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忠

李约瑟博士与路易·艾黎的初次见面是1943年9月18日，见面的地点正是艾黎在陕西凤县双石铺的窑洞。这次见面之后，艾黎很快成为李约瑟亲密圈内的特殊成员之一。即便在许多年以后，李约瑟提到艾黎时还说：“没有比他更好的朋友，更让人信任的同僚”，两人的情谊由此可见。李约瑟与艾黎都是西方人，虽然他们的教育背景和在中国的生活及工作经历不同，但两人都热爱中国文化，支持中国的抗战，关心和宣传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在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和人民之间的友谊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00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共同发起并主办的“中国缘·十大国际友人”网络评选活动中，“让中国古代科技扬名世界的英国人——李约瑟”和“在中国生活奋斗了60年的新西兰人——艾黎”都获此殊荣，成为5600多万网民心中“百年来对中国贡献最大、最受中国人民爱戴或与中国缘分最深的”国际友人。本文主要分析他们两人中国情结产生的原因以及他们为中国建设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信仰马克思主义思想

李约瑟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的思想和行动具有很明显的马克思主义者色彩。在许多学者的眼中，李约瑟就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些学者如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澳大利亚科学马克思主义的人文主义者海伦娜·希恩、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历史系教授、李约瑟的私人助理格雷戈里·勃鲁（GregoryBlue）等。中国学者袁泽民、王风祥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曾对李约瑟博士一生的事业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而李约瑟本人也说他是在使用

“历史唯物主义”或者“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科学史的方法”对中国的科学技术史进行研究。其实，在中学时代的李约瑟就以为自己是一名布尔什维克，阅读了《资本论》和恩格斯的《自然辨证法》这两本著作，并成为英国工党中的极端左翼分子，且一生中一直如此。虽然当时李约瑟因为他的政治立场、对左派的同情以及他所交的朋友受到各方的批评，但他不为所动，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在听到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喜极而泣，公开宣称对治理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共产主义制度是最佳的社会及政治架构。

为了探究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艾黎于1927年4月到达中国上海，并在上海工部局谋得一份工作，以工厂督察的身份亲眼目睹了包身工制度下童工的悲惨生活。1929年3月去无锡旅行时，看到6名为争取较好待遇而被处决的青年一事给艾黎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对此感到很困惑，回到上海后便去向担任上海一所学校校长、兼任一家英文报纸编辑的朋友亨利·巴林请教。当时，艾黎并没有什么牢固的政治观点，只知道一些行善的大道理。亨利·巴林给了艾黎一本马克思的《资本论》，他仔细阅读，觉得很有道理，而做工厂督察的经历也帮助了他理解这本书。巴林除了给他提供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外，还同他就读书后的想法进行讨论。此后，艾黎也越来越有兴趣购买关于社会进步的书籍学习。1934年，一些在上海志同道合的人，包括德国籍政治经济学作家汉斯·希伯、美国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奥地利进步女青年鲁思·韦斯（魏璐诗）等一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不定期地在一起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工资劳动与资本》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其它关于剩余价值、社会发展史、亚细亚社会革命道路的论述等。这些系统的学习奠定了艾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后来，在致力于为工合培养人才的培黎学校工作中，艾黎正是按照马克思关于“半工半读教育是未来教育的幼芽”的思想轨迹，进行不断探索，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培养了大批实用技术人才，成为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实践者。

