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图书出版：历史进程、主要成就和经验*

2019-11-12周蔚华梁雪云

现代出版 2019年5期

◎ 周蔚华梁雪云

自有文字以来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图书是人类文明传承和知识传播的主要载体，图书是与人类文明进步事业相伴而行的，担负着传播知识、传递信息、传承文明、教化育人、服务社会的重大使命。我国图书出版业是为人类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行业。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不仅使中华文明得以传承，也给人类知识积累和文化传播创造了物质技术条件。中华文化之所以五千年延绵不断，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国历史悠久的编辑出版活动，可以说，中国出版业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中功不可没。但是近代以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出版业也一度落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新篇章，也使中国出版业焕发出勃勃生机。中国图书出版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出版大国。70年来，中国图书出版规模和社会影响日益扩大，精品力作不断涌现，图书出版结构、布局日趋合理，体制、机制不断创新，法律、法规日益健全，整体呈现出健康有序、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

一、图书出版的历史进程

我国图书出版社由1949年的96家发展到2018年的585家（含24家副牌出版社），从1949年的年出版图书8，000余种，年图书印数1.05亿册（张），增长到2018年的年出版图书近52万种，年印数100.09亿册（张）。无论是出版品种还是总印数，都稳居世界各国首位。更为重要的是，图书出版业为配合党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中心工作，出版了大量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图书，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与发展、为坚定“四个自信”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图书出版业的发展从大的方面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图书出版新体制的确立与图书出版业恢复发展时期（1949—1977）、出版物市场化的探索与图书出版优化调整时期（1978—2011)、出版转型与媒介融合发展时期（2012年以后）。

1.图书出版新体制的确立与图书出版业恢复发展时期（1949—1977）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我们把它作为第一阶段。根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有关精神，我们又可以进一步将这一时期分为三个阶段。

（1）图书出版新体制的初步探索及对私营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49—1956）

新中国成立后，图书出版事业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关怀。1949年10月3—19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组织召开的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毛泽东为大会题词：“认真作好出版工作”，并在会议期间接见了全体代表，朱德为大会题词：“加强领导，力求进步”。1949年11月1日，在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和新华书店编辑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担负起领导全国出版事业的重任，著名出版家胡愈之被任命为出版总署首任署长。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出版总署在图书出版方面着手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确定了新中国出版事业发展的基本方针：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在1949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等领导同志明确提出了党的出版方针是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这是对党的出版方针的最初界定。

建立和健全领导机构。1950年，中央批准了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的报告，要求各大行政区设立新闻出版局，或分设新闻局与出版局，重要省市设立新闻出版处，一般省市必要时设立新闻出版室，主要任务是新闻与出版的行政管理，不承担新闻出版业务工作。

确立了图书出版、印刷和发行三者分工合作的新体制。将过去新华书店的业务一分为三，出版单位只从事图书出版工作，印刷厂只负责图书印制工作，新华书店负责全国发行工作。

确立了图书出版单位按照专业分工进行出版的原则。组建人民出版社作为国家政治书籍的出版社，承担出版政治、社会科学书籍的重大任务，在政治思想上直接接受中宣部的领导；其他出版机构要严格按照专业分工范围进行出版。

统一全国新华书店工作。1950年3月，出版总署发布的《关于统一全国新华书店的决定》提出根据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建立新华书店总管理处，隶属于出版总署，对全国新华书店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加强专业化、企业化。

制定出版行业标准。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总署着力统一全国的出版事业，逐步做到了统一书籍编校制度、统一版本格式、统一书刊定价、统一书刊字体和版本记录、统一书刊稿酬、统一书刊进出口工作。

图书出版社要对书稿实行三审制。1952年9月，出版总署对公营出版社编辑作出规定，要求每一书稿从采用到印制成书，应实行编辑初审、编辑部主任复审、总编辑终审和社长批准的编审制度，第一次明确了书稿三审制。

对私营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鉴于国营图书出版机构与私营图书出版机构力量对比悬殊的局面，出版总署加快了公营、公私合营出版机构的建设。到1956年初，党对全国私营出版、发行和印刷企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彻底改变了旧中国新闻出版的体制和业态，形成了以国营出版为主体，编印发合理分工，法规制度统一的出版体系。

在这一系列新体制、新举措的有力推动下，出版业很快焕发出生机和活力。1949—1956年，全国共出版图书137，568种，总印数为642，544万册（张），年平均出书品种17，196种，年平均印数约8亿册（张）。这一时期图书的品种和印数快速增长，内容日益丰富，质量不断提高。1952年全国出版图书13，692种，总印数为78，565万册（张），和新中国成立前图书出版数量最高年份的1936年相比，品种增长45%，印数增长341%。1956年全国出版图书28，773种，总印数为178，438万册（张）。

（2）图书出版业新体制的确立及图书出版业的发展（1957—1965）

1954年，出版总署撤销，出版行政业务划归文化部，从某种意义上对出版管理有所弱化。加之1957年的“反右”斗争扩大化，1958年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猖獗，出版工作受到很大的影响。1961年，图书品种骤落为13，529种，到1963年才恢复到17，266种。这一时期，图书出版业也在曲折中也有发展，主要表现在：

出版了一批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和历史典籍、学术著作。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出版了21卷，《列宁全集》39卷全部出齐，并开始新编出版《列宁选集》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于1960年9月出版，毛泽东著作的单篇本出版了50种，还出版了《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两种版本。

