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贺佳雯 吴美璇 郑 丹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了新阶段。改革开放政策给社会带来了诸多变化，其一便是衍生出农民工这个新的社会群体。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第一代农民工平均年龄已超过50岁，即将迎来退休高潮，以不同的方式退出历史舞台。

第一代农民工

南巡讲话的第二年，张全收东拼西凑了200块，辗转来到深圳。在他老家河南上蔡县，深圳是农民最主要的打工目的地。“到深圳打工，一年能存上千块；在老家种地，一分钱都捞不到。”这是他们对改革开放最初的“印象”。

“种地捞不着钱”，陕西的巨晓林也深有体会。国家刚分地时，乡亲们听说蔬果价钱高，纷纷种起了苹果。1989年，苹果泛滥滞销，1毛钱一斤都卖不出去，巨晓林只能忍痛把树砍了，进城谋生。他比较幸运，成了中铁电气化局的第一批合同制的农民工。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么好的运气，尤其是没有技术的农民工，城市里的脏活累活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环卫工人，是李会成到广州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唯一一份。“没想过换，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大型垃圾车密密麻麻地横在荔湾区的环卫队广场上，李会成穿行在仅能通过一人的车缝间隙，整个广场噪声轰鸣，散发着令人难忍的气味，他已经这样工作了20年。

“大家一听‘改革开放’都蜂拥到沿海城市，但现实是起步阶段工厂少工人多。”张全收摇头苦笑，那时“农民工劳动力很廉价还没人要”。刚到深圳那会儿，他只能打零工，靠盐水煮面疙瘩，硬挺着过日子。一米八二的张全收当时只有108斤，又瘦又黑。有时候，他一天要工作15个小时，连着两三天都能不休息。“有人做着做着就钻到桌子下面(睡着)了。”

还有一些农民工找不到工作，也挣不到回家的路费，就睡在马路牙子上。遇到警察，还要查身份证和暂住证。办一张暂住证要300块，是他们一年的收入。

农民工中的幸运儿

“有点文化”的农民工，则比较幸运。

从重庆来广州打工的敏姐，在一家玩具厂上班。一天，领导来加工部问：“谁字写得好，谁是高中生?”班长推荐了敏姐。领导问她会不会写英文字母，她一口气从A写到了Z。就这样，敏姐调到了生产管理部，负责登记出口产品的名称和数量，比在加工部轻松了不少。

对于文化这件事，巨晓林的感受要更深。从进入中铁电气化局开始，他就意识到“必须要学技术”。

一天，队长派他去材料部领线夹，到那之后他蒙了：线夹有好几种型号，要领哪种?以前，他听人说“铁路的活儿有力气就行”，但真正干下来感觉有力气也“使不上劲儿”。要知道每种材料的专业名称和用途，还要学会“刨根问底”，哪条铁路能去，哪条不能去，离高压电多远才安全，杆子上有没有电，这些都得弄懂才能正常作业。如此坚持钻研了30余年，巨晓林研发革新工艺工法98种，创造效益900多万，他主编的《接触网施工经验和方法》也成为铁路一线接触网工的教科书。“技术进步了，思想也要提高。”2006年，中铁电气化局时任党支部书记王建华找他谈话。经过两年的学习与考察，2008年，巨晓林正式入党。

也是这一年，张全收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

为了帮助农民工解决就业问题，张全收在2002年成立了一家人力资源公司。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3500名农民工找不到工作，都跑来找他想办法。张全收不仅免费提供食宿，还给每人每天发40块工资，两个月就花掉了800多万。张全收被冠以“农民工司令”的称号，就此有了政治身份，他说自己需要“人大代表”这个身份，为农民工兄弟“奔走疾呼”。

巨晓林则是从北京市人大代表当起的。2009年，北京市总工会组织演讲，想从企业找一个农民工代表。当时北京市企业里“有文化能说话”的农民工很少，中铁电气化局便推荐了巨晓林。他演讲的主题是“农民工也要学技术”。“丰台火车站的改造是个难题，组织推举我当代表，是想让我多提一提改造问题。”巨晓林说。但至今，这个难题仍未解决。

