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应立

(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分局，浙江宁波315800)

流动人口犯罪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长期困扰着我国社会治安的突出问题。随着流动人口犯罪在社会治安中影响权重的不断增加，流动人口犯罪也逐步成为舆论关注和学界研究的热点。从学界研究来看，流动人口犯罪研究数量虽多，但也存在研究深度不够、类型研究相对不足等问题。根据对中国知网的检索，截至2019年5月8日，以流动人口犯罪为主题的文章1089篇。通过对这些研究的分析，发现现有的流动人口犯罪研究在对象上主要集中于宏观层面，研究特定区域流动人口犯罪现象的居多，而关于流动人口犯罪类型的研究较少，且仅有的类型研究集中在流动人口青少年犯罪、流动人口盗窃犯罪、毒品犯罪等少数类型上。为弥补这方面的缺陷，笔者以流动人口犯罪中较为多见的赌博犯罪为视角，通过研究流动人口赌博犯罪的特点、规律及原因，寻找治理对策，以期促进流动人口犯罪类型的研究，丰富流动人口犯罪理论。

一、研究的对象和方法

笔者以2014-2018年度宁波市流动人口赌博犯罪为研究对象。根据宁波市统计局2019年2月2日发布的《2018年宁波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8年宁波市GDP为10746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013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3633元。截至2018年12月31日，登记在册流动人口412.3万人，户籍人口603.5463万人，常住人口820.2万，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比例为0.683∶1。宁波市作为我国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对其流动人口赌博犯罪的研究在经济发达地区具有典型意义。

采用数据统计分析法、案例分析法、专家座谈法，通过梳理2014-2018年宁波市及北仑区流动人口赌博犯罪的数据，剖析宁波市及北仑区典型的流动人口赌博犯罪案例，召开资深警官、法官、检察官及学者座谈会，研判流动人口赌博犯罪的特点、原因及规律，寻求流动人口赌博犯罪治理的有效对策。鉴于国外存在违法与犯罪不区分的情况，为便于同国际犯罪学界的交流，也为了更准确地把握赌博犯罪特征，流动人口赌博犯罪状况采用刑事犯罪与治安违法两类数据来说明。

二、当前流动人口赌博犯罪的主要特征

从宁波近年来的查处打击情况来看，当前的流动人口赌博犯罪呈现出以下主要特征。

(一)从数量及比例上看，流动人口赌博犯罪数量多、所占比例高，流动人口赌博犯罪较长时间内呈高位运行态势

从数据上看，一方面是流动人口赌博违法犯罪人数占打击处理的赌博违法犯罪人数的比例始终保持在60%以上，是打击处理的赌博违法犯罪人员的多数。2014年，流动人口赌博违法犯罪人数占宁波市打击处理的赌博违法犯罪人数的65.49%，2018年上升到66.39%，所占比例上升了0.9个百分点，绝对数增加了205人，绝对数增加了3.31%。纵向而言，反映出宁波市流动人口赌博违法犯罪态势趋于严峻(见表1)。另一方面，宁波市流动人口赌博违法犯罪又不是流动人口中最严重的违法犯罪类型。2014-2018年，宁波市流动人口违法犯罪始终保持在70%以上，也就是说，流动人口赌博违法犯罪人数占宁波市打击处理违法犯罪人数的70%以上，这五年间宁波市流动人口赌博违法犯罪人数占打击处理的违法犯罪人数年均为73.83%，同期流动人口赌博违法犯罪人数占宁波市打击处理赌博违法犯罪数年均为63.42%，流动人口赌博违法犯罪年均比例低于流动人口犯罪总体水平的10.41个百分点(见表2)。赌博是流动人口主要犯罪类型，2014-2018年五个年度中，除2014年赌博居流动人口犯罪的第六位外，其他年份赌博均进入流动人口犯罪的前五位，其中2015-2017年三个年度均居第三位，2018年退居第五位(见表3)。

