袜的体型裤就行了。可见人们的穿戴越发新潮、生活越发时尚了。

人上了年纪，怀旧便成为一种常态。我的网名就叫“怀旧者”。人们大都怀念遥远的岁月，即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因为那是属于自己的春天。春天是美好的，是充满昂然生机的。而发生在春天里的故事则是青涩的，也是青葱的。

年少爱读诗

那一年冬天，母亲病了，卧床不起，我放学回家做了几次饭。一天傍晚，父亲下班买回一小块猪肉，一斤二两，是全家人一个月的供应量。我把肉放进锅里，填上水，洒上盐，准备给母亲煮肉吃。这时家里来了两个女同学，说是教语文的陶老师让来取书。这可叫我着急了。她们要取的《普希金抒情诗选》，是我两天前从陶老师手里借到的，刚读了一半，哪能舍得让她俩拿走呢？我以人格保证：今晚贪黑也要看完，明天上学一定送还。她俩答应着走了，电也停了。我一边拉着风箱，一边借着灶台上的烛光继续读着那本没有来得及读完的大作。不料我完全陶醉在这位俄罗斯大诗人笔下的意境中，锅里的汤烧干了，险些将肉烧糊。好在父母没有责怪，但我心里还是很不好受。要知道那时候一家人一个月只能吃上一次肉。

这件事情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当时我正上中学。同许多中学生一样，爱读书尤其爱读诗。那时书店和图书馆的书架上都是空落落的。小城里的书籍大都被当作“毒草”一车车的拉到广场上烧掉了。我是亲眼看到的，好心疼啊！但我还是读了一些东西，包括小说也包括诗。因为民间毕竟藏着一些书籍，我所读到的都是从老师、同学、玩伴手里借到的。就在那个冬天，我通过教音乐的史老师认识了县文化馆的谢老师。也是在一个停电的晚上，史老师把我领到谢老师家里，两间低矮且阴暗的土草屋。从谢老师那里借到了贺敬之的《放歌集》。以后在他那儿借了不少书。有60年代初期臧克家主编的大部份 《诗刊》，还有张永枚、梁上泉、王书怀等青年诗人和乡土诗人的诗作。

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诗集，是高中毕业前的夏天。远在贵州工作的大哥到北京出差，跑了几个书店，排队买到几本刚刚出版的诗集，立马给我寄了回来。当从邮局里取回邮包时，我的心情可以用心花怒放来形容。打开邮包，里面有李瑛的《红花满山》，有李学鳌的《太行炉火》，还有李幼容的《天山进行曲》。我找来画报给这几本书包了书皮，还请写字好的同学用毛笔写了书名。爱不释手啊！这几本书我不知道读了多少遍，其中精彩的句子能够完整的背诵下来。同学们得知我有了新诗集都争抢着来借。可是不等人家读完，我就以还有人要借为由急着索回。自我感觉不是小气人的我，那时给人的感觉倒很小气。

时隔不久，我高中毕业了。因为父母需要照顾，我没有被动员下乡。在我的人生旅途中由此少了知青的经历。但我还是没有找到正式工作。为了养活自己，只好做些临时工，干些粗活、重活。抬木头，搬石头，挑沙子，什么都干过。无论干什么，我的衣袋里总会揣着一本书，往往是一本诗集。歇气的时候读上几页，便来了力气和精神。这成了我的一种习惯，可这种习惯是别人所看不惯的。对我来说，那段时光既黯淡又苍白。而伴我度过那段时光的.则是那薄薄厚厚的一本本诗集。在读过的那些字里行间，印证着我的青春记忆。诗给了我激情和勇气，诗给了我想往和追求。与古今中外的诗人交流，即使是无声的，也会获得诗心和诗意。好像在浓雾中掬起一束阳光，似乎于寒冷中感受一室温暖。

班花

管班上最漂亮、最叫人喜欢的女同学叫“班花”，本来是近些年高中生们的称呼。然而我们上高中时的“班花”，却是我在过了近半个世纪后提议追任的。同学们都很认可，尤其是男同学们都很赞同。

“班花”是美。两行长睫毛下的一双杏核眼，忽闪忽闪，好像会说话。“班花”爱美，在全班女同学都“非蓝即灰”的情况下，她的衣服居然偷偷绽放几朵花。一件合体的“北京蓝”穿在她的身上不肥不瘦。上面露着花领子，下面罩着花套袖。那个时候，男女同学不大接触。连看都不会多看几眼。我能瞅到的只有这些了。

高中毕业前，“班花”曾与几名女同学到过我家，缘由忘了。母亲很高兴，因为母亲很希望有女生到家来，就像邻居晓光家那样。但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当同学们离开时，母亲送出门，指着走在最后的“班花”说：“这闺女真俊。”“班花”听了不好意思，脸有些红了；我听了也不好意思，心有些热了。那一年我们都十八周岁。

毕业后各自下乡，彼此间没有联系。再一次看到“班花”是在多年以后。可惜我只看见她，她没有看见我。那是我在一家照相馆的橱窗里看到了她的大照片。身上穿着碎花的连衣裙，肩头搭着蓬松的马尾辫儿。最引人瞩目的当然是那双长睫毛下的杏核眼。据说此时“班花”在一家国营旅社工作，早已嫁作人妻，并成了县城里数得着的美女。若不然，大照片怎么能挂进照相馆的橱窗呢？

