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炳亮 刘 晖

当代历史，最难书写。从制度入手撰史，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传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如何书写新中国的出版历史，理应提上议事日程。张志强教授在第十四届海峡两岸华文出版与文化创意学术论坛（2019年8月，杭州）的发言中谈道：新中国出版业发展变迁，“以政治、技术、产业为主线逻辑”—政治主导内容，技术引领介质，产业推动发展。李频教授《新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四维结构初探》提出以出版人及思想—出版制度—出版媒介—出版效果的四维结构，取代原来的出版人—出版物—出版单位三维结构。本文试以出版制度变迁为线索，梳理广东出版70年发展历程，或可为书写新中国的出版历史提供一个地方出版的样本。

一、地方出版的兴起和曲折发展（1949—1979）

近些年来，尽管出版史研究颇多成果，但对地方出版的研究，大多停留于出版史料的收集、整理与出版上。华中师范大学范军教授曾于2014—2016年在《出版科学》上连续发表九篇“区域出版史料书刊经眼录”，包括湖南、湖北、河北、山东、陕西、广东、广西等地出版史料。原河南省出版工作者协会王铸人编审在《浅析地方出版工作的十年改革》一文中，对改革开放十年来地方出版工作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总体而言，学界迄今对地方出版很少关注，出版人的回忆文章亦较少涉及，目前所见成果多属叙述性的地方史志出版物。

地方出版，顾名思义，是相对于中央出版而言的。这是新中国特有的一项出版制度安排。现代出版，在市场经济发育成熟的国家，出版中心一般都在人口最为密集、经济最为发达的中心城市，如美国纽约、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德国法兰克福、日本东京，等等。民国时期的出版中心上海也是如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知名出版机构相继北迁。作为全国出版中心的上海在1956年完成“从全国性到地方化”的转型。与此同时，新华书店成为全国图书发行的统一管理机构和门店品牌，人民出版社和各省相继成立的地方人民出版社成为全国图书出版的主要生产单位，各地新华印刷厂成为承印书刊的专门印刷厂。人民出版社1922年成立于广州，新华书店1937年成立于延安。以“人民”“新华”为品牌统领全国出版，是对192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事业的优良传统的继承。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仅仅半个多月后，11月7日，广州新华书店宣告成立并在广州的文化街永汉路265号（今北京路347号）开业。随着解放进程和新政权的建立，各地新华书店也相继建成开业。1950年7月1日，中央出版总署发布《关于统一全国新华书店的决定》，“各地新华书店分店、支店完全统一集中（包括资金）于各地区之总分店”。据此，广州新华书店改制为新华书店华南总分店，辖管广东省各地新华书店和广西部分新华书店。与此同时，新华书店华南总分店设立编审出版部，承担编印书刊的任务。

1950年10月28日，中央出版总署发布《关于国营书刊出版印刷发行企业分工专业化与调整公私关系的决定》，要求“全国各级新华书店兼营出版印刷业务者，从目前起应即着手分为三个独立的企业单位，即出版企业、印刷企业和发行企业”。根据这个决定，1951年4月，在新华书店华南总分店编审出版部的基础上，成立华南人民出版社。1952年4月，新华书店华南总分店更名为新华书店广东分店，不再辖管广西部分新华书店。1956年春，华南人民出版社更名为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东省在新旧政权交接之际，能够迅速组建全新体制下的出版事业，一个重要原因是，党的出版事业在广东有比较好的基础。在大革命时期（1924—1927），广州是党的出版事业的中心。这一传统并没有因为大革命失败而消失，而是由后来的广东革命力量东江纵队、琼崖纵队和党在香港的宣传组织机构所继承。新中国广东出版事业的筹建和组织就由党在香港的出版机构新民主出版社全面负责。1949年10月19日，新民主出版社经理吴仲带领14位同志抵达广州，由于事先做了充分准备，广州新华书店很快开张。

广州军管会任命吴仲为文教接管委员会新闻出版处的组长。根据军管会的接管名单，吴仲带领军代表依次接管了正中书局、中国文化服务社等国民党政府留下的出版发行机构。另有11家私营出版机构，其中较具规模的是南方通俗出版社和人间书屋。1951年12月，南方通俗出版社由私人联营转为公私合营，社长杨铁如是进步人士。人间书屋原是进步作家在香港创办的出版社，广州解放后，华嘉、杜埃等在广州复办人间书屋。人间书屋承担了广州军管会交给的出版任务。

新中国成立之初，已着手对私营出版业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初步的改造。1954年1月，中央发出“对于私营出版业必须积极地、有计划地、稳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基本完成这项工作。其间，人间书屋（1953年）、南方通俗出版社（1956年5月）相继并入广东人民出版社。

1949年11月，广东新华印刷厂成立。1950年5月，改称广东人民印刷厂。1965年，重新改回广东新华印刷厂。其间不断有私营、国营印刷厂并入。省内韶关、汕头、肇庆、梅县、湛江等地先后建成以“新华”“人民”命名的印刷厂。

至此，按专业分工、省辖区域布局的编辑（广东人民出版社）、印刷（广东新华印刷厂和省内各地新华、人民印刷厂）、发行（广东省新华书店和各地新华书店）的地方出版在广东省成型。

在高度计划和“统一集中”的新中国出版体制下，地方出版如何开展？据许力以回忆：“1954年曾用了不少的时间来研究地方出版工作的方针，当时由我起草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地方出版社工作的指示》……在方针中强调，地方出版社应根据地方的特点出书，同时‘地方出版社亦可以出版一些适合文化水平较高的读者阅读的文艺著作或理论著作’。”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这一思路被逐渐定型为“地方化、通俗化、群众化”（简称“三化”），作为中央对地方出版的工作方针。“根据这个规定，地方出版社只能出版一些‘字大、图多、本薄、价廉’的通俗小册子；只能向本地作者组稿，不能任意向外地作者组稿。”新华书店发行图书，“除北京、上海等地的出版物外，其他地方出版物不能跨省发行”。

为此，广东人民出版社将主要出书范围定为：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和省委指示精神，编辑出版通俗小册子；广东作家创作的反映岭南特色的革命文艺作品。前者如《谁养活谁》《为什么要把粮食卖给国家》《婚姻法图解》《学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后者如长篇小说《高山大峒》《前途似锦》等。1959年初，成立仅一年的广州文化出版社出版长篇报告文学《向秀丽》，宣传向秀丽舍身救厂的英勇事迹，发行百余万册。这一时期，广东人民出版社也开始关注本地学者的学术著作出版，其中最知名的是出版了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陈锡祺先生著的《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受极左路线影响，广东人民出版社不可避免地出版了一些宣传共产风、浮夸风的通俗小册子，如《连县星子公社亩产稻谷六万斤的经验介绍》《歌唱吃饭不要钱》等。

