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菲

摘要：《凿空》到《捎话》的相继完成，体现出刘亮程小说创作的逐渐成熟，作品延续其散文创作的诗性语言，但叙述视角从对个体生命的体悟转向对社会历史的观照，并进一步上升到对历史本质的思辨;《凿空》是将历史作为人在其中生活、行動的背景去叙述，是对历史全方位的表现，而在《捎话》中是将历史本身作为‘存在去思考，是对历史本质的祛魅。人类历史是复杂而厚重的，它总在一个个破碎的、似是而非的片段中呈现出多样的理解与阐释，刘亮程以其独特的叙事策略在解构与重塑中审思人类历史，并以诗人的悲悯对生命进行人道主义关怀。

关键词： 刘亮程;凿空;捎话;历史叙述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8153（2019）04-0054-06

刘亮程最初是以散文见长，用恬淡闲适的口吻、素淡明澈的语言对日常身边的人、物、事娓娓道来，从一株草、一朵云中感受万物的灵性，在“一个人的村庄”里悟出生命的真谛，充满诗意与思辨;在此之后，刘亮程转向更具想象空间的小说创作，2010年完成长篇小说《凿空》，八年之后又完成长篇小说《捎话》，在这两部作品中，‘历史叙述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条线索。在《凿空》中，刘亮程以“坎土曼”——物的历史及“玉素甫”、“吐迪”——家族历史构建阿布旦村庄的历史，而这个延续百年的村庄正是新疆这片神奇土地的缩影，刘亮程有意识的将叙述背景置于一个历史框架，从个体家族的历史进入一个更宏大的视域去观照集体的历史处境，不断去反思现代/传统、乡村/城市二者间的张力，试图在古老文明与现代性的碰撞与磨合中寻求和解之路。而《捎话》则体现出作家更为厚重的历史观念，在黑勒与毗沙因改宗发动的战争中，两国成千上万的民众在这场漫长的战争中一茬茬的出生、长大、老死。透过历史，刘亮程所做的不仅仅是追溯记忆，更是从中体悟生命、时间和死亡，是以诗性地笔触回望历史，探寻真理，借由某个遥远的异域故事讲述着沉默于血液中的、我们称之为信仰和战争的生命循环，揭露了人类数千年来以杀戮为代价换来所谓“真理”的非理性狂欢，又因其内在精神的丰富性及表达的复杂性完成了历史自身的解构。刘亮程试图摆脱主体性的限制，以‘他者的身份站在历史长河的一端将目光投向全人类，去审视‘人的生与死，在信仰危机与社会现实之间去思考人类的命运，追问“存在”的意义，并以其不变的诗人心性怀揣着这份使命上路，那经过反复锻炼的文字是穿越了历史长河，飘荡在新疆这片神奇土地的魂。

一、小说中的历史叙述——集体记忆与个体经验的融合

福柯对“历史”是充满不信任感的，他认为“历史”的实质是一种话语规范，是参照当代理性价值的标准而被思考、被确定的知识，是认识型的;凯恩·怀特曾以现代艺术的视角，将‘隐喻作为历史语言表达的切入点，用文学理论和文学修辞对历史学研究进行“诗性预构”，这种构想行为一反传统历史哲学中的逻辑推演，依靠修辞学中的比喻因素进行历史学文本的建构。而文学和历史学是最为相近的，都是在用一种“有教养的语言”进行书写，但不同的是，文学文本写作拥有更大的想象空间，文学话语有多重表达方式，文学中的历史书写更多的是与作家个人对世界的经验和感悟相关，是充满人性温度的思索与探寻，而不是冰冷的“真理”。