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及具有文化传承价值的作品。《鲁迅全集》10卷本和《鲁迅译文集》10卷本出齐。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华罗庚的《数论引导》、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图书相继出版。此外，《新华字典》《辞海》《辞源》《现代汉语词典》以及《资治通鉴》《全唐诗》等一批有重大文化积累价值的奠基性大型图书工程开始启动。

出版了一批有广泛和深远影响的大众图书和文学作品。如《青春之歌》《红岩》《红旗谱》《创业史》《红日》《山乡巨变》《林海雪原》《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国内外优秀文学作品，已成为经典之作，至今依然畅销不衰。

出版了《知识丛书》等一批面向大众的通俗读物。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极其重视通俗读物的出版，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出版界出版面向大众的通俗读物，还专门设立通俗读物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设立了通俗读物编辑部。1961年，文化部还专门组织策划了《知识丛书》，初步计划在两到三年内出版三四百种普及读物。

除了对基础教育教材进行统一规划外，还加强了对高等学校教材的规划。1961年4月，中宣部召开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会上提出要解决文科教材以及理工农医类教材的教学方案、教材编选等问题。1962年，中央批准了由周扬向中央书记处并周恩来总理上报的《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所提出的实施意见。

1957—1965年，全国共出版图书231，259种，总印数为1，482，940万册（张），年平均出书品种25，695种，年平均印数为164，771万册（张）。1965年全国出版图书20，143种，是1950年的1.66倍，印数21.71亿余册（张），是1950年的7.9倍。印数的增长远远高于品种的增长，说明单品种发行量和出版效益有更大的增长。

总体来看，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间，我国图书出版确立了为人民大众利益服务的基本方针，关于图书出版工作的一些重要原则，关于图书出版的一些重要法规、制度（如关于出版物的禁载内容标准等），迄今仍对我们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作用。

（3）“文革”时期图书出版的曲折和“文革”结束后的调整（1966—1977）

“文革”开始不久，国家及地方出版行政管理机构即陷入瘫痪，全国各出版机构和出版队伍遭受严重破坏，工作处于停滞状态。

这一时期的图书出版脱离了为人民大众利益服务的基本方针，由于受到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图书出版表现出扭曲、畸形的状态。全国图书出版品种从1965年的20，143种骤减到1967年的2，925种，出现了严重的“书荒”。与此同时，周恩来等顶住四人帮的压力，在极其艰难的处境下，尽到最大努力力图使出版事业免遭更大的损失。周恩来批评了形而上学、隔断历史、否定一切的极“左”思潮，强调在出版好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的同时，要注意做好青少年读物、文艺、科技、经济、历史、地理等各类图书的出版工作。“文革”期间虽然出版业遭受了巨大破坏，但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和历史典籍仍大量出版发行。1971年，周恩来在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决定将《辞海》纳入国家出版计划，1975年周恩来在病中还亲自过问《辞海》修订工作的进展。在周恩来的关心支持下，1975年，国家出版局顶住“四人帮”的巨大压力，制定了包括修订出版《辞海》《辞源》，编辑出版《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等大型汉语工具书的规划。

1977年12月初，国家出版局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与会代表批判和推倒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强加在出版工作者头上的两个反革命“估计”（诬蔑“文革”前17年的出版战线是“反革命专政”，出版队伍“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出版工作开始恢复发展。

从1966年到1977年的12年间，我国共出版图书104，755种，总印数3，332，524万册（张），年平均出书品种8，730种，年平均印数277，710册（张）。其中，仅1966年到1970年，毛泽东著作、毛泽东像及毛泽东单张语录的印数就达到104.26亿册（张），毛泽东著作各种版本的印数超过42亿册。

2.改革开放—党的十八大（1978—2011）：出版物市场化的探索和图书出版优化调整时期

根据各个时期出版主要任务的不同，我们将这一时期划分为三个阶段。

（1）图书市场化探索以及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1978—1991）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包括图书出版在内的各项事业迎来了春天。

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由党中央、国务院直接做出的关于出版工作的重要决定，是出版业最为重要的指导性、纲领性文件，对新时期的出版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决定》阐述了出版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明确指出，出版事业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针，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传播一切有益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高度评价了出版的作用，认为出版事业的发展，既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又是物质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和重要条件。这一时期，出版管理部门加快了图书出版法制建设步伐，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图书出版管理的规章制度，使得图书出版业有法可依。

与此同时，出版业开始了以市场化为目标的体制机制改革，明确了图书也是商品，要遵循市场规律和价值规律；出版社具有企业性质，要按照企业化标准进行管理；出版物要面向市场、服务读者，满足读者的需要；等等。

各出版单位在“两为”方针的指导下，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出版了一大批具有较高政治思想价值、文化积累价值和经济实用价值的优秀图书。图书出版从品种到数量急剧增加，扭转了“文革”造成的“书荒”局面。1978—1991年，出版社数量成倍增长，图书出版规模急剧扩张，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共出版图书655，356种，图书总印数达到7，794，134万册（张），年平均出书品种46，811种，年平均总印数556，724万册（张）；图书出版种数从14，987种增长到89，615种，增长了近5倍；总印数从377，424万册（张）增长到613，940万册（张），增长了62.7%；出版社数量由1978年的105家（不包括副牌）增长到1991年的465家（不包括副牌），增长了3.4倍。同时，出版行政管理机关将地方出版社长期执行的“地方化、通俗化、群众化”方针改为“立足本地、面向全国”的方针，促使地方出版社崛起，大大释放了图书出版生产力。

（2）以优化结构、调整布局、提高质量为目标的出版阶段性转移（1992—2001）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和党的十四大的召开，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辟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