表12014-2018年宁波打击处理赌博违法犯罪人数情况

表22014-2018年宁波打击处理流动人口违法犯罪情况

表32014-2018年宁波市流动人口涉嫌的五大主要犯罪类型

(二)流动人口赌博违法犯罪以26岁以上外省籍男性人员为主

以抓获的流动人口赌博犯罪嫌疑人为例，2014-2018年，抓获的流动人口赌博犯罪嫌疑人占宁波抓获的全部赌博犯罪嫌疑人比例年均为51.4%。也就是说，宁波市赌博犯罪中半数以上是流动人口所为；其中外省籍占流动人口赌博犯罪嫌疑人的比例年均更是高达81.54%。这与宁波市流动人口的来源地结构相吻合，宁波的流动人口大多数来自省外，省内市外的流动人口历来占少数(见表4)。鉴于流动人口赌博犯罪嫌疑人数占抓获的赌博犯罪嫌疑人数年均比例为51.4%，加上缺乏流动人口年龄段数据，只能以抓获全部赌博犯罪嫌疑人年龄情况来推论流动人口赌博犯罪嫌疑人年龄构成。同期，26岁以上年龄段赌博犯罪嫌疑人数占宁波抓获的赌博犯罪嫌疑人数比例年均为90.27%；26岁以上赌博犯罪嫌疑人数占宁波市北仑区抓获的赌博人数比例年均为88.87%。从宁波市及北仑区的数据来看，26岁赌博犯罪嫌疑人数不仅占了抓获的赌博犯罪嫌疑人数的绝对多数，且比例有不断升高趋势。宁波市2018年26岁以上赌博犯罪嫌疑人数占抓获的全部赌博犯罪嫌疑人数比例较2014年上升了13.1个百分点，同期北仑区上升了9.93个百分点。应当说，26岁以上年龄段赌博流动人口不仅占比高且增长趋势较为明显。2014-2018年，北仑抓获的流动人口赌博违法犯罪人员中男性占比年均为81.12%，说明男性始终占据北仑区流动人口赌博违法犯罪人员的绝对多数。同期，宁波抓获的赌博犯罪嫌疑人中男性所占比例年均为78.53%，略低于北仑区的年均水平，与北仑区流动人口中年轻人比例相吻合。宁波市赌博男性的数据虽不是流动人口赌博男性的精确数据，但因流动人口占据宁波市赌博违法犯罪的主流地位，可以推定这个结论非常接近于宁波市赌博流动人口中男性比例的实情。26岁以上男性占赌博违法犯罪人员比例居高不下，与赌博需要一定经济实力支撑有关，与男性流动人口对社会文化活动的需求更加旺盛有关。25岁以下的年轻人，毕竟资历浅、收入低，显然经济支撑远不如26岁以上(见表5、表6)。

表42014-2018年宁波查处打击赌博犯罪嫌疑人数情况

表52014-2018北仑区抓获赌博流动人口年龄情况

表62014-2018北仑区抓获流动人口赌博违法犯罪情况

(三)从发生的区域来看，流动人口赌博犯罪以城区和乡镇为主，其中发生在乡镇农村的赌博更为突出

2014—2018年，宁波市查处的赌博犯罪案件中发生在城区的最高年份是2016年，达37.65%；最低年份是2017年，为25.32%；发生在城区的赌博案件年均为32%。同期，发生在乡镇农村的最高年份是2017年，达56.56%；最低年份是2016年，为43.12%；发生在乡镇农村的赌博犯罪案件年均为51.84%(见表7)。同期查处的赌博违法案件中年均37.8%发生在城区，发生在乡镇农村的年均为50.32%(见表8)。无论是赌博犯罪案件还是赌博违法案件，均表明宁波超过半数的赌博是发生在乡镇农村的。赌博违法犯罪在农村比在城市严重，与农村地区文化生活匮乏有关。虽无法从统计数据中分析流动人口赌博发生区域，但由于赌博违法犯罪多数是流动人口所为，因而赌博总体的区域发生情况也可以代表着流动人口赌博发生的区域情况。流动人口赌博多发生在乡镇农村，除了文化生活匮乏的因素之外，也与乡镇农村区域面积大，地形地貌复杂，山地林地多，离公安机关路程较远，容易藏身，便于逃窜、躲避打击等因素相关，还与城区房租持续上涨，流动人口居住地向郊区农村转移这一趋势有关。