新疆这片土地始终是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的混合地区，新疆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更是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先秦时期的“西王母”神话便是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早期的交接、碰撞、融合的结晶与缩影;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更是推动欧陆与西亚、中亚之间的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双向互动，在这片沙漠与绿洲交叉的广袤土地上，异质文明在此经历了碰撞、排异的对抗以及融合、吸收后的和解，从而构成新疆既丰富又复杂、既独特又敏感的历史记忆。从诗歌、散文到小说，新疆始终是刘亮程的关注和讲述的对象，他所有的文字都与他所生存过的土地有关。这片土地的文化、历史都深深融入他的血液、记忆当中，使其在创作中自觉地承担着延续、讲述历史的使命。而“历史是——作为随着时间而进展的真正的现实世界——按照诗人或小说家所描写的那样使人理解的，历史把原来看起来似乎是成问题的和神秘的东西变成可以理解和令人熟悉的模式。不管我们把世界看成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理解世界的方式都一样”[1]，历史也是具有文本性特征的，它与文学具有相通之处，两者“同属一个符号系统，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类似”，历史的真实性被解构，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界限被模糊，历史与文学表述的重新阐释使得作家的言说空间得以扩大，“历史背景不只是为小说人物创造出新的存在处境，而且历史本身必须作为存在来理解，来分析”[2]48-49。在散文创作中，刘亮程从个体内部的感觉和体验看外部世界，是一种‘顿悟式的创作方式，并以此建构起作品心理学意义上的时间和空间，创作中那种有意识的叙述空缺，带有哲学思辨的抒情话语使其文本始终以呈现一种内在的审美操守——诗学立场为主，用个体存在消解历史话语。而在转向之后，小说的社会功能使得作家自觉承担起更大的使命，目光不再囿于个体而是投向更广阔的观照对象，在这当中，刘亮程选择回到“过去”，试图逆流而上寻找源头，站在被黄沙湮没的古老大地上，以游离在现代之外的“他者”身份去审视的我们的文明、社会，正如米兰·昆德拉曾说的，小说已无法与我们时代的精神和平相处：假如它还想继续去发现尚未发现的，它还想‘进步，那它只能逆着世界的进步而上[2]25，唤醒被遗忘的历史记忆，在历史的场域中言说当下，进行反思。因此，从《凿空》到《捎话》，刘亮程一直在不断地回到历史当中进行书写，如果说《凿空》是他初步所做的尝试，其内核是传统乡土小说的叙事模式，略显拘谨，那么，《捎话》便是他做出的跨越，历史不再只是被构建的叙述背景，而且将历史本身作为存在去思考，历史影响了人的命运，但人也在其行为、认识中建构了历史;国家之间的战争、相互厮杀以及人类历史、文明形态是变动不居、非理性的，人和动物一样，在其中一茬茬生出成长死亡，人的世界、动物（驴）的世界、灵的世界是被折叠的时空，当折痕被捋直，便是一个人、畜、灵共居的世界，人的历史也是驴的历史，刘亮程在创作中经常会用‘驴性去反观‘人性，这并不是一种修辞意义上的反讽，而是深入斑驳复杂的历史表现去挖掘被遮蔽的存在。

从《凿空》到《捎话》，刘亮程都在试图尝试用充满新疆气息的语言书写这片土地积淀千年的历史，无疑他是做到了这一点，并且是成功的。

二、《凿空》：时空场域中的历史书写

（一）纵向时间性的历史言说

在《凿空》中，刘亮程用阿布旦村的风景、风俗及风情完成了一部民俗史，以阿布旦村人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事件为一条条叙事支流，最终汇入历史事件的主干流，看似松散实则相扣。作家用大量笔墨去描写一种叫做“坎土曼”的农具，它是新疆地区、也是阿不旦村自古传承至今的劳动工具，与坎土曼联系最为紧密的人物主要有两个：佛窟研究所的研究员王加和铁匠吐迪。王加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佛窟壁画中发现了坎土曼，“壁画中这把坎土曼从此改变了王加的生活，他开始研究坎土曼，并开拓了一门坎土曼学，在十几年后成为坎土曼学研究专家”[3]73，而吐迪是阿布旦村铁匠铺的第十三代铁匠，在他眼里，坎土曼的命就是人的命，一把坎土曼磨坏的时候，人的一截子命也磨掉了[3]221。坎土曼的历史是通过王加的研究和吐迪的讲述被勾画出来，一方面，坎土曼形状的每一次变化都意味着对阿不旦村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的发生：在铁匠吐迪的讲述中，清末时逃窜的马队进入阿不旦村，以坎土曼改造的大刀血洗村庄;又如在“大跃进”时出现的大尺寸坎土曼;而在“西气东输”工程开始之后，坎土曼在村民将参与挖掘工程的谣言中又一次悄然变大。事实上，正如小说中的吐迪所言：“坎土曼一旦改变形状，就会出事情”。另一方面，对坎土曼的介绍，是以它的独特形态强调一种地域特点，而这种独特性经历悠久历史而形态未产生明显的改变，“每一把坎土曼都是活的文物，被人日常使用着，挖地、挖洞、挖寻文物。这个村庄的人信仰改变过多次，从最古老的萨满教、祆教、佛教，到现在的伊斯兰教，唯一见证他们心灵变化的是坎土曼，它一直没变”[3]341，从某种意义上讲，坎土曼在小说中正是映照阿布旦村历史变迁的一面镜子，它的‘变是阿布旦村的向“未来”作出的努力，试图接续进不断变动的历史，融入大文化脉络，而它的‘不变则恰恰指向的是阿布旦村的“过去”，古老村庄的“根”。