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图书出版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十几年的高速增长，出现了图书品种增长过快、图书结构不合理、图书重复出版现象严重、图书质量下降等问题。1994年，新闻出版署分析研究了新形势、新问题，提出了出版工作要从“以规模数量增长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向以优质高效为主要特征的阶段转移”的思路。1996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加强对新闻出版业的宏观调控，采取有力措施解决目前总量过多、结构失衡、重复建设、忽视质量等散滥问题，努力实现从扩大规模数量为主向提高质量效益为主的转变”。1998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也明确指出“新闻出版业要加强管理，优化结构，提高质量”。

自1995年起，新闻出版署连续五年在图书出版单位中开展图书质量大检查，并于1997年颁布了《图书质量保障体系》，对图书出版全部流程的质量提出了明确要求与标准，对于提高图书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颁布实施，1992年中国加入《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1997年国务院颁布《出版管理条例》，这些标志着我国图书出版全面进入法制化轨道。

“阶段性转移”战略实施以来，图书出版采取的一系列治理和改革措施有一定成效，存在的问题得到一定改善，图书出版品种过快增长得到控制。这一时期，全国图书出版总品种为1，197，391种，总印数为662亿册（张），年平均出书品种119，739种，年平均印数为66.2亿册（张）；年出书品种由1992年的92，148种增长到2001年的154，526种，总印数由1992年的63.38亿册（张）增长到1999年的73.16亿册（张），至2001年又回落至63.10亿册（张）。

（3）实行转企改制，确立既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又遵循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的新体制（2002—2011）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首次将文化发展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方面，并强调两方面都要积极发展。2003年6月，开始推行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2006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推开。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目标。这一期间，出版业发展最显著的特征是转企改制，确立既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又遵循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的新体制。

2003年6月出版业转企改制试点工作启动，之后从地方出版社到中央部委所属出版社及高校出版社全面推开。2010年年底全国出版社已基本完成转企改制。转企改制的改革激发了图书出版业的发展活力，图书出版结构、布局日趋合理，体制、机制不断创新，图书出版集团化进程加快，综合实力明显增强。这一时期出版规模增长略快于上一时期，转企改制的成果不仅体现在出版量的增长上，更体现为质的提升，各出版单位实施精品战略，优化出书结构，减少平庸书的出版，优秀图书不断涌现。2002—2011年，全国图书出版总品种为2，549，671种，总印数为679.69亿册（张）；年出书品种从170，962种增长到369，523种，增长了1.2倍；总印数由68.70亿册（张）增长到77.05亿册（张），增长了12.2%；年平均出书品种为254，967种，年平均印数为68亿册（张）。

3. 出版转型与媒介融合时期（2012年至今）

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的宏伟目标；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进行了部署；2014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确立了文化体制改革发展的路线图、时间表和任务书。党的十八以后我国各项事业进入新时代，对于出版业来说，新时代的主要特征就是加快图书出版业与数字出版的融合。我国出版业进入到媒介融合新时代。

在新时代，习近平高度重视新闻舆论工作以及媒介融合发展趋势。他从巩固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高度，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求媒体融合尽快从相“加”阶段迈向相“融”阶段，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向“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转变。2015年4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为推动传统出版影响力向网络空间延伸、实现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出版业融合发展的政策体系基本形成。

在新时代，图书出版领域正在从传统出版模式向专业知识服务发展。出版业运用大数据技术整合图书出版资源、开拓作者资源和拓展图书营销资源，积极开展与旅游、医疗、金融等领域的跨界融合，实现与其他领域资源互通、技术共用、模式共享。各出版单位立足自身内容资源，持续推动融合发展和数字化升级。中国出版集团《朗读者》首次在大众图书中尝试AR技术，“诗词中国”App截至2017年12月下载量超过3，600万次。中国科技出版传媒加速向知识服务转型，“科学文库”“中科医库”等数字化平台相继上线并实现收益。图书出版业在“出版+科技”的道路上向着“更高质量、更好效益、更可持续”的方向迈进。截至2017年年底，全国共计出版AR类出版物超过300种。AR出版类的创业公司不断涌现。

在新时代，图书出版业的另一个特点是主题出版亮点纷呈，像《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的知青岁月》《习近平讲故事》等作品畅销不衰，发行量都在几百万册以上。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图书选题，如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类、党史党建类、中国梦主题类、理论热点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类等主题，不断有新的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图书，叫好又叫座，不仅在服务党和国家大局、引领舆论导向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而且在引领市场方面也发挥了主导作用，真正做到了两个效益双丰收。

在新时代，图书出版业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我国出版业在世界范围的软实力提升效果显著。2012年我国引进图书版权16，115种，输出图书版权7，568种，引进与输出版权之比为2.1︰1；2018年我国引进图书版权16，071种，输出图书版权10，873种，引进与输出版权之比下降到1.5︰1，版权输出逆差降低，版权输出地域结构优化，向美国、欧洲等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版权输出数量持续增长。

在图书出版业积极转型、加快媒介融合步伐的同时，传统图书出版业出版总量稳定增长，产业规模不断壮大，整体规模与实力明显提升。2012—2018年，全国图书出版总品种为3，314，252种，总印数为613.72亿册（张）；年平均出书品种473，465种，年平均印数为87.67亿册（张）。从2012年到2018年，年图书出版品种从414，005种增长到519，250种，增长了25.4%，其中新出品种增长速度（2.1%）明显低于重印品种增长速度（58.2%），说明图书出版单位由追求数量增长转向质量提升的效果明显，结构进一步优化；总印数除在2014年出现小幅回落外，整体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图书总印数从2012年的79.25亿册（张）增长到2017年的100.09亿册（张），总印数首次历史性地突破100亿册（张）大关。

