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天真

一

向来以言论率直尖锐而引人注目的汉学家顾彬，在一次新书发布会上说：“为什么中国当代文学如果不谈诗人的话是有问题的，因为中国当代作家都没有回忆，但是中国当代诗人都是有回忆的。”由于个人趣味、文化差异等原因，他的批评不免有失偏颇，这也可能导致人们怀疑他如此褒扬当代诗歌的公允性。顾彬所用“中国当代文学”这一概念，想必是与学术界，与批评家、文学史家所用概念一致。事实上，不管“中国当代文学”谈不谈，中国诗坛并不冷寂，甚至从来就没有清静过，目前就有许多热门话题，比如关于新诗百年的历史评价、新诗的形式、诗歌在自媒体时代的繁荣等等。此外，朦胧诗以来，潮流起伏的现代汉诗也多有故事，一些亲历者不曾间歇地讲着自己的故事。并且，随着汉语诗人与外国同行的交流对话日渐频繁而深入，更多的诗歌写作者日渐生出追求世界性声誉的意识。不过，我所说的诗人和顾彬所说的“中国当代诗人”很可能不是同一群人。这也是引出本文所讨论问题的重要缘由。在顾彬这位有“外来者”或“旁观者”身份的专家眼里，有一批诗人——主要是朦胧诗人——是“中国当代文学”必须谈论的有故事的人；而我更关注的是所谓后朦胧诗人，他们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如何处理自己在故事中的位置，以及他们对当代诗歌和个人诗歌写作的价值定位。这种长期关注的收获之一，是我发现诗人张执浩既属于他们又不入其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