在三年困难时期，纸张匮乏，广东人民出版社本版书出版逐渐减少。1961年，为保证课本用纸，完全停止了本版书的出版。1962年恢复。这时主政广东的陶铸同志比较重视文化工作。一批本地学者、作家创作的成果陆续出版，主要有《珠江怒潮》《山乡风云录》《形式逻辑》等。其中知名报人刘逸生撰著的《唐诗小札》不断再版重印，自1962年初版至1982年10月，印行达11次，总印数达77万余册。陶铸同志的散文集《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在短时间内就印了26次，发行高达150万册。这两本书可以视为新中国广东出版前三十年的畅销书代表。而前三十年的标志性出版物，则非《广东名画家选集》莫属。该书出版于1961年9月，其时王匡同志（1917—2003，广东东莞人）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长，提出编选《广东名画家选集》出版计划，主要是基于外宣工作的需要。陶铸亲自批准成立画册编委会，进口纸张、油墨，又专程从上海聘请技术工人到广东指导。该书选取明代至民国初年的62位广东画家的108幅美术作品，全彩印刷，对开精装，是继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画集》、上海《上海博物馆藏画集》之后全国第三本大型画册，代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出版水平。该书由陶铸同志题写书名，定价160元，共印1，500册，其中500册为散页，全部挂在当时广东最大的外宾接待宾馆东方宾馆（对面就是广交会，即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场馆）的客房。

地方出版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然而在国家并无拨款支持的情况下，出版社、新华书店和新华印刷厂作为经营单位要生存发展，仅靠“三化”安排生产任务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地方出版得以发展，主要来自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领袖著作和党的文件（人民出版社）的租型生产及销售。中央出版社在出版图书之前，制作多套纸型（后改为型片，现在一般刻录PDF光盘）发往各省，由各省人民出版社安排印刷厂付印，交省新华书店在全省发行，中央出版社与各省人民出版社按总印数、租型费率统一结算租型费用（类似版税）。这种中央下达指令、地方安排生产和销售的经济方式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模式，自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历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文革”时期、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时期，延续至今。

租型生产和销售，带有强烈的计划性和政治性。由于必须在规定时间内高标准高质量完成生产销售任务，广东人民出版社、广东省新华书店、广东新华印刷厂坚持将租型生产和销售作为政治任务，周密安排，零差错容忍。租型生产和销售需要配套较好的基础设施，特别是纸张仓库和书仓，为此，广东人民出版社在广州市革新路和南海县（今属佛山市）盐步镇（均邻近珠江码头）建立纸张仓库，广东省新华书店在广州市五山长阪乡建立书仓。这些基础设施成为广东省出版事业主要固定资产，为改革开放以后加速发展奠定了良好条件。

本版书出版让位于租型生产和销售，是这项制度的特点。1961年、1968年，广东人民出版社两次停止本版书生产，一度改称“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毛主席著作广东省出版发行站”。据统计，1966—1968年，共发行《毛泽东选集》580万册，《毛泽东著作选读》740万册，《毛主席语录》4，750万册，《毛主席诗词》820万册，其他各种毛泽东著单行本、选编本、汇编本等7，984万册。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未再出现如此极端的情况，但由于租型生产和销售的特殊性，相关单位在某个时间段调集主要力量，加班加点、全力以赴完成租型工作，仍是每年季节性的工作常态。

1971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广东省新华书店分别迁入广州市大沙头10号、12号新址办公。这里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省的首个出版基地。

1971—1974年，广东人民出版社接受国务院出版口的任务，组织翻译和出版了大洋洲地区的国别史（俗称“灰皮书”）。1975年5月，国家出版局在广州召开中外语文词典出版规划座谈会，要求广东承担八部词典的编写出版任务。随后，专门设立“广东省修订《辞源》编辑室”（统筹承担修订任务的广东、广西、河南、湖南四省区工作）。这两件事虽然不是租型出版，但同样体现地方出版承担中央指令的特点。

1979年12月，国家出版局在长沙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会前，国家出版局曾到各地进行调查，召开座谈会，研究如何制定地方出版工作方针。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份调查报告《立足本省面向全国—地方出版社发展的必由之路》。主持会议的陈翰伯同志表示：“地方出版社的同志要求立足本省、面向全国或兼顾全国，可以试行。地方出版社出书不受‘三化’限制。”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出版工作要在统一领导下发挥中央和地方部门的积极性。地方出版社立足本地面向全国。”在这种情况下，广东省出版事业管理局（1978年3月成立）提出“立足广东、面向全国、兼顾海外”的出版方针，取代原来的“三化”。

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带来出版全面繁荣（1979—1989）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试验田，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出版事业蓬勃向上。

1980年4月，国家出版局颁布的《出版社工作暂行条例》认可“不同性质的出版社，按照各自的分工和特点，确定出书范围”，并且“出版社要根据科学文化事业的特点，加强和改善经营管理”。广东出版业根据市场需求开始调整自身定位，拓宽出版种类与范围，形成了综合社与专业社相结合的出版格局。广东人民出版社作为一家老牌综合出版社，当时已根据不同的学科划分出了不少科室，后来分出五家出版社，分别是：1978年分出广东科技出版社，1981年分出岭南美术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1985年分出广东教育出版社和新世纪出版社。其他专业出版社也纷纷成立，1980年广东省地图出版社成立，1981年广东旅游出版社成立，1983年广东高教出版社、中山大学出版社成立，1984年高等教育出版社成立，均落户广州。1984年9月，全国第一家特区出版社海天出版社在深圳成立。至1987年广东省共有16家出版社。此外，1980年7月成立了一家出版公司（全称广东省出版公司），是广东省出版集团的前身。它专门承担全省中小学课本、中央文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等租型图书的出版印刷以及新闻出版用纸供应等，这项业务原属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流通领域的改革较早开展起来。1982年文化部《关于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工作的通知》提出“一主三多一少”发行体制改革，从而打破了新华书店单一发行渠道垄断经营的局面，民营书业走上舞台。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指出出版工作既要注意社会效益也要注意经济效益，承认了出版物商品经济的一面。出版业彼时尚属于供方市场，“买书难”的现象十分突出，强大的市场需求推动了购销方式的改变。1984年，广东人民、科技、花城、岭南四家出版社与省新华书局联合制定“寄销本版图书试行办法”，推进寄销制，向市场要效益。广州民营书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他们大部分在东山区东路租用房子开展业务，经营范围不局限于本省，逐渐形成了国内闻名的广州市东园路书刊批发市场。1985年，广东省将市县新华书店财务下放给当地管理，推进了新华书店的改革。新华书店逐渐扭转在计划经济之下造成的图书产销分割、信息不畅、与市场脱轨的不利局面，根据市场供需情况积极进行调整，加强经营能力。1988年，《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图书商品属性，将发行体制改革从“三多一少”推进到“三放一联”，充分调动发行主体积极性，包销、经销、寄销等多种形式并存，建立和发展开放式的效率高的充满活力的图书发行体系。随着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深入，出版社开始尝试自办发行。广东在图书批销市场上，出版社、新华书店、集体书店同台竞争。到1980年代末，广州地区图书批发单位发展到200多家。出版社、新华书店与民营书业共同承担着图书发行任务，维护发行渠道秩序，畅通书业市场信息，大大疏解读者“买书难”问题。广东图书文化产业市场发展迅速，沿海地区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和精神文化需求旺盛，尤其是广州、深圳等人口集中的大城市，广大群众求知若渴，为了更好地提供知识服务，大型书市紧锣密鼓地策划起来。1981年6月，省出版事业管理局、省新华书店、广州市新华书店联合在广州文化公园举办首届羊城书市，这是国内第一个全国性书市。全国各地103家出版社参加，为期18天，展出图书1万多种，共接待读者35万多人次，销售图书近300万册，销售额达92万多元，图书订货400多万元。1987年广东图书销售额2.2亿元，首次突破两亿元大关，由全国第五位升到第四位。