二、图书出版的主要成就

70年来，伴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程日益繁荣昌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图书出版业精品意识、质量意识不断增强，从追求数量规模向提高质量效益转变，进入创新发展的新时代。

1. 主题图书出版

围绕党和国家大局进行的选题策划和出版即主题出版，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出版领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最鲜明和最突出的特征，也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独特知识体系。主题出版是时代发展的名片，也是出版社实力与担当的展现。

从新中国建立到1965年，《列宁全集》39卷全部出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出版了21卷，并开始出版新编全集的四卷本选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汉文版到1965年共发行1，114.9万套，这在中国出版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此外，还出版了《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两种版本、《矛盾论》《实践论》《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近50种，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等主题读物。

“文革”期间，我国出版事业受到严重影响，主要出版的是毛泽东著作及其相关出版物。其中，《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出版汉文版精装、平装、普及本、合订本、线装大字本9种，盲文版1种，少数民族文字版6种文字6种，外文版18种文字25种。《毛主席语录》出版汉文版4种、盲文版1种，少数民族文字版8种文字，外文版37种文字，成为极具时代特色的出版现象。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及《邓小平文选》一至三卷出版，为全党全国人民学习邓小平理论提供了最重要的教材。其中第三卷共发行2，000多万册，成为当时发行量最大的图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卷本和《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60卷本出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列宁选集》（中文第三版）开始陆续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选集和文集以及个别重要的图书单行本也陆续出版，《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以及江泽民、胡锦涛重要讲话的单行本出版发行并产生广泛影响。这些著作的出版对读者了解党的重大决策和战略性理论性问题及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做好党的文件和辅导读物的出版工作，历来是出版业的重要职责。每次党代会召开后都有一些宣传贯彻党的代表大会的学习材料出版发行。比如，十五大召开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十五大报告单行本、汇编本共发行3，243.5万册，有力地配合了社会各界的学习需要。2002年党的十六大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2003年至2004年间，共出版了100多种有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点图书，涉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各个重要方面。

2002年至2012年间，学习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党的十七大召开，北京奥运会、残奥会举办，新中国成立60周年等重大事件和活动为主题出版提供了丰富素材，大量的相关著作、学习资料和文献得以出版。

党的十八大以来，主题出版工作日趋制度化、规范化、精细化，出版单位参与主题出版的热情不断高涨，主题图书的质量不断提高。如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等重要纪念日，围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经济发展新常态和结构性改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出版了一大批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俱佳的精品图书。

《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显示，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当年累计印数超过1，500万册，《习近平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论述摘编》《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66种主题图书当年单品种印数都超过100万册。2015年，《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当年累计印数超过550万册。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印数超过5，200万册，《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印数超过600万册，《全面小康热点面对面》印数超过200万册。2017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全面从严治党面对面—理论热点面对面·2017》等图书当年单品种累计印数都超过100万册。

《新中国发展面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1949—2019）》《辉煌70年——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1949—2019）》《新中国极简史：1949—2019的年度故事》《新中国砥砺奋进的七十年》《细节的力量：新中国的伟大实践》等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而出版的主题图书受到读者的关注和喜爱，唱响了礼赞新中国、奋斗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主题出版反映的往往是时代最核心的课题，也是时代最值得关注的课题。这些课题不仅关乎中国社会当下的发展，还关乎未来的发展。因此，主题出版既是政治任务，也具有越来越大的市场空间。统计显示，列入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2017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的图书单品种平均印数6.8万册，是当年书籍单品种平均印数（1.4万册）的4.9倍。主题出版成为近年来出版业的亮点和增长点，为图书出版业注入了强大的活力。

2.重大图书出版工程

重大图书出版工程是集全国之力，进行集中统一规划、统一组织、统一实施、统一出版的重大活动。组织实施一些带有文化标志性的重大图书出版工程，对于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普及和推广科学文化知识、引导出版导向、向世界展示中国形象和中华文化魅力等都具有独特的功能，这些大型出版工程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就把规划并实施一些有重大文化积累价值的奠基性工程作为出版工作的重点之一。历代古籍的整理是具有重大文化积累价值的奠基性工程。1958年中央成立古籍整理和出版规划小组，统一规划和领导全国古籍的整理和出版工作，其整理的内容涉及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医药、科技等各方面。出版界在古籍整理方面也取得了辉煌成就，比如，历时20年完成的“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点校本被史学界公认为最好的版本，获得海内外的好评。清代乾隆版《大藏经》，共收佛教典籍7，240卷，分装724函，约6，700万字，由文物出版社用原刻木板印刷出版。影印的大部头古籍还有《清实录》，全书60册，4，433卷。这是今天所能见到的关于清史的最完整的原始资料。

辞书最能集中反映文化建设的成果，在传播、积累科学文化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国家和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辞海》是我国大型综合性词典，第一版于1936年在上海问世。1957年，我国成立专门的编辑机构，组织各方面专家学者修订重编，并于1979年出版。此后，遵循十年一修的方针，在新中国成立40周年、50周年和60周年之际分别推出修订版，至今已出版6版。第7版《辞海》于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出版，与之前6版不同的是，一个覆盖全平台立体式的网络版《辞海》届时将同步上线。《大辞海》是以《辞海》为基础编纂的特大型综合性词典，2003年起陆续出版，2016年9月通过国家验收。其次，还出版了《辞源》及修订本、《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英汉大词典》《中国哲学大辞典》《中国经济大辞典》《中国历史大辞典》等百余部大型辞书。《藏汉大词典》等一批少数民族文字词典首次面世，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此外，还出版了一些学术价值较高、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小型词典。