坎土曼是物的历史，玉素甫和乌普阿訇家族的追溯便是人的历史。玉素甫在小说中是一个“神秘人”，他是阿布旦村人所尊敬的玉素甫老板，玉素甫的父亲和爷爷都是有名的向导，玉素甫的爷爷曾把德国探险家勒柯克带到龟兹佛窟，他的父亲之后又‘干起了给挖宝人当向导的事儿，“玉素甫”这一人物形象是矛盾的，当阿布旦村人满心期待用坎土曼去挖管道时，玉素甫是清醒的，他对亚生村长说，“石油上根本没有坎土曼的活坎土曼要能干石油上的活，石油早被我们的坎土曼挖出来了”[3]57，但他又似乎是不可理喻的，要用坎土曼挖出埋没千年的地下村庄;玉素甫家族的祖孙三代与阿布旦村的过去密切相关，他的祖辈和父辈是阿布旦村历史的见证者，但也是亲手“弄丢”阿布旦村过去的人，而玉素甫所做的是要寻找阿布旦村被埋没的历史，玉素甫家族指向的是阿布旦村的过去，而乌普阿訇的家族，指向的是阿布旦村的未来;乌普阿訇守护着麻扎，是阿布旦村人信仰的寄托，乌普阿訇是乌普家族的最后一个人，他的离世不仅终结了乌普家族，同时也带走阿布旦村人的信仰寄托，他们的未来是怎样的，信仰是否会崩塌？对“物的历史”和“家族历史”的书写，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从中显现出的是积淀在作家身上‘沉重的过去，是无法割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作家沉浸在了阿布旦村绵延的历史当中，他看到了现代文明与阿布旦村古老传统之间充满着矛盾与张力，引入一个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石油井田”、“洗发店”“小四轮车、摩托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们不属于古老的阿布旦村，然而，“西气东输”凿空了阿布旦村的地下，随着石油工人而来的小姐们引诱阿布旦村的年轻人，摩托车、小四轮车取代驴车，却总是会出车祸把人撞死…，阿不旦村的历史原本负载着悠远的传统文化，同时也是人与自然能够和谐共存的空间。然而在被裹挟着进入资本全球化的今天，阿不旦村显然已经不可避 免地进入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之中，刘亮程显然对传统文明在现代的遭际表达了深刻的同情与忧虑。

（二） 空间构建的历史话语

米歇尔·福柯在《另类空间》中说，“我们所处在的是同时的、并列的、邻近的和遥远的时代，世界更多地是能感觉到自己像一个连接一些点和使它的线交织在一起网”[4]，从每一个交织点延伸出一个独立的空间;一方面，个体因为经验关系相互联接构成一个外部的公共空间（社会），当这种关系不再密切或是出现裂痕，所形成的这样一个外部空间也就不再稳定，个体便会试图重新融入另一个由其他關系所组成的外部空间;另一方面，即使所处同一外部空间，由于个体所经验到的、感受到的差异，个体的第一感觉、情感保持其自身的性质，形成个体内部的心理空间;人类历史不仅仅发生在纵向的时间里，也体现在空间的重置、变化中，时间性隐含在个体或集体构建的空间当中。作家在文学创作中通常用隐喻、象征的方式利用空间叙事进行历史书写。

《凿空》中有两个并置的空间，一个是地上的阿布旦村，一个是玉素甫、张旺才挖掘的地下的洞;地上的阿布旦村是村民们真实生活的空间，它与时间是并行的，线性向前的，阿布旦村加入到现代社会的生活，摩托车、小四轮车取代了驴车，柏油马路取代了土路，代表现代文明的机械化产业（石油高架井、挖掘机）更替了阿布旦村古老的坎土曼。而在不为人知的地下，玉素甫正在用坎土曼从自家屋子挖洞，要将其挖到村里的麻扎地，他要找到一个被埋没的千年村庄。这个神秘的地下空间是与时间相逆的，是通向过去的空间，玉素甫起初只想挖出藏在地下的文物，在不自知中沉浸在其中，在他的心里，地下的这个洞象征着阿布旦村古老的过去，是安放他心灵的圣地;而在另一边，阿布旦村唯一的一户汉人张旺才也在地下挖着洞，他先是在河边为自家挖出了居住的“房子”，后又要从地下挖一个洞通向自家在村子里的房子。对于张旺才来说，虽然他在阿布旦村成家、生子，完成了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几件事情，但在阿布旦村的‘集体空间中，他始终是一个‘他者的身份，他没有阿布旦村过去的记忆，也就无法融入现在的阿布旦村，始终是这个集体空间的外来者，当玉素甫的洞被警察发现时，他便成为村子里第一个被怀疑告密的目标，还被几个青年殴打，他无法正常的通过村子里的路回到家中，实际上，在张旺才心里，他是不安的、无归属感的，当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对地下的房子极为不适的同时，他却是十分踏实的，这个被挖出的地下空间承载着张旺才的“历史记忆”，是他的根，他费心的收拾，在泥柜子上雕刻，还试图和妻子王兰兰生一个“地下的孩子”。在这里，地下空间承载着阿布旦村和张旺才的历史记忆，而地上空间--阿布旦村里所发生的便是现时的一切，阿布旦村的历史——未来便由这两个物理空间所暗示。