表72014-2018年宁波赌博犯罪立案情况

表82014-2018年宁波查处赌博违法情况

表92014-2018年宁波查处打击赌博违法人员性别情况

(四)赌博工具方法多样化，网络赌博异军突起

传统的赌博工具如麻将、牌九、扑克等，赌法如“梭哈”“斗牛”“斗地主”等。近年来，赌博工具和方法日益多样化，而且，抓获的赌博犯罪嫌疑人中网络赌博的比例攀升迅速。2017年以来，宁波市抓获的赌博犯罪嫌疑人中大多数是进行网络赌博的。2017年9月，宁波江北警方打掉一个由福建、江苏、山东籍嫌疑人远程设立的特大微信红包赌博案件，抓获嫌疑人6名。这6名嫌疑人雇佣多名“程序拉手”“发包手”“财务”“兑奖员”“车手”等角色，在微信里设立赌客群，以高倍率输赢刺激，由“财务”引导赌客汇款兑换赌博积分和参赌押金；“发包手”根据每轮参赌人数发出相应微信“随机红包”，由赌客下注，或竞标下注；抢到红包后，“机器人好友”迅速将“红包”转换为赌客的相应投注倍率，参照扑克“斗牛”规则，计算本盘输赢情况并自动生成表格公布结果，再由“财务”结算。他们每天抽头获利10万元左右，不到一年时间抽头获利一千多万元。2018年4月，宁波余姚警方经过半年多的前期工作，在金华、杭州、深圳、中山、青岛等地同时收网，一举摧毁一个特大网络赌博团伙，抓获29名嫌疑人。这个以金华人为首的网络赌博团伙不到两年时间，获利1.2亿元，赌博总案值数十亿元。[1]流动人口的网络赌博，既有流动人口在宁波开设赌博网站的，也有本地居民与流动人口联合经营或者互为主次从事网络赌博的，还有流动人口到处流串开设赌博网站的。

(五)流动人口赌博犯罪的职业化特征明显

两个指标衡量流动人口赌博犯罪的职业化水平，一是抓获的开设赌场和为赌博提供条件的人员中流动人口比例，二是抓获的流动人口赌博人员中有前科劣迹的比例。以抓获的开设赌场和为赌博提供条件人员中流动人口占比为例，2014-2018年北仑抓获的开设赌场人员中流动人口比例年均为69.57%，抓获的为赌博提供条件的人员中流动人口占比年均高达77.02%。可以说，2014-2018年北仑抓获的开设赌场、为赌博提供条件人员中大多数是流动人口(见表10)。实践中为赌博提供条件的多是开棋牌室或者在所开的小百货店里面附带放上麻将桌，招揽或接受人们赌博，从中获取一定提成；而开设赌场则更多的是惯赌，以赌博为业牟取暴利为主，赌场里往往设有护场打手、放高利贷、接送赌客、站岗放哨等。为逃避打击，在公安机关驻地到赌场途中设多层瞭望哨，通风报信，逃避打击。因此，开设赌场均是团伙作案。

表10北仑区2014-2018年抓获赌博违法犯罪类型情况

从抓获的赌博犯罪嫌疑人来看，宁波市抓获的赌博犯罪嫌疑人中有前科劣迹的居多。2014年宁波市抓获赌博犯罪嫌疑人798人，有前科劣迹者631人，含刑释人员37人、行政拘留人员38人；有前科劣迹者占全部赌博犯罪嫌疑人数的79.09%。其中，刑释人员占全部赌博犯罪嫌疑人的4.64%，占前科劣迹人数的5.86%。2018年宁波市抓获赌博犯罪嫌疑人1354人，其中有前科劣迹者1004人，含刑释人员54人、行政拘留人员16人；有前科劣迹者占抓获全部赌博犯罪嫌疑人数的74.15%；刑释人员占全部赌博犯罪嫌疑人数的3.99%，占赌博犯罪嫌疑人中有前科劣迹人员数的5.38%。2014-2018年，宁波有前科劣迹者占抓获的赌博犯罪嫌疑人比例由2014年的79.09%，下降到2018年的74.15%。虽然抓获的赌博犯罪人员中前科劣迹者比例略有下降，但有前科劣迹者占抓获的全部赌博犯罪人员比例年均高达76.56%，仍然是赌博犯罪人员的主流(见表11)。可见，多数赌博犯罪是有前科劣迹者所为。从司法实践来看，赌博犯罪嫌疑人的前科劣迹也是以赌博居多。刑释人员在所抓获的赌博犯罪人员中的占比是衡量赌博犯罪社会危害性的重要指标。宁波市抓获赌博犯罪嫌疑人中刑释人员比例由2014年的4.64%下降到2018年的3.99%，下降了0.65个百分点，然而这并不能单纯地体现出刑释人员改造成效，因为这与刑释人员再犯类型分散也有关。