规模宏伟、内容丰富的类书、丛书等的出版也是新中国图书出版的重要成就。1959年出版界初步拟定《关于筹备出版百科全书的初步设想》，这项工作因“反右倾”“文革”中断。“文革”结束后这项工作重新启动，并组建了专门队伍、成立专门的出版社从事这项宏大的出版工程。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我国第一部现代大型综合性《中国大百科全书》于1993年出齐，全书共74卷，内容包括66个学科和知识门类，选收条目近10万条，总字数1亿以上，结束了中国没有百科全书的历史，参加各卷撰写、审稿和编辑工作的专家学者和编校人员超过两万人。《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32卷）于2009年出版。第三版已由国务院正式立项，将成为数字时代的新型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强调在全人类知识的背景上充分展示中国的知识和情况，对于构建中国话语体系起到了独特作用。除《中国大百科全书》外，我国出版界还编纂出版了中国医学、农业、水利、电力、冶金、军事等专业性的百科全书。此外，佛经总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正续两编共收经籍4，200余种，合计23，000余卷，由中华书局出版。《全唐文》《明文海》《全宋文》《全宋诗》《全元诗》《全明词》《全清词》等也陆续编纂出版。

《中国美术全集》60卷本历时五年编印，由人民美术出版社、文物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书画出版社5家出版社于1989年出齐，辑录了中国五千年的艺术瑰宝，反映了中国古代美术的辉煌成就。在此基础上，由中宣部、新闻出版署牵头的《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历时25年，于2011年底全部完成，共302卷，是目前我国最完整的“中国美术全书”。

商务印书馆从1982年起分辑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内容包括哲学、政治、经济、社会、法学、历史、地理等学科，约请专家、学者翻译或校订。至2004年底已出版10辑，共计400余种，出版后得到学术界和读书界的好评。

大型植物、动物等志书也有重大成果。《中国植物志》共80卷、117册，已出版60多卷、90多册；《中国动物志》共100卷，已出版15卷；《中国经济昆虫志》共40卷，已基本出齐。这些巨著的问世，标志着中国科技著作的出版在水平上和规模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些大型工具书相继出版，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历史丰碑，也为中华民族树立文化自信做出了突出贡献，正如习近平在致信祝贺《大辞海》出版暨《辞海》第一版面世80周年时所说，它们“全面反映了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系统展现了中华文明丰硕成就，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做出了积极贡献”。

3.教育图书出版

教育出版在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在校学生的价值塑造、素质养成和知识传播中起到了基础性作用。教育出版既是出版的重要部分，也是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和教育理念变革的集中体现。教育图书主要是指教材教辅，既包括中小学教材教参，也包括高校教材、成人教育、自考教育以及社会培训等的教材及其配套的参考书等。新中国成立70年来，各项事业快速发展，教育事业同样蓬勃发展，教育图书的出版随之欣欣向荣。

随着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各级学校课本的出版数量也逐年增长，其中高等学校教材的大量增长，反映了党和政府对培养新的建设人才和科学研究工作者的重视。1952年新出版的高等学校教材仅有6种，印行2.9万册，1956年增加到1，066种，印行806万册。

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教材除少数由部分大学自编外，多数是翻译国外的。1958年，许多大专院校组织师生搞“大兵团作战”，在短时间内突进编出了一批文科教材，但多数质量不高。1961年初，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高等学校教材建设要分两步走，先解决有无的问题，再逐步提高；采取“选”“编”“借”（翻译借用外国教材）的办法来解决高等学校教材问题，并提出教材要做到“从无到有，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印刷清楚”。根据这一指示，1961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会同教育部和文化部召开会议，开始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落实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建设工作，制定了教材编选计划，建立了专门机构，分别组织全国知名学者和有专长的中青年教师、研究人员进行编写。到1965年底，共编出73种（187册）。同时，政府还组织许多高校编审出版了一批高校理工农医等理工科教材。1952—1958年，全国共编审出版理工科教材1，788种（其中翻译外国教材1，393种），中等专业学校教材885种（含部分文科教材）。1961年初，国务院28个有关部委及其所属出版社，按专业分工编审出版了大批通用教材。到1966年，全国共编审出版高等学校理工科教材2，328种，中等专业学校教材1，260种（含部分文科教材），其中有不少是较有价值的学术著作。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高等教育启动了几轮高校教材规划工作。1978年国务院批准了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教材编审出版工作的请示报告，提出“由教育部和有关部委主管教育工作的部一级负责同志组成高等学校理、工、农、医教材工作领导小组，统一研究教材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并在教育部内设立理、工、农、医教材办公室，处理日常工作”，高校文科教材的政治思想性较强，另行请示报告。之后按照这一精神，教育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对高校教材的编写、出版和使用管理等进行部署和规范。1985年教育部颁布《关于高等学校教材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提出：“为了适应今后教材建设的需要，各高等学校必须认真落实各项有关政策，支持和鼓励教师编译教材，必须扩大加强教材的排印力量，必须加强教材建设工作的领导和管理。”20世纪90年代教育部出台了“面向21世纪课程建设教材”，推出了上千种精品教材。进入21世纪以后，教育部又不断推出“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精品教材，很多高校和出版单位也都自主开发和编辑出版富有特色的自编教材。高校教材出版呈现出以教育部规划教材为主体、各出版单位自主开发教材为补充、引进版教材以及其他教学辅助资料为参考的教材出版新格局。