三、《捎话》：自我与他者、分裂与弥合、真理与荒诞

在新作《捎话》中，刘亮程将叙事转向对历史本质的探寻与思考，历史是复杂而厚重的，它总在一个个破碎的、似是而非的片段中呈现出多样的理解与阐释。在具体的叙事策略上，他以‘他者审视‘自我，以分裂隐喻个体乃至民族难以和解的生存矛盾，试图寻找出沟通的可能性，以此‘弥合本质上的不可协同性与差异性;历史并非给出箴言的钥匙，但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它、去探寻其本质时，才能理解自身，理解争端，理解沟通与弥合的努力横亘天地，从未隐退。若当历史的走向以人类非理性的欲望所驱使时，真理也会变为荒诞。

（一） 自我与他者

刘亮程笔下的万物是具有灵性的，刘亮程在《捎话》中精心安排了两个叙述主体，小母驴‘谢和捎话人‘库。库作为捎话人穿梭在黑勒与毗沙之间，他的信仰也在昆与天之间来回摇摆，他作为一个主体不断被颠覆、分裂，自我成为虚假的存在，“主体最终只得承认，他的存在绝非别的什么，而只是他自己在想象中的构造，而这个虚构削弱了他所有的确定性，因为在为另一个人——他者而重建其存在的工作”[5]，自我本质就是一个他者。库一直在股竭力压制体内“昂叽—昂叽”的驴鸣，但当面对残酷的战争和自己的无能为力，库终于失去了对现实的幻想而分裂，他变得像驴一样狂奔长鸣，“库大张着嘴，不知道要说什么，怎么说，…他一着急，脖子一下伸直，嗓子里有一股倔强要喷发出来。库猛地一仰头，把冲到喉咙的声音压住，那些声音变成朝腹腔内的呼叫…“昂叽昂叽昂”，库听见这个叫声往自己身体里喊，轰轰烈烈，把他会说的所有语言埋葬掉，只剩下昂叽昂叽的驴叫，”[6]86库在自我反思中解构了人性，建构了内在自我的本质——驴性。而小母驴谢则是一个全知视角的他者，凝视着一切，文中开头便以驴的视角延伸出一个空间，小母驴谢在门缝中审视昆门徒，看到的人是扁的，谢能看见人，人却看不到谢，人在驴面前完全是被凝视者。而驴的认知完全消解了人的身份，在驴的眼里，“世界是驴的，人是驴的牲口，人虽然骑在驴背上，但驴叫声骑在人的声音上，驴在天上的位置比人高。”驴同样也在审视着人类，“人真是个好牲口啊。驴说这话时斜眼看着人”，“驴不睡觉，也不做梦，驴看着人做梦”，当残酷血腥的两国交战因谢的鸣叫而突然停止，“打得火热的仗突然被一头驴叫停，所有眼睛看着谢，人的，马的，库对面那人的眼睛也睁了一下，好像有了点光 ，很快又黯淡下去”[6]25在谢的眼里，“人打仗跟毛驴没关系，驴站着看就是了”。

人类历史中的战争在驴的审视下变得荒谬无知，而人自身在战争中变得残忍甚至麻木，将敌军将士的人头作为评定功绩的证据，杀人已经成为一种机械化操作，手起刀落，漫天飞着一个个人头……