表112014-2018年宁波抓获赌博犯罪嫌疑人及前科劣迹情况

三、诱发流动人口赌博犯罪的原因

传统犯罪学关于犯罪原因有社会、家庭、犯罪人自身三大原因论，也有文化、经济、道德等因素论，现代犯罪学理论关于犯罪原因的研究更加细致深入。就赌博犯罪而言，笔者认为，也可以尝试从天性、文化的贫乏和犯罪成本较低等因素角度来解释目前的流动人口赌博犯罪。

(一)赌(博)性是一些人冒险天性的表现

“赌性”一词的含义目前还没有定论，但从人们使用“赌性”一词的习惯看，有做中性词用的，也有做贬义词用的。做中性词使用时，“赌性”是指人类的一种冒险天性，体现在面临不确定前景时做出的带有风险性的抉择。做贬义词使用时，“赌性”是指赌博成性、赌博习性、嗜赌成性，这里的“性”是指爱好、习惯，“赌性”即赌博习惯、赌博爱好。一定意义上讲，赌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作为人类历史活动的一部分，赌博以独特方式影响并改变着人类的命运，也书写着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艰难历程。远古的先民面对无法预知的未来需要抉择时，时常通过“掷骰子”“抽签”等形式向神灵求助，因为他们信服通过这种方式而选择的结果。正是对命运之神的遵从和崇拜，激发了人类的好赌之性。[2]赌性有弊也有利，沉迷赌博会让人倾家荡产，破坏家庭幸福，影响社会安定，但不容否认，赌性在人类文明进步中也发挥着积极作用。在人类文明初期，资源极度匮乏，以赌博方式决定资源的占有，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文明进步，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血腥掠夺。深刻影响当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概率论，就是起源于欧洲中世纪三位著名数学家费马、帕斯卡、惠更斯为解决法国贵族德·梅勒掷骰子、下赌注，凭点数赢金币多少的赌博难题。[3]当人类的功利意识开始萌动时，赌博就应运而生。人类脱离蒙昧时期进入文明社会以来，赌博就一直是最普遍、最大众化的社会活动之一。[4]赌博中延续了数千年的掷骰子就是起源于史前文明中的“占卦”“抓签”赌运气。《史记》记载，中国最早的赌博是夏朝末期棋类游戏——博戏(六博)，就出于夏朝最后一个国王夏桀的大臣乌曹之创，到商朝时这种游戏极为盛行。[5]美国科学家斯蒂文·库尔兹等人的试验证实，人脑多巴胺回路中存在赌博区域。[6]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指出，“绝大多数人对自己的能力和对自己会交好运的愚蠢假设过分自负”，人类喜欢承受风险的倾向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但要对这种倾向采取较好的控制。亚当·斯密的认识促进了对赌博活动进行规范化运作的产业诞生。[7]正是由于正视人类赌性的存在，长期以来世界各地都存在着各种赌博活动，有的甚至有合法的赌场。当然，当今世界各国的赌博合法化过程，也是人类社会在同赌博长期斗争中的一种妥协。