教育部还就高校“两课”教材进行专门规划和部署，在1985年先后组织《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概论》《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等课程教材的编写和出版工作。1998年，中宣部、教育部启动新一轮“两课”教学改革和课程教材建设工作，按照“一纲多本”的原则，先后审定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和《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等系列教材。2005年中宣部、教育部将高校“两课”教材建设统一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实行统一编写、统一出版，先后编写和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统编教材。

2015年中宣部、教育部下发通知，要求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读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十讲》和《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等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重要参考书。

2004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意见》，对实施工程作出部署。此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简称“马工程”）重点教材由中宣部和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共立项建设139种，覆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学、历史学、新闻学、教育学、管理学、艺术学等哲学社会科学专业。为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及时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教材中，中宣部、教育部组织对已出版教材进行全面修订，目前已有20余种投入使用。“马工程”重点教材达到了政治性、思想性与学术性的统一，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哲学社会科学教学提供了有力支撑，也将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特别是教材体系建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没有统一的中小学教材。1950年9月，出版总署召开全国出版会议，确定中小学教材必须全国统一供应。同年12月，出版总署和教育部共同建立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由其负责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的编审、出版任务。人民教育出版社建立后编写的第一套全国通用的十二年制中小学课本，自1951年秋季陆续出版。

“文革”开始后，国家以及各省市区的出版行政管理机构处于瘫痪状态，教育出版工作也被迫停滞。1977年，邓小平刚恢复工作时就指出：“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要求”，并强调“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

在中小学课程教材方面，从“一纲一本”到“一纲多本”，教材趋向多样化。1989年，国家正式委托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以及上海、浙江、广东、四川等地开始编写针对不同地区使用的教材，史称“八套半教材”。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背景下人才竞争的加剧，“双基”的培养目标已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势在必行。1999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建立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试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实行课程三级管理体制，教材审定权力也部分下放地方，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建立教材出版、发行环节的招投标制度。2001年，新课程标准实验教材在全国39个国家级实验区开始试用。经过四年的实验和修订，到2005年，全国范围内中小学起始年级都用上了新课程标准教材。

为加强对中小学教材的管理，更好地培养人才，2017年7月国务院成立了国家教材委员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体现了国家对教材建设的重视，首次拟定大中小学教材建设五年发展规划和大中小学教材与引进教材管理办法，从战略高度加强教材建设。中央统筹和地方分权管理，教材统一性与多样性并存，国家将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教材和涉及国家主权、安全以及民族、宗教等内容的教材统起来，对义务教育阶段的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高中阶段的思想政治、语文、历史以及高校、职业学校德育类重点教材实行“统一编写、统一审查、统一使用”，其他教材继续推进“一纲多本”，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和世界水平的教材体系。教育部要求自2017年9月1日起，全国所有公立中小学初始年级的“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三个科目均采用教育部统编教材。在三科教材由教育部统编以前，中国义务教育阶段各科教材实行了三十年的“一纲多本”政策。2017年秋季学期起，教育部统编教材正式走进课堂。三年过渡期后，2019年“部编本”覆盖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年级，此前在这三个科目上使用的多种形态的教材将告别课堂，成为历史。

教材不仅满足了国内亿万学生的需求，还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从单科出口到成套出口，如人教版的中国地理、中国历史等课本被列入日本“全译世界历史教科书”，版权输出日本，并在日本出版发行；高等教育出版社的高等数学、材料力学等品牌教材也输出海外。

4. 学术图书出版

学术图书是学术成果的载体和平台，承载着思想传播、文明传承、科学创新等重要功能，是我国出版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的17年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中国学术界对革命实践中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开始从理论上进行研究，并展开了学术上的讨论和论争，同时也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如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薛暮桥的《政治经济学》、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华罗庚的《数论引导》和《堆垒素数论》、钱伟长的《弹性圆薄板大挠度问题》、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等。翻译外国学术著作方面，从1958年起，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方面的重要著作，以及西方重要学术著作的中译本。

“文革”后期，随着出版业的逐步恢复，出版了《马恩列斯毛论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中国通史简编》等著作。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之后，科技的飞速发展和学术进步给学术出版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大批著名科学家恢复学术研究，成果倍增，直接为“四化”建设服务的科技图书出版有了较大发展，出版了一些著名科学家的科学著作，如《竺可桢文集》、李四光的两种代表作《地质力学概论》和《地质力学方法》、陈景润的《初等数论》、唐敖庆的《配位场理论方法》以及翻译出版的《爱因斯坦文集》等。这些科学技术著作涉及领域广、水平高，代表了我国相关学科的最高成就，在科研、教学、生产以及宣传科学知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得到国内外的关注。

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经济学著作主要有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的《当前我国经济的若干问题》、许涤新的《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和分配》、于光远的《关于发展中国农业的一些问题》，这些著作深入探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回应了人们的思想困惑，有的再版多次，印数达100万册以上。一些新兴学科诸如社会学、未来学、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方面的著作出版也比较活跃。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出版了许多优秀的学术著作，如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庞朴的《儒家辩证法研究》，蔡仪主编的《美学原理》，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侯外庐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傅筑夫的《中国封建社会史》，章开沅、林增平的《辛亥革命史》，钱锺书的《管锥编》等，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商务印书馆辑印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一辑50种（69册）已于1981年全部出齐。