1984年6月召开的“哈尔滨”工作会议和一年之后召开的全国出版局长会议，重点讨论了出版社改革的问题，而出版社性质成为需要首要明确的问题。出版社被定性为“事业单位，实行企业管理”，可以说兼顾了出版方针与出版经济规律，从而统一思想，推进出版单位从计划经济时代的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型。改革中的广东图书出版界注重满足人民群众健康的文化和精神需求，为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添砖加瓦，贡献自己的力量。1979—1988年十年间，广东共出版图书12，604种，印行26.9亿册（张），均占新中国成立以后种数和印数的一半以上。其中有不少高质量图书，如广东人民出版社的《新时期哲学丛书》《人和创造丛书》《社会主义四百年》《广东改革开放研究》《岭南文库》等，广东科技出版社实用性和科学性较强的图书如《饮食疗法》《广东植物志》等，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广东籍作家秦牧、陈残云、黄秋耘、黄药眠等人的作品选，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岭南名画家画丛》等。粤版书内容多、门类全，装帧设计、印刷质量精美，形成了“短平快”的粤版书特色。

在图书对外交流方面，粤港之间由于天然的地缘、语缘优势，1980年代初期就迅速恢复出版交流。在香港地区，依附于报刊媒介诞生了风靡一时的武侠小说，著名作家梁羽生、金庸笔下的新派武侠小说作品在华人文化圈里获得拥趸追捧，并席卷我国台湾，延及东南亚，经久不衰。广东敏锐地抓住文化市场发展新趋势，最早将新派武侠小说引入内地市场。1981年初成立的花城出版社在当年6月就引进出版了梁羽生《萍踪侠影》，为内地读者提供了一条阅读原汁原味的香港武侠小说的正规渠道。同年7月创刊于广州的《武林》杂志因连载金庸小说也火遍大江南北，创刊号首印30万册，很快脱销。之后，《武林》第二期的印数即达到70万册，三四期以后发行约有100万册，《武林》一跃成为“百万大刊”中的佼佼者。香港作为大众文化的引领者，形成了从通俗小说到影视、歌曲等多种形式并存的多元文化产品，深受群众喜爱。而这些流行文化都通过广州源源不断地向内地传播，广州成为大众文化制品的中转地与集散地。除了大众文化外，在纯文学领域，两地出版界联合推出了一些精品文集。1982年，花城出版社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合作，出版了《沈从文文集》（十二卷）、《郁达夫文集》（十二卷）等，这两套书一经出版即为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所重视。1987年2月花城出版社引进出版台湾著名诗人席慕蓉诗集《七里香》，那些清新唯美的诗句激发起青年人对于诗歌的阅读热潮。当然，广东除有选择地引进港台读物外，还兼顾海外读者的阅读需求，有意识地出版并向海外出口了一批高质量图书。早在1980年10月，广东省成立了出版进出口公司，次年加挂“中国出版对外贸易公司广东分公司”牌子，开展出版进出口业务。1981—1988年，广东出版部门共向外出口粤版图书9，084种、112万册，扩大了广东版图书在港澳地区和海外的影响。粤港之间密切的出版交流与合作为后来广东省出版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广东期刊出版此时期恢复和新创办期刊较多，种数激增，发行量暴涨，在地方刊物中特点显明，表现突出。广东人民出版社的文艺编辑室在1979年4月推出了大型文化丛刊《花城》，创刊号的中篇小说《被囚的普罗米修斯》（华夏著）作为头条刊载，一经面市立即引起各方关注，第一辑印刷20万册，远远满足不了社会需求，后又加印两次，总印数达25万册。该刊后来与文学期刊界其他三本著名刊物《十月》《当代》《收获》并列为“四大名旦”，《花城》以其婀娜多姿的文学姿态被美誉为纯文学期刊的“花旦”，流传至今。该刊深刻把握社会思想潮流，勇敢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在编辑手法、运营策略上不断开拓创新，体现了不拘一格的开放包容的气质。时任省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黄文俞说“《花城》诞生，是打开广东出版工作新局面的重要标志”。出版社兴办刊物成为潮流，广东人民出版社一口气出了多种大型文化类丛刊，例如《风采》《旅游》《希望》《香港风情》以及与《花城》共同迎接祖国40岁生日的高端文化刊物《随笔》，另外还有岭南美术出版社推出的《周末》画报和美术刊物《画廊》，《周末》最高发行量达到180多万份，在广州家喻户晓。两年之间，由各出版社编印的刊物有十几种，极大丰富了期刊种群，这些刊物甚至成为出版社的品牌和拳头产品，当时主持出版工作的黄文俞局长指出“这个30年所未见之盛况，发轫于《花城》”。1980年广东共有34种期刊，总印数为1，927万册，1985年共有170种，总印数为12，768万册。期刊种数增幅为400%。新创办的期刊每年都在30种以上，1985年达到50种，一年就超过“文革”前10多年创办期刊的总和。期刊总印数增幅超过500%，全省期刊平均期印数超过40万册的共有7种。广东期刊的发展势头足，为了谋求更大的市场，开始在省外设置分印点，并走向海外。1985年，《家庭》分别在北京、沈阳、长春、西安、南京等地设立了14个分印点，组织利用各地邮局负责杂志分销，由此逐步建立起一个遍布全国、便捷通畅的销售网络，使《家庭》每期都能及时地送到全国各地。另外，该刊还积极开拓海外市场，陆续将刊物行销到世界上27个国家和地区，不断刷新发行纪录。1987年，《家庭》明确提出“一体两翼”的经营方针，开始走上产业化经营的道路。除此之外，《黄金时代》《家庭医生》《武林》《广东第二课堂》《人之初》《广东支部生活》《少先队员》等百万大刊，风靡海内外，广东省迅速成长为期刊大省。1988年，全省期刊总数达到283种，其中社科类184种，自然科学类99种。另外，广东侨刊在改革开放后迎来了新发展，至1987年共有110种侨刊，总印数达到228万余份，发行遍及世界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挥了“传送乡音、服务乡梓、宣传政策、增进友谊”的积极作用。1988年11月，广东省杂志出版协会（1995年改为广东期刊协会）在广州成立，它是我国第一个全省性的杂志行业协会。