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李约瑟对英国政府明确宣示不对日本的侵华行为采取任何制裁行动的立场气愤不已，他除了参加伦敦左翼书刊俱乐部的活动外，一有机会，他就前往伦敦参与支援中国抵制日货的游行，也因此成了英国为支持中国抗战宣传最有力的人士之一。1943年2月李约瑟离开英国前往中国，这是从明代万历年间以来第一次由科学院院士率领的西方职业科学家代表团以科学交流为主旨的来华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在华期间，李约瑟的身份是英国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他很快筹建了中英科学合作馆，并通过该馆向受日军封锁地区的中国科技机构提供科学文献、仪器、化学试剂，传递信息，沟通中外科学技术，保护和促进战时中国的科学发展工作。从1943年春至1945年秋的两年多时间里，李约瑟的足迹遍历中国10个省，行程超过2.5万公里，总计考察访问了近300所教育和研究机构。三年中李约瑟向西方送出中国学者的科学论文138篇，其中85'0被西方各国采用发表;累计将6775册书籍和各种科学仪器、200种英国工程学和医学方面的刊物复制成微缩胶卷运到中国赠送给相关科研院所。此外，通过“中英科学合作馆”争取英国文化委员会拨出36万英镑资助因战争内迁而处于严重困境中的研究机构购买最急需的各类实验仪器设备，支持方兴未艾的现代中国科学技术研究，尽力维护中国初具规模的科学技术体系;同时派遣“中英科学合作馆”的6位英籍、10位中国科学家分头前往各地进行调查，以实际行动有效地执行科学援华任务。回英国期间，李約瑟还通过发表广播讲话宣传中国科学工作者在战时的工作及生活风貌，展现中国人民不畏艰难的正面形象，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为了支援中国抗战，艾黎与海伦·斯诺、埃德加·斯诺等人发起工业合作社运动。在艾黎等人的努力下，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艾黎代理总干事，并被任命为行政院技术顾问，获准可以到敌后区的任何地方组织开展“工合”运动。从1938年到1942年期间，为开展工合工作，帮助解决工合建立发展过程中的资金和技术问题，艾黎倾注了全部心血。他曾深人中国内地，包括八路军、新四军的根据地，亲自在群众中做组建合作社的宣传动员工作，指导筹建合作社以及合作社的地区办事处和事务所。在交通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跑遍了当时开展工合运动的10多个省份，总行程不下10，000公里。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抗战期间，工合组织的工作区域涉及17个省，合作社数量最多时达1700多家，社员2.5万多人，援助了20多万失业者和难民。由工合社制造的各种机器和农具共12万余件，生产的帆布及各种民用布匹共8.2亿平方码，完成军毯250万条，制作各种军服、军鞋及日用服装1100余万件，以及皮件、烛皂、食品等大量日用商品，有效地支援了抗战。这期间艾黎给自己确定的目标就是为“工合”运动建立一个基础，由一系列生产合作社形成自己的联合社，负责供销和信贷设施等等。从1943年起，除继续参加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的活动外，艾黎将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为工合运动培养技术人才和管理干部的工作上，致力于培黎学校的建设和发展。1944年，当国际上对中国的前途忧心忡忡之际，艾黎在美国《自由世界》8月号上发表论文，指出中国“工合”不仅抵制日本侵略的经济防御，而且为未来中国的团结而努力，工合本身就是一个统一的力量。此时艾黎对工合的宣传，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决心，为争取国际援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反映了

“工合”运动是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反对日本法西斯和促使中国趋向民主、进步的一种象征。

搭建英中、新中人民友谊之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采取了敌视的态度，不仅不承认新中国的外交地位，而且还实施贸易禁运，阻止中国的建设。李约瑟与艾黎虽然所处的环境不同，但都以实际行动致力于促进本国人民与新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理解，架起了本国人民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之桥。

李约瑟是新中国当之无愧的支持者。新中国成立后，为增进英国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支持，1955年李约瑟与班以安、廖鸿英夫妇一起发起成立了英中友好协会，并担任第一届主席。在10年的时间里，这个组织发展了2000名会员，致力于他们认为重要的英中之间的架桥活动，批评英国不温不火的对华政策，游说英中双方增加贸易往来和讨论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问题等。

在英中友好协会解散后，为持续做好与中国的沟通交流等工作，1965年李约瑟等人又成立了英中了解协会并担任会长。在中国被国际社会孤立的那段时间，英中了解协会一直与中国保持着联系。事实上，60年代末，英国人进入中国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英中了解协会。李约瑟本人也多次访问中国。英中了解协会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促进英国人了解中国的工作，努力消除彼此分歧，澄清不实信息，在推动英中友好事业中作出重要贡献。20巧年5月30日，英中了解协会在伦敦举行五十周年庆典，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先生在出席活动时指出“50年来，英中了解协会致力于增进中英两国及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努力消除彼此之间的误解和偏见，热情组织中英民间团组互访，积极向英国民众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成为中英甚至中西方相互了解、交流合作的重要载体和渠道，为中英关系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015年英中了解协会发起了“英中了解协会2065”计划，在新时期向着未来50年的使命“继往开来，创新发展，担当桥梁，缔结纽带”。