由于出版业的市场化改革，1980年代也曾经一度出现了学术著作出版难的问题。这一问题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2007年，中央决定设立国家出版基金，每年拿出数亿元资金支持有价值的学术及其他公益性图书的出版，目前国家出版基金已经资助了5，000多项成果的出版，有力地支持了学术出版和我国的公益性出版事业。如在中国出版政府奖和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两项大奖的图书奖获奖名单中，有130多项曾获得过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包括《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国文化发展史》《中国财政通史》《中国教育改革大系》《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通史》《中国儒学通史》《昆曲艺术大典》《中国当代设计全集》《蒙古医学古籍经典（蒙古文）》《宋画全集》《元画全集》《大飞机出版工程》《光物理前沿丛书》等著作。除国家出版基金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等也都拨出专门经费资助高质量学术著作的出版。可以说，目前学术著作出版难的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学术界也迎来了高质量学术著作出版的黄金时代。

5. 大众图书出版

大众图书出版是指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休闲阅读以及文化体验相关的出版，对于扩大出版业的社会影响、普及新知识、传播新观念、影响社会思潮、形成大众文化等具有重要作用。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的17年间，讴歌革命战争、赞美革命英雄是当时社会的普遍欲求和集体心理，那时的大众图书中最畅销的无疑是反映这一需求的革命文学作品。无论是原创图书还是引进图书，都充满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最为典型的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三红一创”（《红旗谱》《红岩》《红日》和《创业史》），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高玉宝》等，翻译作品主要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青年近卫军》等。其中一些优秀作品的印数达到数十万册以上，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

这一时期还出版了各种面向青少年、面向工农大众的通俗读物2.2万余种，印行7.25亿册。这些通俗读物在向文化水平较低的工农群众进行政治理论教育、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少年儿童读物也有很大的增长，特别是各种题材的连环画的出版。

“文革”时期由于出版管理机构的瘫痪，除少数政治类图书外，各种图书的出版都处于停滞状态。经历了“文革”的文化禁锢，读者被压抑的阅读需求集中爆发，整个1980年代的图书出版一直属于卖方市场。这一时期，文学类图书以其通俗易懂和贴近生活的特性，迅速进入千家万户。我国古代的四大名著、言情小说、武侠小说等作品一时之间销量惊人。近代优秀作家如巴金、鲁迅、张爱玲的作品也再次热销。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天安门诗抄》和《革命诗抄》拉开了文学轰动效应的序幕。之后，伤痕文学、寻根文学轮番登场，出版了莫应丰的《将军吟》、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古华的《芙蓉镇》、叶辛的《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风凛冽》《蹉跎岁月》、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史铁生的《命若琴弦》、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韩少功的《爸爸爸》等新时期文学畅销书。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至今依然居于各大图书排行榜和高校图书馆借阅榜的前列。

这个时期的翻译作品大多以丛书的形式出版，外国文学方面，最著名的有《外国文艺丛书》《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等，包含马尔克斯、索尔仁尼琴、福克纳、川端康成、毛姆、巴尔扎克、狄更斯等著名作家的作品。港台娱乐消遣类图书也在这一时期进入大陆市场，金庸、梁羽生、古龙、琼瑶、三毛等作家的作品风靡一时。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之后，许多优秀作品从大众消遣读物变为经典著作流传至今。

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社会经济主体多元化，文化上也形成了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三足鼎立的局面。与此同时，出版行业由事业单位开始转变为“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畅销书的运作机制被引入大众图书出版中。1990年代最初的影响力最大的畅销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梁凤仪的财经小说系列。上海文化出版社的《五角丛书》、广东教育出版社的《新三字经》都获得了千万册以上的销量。三联书店出版的《学习的革命》开创了中国图书产业化运作的新模式，发行量达到数百万册。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长篇历史小说空前繁荣，代表作有凌力的《少年天子》、唐浩明的《曾国藩》、二月河的《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等，有些还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与历史小说同时兴盛的还有新历史主义小说，如莫言的《红高粱》、余华的《活着》、陈忠实的《白鹿原》等，成为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高峰。王朔的《过把瘾就死》、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自成一派，风靡一时。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开启了图书出版的读图时代，改变了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此外，陈惠湘的《联想为什么》等财经类图书、赵忠祥的《岁月随想》等名人传记类图书也开始发力。

进入21世纪，图书出版更加细分，经管类图书、青春文学类图书成为这一时期最畅销的图书品种。经管类畅销书顺应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大潮和中国加入WTO的发展契机，以中信出版社的《杰克·韦尔奇自传》《谁动了我的奶酪》等为代表的引进版图书创造了新的销售奇迹。《萌芽》杂志创办于1999年的“新概念作文大赛”见证了中国青春文学的发展。韩寒、张悦然、郭敬明等一批青春文学作家的作品由此进入读者视野。2000年出版的韩寒的《三重门》拉开了青春文学图书出版的序幕，此后郭敬明的《幻城》《梦里花落知多少》以及王文华、春树、张悦然等的图书相继出版，使青春文学成为表现最抢眼的细分市场之一。

少儿出版也迎来了发展最快的“黄金十年”，每年都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哈利·波特”系列图书、“冒险小虎队”、《窗边的小豆豆》等引进版图书形成少儿图书销售的高峰。国内原创儿童文学图书也逐渐赶上，形成原创与引进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的热播带来了国学类图书的畅销，如易中天的《品三国》、于丹的《于丹〈论语〉心得》、刘心武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等。网络文学也是这一时期不容忽视的出版现象。痞子蔡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拉开这一序幕，随后有《盗墓笔记》《鬼吹灯》《步步惊心》《明朝那些事儿》等。这些网络作品成为之后影视开发的大IP。