改革开放给广东音像出版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会与广阔的市场空间，随着电子技术的不断进步，音像出版与复录业迅速发展起来，一路领跑。全国第一个录音带、第一盒录像带、第一张激光唱片、第一座录音棚都诞生在广州，广东音像制品占领全国市场。至1990年广东共有音像出版单位23家，复录单位43家。广东第一家音像出版单位是中国唱片社广州分社（1964年成立，1987年改名为中国唱片公司广州分公司，1992年改为中国唱片广州公司），早在1981年开始自行出版生产和发行盒式音带，1983年成立了盒式节目带厂，同年又成立发行公司。广东音像出版机构不像书刊出版机构在计划经济时已形成特有的运营模式，而是在改革开放的新环境下，借助地理优势，以合资或合作的形式进行生产经营，并且形成了自编自产自销“一条龙”的经营模式。1979年2月成立的太平洋影音公司，与香港百利唱片公司、香港三众公司签订合作合同，以补偿贸易方式，引进国际上最先进的录音、录像制品的录制和生产设备，成为国内第一家拥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录音录像制品生产线的音像机构。该公司录制了新中国第一盒立体声盒式录音带《朱逢博独唱歌曲选》（1979年）、第一盒录像带《中国录影集》（1979年）、第一本自行拍摄的《中国正宗太极拳》（1983年）、第一张激光唱片《蒋大为金曲》（1987年），率先建设一万多平方米的现代化综合影音大楼（1987年），创造了音像出版业的多个“第一”。它所生产的音像制品行销海内外，后来，太平洋影音公司迅速建立起发行公司，专门从事公司制作出版的音像制品的销售业务。该公司市场占有率高，增长迅速，成立时年销售收入11万元，1985年达到2，606万元，增长了200多倍。1986年，太平洋影音公司牵头，联合省内几家音像复制出版发行单位筹备成立了南方音像集团，共同举办全国音像制品订货会，每年举行两届，向全国各地集中提供音像制品。该年底，南方音像集团在珠海市拱北宾馆举办第一届全国订货会，各地有300多家经销商前来参加。

广东音像业积极借鉴海外成功经验，不仅引进港台歌手，而且签约内地歌手，一举激活了内地广阔的流行音乐市场。1985年中唱广州公司与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合作，一批港台歌手音像制品在内地出版发行，开创了内地对外合作的先河。1982年太平洋影音公司签约青年歌手沈小岑，推出专辑，使她一曲《请到天涯海角来》唱遍大江南北。

1980年代中后期，广东新闻出版业管理面对着比内地复杂得多情况，整顿和繁荣两手一起抓，强调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图书出版必须以社会效益为第一。1986年，由出版、文化、广播、电视、公安、工商等管理部门联合组成广东省社会文化管理委员会，管理包括出版物在内的文化市场。1987年8月20日，广东省社会文化管理委员会和省新闻出版局联合举办“广东省整顿出版物成果展览”。12月，全省整顿音像出版工作会议在省广播电视大厦召开，传达了全国整顿音像出版工作会议的精神。

三、广东出版市场格局的初步形成（1989—1999年）

1989年，广东省继续加强出版市场管理功能，5月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将出版事业管理处细分划为图书、报刊、印刷、发行和版权管理处。还成立了图书、报刊审读委员会加强审读。7月，广州市全面整顿图书市场，共收缴封存不健康书报刊236种。10月广东省召开压缩整顿报刊出版社工作会议，要求压缩过多过滥、缺乏办刊办社条件、雷同重复、布局不合理的报刊。广州文化出版社、科普出版社广州分社先后被撤销。1990年，全省共压缩报刊社、出版社48个。

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经济建设走在内陆其他省份之前，市场观念强。随着出版业不断加强经济管理，积极应对市场，出版市场进一步开放，从而逐渐成长为全国最大最开放的图书市场。1991年8月，《关于出版社自办发行图书暂行规定》出台，明确了出版社作为图书市场批销主体的身份，自办发行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促进了图书市场的繁荣。1991年9月，在广州举行的第四届全国书市得到广泛关注，进场人次高达55万人，总销售额达到1，150万元，订货码洋达4，000万元。这一火爆场面使省新闻出版局深受鼓舞，在同年9月25日、10月29日先后两次向上级报送《关于举办“南国书香节（第一届）”基本构想的报告》，并获得通过。1993年8月，首届南国书香节在广交会场馆举行。经过20多年的发展，南国书香节已成为全国阅读活动知名品牌，也为粤版图书搭建了最好的展示舞台，促进了粤版书的繁荣发展。

1992年11月18日，经广州市体制改革委员会批准，广州新华书店企业集团正式挂牌成立，它是我国首家图书发行企业集团。1994年成立的、由广东省新华书店控股的广东省新新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是全国图书发行业中的第一个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11月建成的广州购书中心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图书销售场所，被国内外媒体誉为“神州第一书城”。广州购书中心开业的当天举行了第二届羊城书市，展销5万种图书音像出版物，12天内共接待读者80万人次，销售收入1，200万元。1996年11月，深圳书城开业，在这里举行了第七届全国书市。这些成绩是广东省自觉遵循市场规律办事，搞活图书市场的重要成果，大大激发了国有新华书店和其他非国有经济成分发行主体的创造力与活力。

广东图书销售总额从1990年代起就一直处于全国前列。1992年，广州市人均购书89.20元，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位。1993年，全省图书销售总额以8.6亿元位居全国第一位。1999年，深圳市人均购书240元，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位。随着图书批发业务的开展，广东省在1994年推出了《广东省书报刊市场管理条例》，该条例在培育和规范出版物市场方面起到相当大的作用。1990年以后，广东省新华书店图书发行码洋始终居全国前列，覆盖全省新华系发行网络达6，000多家，同时大型书城也拔地而起，除广州购书中心、深圳书城外，珠海、东莞等地也建起了新华书店大楼。同时，非国有经济成分的发行分销企业逐步壮大。1995年，全省有书刊二级批发单位300家。在已有东园路、大沙头两个大型民营图书批发市场之后，又先后建立了深圳八卦岭图书批发市场和东莞虎门图书批发市场。民营书业与新华书店发行分销企业共同发展的格局初步形成，推进了市场容量体积庞大的区域市场逐渐形成。广东省对于出版物市场管理与搞活两手抓，积极推行经营许可制度、“先证后照”制度、实行二级批发单位进场经营制度和售前送审制度等。图书流通体制的改革使广东图书市场成为图书业界的“晴雨表”，业内流行这么一句话：广东好卖的书全国必定好卖，广东不好卖的书全国卖得亦有限。