待我真的见到“班花”，又是多年以后。一个冬日寒冷的黎明，我公出下乡。在长途客运站门口，见到一位叫卖矿泉水的妇人。尽管穿着又大又厚的棉袄，尽管用围巾和口罩把脸捂得严严，我还是从那双外露的眼睛认出了她。但是，我没有同她打招呼，也回避了她的眼神，怕她不好意思。我觉得她可能下岗了。那个时候正值工人大下岗的高潮期。后来同学们证实我的猜测没有错。她下岗后，不但在客运站卖过水，还在小市上卖过旧物。那一段时间对她来说，确实是人生的低谷。

我与“班花”接触，是近几年的事，而且通过我的妻子。妻子参加了一个由社区大妈组成的业余演出团体，“班花”也在其中。本来吗，“班花”上学时就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骨干，能唱会跳；现在日子过得好了，理当重圆舞台梦。妻子演出我常去看。即看我们家的“家花”，也看我们班的“班花”。春节后，他们的一台旗袍走秀惊艳了整个县城。里面最靓的顶数“班花”了。优雅、妩媚、端庄，大气。

前几天，“班花”来我家看望妻子，正赶上我洗衣服，就顺口夸了一句：“真是个模范丈夫。”可我不知为何回了一句：“知道模范丈夫，当初为何不嫁。”“班花”咯咯地笑了：“咋的？晚了！”妻子也咯咯地笑了“咋的？晚了！”我也随着她们笑了：“是晚了！”

粮 票

母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那日，母亲伸出哆哆颤抖的手，递给我一个小包包。第一层包着一方旧手绢，第二层包着半张旧报纸，里面竟是一打用红丝线缠裹的黑龙江省地方粮票。数一数共80张，有1斤一张的，有3斤一张的，也有5斤一张的，大约160斤。母亲说：“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挨饿的日子了，这些粮票你收着吧。”此事已经过去20年，那一年母亲80岁。没多久，母亲就去世了。我将这打粮票收藏在抽屉下面的一只铁盒子里。几次搬家，都未舍得丢弃。每当我打开铁盒子时，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远在天国的母亲，也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个远去的票证时代。

那个时代的一大特质就是物价虽低但买东西要凭票或凭证。那时正值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家施行计划经济，人们的吃、穿、用都是有计划、按需求、低标准供应的。除了人民币，不可或缺的就是票证。光有钱没有票证，很多东西买不来。这里面最重要的自然是粮证和粮票。粮食由粮店凭粮证定量供应。在家吃饭可以，但要上食堂、下饭店，就需要粮票了。粮票分为两种，一种是全国粮票，一种是地方粮票。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时常出门。没粮票，食堂和饭店都是不接待的。这就得事先拿着粮证和单位开具的介绍信，到粮店换粮票。去省外换全国粮票，在省内换地方粮票。既使下乡蹲点也要带粮票。因为到老乡家吃饭是要付钱和粮票的。出门归来，把没用完的粮票交给母亲。母亲过日子很仔细，一斤一两的攒起来，留待逢年过节和家来客人时改善伙食。或买几个馒头，或买几根油条。当时一个馒头和一根油条，都要二两粮票。钱是几分记不得了，反正便宜。

我的母亲过惯了苦日子，饥饿是母亲半辈子的常态。忍饥挨饿炼就了母亲的品格和意志，与饥饿抗争把母亲磨砺成过日子的好手。民国初年，也就是上世纪的20年代初，姥爷一家人从山东老家一个叫作曹庄的地方，沿途乞讨，来到安达县城南一个曹姓集聚的屯子。母亲同她的弟弟，坐在姥爷的挑子里，怀抱着一只讨饭用的粗瓷碗。我的母亲同我的父亲一样，都是跟着家人逃荒过来的。可是来到东北并没有摆脱饥饿。日伪时期挨饿，国民党时期也挨饿。我与母亲共同经历的饥饿，是在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跟以往不同，母亲清瘦的面脥上只有菜色并无愁容。因为她听说京城里的领袖们也在挨饿，她看见县里的干部们也在挨饿。她告诉我：“挨饿不可怕，挺一挺就过去了。只要有共产党在，老百姓总能过上好日子。”日子好了，母亲老了；日子越过越好了，母亲却离我远去了。

母亲留下的粮票，接近当时一个成年人半年的供应量。在那个人们为吃饭而劳神的年代，这很不容易。粮票中的最后一版是1978年的。以后不久，随着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随着粮食产量的提高和粮食政策的调整，粮食票证同其它票证一样失去了作用。其实，在母亲最后的20年里，吃饭已不再成问题。可她老人家还是将积攒的粮票保存下来。她留下的，不仅是爱惜粮食的美德，而且是勤俭过日子的好家风。我双手捧着的这一打粮票，虽然称不上是文物和古董，但足以称的上是有意义、有价值的纪念品。

如今我家的餐桌上，早与晚只有我同妻子两个人，中午多了忙于工作的女儿和忙于读书的外孙女，有时女婿也来，只是少了母亲。我们两口子吃的随便一些，但孩子们来了，餐桌便丰盛起来。至少有四盘肉炒的菜，或许还有一条鱼。至于主食，当然是大米和白面。粗粮是作为新鲜之物的。家里来了客人，或亲戚，或朋友，或同学，或同志，都要去饭店，而且要挑有特色的。最近不知为什么，每当拿起筷子或端起饭碗的时候，我总会想起母亲和她留下的那一打粮票。母亲：我们今天过上的好生活，您在天国里能体会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