城市落户依然困难

留在城市是无数农民工的梦想，李会成无疑是少数享受到政策红利的一员。

2010年，广东省人民政府出台了《关于开展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工作的指导意见》，引导农民工通过积分落户城镇。2011年1月到3月，李会成一直在“跑材料”，因为申请落户的所有手续都要本人亲自办理，他在老家广西蒙山和广州之间往返了三次。当年7月31日，李会成以318分的最高分成为广州农民工积分入户第一人。春节前，他从广州市石围塘街派出所拿到了户口本，成了一名真正的“广州人”。入户后，李会成的社保待遇有了大幅提高，“过去门诊就医不报销，现在跟广州市民一样，全额报销。”另一个好处是妻子也能跟着落户，保险也从外来工养老保险变成了广州市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

同年，广东省还实施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和融入城镇工作的意见》，将积分入户政策的适用对象范围由“在粤务工的农业户籍劳动力”扩大至“所有在粤务工城乡劳动者”，鼓励技能型异地务工人员入户城镇。但获得“技能型异地务工人员”认证并非易事，强哥就在为此事苦恼。虽然疏通下水道的活干了20年，但没在一家正式的“大单位”，也不知道怎样取得相关的技能认证。

身无一技之长，或是找不到资源，成为第一代农民工难以突破固有阶层的根本原因。为了在城市寻求身份认同，他们已经奔走了几十年。

进退两难

从当选北京市人大代表，到兼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代表”当得越多，巨晓林看到的问题也越多。“早在10年前，国家就规定企业要给农民工交养老保险，但直到今天很多企业依然没有落实。”

2017年，巨晓林回乡调研，发现外出务工的40人中只有两个人有养老保险。即便是他所在的中铁电气化局，农民工的保险缴纳也分三种。短期农民工流动性最大，单位只交三险；长期合同工干活有保障，为了留住他们，单位大多会缴纳养老保险；只有成为正式职工的农民工，单位才会缴齐五险一金。

养老保险缴纳年限不足，退休生活没有保障，成为第一代农民工“进退两难”的主要原因。

“我这个年纪在老家不好找工作，因为社保问题，既想回重庆也不想回去。”敏姐听说在广州只要交够10年社保就能领退休金，而她已经交了八年半，所以还耗在广州。回到农村只有“新农合养老保险”，每月才发40块。

而有些农民工却不得不回到农村。重庆的自力巷如今摇身一变成了“未来公寓”，曾经住在这里的“棒棒军”已难觅踪迹。“棒棒”老甘今年回老家种地养禽，每月领几十块的特困低保。20年前，他当“棒棒”一天就能赚200块。虽然回了农村，很多农民工依然想把孩子送进城市，还会把成为“城里人”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李会成的同事“廖哥”已经不盼着自己拿户口了，因为儿子在东莞打工落了户，也是“城里人”，“没什么愁的了”。

在就业选择上，第二代农民工的机会要比第一代更多。老杭坚持当“棒棒”直到自力巷拆迁，就是为了给儿子儿媳还房贷。现在年轻人不想到重庆打工了，在县城工作赚得也不少，离家还近。最近，夫妻俩贷款买了辆车，尽管儿子再三承诺自己还贷，老杭还是念叨着“这个家不能再背债”，硬是磨着儿子把车退了。这是两代农民工消费观的拉扯与碰撞。

2018年，是张全收当选人大代表的第十年。今年两会，他要在“代表通道”上谈一谈“乡村振兴”。“农村现在有什么变化?如何看待乡村振兴?”“上通道”的前一晚，张全收思索良久。“乡村振兴需要人才，需要顶层设计和政府支持。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国家扩大内需、拉动外需，但在农村，农产品价格倒挂、农民工养老难依然存在……”每年两会，张全收至少都会提三个提案，有关部门也都会给他回电：“您提的问题我们已经在关注，会积极想办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