这一时期广东创办7家出版社，分别是暨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2年）、广州出版社（1992年）、珠海出版社（1993年）、广东经济出版社（1995年）、南方日报出版社（1998年）、羊城晚报出版社（1998年），至2000年全省有23家出版社，出版社总量在北京、上海之后，居第三位。从业人员也大幅增长。2000年，广东出版图书品种达4，374种，印数26，978万册，总印张数1，482，942千印张，分别比1980年约增长534%、60%、116%。然而，品位高、影响大的粤版学术著作比较少。1991年10月，省出版局召开了“繁荣广东图书出版研讨会”展开有针对性的研究讨论，深入挖掘广东的历史地位、地理优势及其影响，明确了出版优势和三个主攻方向，分别是大力搜集整理出版广东近代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成果；总结广东改革先行一步的相关成果；加强港澳地区的研究，充分开展海外合作出版。省新闻出版局充分关注精品重点图书出版工程，1991—2000年共投入扶持资金2，000万元。这个时期，涌现出不少精品图书。1991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岭南文库》、花城出版社《海外华人文学大系》、广东科技出版社《广东植物志》等被列为省内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选题。1995年，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三字经》，当年印行3，500万册，创国内单本一般图书出版发行新纪录。另外，为了缓解科技学术类重点图书出版难的问题，广东省前后共成立了7个图书出版基金，分别是：广东优秀科技专著出版基金（1989年）、广东岭南文库出版基金（1995年）、广东优秀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1997年）、广东优秀文艺著作出版基金（1997年）、广东优秀教育专著出版基金（1997年）、广东优秀少儿读物出版基金（1997年）、中山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1996年）。出版基金的设立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学术著作出版难的问题，而且也保证了出版物学术水准。例如《岭南文库》是广东具有代表性的一套地域文化图书，为了保证其高品质出版，专门成立了岭南文库出版基金，原始资金450万元，至2000年年底，本金达到920万元，受资助图书中有18种获得了27个奖项。

中共十四大之后，出版单位大刀阔斧进行机制改革，按劳分配成为出版人关心的头等大事，也是搞活企业、提高效率的重要环节。1992年，省新闻出版局局属出版社在全系统推行目标管理责任制，这一举措全面推动了局属出版社的机制改革。“目标责任制的推行，促进局属出版社从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向管理要效益。目标责任制的推行，推动局属出版社机制改革，职工按劳分配制度进一步落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2年经省体制改革委员会等有关部门批准，由事业单位改为企业，这在国内具有开创性。

期刊出版经过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调整之后开始，开始理性分析市场，积极调整市场定位，不断增强自身竞争实力，放眼世界与国际大刊进行竞争。由于经营机制灵活，各刊社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找到了生存之道。以打工群体为主要阅读对象的《佛山文艺》在文学期刊落入低潮形势下逆势而上，1992年每期发行量达到44.8万份，相当于当年全国所有文学期刊发行量的总和。其后，发行量居高不下，并且在原有栏目的基础上创办了全国第一份面向广大打工群体的刊物—《外来工》，创刊之初销量便达到10万册。1994年《佛山文艺》率先改为半月刊，月发行量突破100万份，“双效益”明显，被誉为“佛山文艺现象”。1996年8月创办的《新周刊》，以“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类杂志”在市场上迅速崛起，打破了业内人士“一本期刊走上成熟的生长期要三年时间”的定论。老牌百万大刊续写辉煌。大众健康类刊物《家庭医生》从1985年起发行量超100万册，具有丰实的经济基础，按“立体办刊”模式，以期刊为龙头，相继创办了家庭医生门诊、医学整形美容中心、健康中心、科技开发公司等一系列产业，投资超亿元筹建广东阳西月亮湾健康度假中心和阳西新科技中药基地，并于2001年正式注册成立广州家庭医生集团有限公司。综合文化类刊物《家庭》在文化市场中如鱼得水，发行量逐年上升。1998年5月发行量达到280多万份，该年世界期刊联盟公布，《家庭》月发行量在全球综合类期刊发行排行榜中排名第10位。1999年1月，《家庭》增出下半月版。1999年，全省发行量超100万册的期刊有6种，分别是《家庭》《家庭医生》《广东支部生活》《人之初》《广东第二课堂》。该年省期刊总数323种，总印数为2.5亿万册，平均期印数为1，645万册，分别比1990年增长了27.6%、129.1%、58.3%。2000年，《广东支部生活》《佛山文艺》《家庭》等6种期刊入选“第二届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数量在全国排名第一。《家庭》《家庭医生》《少男少女》三种刊物被“国际期刊联盟”评为综合类文化期刊前20名。

音像出版业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产业保持领先地位。进入1990年代，签约歌手制度逐渐成熟。1992年6月，中唱广州分公司成立了企划部，按照市场需求对歌手进行定制，推出了如李春波、方芳、陈明等歌手。这一时期“广东制造”歌手呈现出井喷趋势，随之而来的如毛宁、杨钰莹、甘萍、林依轮、李进等，红极一时。由于敢于第一个“吃螃蟹”，广东音像出版将超前的观念转变为强大的执行力，这里成为中国内地当代流行乐坛的造星基地，迎来了内地音乐产业的大发展。1995年，全省音像出版单位24家，音像复录单位45家，激光唱、视盘生产单位15家，珠三角地区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音像生产基地之一。1996—2000年，广东又先后成立了76家音像制作单位，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两地。部分民营音像制作、复制单位投入资金广泛参与音像出版各环节，并逐步控制广东音像销售市场，获取了较大的收益，实力增长较快。1990年代中期后，民营资本逐步控制广东音像销售市场。1996年，广东音像城作为第一个“国家级音像制品批发市场”在广州开业，广州成为国内音像电子出版物最大的集散地。1994—2000年，广东发行各类音像制品1.34亿盒（张），其中录音制品9，901.5万盒（张），录像制品3，532.16万盒（张）。广东拥有各类只读光盘复制生产线和母盘刻录生产线，生产能力约占全国一半。

书刊印刷业发展迅猛。印刷技术较早实现了更新升级，书刊印刷在“八五”期间已基本实现“激光照排、电子分色、胶印轮转、装订联动”，进入光与电的时代，胶印、彩印大量运用。2000年广东省书刊印刷国家定点、省级定点企业共有58家，书刊印刷工业总产值按不变价计有13.5亿元，现行价计有16.8亿元。印刷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国家评定优质品率达到50%以上。而且，随着技术的精进，印刷企业不但印制省内书刊产品，还承接其他省的精品图书印制，世界各国及香港地区的书刊印制也有不少是在广东完成的。至2000年，近70%的香港地区印刷企业迁入内地，其中近千家落户珠三角地区。广东省书刊印刷企业达到一万多家，成为名副其实的书刊印刷大省。

四、三大出版发行集团主导广东出版（1999—2009）

1999年12月22日，广东省出版集团成立。此前不久，1999年6月，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此后相隔不到十天，广州市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挂牌。2002年，《家庭》期刊集团成立，为全国首家期刊出版集团。

组建企业集团是市场化、产业化的必然结果。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出版业发展注入强大的活力。持续高速的发展，使得中国出版产业集中度低、规模小、出版单位原子型组织结构明显、区域市场分割等弊端显露无遗。与此同时，行政改革要求政企分开，党委、政府必须与经营实体脱钩，行政改革成为推动集团化的主要力量。

广东出版界的集团化改革具有明显的先行先试的特点。其中广州新华书店企业集团在小平南方谈话后不久即宣告成立，是全国首家图书发行企业集团，1999年4月获得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实行公司化运作。广东新华发行集团，则是全国首家完成股份制改造并且集团化运营的省级新华书店。广东省出版集团是全国第一家正式获得中央批准同意组建，且一开始就实行“有限公司”运营的出版集团。据陈俊年同志回忆，集团挂牌前，他带队去北京拜会有关方面，有领导对着他递上的名片劈头就问：谁任命你做董事长？谁让你成立公司的？这是因为当时宣传文化战线组建集团时均为管委会领导班子，一把手称为“管委会主任”；对出版集团是实行原来的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还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经营实体，存在较大争议。