（二） 分裂与弥合

《捎话》中，人与驴，人与人的分裂与弥合形成了奇特的景观。分裂与弥合在这里是一种表达的常态，毗沙与黒勒两个国家、昆门与天门两种信仰的二元对立成为叙述的脉络，文本正是在它们拉锯的路途中展开的。在个体层面，分裂与弥合则以更魔幻方式展现在身体上。小说中的鬼魂“妥觉”，是黑勒人妥的头与毗沙人觉的身体被慌乱的皮匠缝在了一起，他们一开始极度排斥对方，挣脱皮绳的捆绑，但天庭不允许残缺的“人”进入天堂，无奈之下他们又重新组合在一起，在跟随谢和库的捎话之旅中给对方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逐渐消除了最初的敌对并开始相互理解、感知对方的情感，并最终合二为一，在小说结尾，库看到进入天庭的妥觉，“仔细看那人的脖子，已经没有皮条缝合的痕迹。那人也看库，向库挥手。那是一双黑勒人的眼睛和一只毗沙人的手，已经结合得像是一个人了”[6]91。当人类的情感产生共鸣之时，便可跨越“身份”的阻隔达到灵魂的契合，无论是毗沙人还是黑勒人。无论是信仰昆还是信仰天，人与人之间最终达成的是和解，是融合。

库与谢在捎话之旅中是互相陪伴的同行者，是超越人畜之分的亲密的伙伴，谢在寒冷的夜晚给予库温暖，而库也在时刻充满危机的旅途中保护着谢，这不仅仅是恪守捎话人的职责，更多是出于本能的、下意识的。当谢被剥皮时，“库的身体一下一下地抽搐，仿佛每一瓢沸水都浇在他身上。谢看着库痛苦的样子，知道自己的所有疼都在库那里了”，最终谢的灵魂附在库的身上，与库结合在了一起。

刘亮程的这种叙事策略，不是为了表述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的二元叙事，而是在其中捕捉到个体、民族生存的矛盾，并试图从中找出和解之路，因此，在文中每一个分裂的对象都试图在做弥合的努力。

（三）真理与荒诞

《捎话》中整个故事的叙述起点是：黑勒原与毗沙一样信奉昆，后来改宗信天，认为在东边的毗沙修建成的数十丈的城墙有意挡住黑勒的太阳，消磨黑勒国人的生命，因此发动战争打到毗沙国去拆毁毗沙千万的人和千万头驴所修建的昆塔，这场战争的旷日持久使得人和动物一样，在其中一茬茬生出成长直至死亡，捎話人库是毗沙国掌握最多中语言的翻译家，王大昆门托他将一头身上刻满昆经的小处母驴谢带给黑勒国桃花寺的买生昆门，这势必是一场艰难的捎话之旅，最终改宗了的买生天门活剥了谢，得一部驴皮昆经;而毗沙与黑勒的无数次战争持续了一代又一代，一只人羊在战争中被做成，并牺牲成为天门墓地的祭祀物;收割人头的战争使得一座座村庄成为无人的荒村。

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说，荒谬的背后是伟大的悲剧。毗沙人修建城墙是为了挡住驴的叫声传入昆塔，而黑勒人认为毗沙人是有意修建城墙挡住黑勒的太阳，毗沙的城墙真的挡住了黑勒的太阳吗？库的师傅作出回答：毗沙和黑勒，是东西方势不两立的两堵高墙，他们都认为对方挡住了自己，都发誓要把对方推倒”[6]7，黑勒与毗沙的势不两立是因为黑勒改信了天宗，彼此用不同的语言念着不同的经文。而语言是众妙之门，《捎话》是一部关于语言的书，是一部声音之书，声音应当是生命的本真，是最纯粹的，在驴的世界，无论是黑勒驴还是毗沙驴，都操着一种语言;在灵的世界，似乎任何语言都相通了，叫觉的毗沙人的身体和叫妥的黑勒人的头在慌乱中被缝在一起，但头与身体能够交流，‘身份在灵的世界不存在了，而在人的世界，因为民族身份、宗教信仰操着数十种语言，人发出的语言，不再是纯粹的，受到人的各种非理性所驱使，它是斑驳复杂的。霍布斯认为“没有语言，人类之中就不会有国家、社会、契约或和平存在。”[7]在他看来，人的特性在于“技艺”，而语言正是“技艺”的典范，是任意地使用任意的记号的能力。阿尔都塞在讨论霍布斯的语言论时，指出霍布斯肯定语言所具有的实际用途——“作标记使重新回到已经过去的事情成为可能”，因而语言是“关于未来的技艺”。同时，“标记的性质决定这缺陷”，词语使欺骗可能发生，而“谬误是会说话的人所特有的”[8]。几代人垒砌的昆塔在驴叫之下，死后的灵只能被驴叫声送上天。当人的语言不再纯粹，化身为非理性的表达时，人用语言所建构的信仰又是否纯粹？人让语言‘失真，失色，人用不再纯粹的语言划分身份、建构历史，“人”的前面被加上无数定语，却忘却了“人”的本意。当人沉浸在这种用非理性所建构的、失真的历史当中时，人类便陷入了绝境，随之而来的是无休止的战争、死亡;在非理性的狂欢之下，真理也随即变为荒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