新中国成立后，在华的大部分外国人都离开了中国，但艾黎却选择留下，继续致力于促进中新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对他来说，通过实质性的交流达到两国人民的相互认识和了解，从而建立起对彼此的信任和友谊，是他多年的心愿。而这一点，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尤其重要。他给新西兰的朋友写信说“当前，在对华援助方面……对中国最好的方式就是海外的朋友将全部的精力放在帮助中国人民保持和加强这些友好关系方面……我能否斗胆建议以你们为核心建立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为此能与你们保持联系是我的荣幸，我也将尽自所能提供帮助”。正是在这一提议下，从50年代起，新西兰的奥克兰、磺加雷、克莱斯特彻奇等城市的一些团体组成了新西兰一中国友好协会（新中友协一NZCFS）。新中友协的成立不仅增进了新西兰人民对中国的了解，而且在改变新西兰人民对中国的一些旧观念以及推动新西兰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做了出色的工作。

1972年中国与新西兰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从此两国通过更多渠道，增进相互往来，在这一过程中，艾黎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艾黎一直是新西兰旅游者在中国的热情好客的主人，而新中友协代表团把到他在北京台基厂的家做客看成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正如时任新西兰驻华大使艾尔德所指出的，“无论新西兰历届政府在不同时期如何看待艾黎，他与新西兰的普通群众仍保持了一条纽带。他是建立新西兰一中国友好协会的一股力量”。50年代以后，艾黎的著作以及他若干次的旅行演讲使新西兰人民对中国的发展保持了一定的了解。虽然艾黎在中国有很多自己的项目要做，但他同样知道把中国介绍给新西兰是极为必要的。在原新中友好协会会长杰克·尤恩看来，在介绍中国的意愿和能力方面，无人能与艾黎和马海德相比。可以說，在中新关系发展史上艾黎是起到了独特作用的伟大架桥人。他通过长期的点点滴滴、实实在在的工作，把中新两国不同文化背景和思想习惯的人们连在了一起。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在访问新西兰时说艾黎先生是中新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新西兰总理朗伊则把艾黎誉为新中友谊的奠基人。2012年新中友协举行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全国政协副主席廖晖出席并致辞。在致辞中他对新中友协在增进两国人民友谊、促进两国各领域交流与合作方面所做的积极贡献表示高度赞赏。现任新中友协主席荣大伟先生2017年在参加首届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路易·艾黎的国际主义精神与‘一带一路建设国际论坛”时指出，艾黎在65年前所追求的成立新中友协的主要理念——即促进中新两国人民之间、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并支持两国的友好交流、经济交往，至今仍显得尤为重要。在实际工作中，新中友协更是把继承艾黎的遗产——培黎教育、合作社发展以及新中友谊作为其工作的重点持续推进。

传播中国文化

李约瑟和艾黎都喜欢中国文化，他们从西方人的角度讲中国的故事，让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架起了沟通中西方文化的桥梁。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技史》，就是以西方人的视角，用西方人的语言和逻辑，宣传伟大的中国文明，为西方打开一扇了解中国的窗户，使现代英语读者得以了解中国对世界作出的伟大贡献。李约瑟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始于1937年，当时有三位中国青年到剑桥攻读博士，其中之一鲁桂珍就师从李约瑟的夫人李大斐。就连鲁桂珍也未想到她和她同事的出现会在李约瑟身上产生地动山摇的影响。事实上，他们与李约瑟之间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磁力，中国学者的到来使李约瑟对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产生了兴趣。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文化，从1938年开始李约瑟便努力地学习汉语，而在1942年准备到中国前，他已经具备了用南京普通话交谈以及用汉语写作的能力。