(二)文化生活的贫乏是诱发流动人口赌博犯罪的重要因素

美国学者塔夫特(Donald Reed Taft)提出了“一种犯罪的文化理论”，认为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动态性，复杂性，追求物质实利性，社会关系的非人格化，群体忠诚弱化，容忍政治文化腐败等文化特征，导致了高犯罪率”。[8]塔夫特强调文化中的负面消极因素对犯罪的诱发作用。笔者认为，流动人口赌博犯罪与流动人口文化生活中消极负面因素关系密切，如追求物质实利、群体忠诚弱化、容忍腐败、文化生活内容总体贫乏等。人口流动多是源于经济因素，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流动人口更是在追求更高收入的经济因素刺激下产生的。流动人口赌博有的是出于打发时间，有的是寻求刺激给平淡的生活抹上一些色彩，也有的是把赌博作为养家糊口、牟取暴利、发家致富的手段，进而滋生了流动人口中开设赌场等赌博犯罪。参与赌博的流动人口文化素质总体偏低，受户籍与学历挂钩的社会因素影响，不少大中城市均将本科以上学历作为户口准入的起点因素，而调查统计发现，流动人口基本上是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从司法实践来看，因赌博被查处打击的流动人口绝大多数是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个体文化素养的缺陷、工作生活中不追求文化素养的提升、文化品味差，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文化生活贫乏，赌博类低俗活动就成了流动人口业余生活的重要内容，只是赌博输赢数额大小上的差异。此外，社区文化生活的数量和质量也往往左右了流动人口业余生活，社区群众自发的业余文化活动如广场舞有流动人口参与，但稍高端些的戏剧、歌舞活动，流动人口就很难加入其中。流动人口多数在企业打工，而有文化追求的企业不常见。这也可以说，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企业并不太重视文化活动，更多的只重视员工生产技能的培养培训，重视产品生产销售、技术的研发，因而企业里流动人口的文化生活多处于放任自流状态。此外，也有一些流动人口把赌博看成是联络老乡、朋友感情的手段，不时聚在一起，小赌以愉悦心情。

(三)对赌博犯罪的打击整体上力度不够，降低了流动人口赌博犯罪的成本，刺激了流动人口赌博犯罪的动机

犯罪经济学认为，犯罪与成本有直接关系，成本低、获利高，则刺激人的犯罪欲望；反之，成本高、获利低，则会抑制人的犯罪欲望。实践中，一些地区长期存在着对赌博犯罪打击不力的现象，一是因为我国关于赌博罪法定刑不高，威慑力不够。我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分两款规定了与赌博有关的情形，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开设赌场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聚众赌博和开设赌场如难以区别时，实践中往往从轻，即按照聚众赌博罪处罚，那么，对动辄输赢数十万元，甚至数百万元的，可能仅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这显然处罚过轻，不足以震慑赌博犯罪的冲动。二是受考核功利性影响，一些地区打击赌博违法犯罪时紧时松。各地各级公安机关每年重点打击目标都较多，有上级逐级下达的列入考核的重点打击目标，有的考核权重大，甚至具有决定性作用。凡是权重越大的打击任务目标，基层公安机关打击的积极性就高，打击力度就大。重点打击的目标越多，就会冲淡对司空见惯的流动人口赌博犯罪的打击力度。三是赌博犯罪发现机制不科学。不少地区缺乏大数据支撑，赌博犯罪的发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群众报警，而报警到出警处置，有个时间过程。对职业赌博来说，往往会沿途放置多个瞭望哨，等出警民警到达现场时，赌徒们早已跑散。也就是说，靠报警来实现打击赌博犯罪的效果差。四是一些地区群众性赌博泛滥成灾，导致一些地区公安机关对赌博警情习以为常、麻不不仁，常常只是驱散一下、应付了之。上述四种因素，造成了不少地区对赌博犯罪的打击乏力，加上开设赌场、聚众赌博利润巨大，一些流动人口特别是有前科劣迹的流动人口往往把开设赌场作为一种谋生手段，看作一种职业，当做发财致富的捷径，“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不惜开设赌场以身试法。

四、治理流动人口赌博犯罪的对策

笔者认为，赌博犯罪是一种非常高发的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基于诱发赌博的文化因素、成本因素及人类的赌博天性，以犯罪的文化理论和破窗理论为视角，治理流动人口赌博犯罪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树立疏堵结合的赌博治理理念