2003年6月，中央正式启动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和出版发行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广东省出版集团和广东新华发行集团均为试点单位，其中广东省出版集团是中央宣传部全国文化体制改革、新闻出版总署全国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的“双试点”单位，广东新华发行集团则是全国首批三家出版发行体制改革试点单位之一。广东省出版集团成立之初，就建立起规范的母子公司管理体制。广东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作为集团的核心企业（母公司），母子公司都是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经营主体。集团倡导“母子公司共发展”的经营理念，按照管导向、管资产、管干部相结合的要求和集权与分权相协调的原则，对所属单位实施指导、管理协调和监督。

2004年，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广东省出版集团进行了战略重组和整体转制。重组之后，原由省新闻出版局主管主办的13家企事业单位以及广东新华发行集团的国家股划转省出版集团。广东省出版集团由“小集团”变成“大集团”，结束了省属出版业延续了几十年的管办合一的模式，实现了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管办分离，成为省内第一家实现整体转制和国资授权经营的文化集团，解决了长期以来各成员单位国有资产出资人缺位的问题。同年，在深圳市新华书店基础上，深圳市发行（集团）公司成立。深圳市发行集团与深圳报业集团、深圳广电集团共同构成深圳三大文化产业集团，并于2005年被确定为深圳市首批9个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之一。

在省新华发行集团并入省出版集团之后，深圳市发行集团、广州市新华书店集团先后与海天出版社、广州出版社重组，分别成立深圳出版发行集团（2007年11月，后更名为深圳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广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2008年12月）。一个省拥有三家全出版产业链的出版集团（多数省市为一家，个别为出版与发行两家），广东开了先例。

如前所述，地方出版赖以生存发展的经济基础主要是租型教材和党的文献。三大集团上有党委政府大力支持，下有教材教辅发行地盘，占尽天时地利。三大集团之外的出版单位为谋求发展，各寻出路。其中，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归入广东省教育研究院主管、主办，由于省教研院是省教育厅所属事业单位，行政隶属关系明显，在教材教辅出版发行上具有一定优势。成立于1990年代初期的广东省教育书店一开始就获得了部分中小学教材发行权，发展势头迅猛，后借壳上市，成为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优质资产。以教材教辅的出版发行为中心，以行政区划为基础，广东省出版市场逐渐形成五大竞争主体，即广东省出版集团、广州市新华出版发行集团、深圳出版发行集团、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广东省教育书店。“五大”之外的大学出版社、报业集团出版社、岭南美术出版社、广东旅游出版社、广东省地图出版社等市场主体，由于缺乏教材教辅做支撑，同时在行政区划上缺乏“地盘”，难以获得相关行政资源，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明显不利地位，大多苦苦挣扎。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出版物发行加速开放。截至2004年9月，已有11家民营企业先后获得了出版物的总发行权。民营发行公司和经过改制的国有邮政发行公司对教材发行市场虎视眈眈，一直由新华书店主导的教材发行面临巨大挑战。当其时，新一轮的课程标准教材编写已经放开，已有民营企业投入巨资开发教材。这个时候，如果教材发行失守，则整个市场格局将被完全改写。

幸运的是，已经转变职能的政府有关部门，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即将教材定位为公共文化产品，由政府采购，免费发放给中小学生；教材出版及发行环节总供应商实行公开招投标制度，由政府有关部门制定政策，监督执行。在“政企分开，政事分离”之前，原本属于一家人的政府有关部门和省出版集团、发行集团等达成默契，后者按招标程序成为教材出版及发行环节总供应商，每三年为一轮。

在这种情况下，广东出版的产业链条，各种生产要素均不断向三大集团流动和集聚。除大学出版社情况特殊之外，全省主要的出版社、各地新华书店、大中城市的书城和购书中心，基本聚集到三大出版集团。广东省出版集团是广东省中小学教材生产销售的主要经营者，全产业链确保全省中小学教材“课前到书”。集团立项、编写的粤版新课标教材有19个科目获得教育部审查通过，数量在全国地方出版集团中排名第一，覆盖除上海以外的全国其他省份。广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和深圳出版发行集团出版发行所在城市的部分教材，供应中小学校的教辅读物（通过教育行政部门审定目录和政府公共产品采购程序）。与此同时，党委、政府掌控的大量资源流向三大集团，如各级文化产业发展项目基金、媒体融合基金、新媒体扶持资金、文化扶贫扶困项目资金等；政府主导的重大项目，如每年的主题出版、岭南文化推广普及、地方文献积累（《广州大典》）大多落户三大集团；政府推动的公共文化服务和全民阅读活动如农家书屋建设、南国书香节、羊城书展、深圳读书月、深圳书展等基本由三大集团承办。以农家书屋为例，新闻出版总署于2006年启动农家书屋工程，广东省新闻出版局于2008年成立广东省农家书屋工程协调小组办公室，到2009年底，全省累计投入资金约1亿元（主要是财政投入），建成农家书屋4，879家。农家书屋图书主要由省内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负责配书，市场扩容效益明显。

出版集团完成组建后，出版社体制机制改革提上议程。2003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国有文化单位转制为企业。“‘事转企改革’的目的是要把出版单位转变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使其在发展过程中碰到问题时不是通过找政府而是通过找市场来加以解决”（陈昕：《中国图书出版产业增长方式转变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版，第105页）。广东省出版集团所属出版社率先改革，包括广东人民出版社在内，各出版社在2005年底前全部完成“事转企改革”，当年开始享受国家对转企改制单位实施的税收优惠政策。从全国来看，这项工作到2012年才全部完成。

与出版业转企改制同时并进的，是出版管理方面的政府职能转变。广东省新闻出版局由管脚下（直属出版单位）向管天下（全省出版单位和出版物市场）转变。全省各地市先后组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和文化市场执法队，主要职能为行政审批和市场规范。广东作为书刊印刷大省，外资、合资印刷企业一直未获得书刊印刷许可证的问题得以解决。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多次到广东考察，对文化体制改革做出指示批示，2007年1月、2009年11月分别到广东省出版集团和深圳出版发行集团调研，体现出中央对广东出版体制改革的高度重视。

三大出版集团充分利用政府扶持集聚资源，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做大做强。在强势出版集团和政府产业政策的合力作用之下，广东出版逐渐走出以品种暴胀、库存高企、流动不足为主要特征的“膨胀性衰退”。

从经济学上说，集团化经营是为了打破市场分割，降低运营成本，实现规模效益。然而由于成立集团主要来自行政推动，而不是市场驱动，市场分割不仅难以打破，反而产生了更多的壁垒。出版集团使某些生产要素实现了跨部门、跨行业流动，然而由于中国式的市场分割，跨地区发展始终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地区之间的市场壁垒在三大集团成立之后，一定程度上反而进一步强化了。