随着移动互联网及人工智能的发展，经管类图书也开始了互联网及创新转向。关于互联网理论的图书有《长尾理论》《免费》《失控》《分享经济：互联网共享主义》，最有代表性的是获得第九届文津图书奖的《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与互联网相关的企业家及企业传记也成为大众图书市场的明星产品，如《史蒂夫·乔布斯传》《腾讯传》等。张嘉佳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引进版《岛上书店》《追风筝的人》《解忧杂货店》等一批治愈系“小清新”也获得了读者的青睐，取得了不俗的销售业绩。这一时期，曹文轩以《草房子》等儿童文学作品获国际安徒生奖，刘慈欣的《三体》获科幻文学最高荣誉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

进入新时代后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主题图书与大众图书的紧密结合，很多主题图书进入大众领域，比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的知青岁月》《习近平讲故事》《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大道为民》《红星照耀中国》等图书都进入各大销售排行榜前列，成为优秀的大众畅销图书。

出版界还在儿童文学、图画书、科普知识、主题读物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影响广泛的书系。用少年儿童的视角讲述中国好故事，以孩子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解读中国梦。一批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如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因为爸爸》、希望出版社的《老土豆》、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陈土豆的红灯笼》、新蕾出版社的《纸飞机》、大连出版社的《寻找蓝色风》、希望出版社的《一诺的家风》、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扑朔迷离》、太白文艺出版社的《一个人的骑行》和新世纪出版社的《内伶仃岛上的猕猴》均是近年出版的儿童文学原创作品，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高，体现了当前我国儿童文学出版的较高水平。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大众化寻宝记”系列漫画版图书，结合知识与娱乐两大元素，将中国各省（市、区）的历史沿革与文化风貌通过奇妙的寻宝故事介绍给国内外读者，累计销售超过1，200万册。

此外，我国大众图书“走出去”的步伐也不容小觑。刘慈欣的《三体》、麦家的《解密》畅销国际市场数年。《三体》英文版第一部于2014年11月出版，三部于2016年9月出齐，直升《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第19位，直到2018年初，出版近四年的《三体》第一部仍高居文学作品榜单的第16位（电子版）和第18位（纸质版）。截至目前，《三体》三部曲在全球范围内出版19种语言版本，销量突破2，100万册，其中海外销量超过150万册，仅英文版就超过100万册，对于偏小众的科幻作品，这种“火爆”在全球出版市场都是现象级的。《解密》在2014年推出英文版后不久，就被世界权威杂志《经济学人》评为年度图书，此后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并席卷了小语种图书市场。《人民的名义》简体版前三个月销量突破100万册，出版后半年内即向12个国家和地区输出版权。

三、图书出版的主要经验

1.图书出版必须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服务好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

图书出版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意识形态和宣传文化阵地，是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重要工作，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必须始终围绕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在把握机遇中争取更大作为。图书出版在任何时候都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为党在各个时期目标任务的实现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与党和国家的事业同命运共呼吸。

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是出版工作的重要职责和基本任务。针对党和国家在各个时期的重点工作，出版界精心组织选题，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充分发挥图书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作用。图书出版工作始终与党和人民的事业紧密相连，通过思想引领和舆论引导，把人民的思想、意志和行动统一在党的旗帜下，为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发展营造了健康向上的良好氛围。

2.图书出版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决定了新闻舆论工作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忠诚履行职责使命，坚定正确政治方向是前提和根本检验标准。图书出版作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前沿阵地和重要力量之一，始终高度重视政治方向问题。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是图书出版工作的灵魂和生命。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对图书出版同样适用。

习近平强调，宣传思想部门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职责，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图书出版始终牢记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结中外、沟通世界”的48字职责使命，把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作为第一要求，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3.图书出版必须牢牢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图书出版是面向人民大众的事业，必须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指出：我国的出版事业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针。

习近平把包括图书出版事业在内的新闻舆论工作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加以认识，指出新闻舆论工作“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图书出版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精准对接、深度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努力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文化获得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人民为中心与树立用户至上、读者第一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为人民服务、对读者负责的导向与市场的导向也是统一的，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如果不能有效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精神产品的需求，不能为读者提供高质量的精品图书，就谈不上占领市场。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习近平对文艺工作者的这些要求图书出版工作者也必须遵守。

4.图书出版必须始终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力求两个效益相统一

图书出版业既有意识形态属性，也有产业属性，既要遵循文化建设的要求，又要遵循经济规律、市场法则，这是图书出版业区别于一般产业的特殊性。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能沾满了铜臭气。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努力提高驾驭两个效益的能力，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坚决反对忽视社会效益、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不良倾向。

5.图书出版必须把提高质量放在突出地位，向社会奉献精品力作

多出精品力作，多出优秀作品已成为图书出版业界的共识。以精品出版促质量提升，推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力作，是时代赋予出版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创作生产更多优秀作品，是图书出版繁荣发展的重要前提。优秀作品必须以质量为前提，所以，在内容生产上要追求专业权威、精耕细作，提升内容品质，提高出版物的文化价值。

图书出版业界把生产更多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群众喜闻乐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作为目标，延展提升内容产业价值链。精品力作既是文化繁荣的重要内容，也是民族振兴、文明兴盛的重要标志。努力出版高质量、高水平的出版物，阐述中国思想，讲好中国故事，解读中国方案，指导中国实践，传播中国智慧，是图书出版业新时代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