因为非常清楚西方对中国乃至整个东方文化所具有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以及下意识地所怀有的西方文化和知识的优越感，李约瑟觉得很有必要写本书来消除西方世界因无知和缺乏了解而对中国人产生的偏见，改变人们的这些思想观念。为了完成这一项目，从1943-1945年，李约瑟花了三年的时间，历经千辛万苦到中国的非日本占领区考察，学习中国的历史和科技，并将考察报告通过《自然》杂志发表，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的科技情况。1945年，他和妻子合作出版了第一本关于中国的著作《Chinese Science》。在结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回到剑桥后，李约瑟基本上就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研究中国的科学技术史上。1954年8月14日《中国科学技术史》首卷出版，受到国际知识界的普遍赞美，阿诺德·汤因比、西里尔·欣谢尔伍德、理查德·波士顿、亚瑟·亨梅尔等都对此大加赞赏。李约瑟的同事、对中国古代音乐颇有研究的毕铿在《曼彻斯特卫报》中说李约瑟取得的成功是“巨大的……或许是迄今为止一个人独自进行的历史综合和跨文化交流方面最伟大的举动”，而苏联专家则认为“李约瑟的著作是对中国人民、他们的创造才能以及他们对中国文明的伟大贡献表达了深深的敬意”。显然，《中国科学技术史》首卷的问世，对改变西方对中国文明的认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52年李约瑟重返中国，此后于1958、1964、1972、1978、19$4及1986年多次偕鲁桂珍博士访华，他每次都会见老朋友、结交新朋友，去各地参观访问、为科学技术史的写作收集资料并应邀发表演讲，他己经将后半生的全部心血投人到完成所规划的这一科技史巨著。这部巨著规划包含7卷，35个分册，一千多万字。从50年代起，由李约瑟挂帅和指导，在英、中、美、德、法、加等不同国籍学者参与的“跨国军团”的努力下，截至2000年，《中国科学技术史））已出版规划中7卷的17个分册。（（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出版发行极大地推动了西方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对中国和世界的科技进步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可以说李约瑟的最大也是最主要的贡献，就是用大部分西方人都能看得懂的英文讲述中国历史上的科学技术成就，他给予中国最珍贵的礼物就是用他的著作架设起来一座沟通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桥梁。今天，由他建立的东亚科学史图书馆和李约瑟研究所已成为西方研究中国以及东亚科技史的中心，每年有很多学者到那里去访问交流，继续着他开启的事业。

和李约瑟一样，艾黎也在旅行中研究中国的古老文化并搜集新的材料向国外介绍。在中国解放和接触了和平人士后，艾黎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消除西方对中国的偏见和误解的重要性。艾黎认为，自己能发挥的最大作用就是用写作来介绍中国的情况，他不仅要将过去在中国所发生的惊心动魄的变化做充分的介绍，而且要将在新中国正在发生的建设工程和重大时事及时做新闻报道，因为他相信会有很多人阅读这些材料，而这要比他去其它国家旅行演讲接触的人多，发挥的作用更大。《有办法》是50年代初艾黎以日记形式反映他对普通老百姓的一些了解，被译成了几种文字出版，受到广泛的好评。以此为序篇，反映农村、农场和工厂普通人组织起来，互相合作、为争取美好生活奋进的《人民有力量》;反映当时很少有外国旅游者涉足的兰州、西宁、包头等地的书《人道的中国》等陆续出版发行。不仅如此，为了使外国人了解中国，艾黎在旅行中也以事实报道的形式写散文和诗歌，以故事的形式写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变化和精神风貌，这些都受到读者的欢迎。艾黎所做的，就是到普通人中间去，把自己看到的东西客观地写出来，让西方了解中国正在利用其数亿人的创造性和生产能力建设一个新世界。当然，他也不回避建設中的中国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正因为如此艾黎从一个西方人的角度观察新中国的作品受到西方世界的普遍关注，对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增进西方对新中国的了解做出了重要贡献。

艾黎不仅创作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诗歌，而且也翻译中国的古诗，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中国的陶瓷，设法使英语世界的普通人能够了解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架起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增进西方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特别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了解。新西兰前总理戴维·朗伊认为，艾黎的工作不仅赢得了中国人民的爱戴和赞扬，并且得到世界其它国家人民的尊敬。艾黎的大量且内容丰富的著作向外部世界介绍了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以其独有的方式象征着各国人民和社会发展关系中友谊和人类的价值。而新西兰和中国及其人民得以顺利地发展热烈而密切的关系，也正是获益于此。

虽然李约瑟和艾黎对中国文化历史和建设的关注角度不同，但他们都能从各自的工作出发，用自己的视角和语言向西方世界宣传中国文化，在消除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和新中国建设的偏见和误解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架桥者。

李约瑟是早有成就的化学博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和科学院院士，40年代初组织了英国的科学援华活动，并将后半生的精力全部用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用于促进中英人民之间的友好。艾黎早期目睹中国人民遭受的痛苦，抗战爆发后，发起并组织了支持经济抗战的工合运动，新中国建立后，致力于宣传新中国建设成就，促进中新人民之间的友好，亲眼见证了中国60年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李约瑟和艾黎正是在与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密切接触中产生了浓厚的中国情结，与中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李约瑟和艾黎是西方人，但他们都酷爱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并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支持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在促进西方了解和支持新中国建设、宣传中华文化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理所当然受到中国人民的爱戴和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