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宏任

1986年，我妹妹王红舒(小说《杨沫初恋》的作者)在香河县政协工作，负责文史资料编辑，知道作家杨沫曾在当地当过教师，于是到北京采访了她。

后来，红舒又两次访问张中行，张中行诚恳、平易，毫无架子并透露出深深的思乡情绪。其时，张先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做编审，我当时在县政府工作，县长侯国强是大学中文系毕业，很喜欢文学艺术，更愿意和文人交往。张先生来后，县长亲自陪同，让我去安排吃饭住宿。当我给张先生安排县招待所的单间后，张先生忽然问我：你在农村有家吗?我说，父母都在农村居住。张先生问：是否有火烧的土炕?我说，有。张先生问：能否腾出一间让我住几天。于是，张中行第一次来香河住在我乡下的父母家里。

以前听说，张中行先生是《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的原型，以为他是只钻书本、酸腐清高的资产阶级学者型的人。待见了他，却大相径庭，他高大白皙，温文尔雅，像个退休的老工人，和做过教师的父亲竟一见如故。他先摸摸家乡的炕：呵，真热，真好，几十年没睡过这么热的炕头了，这回到家了。欣喜之态，有如儿童。没坐一会儿，他就拉父亲跟他去到田野中遛弯儿。其时，正是农村的麦收前夕，遍地麦田如金波翻卷，张先生一路啧啧赞叹：真是桃花源一般，太好了，我要多住几天。

于是，张中行在我家住了下来，每天早晨和父亲骑车子到香河城去吃油条豆汁、豆腐脑，然后老哥俩儿在县城寻找昔日风光及景物的遗存，晚上写诗文记游，谈过去香河的名人轶事。当时张先生77岁，我父亲63岁，两位老人骑自行车西行四里到大运河，站在青龙湾北大堤上，张先生向南眺望，对岸就是他的已划到武清县的家乡——河北屯的石庄。父亲问他是否想家，他说家中没人了，还是香河县人好，就永远认定是香河人了。

张先生第二次来香河是住在五百户我的一个学生卢志仓的家里。志仓爷爷是个两眼近于盲的70岁老头，基本是个文盲，但是这个大学者竟与老头谈得开心而亲切。志仓家养头驴，张先生每天喂驴，给驴搔痒，爱听驴叫。而孙止务的家中养两只大白鹅，两只白鹅一叫，张先生就喂它们青菜。他后来在《流年碎影》中写道：

住，乡两处，五百户卢家的驴声小院，孙止务的王家鹅声小院；半乡半城一处，南台凌家的维新客房(已易火炕为软床)；城两处，县政协和大气物理研究所香河站。

其实，张先生在这本书出版后不久，有日本学者来专门拜访他，非要住先生家乡的土炕，张先生给我来信兼打电话，让我再找一个有土炕的农家去住上几日，此时我家的土炕已经拆了，我千方百计地找了前景亭村党支部书记张显荣的梨花小院，他在这里住了六天，时间是1997年7月10日。这是先生在香河住得最长的一次，也是最高兴的一次。

我第一次到张中行先生原在北京大学的宿舍，就像走进一个贫苦教师的宿舍：1932年购置的藤椅摇摇欲坠，书架是旧的，书是旧得发黄的，书桌上那块乾隆年间的端砚上面的檀木已经摩挲得如石头一样油滑光亮，墙上挂着叶恭绰的小楷，纸和木框都是陈旧的，张先生的服装还是50年代的式样。

张中行先生北大读书几年，对于所有任课教授都尊敬有加。最能体现张中行先生君子风格的是他对于杨沫的态度，他晚年心平气和地说：“所谓思想距离远，主要是指她走信的路，我走疑的路，道不同，就只能不相为谋了。”

中行先生和启功交情极好，在我们后学面前总夸启先生如何渊博、功深、道高。启先生在读《顺生论》后记中说，张中行先生是20世纪中国唯一的“人生哲学家”。张先生本来想以启先生的文作跋的，见这样写，充而不用，认为言过其实，自己难以担当。想时下作序找名家，都希望作序者“有骆驼不说驴”，张先生是生怕别人把自己评高了，这是真正的“求真务实”。

记得有一次，和张先生到燕莎商城去遛弯儿，出门时有算命者给张先生相面，言其大富大贵，张先生说：“你能算出我富，说出我有多少钱?说我贵，说出我做多大官，有几个儿子，几个女儿。说对了，这位先生作证，我奉送你一万元，说不准，走开，别吃骗人这碗饭!”相面者愧疚而退。

张先生是彻底的科学无神论者，他上大学时，既读“十三经”，也读康德、穆勒、弗洛伊德，而且精通英文，能读原著。他虽然衣着纯粹中国式，可是思想包容天下先进思想，他是科学和民主的追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