五、资本化、信息化中的市场机会（2009—2019）

2009年，中国GDP首超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图书出版品种首次突破30万种，发行70余亿册，均创历史新高；国务院颁布《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包括出版业在内的文化产业成为国家战略性产业。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出版总署提出，要加快转型升级，由出版大国迈向出版强国。2010年1月，新闻出版总署出台“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鼓励条件成熟的新闻出版企业上市融资”。成立于2009年12月30日的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很好地契合了这一历史进程。较早之前，南方出版传媒的控股母公司广东省出版集团在完成出版社转企改制任务之后，将目标放在了进军资本市场，并于2008年8月启动了上市计划。2016年2月15日，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传媒）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对于出版集团是否应该上市，尽管出版界存在较大分歧，但广东省出版集团从未动摇。南方传媒是广东省第一家彻底实现整体股份制改造的国有文化企业，是省级文化企业整体上市的第一股。它涵盖广东省出版集团的主要经营性资产和业务，致力于建设数字、物流、印务三大产业基地，构建图书、报刊、数字、发行、印务、投资六大业务平台。上市以来各方面运营稳健，财务状况良好，资产规模、营业收入、利润等多项经济指标逐年上升，为做强主业、做大产业、做优企业提供了强大的资本保障。

出版界对出版企业上市的主要争议在于是否应该多元化经营，是否有利于图书出版主业发展。为此，南方传媒积极夯实出版主业，编辑出版了一大批精品力作，主题出版更是亮点纷呈，每年入选国家、省的主题出版项目、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图书、获国家图书三大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和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均为历史最好时期。花城出版社在五年时间内勇夺两次全国“五个一”工程奖（2015年长篇小说《这边风景》，2019年报告文学《中国桥—港珠澳大桥圆梦之路》）。广东教育出版社2017年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出版单位）。广东人民出版社、花城出版社、广东经济出版社、广东新世纪出版社在21世纪前后，经济效益普遍只有二三百万元，且大幅波动，有的濒临亏损；广东时代传媒有限公司一度亏损高达2，400万元。这一阶段，经过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并抓住政府大力扶持出版的有利时机，上述以书报刊出版为主业的经营单位，经济效益均大幅好转，除广东经济出版社之外，其余全部成为千万元以上的利润大户，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实现利润近4，000万元。

“中国图书出版产业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严重依赖教材教辅的现象……图书市场中教材教辅的产值比重一直超过60%，教育出版的利润在整个出版中的比例更高，教材教辅类图书成为中国图书出版产业利润的最重要的来源。”教育出版是基石，然而开卷图书销售市场数据排名长期徘徊在中下游（出版集团排名在20位上下，单体出版社排名大都在两三百名之间，仅有一家出版社在少数年份进入前一百名），也让南方传媒倍感压力。上市以来，南方传媒较好地处理了教材教辅与一般图书之间的关系。坚持两手抓、两手硬的措施：教材教辅以“上靠、下沉、内统”为指导思想，既加强统一领导和协调推进，又不像有的出版集团那样将教材教辅全部集聚到一家出版单位，而是灵活放开，使各出版社都有基本口粮，并有机会在政策窗口开拓新品；对一般图书则出台一系列措施，推动出版社开发市场图书。这一举措对教材教辅出版发行效果明显，人教版教材市场占有率由48%上升至52%；教辅出版更为显著，由原来各出版社零星的合作出版，一变而为省教育厅审定全品种目录，年销售由不到1亿元急剧上升至7亿多元。而在一般图书方面，却效果不明显，虽偶尔有几个畅销品种，如新世纪出版社的《小屁孩日记》，但整体市场排名仅略有上升。

在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方面，广东省出版集团、南方出版传媒也勇当先锋。2013年，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因上一年输出170项海外版权项目创历史新高的好成绩，被授予“版权输出进步奖”；广东人民出版社、花城出版社入选“中国图书世界影响力出版社100强”。广东省出版集团2007—2018年连续12年被商务部、中央宣传部等五部委评为“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

在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推动下，广东出版呈现出较大活力。广东出版界历来有“短平快”之贬，各出版社虽有一些重大选题立项，但有的半途而废（如广州出版社《中国大通史》、人民社《世界大通史》、岭南美术出版社《康有为全集》），有的无疾而终（如《陈寅恪全集》《陈垣全集》），还有的推进十分缓慢（如《孙文全集》）。2010年以后，一批标志性出版工程陆续出版，主要有：广东人民出版社《车王府戏曲全编》《叶名琛档案》《清代稿抄本》《容庚藏帖》《海外广东珍本文献丛刊》；广东教育出版社《王国维全集》（与浙江教育出版社合作）、《中国寺观壁画全集》（《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之一）、《黄埔军校史料汇编》《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档案》；广东科技出版社《岭南中医药文库》；广东经济出版社《近代华侨报刊大系》；花城出版社《蓝色东欧译丛》；广州出版社《广州大典》；海天出版社《中国玉器全集》；等等。说明广东出版界在保持“短平快”特色的同时，重大出版工程这块短板已经补上。

广东出版能够补上重大出版工程这块短板，一方面固然由于集团化改革和出版社转企改制（以上列举重大出版工程全部来自三大出版集团），另一方面也与这一时期党委、政府大力支持出版事业密切相关。在政府职能由直接办出版转变为制定出版政策、规范出版市场行为之后，一批有利于出版产业发展的财政、税收、金融政策出台（主要有2009年3月财政部、海关总署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支持文化企业发展若干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2009年4月商务部、新闻出版总署等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文化出口的指导意见》，2009年12月财政部、海关总署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继续实行宣传文化增值税和营业税优惠政策的通知》等）；大量资金投向重大出版项目（主要有中央扶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国家出版基金、广东省扶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广东省原创精品图书出版专项基金等）；政府大力倡导的全民阅读活动，使得原本不温不火、甚至一度陷入困境的南国书香节、深圳阅读月等迅速升温。2010年7月，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印发《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11-2020）》，南国书香节作为“文化会展品牌”被写进纲要。2011年起，南国书香节永久入驻广州琶州会展中心，每年8月暑假期间举办，一年一度的南国书香节，日均有超过100万人次入场。201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授予深圳“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荣誉称号。通过政府与企业的良性互动，全民阅读活动营造了读书氛围，培育了图书市场，对出版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获得广东省扶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7.5亿元之后，广东省新华发行集团加快了对全省新华书店的整合。与各省新华书店由省发行集团统管人财物体系不同，广东各地新华书店在1985年下放当地，有的归口文化系统，有的归口宣传部门，有的经过改制吸收了民营资本参股；这种情况，对于志在统一全省图书市场，实现新华书店品牌连锁经营的省发行集团而言，显然是不利的。在省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历经数年艰苦谈判，至2017年，全省近百家新华书店，除广州、深圳之外，其余均重新回到省新华发行集团，并成为南方传媒的股东。

