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玉珍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中国同捷克等中东欧国家建交70周年。

蓦然回首，不禁感叹时光荏苒。10年前，我任中国驻捷克大使时为庆祝新中国60华诞暨中捷两国建交60周年举行活动的情景宛如昨日，历历在目，翻开当时我与捷克总统克劳斯的合影更勾起我对捷克及中捷关系的破冰者、推动者、践行者的美好回忆。

克劳斯曾先后担任原捷克斯洛伐克联邦政府财政部长、副总理，捷克共和国总理、众议院主席和两任总统，是中东欧剧变后一直活跃在捷克政坛的常青树，也是独具特色、颇受尊敬的政治家。熟悉欧洲现代史的朋友一定对“天鹅绒分离”并不陌生。

1993年1月1日，捷克与斯洛伐克分别独立建国，创造了国际关系史上原属同一国家的两个民族和平分手的典范。时任捷克共和国总理的克劳斯便是这一进程的主要推动者。

经济学家出身的克劳斯还堪称捷克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由其发明的“投资券私有化”改革方案不仅减弱了体制转轨对捷克经济的严重冲击，而且有效调动了广大民众主动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在他的领导下，捷克经济成功转型，且率先走出低谷并跻身中东欧国家经济发展前列。

克劳斯更积极主张发展对华关系，并为促进捷中友好与双边务实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1989年11月，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剧变，政治转制、社会转轨、经济转型，中捷关系亦骤然变冷。捷克独立后，时任总理的克劳斯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看到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中国在发展进程中展现出的巨大潜力，多次表达希望改善捷中关系并尽早访华的愿望。

经双方共同努力，克劳斯于1994年10月成功访华，掀开了中捷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并作为首位访华的捷克共和国总理被载人史册。在与捷方共同筹备和组织此访过程中，我注意到，克劳斯不仅高度重视此访，而且做足了功课。

他深人研究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有着准确深人的理解。访问中，他用三个中国城市形象地勾画了中国的整体发展：“西安代表了中国的历史，北京展现了中国现状，上海则标志着中国的未来”。

访问结束后，他还在捷克报刊撰文讲述访华观感，介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并特别提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人民的幸福指数上升，物质极大丰富，商品琳琅满目，街上行人的穿着远比欧洲时尚，中国的建设速度令人难以置信，且足以改变世界对中国的看法。

2004年，时隔10年后克劳斯又以首位捷克共和国总统身份正式访华，填补了东欧剧变后捷克国家元首无访华纪录的空白，中捷关系再次得到显著提升。克劳斯总统的这次中国之行长达8天，足迹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到访了北京、上海、成都、香港等多地。我有幸再次陪同其访问，并清晰记得他自豪地对我说："10年前我作为总理访华时曾用中国城市描述过中国的发展趋势，对中国的腾飞充满信心，10年后我的预言得以应验，实践证明，我与中国领导人心有灵犀。”

克劳斯总统作为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不仅推动了捷中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而且对促进中欧关系发展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2008年12月，原拟在法国召开的第十一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因东道国领导人会见达赖而被迫推迟，中欧关系遭遇挫折。2009年5月，克劳斯总统利用捷克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之机，积极推动中欧重启对话，促成第十一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在布拉格成功举办，并给予温家宝总理率领的中国代表团高规格接待。这次会晤取得丰硕成果，向外界发出了积极的政治信号，标志着中欧关系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对中国同欧盟增进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同推動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意义重大。

伴随中捷关系的持续发展，我同克劳斯总统夫妇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不断深化。或许是出于对女性的尊重，也或许是因为我是为数不多的能讲捷克语的外国使节，但我更相信重要的是出于对中国大国地位的重视，克劳斯总统对我格外青睐。他经常邀请我参加总统府举办的各类活动，主动请我介绍中国各领域发展情况，并多次应邀出席中国使馆举办的招待会和宴会。尤其令我感动的是，在我离任之际，总统夫妇专门在总统府金色大厅为我和丈夫设宴饯行，使我成为首个受邀在金色大厅做客的外国使节。不久前，在捷克使馆工作的同事告诉我，克劳斯在会见中国新任驻捷大使张建敏时还特意询问我的近况。时隔9年，克劳斯依然记得我，这令我很感动。

克劳斯卸任总统后，仍然不忘对中国发展，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关注，并一直在为促进捷中友好发挥着余热。今年5月，他还专程到访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向遇难者献上鲜花并郑重写下留言：“我们不能忘记历史，要避免反人类的暴行再度发生。”其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溢于言表。

建交70周年无疑是中捷关系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期待两国有识之士以克劳斯先生为楷模，以推动和践行中捷友好合作为己任，共同书写中捷人民友谊的新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