与此同时，线上渠道对实体书店造成严重冲击，省出版管理部门及时出台税费减免、资金扶持等政策，仅2014年广东5家实体书店就获得1，100万元资金扶持。2011年11月，民营资本背景的方所在广州最繁华的天河太古汇商城开业，带动了资本入场，图书发行转型升级加速推进。

这个阶段，出版业信息化加速发展，传统出版面临互联网的强烈冲击。2008年7月24日，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报告显示，中国网民数量达2.53亿人，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2009年，新闻出版总署发布报告显示，中国数字出版总额（780亿元）超过图书出版总码洋。其中手机出版（包括手机音乐、游戏、动漫、阅读等）314亿元，网络游戏256亿元，网络广告206亿元。2010年，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新技术发展极大扩展了出版业的边界。《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新闻出版产业涵盖的领域包括：图书、报纸、期刊等纸介质传统出版产业，数字出版等非纸介质战略新兴出版产业，动漫、游戏出版产业，印刷、复制产业，新闻出版流通、物流产业。数字出版产业高速发展，广东增速则为全国最快。2017年，广东省数字出版产业营业收入超过1，000亿元（其中游戏收入超过900亿元）。

在这一波数字出版浪潮中，广东出版界保持了较强的定力，既顺势而变，又避免盲目冒进。2008年1月，经省编办批准，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在全国率先设置数字出版管理处（早于新闻出版总署设置科技与数字出版司）。2009年1月，广东省出版集团创建数字出版公司，以数字教材为主攻方向，实行公司化运营。2010年5月，广东国家音乐创意产业基地（深圳园区、广州园区）获得批准设立。2011年2月，广东国家数字出版基地获得批准设立。2013年7月，《中国家庭医生》杂志社有限公司等5家单位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确定为全国首批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2014年，广东省新闻出版局评出全省首批22家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

2015年3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通过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市场竞争力强的新型出版机构，建设若干家具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出版传媒集团”，出版融合加速发展。经过数年发展，省出版集团在云媒体、云教育上取得突破。其中云媒体项目“时代财经”App于2016年6月上线，全渠道用户已突破1，000万，日均活跃用户超过50万人，运营收入近3，000万元，荣登《互联网周刊》研究院财经App排行第一名，成为华南地区有着重要影响的原创财经头条新闻资讯移动平台。“时代财经”也成为引领广东时代传媒有限公司（南方出版传媒旗下报刊出版平台）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力。云教育项目“广东省国家课程数字教材规模化应用全覆盖工程”基本完成，已与广东省教育厅达成战略合作意向，未来有望在全省推广应用粤版数字教材（包括国家课程标准教材和省编教材）。2019年初，广东人民出版社成立出版融合分社，转型目标更加明确。

在此过程中，传统出版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和融合发展获得了中央和省的扶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极大支持。以南方出版传媒为例，2009年以来，共获得各类专项资金、项目基金等3亿元多，主要用于信息化技术改造、数字出版项目开发、出版融合项目推进。显然，政府对新技术和产业发展趋势的把握，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互联网对传统出版的冲击，而政府相关产业政策的出台和大量资金的投入，则极大增强了传统出版的信心。

2019年4月，根据广东省政府常务会议决定，广东商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所属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51%的国有股权整体划转广东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广弘的教材教辅发行业务承继广东省教育书店。如前所述，教育书店是行政分割教材发行的产物，如今再次以政府有形之手推进了市场无形之手难以完成的事，对于省出版集团整合资源、统一全省教材教辅市场，将起到积极作用。

结语

我们将70年的广东出版以前30年和后40年作为历史分期。前30年中央确立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地方出版制度，地方出版遵循“地方化、通俗化、大众化”出版方针。地处边陲的广东省能够快速建立地方出版体制，得益于广东具有较好的党的出版事业优良传统。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地方出版的崛起，是中国出版史的重大事件。出版方针（由“三化”转变为“立足广东，面向全国，兼顾海外”）的转变、浓厚的思想解放氛围和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地利条件，造就了广东出版的繁荣景象和短平快的出版风格。20世纪80年代，出版社由改革开放之前仅有一家广东人民出版社，发展为16家出版社，涵盖科技、文艺、美术、地图、旅游、教育、少儿等领域，还设置了大学出版社、城市出版社等；出版了一批开风气之先的图书；对外合作出版开全国先河；港台图书引进引领潮流；期刊出版风起云涌；出版社自办发行、开发地方教材、新华书店下放搞活等举措大胆推进，出版事业呈现出鲜明的开放品格和先行特色，出版繁荣之势成为后来广东出版人对标的一个伟大时代。20世纪90年代，随着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广东出版迎来又一个爆发期，新成立7家出版社，出版社总数达23家，在全国地方出版社中仅次于上海。广东出版以编印发供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改革加快推进，书刊印刷和音像复制产业发展突飞猛进，书城建设如火如荼，出版基金制度、羊城书展、南国书香节等均在全国率先探索。

进入21世纪，中国出版业由量的扩增向提质增效转型。广东省仅增加一家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04年），因珠海出版社出现政治导向问题被注销（2011年），出版社总数遂维持20世纪90年代水平。1999年广东省出版集团成立。2004—2008年广东新华发行集团并入省出版集团；深圳出版发行集团、广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相继重组，海天出版社与广州出版社分别进入集团，标志着广东出版进入一个新时代。集团以做大做强为目标，出版市场各种资源主要向三大出版集团集聚，而其他市场主体则逐渐边缘化。

最近这10年，在国家大力推动下，文化产业进入大发展大繁荣阶段。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功上市，并在主题出版、重大出版项目、“走出去”等方面表现出色；出版主业做强的同时，控股母公司广东省出版集团迅速做大，2017年进入全国文化企业30强。全省新华书店除广州、深圳之外，重回广东新华发行集团；实体书店在政府扶持下加快改造升级，民营资本开设的新型书店引人注目，图书市场呈现出全新格局。与此同时，飞速发展的互联网技术极大拓展了出版业的边界，广东出版在此过程中仍然扮演了先行者角色，他们充分把握出版融合发展趋势和政府职能转变中的市场机会，以稳健的心态，积极应对。然而先行并不意味着做好，先行之后的后劲不足、厚重不够或许是需要广东出版人警醒和思考的。

注释：

①李频.新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四维结构初探[J].编辑之友，2019(9).

②王铸人.浅析地方出版工作的十年改革[J].出版发行研究，1990(4).

③周武.从全国性到地方化：1945至1956年上海出版业的变迁[J].史林，2006(6).

④⑧许力以.春天的脚步：许力以回忆录[M].北京：华龄出版社，2012：61，171.

⑤⑦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志·出版志[G].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210，190.

⑥喻建章.我的七十年出版生涯[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143.

⑨⑩黄文俞.我与花城及其他[M].黄文俞选集编委会，编.黄文俞选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178.

⑪杨荣.周圣英主持广东出版工作二三事[J].出版史料，2012(4).

⑫⑬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广东省志·新闻出版卷（1979－2000年）[G].北京：方志出版社，2014：358，382.

⑭访谈陈俊年同志录音记录稿（2019年9月1日）.

⑮陈昕.中国图书出版产业增长方式转变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