采取疏堵结合的治理包括对流动人口在内的赌博犯罪，这有以下四个考量。一是适应世界赌博立法潮流需要。当前世界各国对赌博立法持三种态度，一种是禁止的立法思想，即视赌博为完全违法，如我国大陆；一种是完全开放的思想，即赌博合法化，如摩纳哥刑法及我国的澳门特区；还有一种是疏堵结合的思想，即开放部分合法赌博、严禁非法赌博，如我国香港特区等。[9]完全禁止赌博是极少数国家，多数国家和地区均采取疏堵结合的立法思想。近年来，国际上兴起赌博合法化浪潮，但我国始终严厉禁赌，结果出现赌资大量外流而赌害却滞留在国内的现象。因此，改变这种赌资外流、赌害滞留国内的现状，借鉴国外赌博立法，有必要变目前的绝对禁赌为疏堵结合。当然，疏赌结合中的“疏”不是要设立赌博特区，不是在我国大陆特定地区准许赌博合法化，而是以其他方式满足人们赌性发泄的需要。二是适应人性关怀的需要。既然赌性也是人类的某种天性，只是在不同的个体身上存在大小、强弱和表现形式有别而已。正是基于人性的关怀和体谅，近年来国际上兴起赌博合法化浪潮。[10]纵观人类历史，尽管出现过非常严厉的禁赌法律措施，但尚未发现哪个时代哪个国家能禁绝赌博。赌博既有危害社会治安一面，但不容置疑，赌博也存在着发泄、纾解情绪等正面作用，对于赌博一味地禁止也不是科学的治理办法，而应当采取疏堵结合的方式。三是继承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宽严相济精神的需要。实践中我国1979年《刑法》颁布以来，在对待赌博犯罪问题上，刑事政策导向也已经由一味严禁、严查、严打，转向宽严相济，并不断完善着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11]四是在当今群众文化生活普遍贫乏且这种贫乏将持续相当长时期的情况下，可适当减少赌博的打击面，避免将更多的群众挤兑到党委政府司法机关的对立面。

当前，坚持疏导结合的方法治理赌博犯罪时需在三个方面下功夫。一是适当强化政府发行的体育彩票等的博彩属性，适当弱化其民政福利色彩，同时增加更多的彩票类型，改革发行措施、降低发行成本，扩大中奖面积、提高中奖率，以满足广大群众对赌的需求，使群众的赌性有合法的宣泄途径。二是明确并细化法律上不宜做赌博违法犯罪追究的情形，避免发生“大学生炸金花”就被抓现象的发生，如将实践中一些地区掌握的亲属、邻里间输赢不大的赌博不作为赌博违法犯罪处理。三是完善与打击赌博相关的法律，现有关于赌博的法律条文，过于粗略，应当借鉴香港特区的做法，细化赌博分类，根据嫌疑人在赌博中的不同作用设定更精细的赌博罪名，同时增加罚金刑数额，使实践中追究赌博活动责任的法律依据更加科学合理，也使得实践中罚金刑对以赌博为业的人员经济上更具有致命的杀伤力。细化赌害情形，立法上重点打击以赌博为业的惯赌、聚众赌博的抽头行为、非法开设赌场行为、非法发行彩票奖券等对社会治安危害较大的赌博。上述各种重点打击的赌博中，角色不同，作用地位也不同，法律责任也应有所区别，将来《刑法》再次修订时应当做出回应，尽可能为执法提供更为详尽的依据。

(二)丰富流动人口文化生活

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文化教育的作用，早在1944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一文中就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可能战胜敌人的。”[12]我们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应当说，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不缺乏文化，但是广大基层群众仍比较缺乏文化生活，流动人口更加缺乏文化生活，尤其是缺乏健康向上的文化生活的熏陶与引导。实践中，在查处聚众赌博的现场，出警民警们时常会听到参赌群众的发问“下班后，不赌博，你们让我们做什么？”可见，强化基层群众的文化建设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也是抑制包括赌博在内的大众性违法犯罪的迫切需要。为此，各级党委政府要像重视经济建设一样去重视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要加大财力物力投入，逐步改善基层文化基础设施，要大力培养各类群众文化的师资力量，要为基层群众文化生活提供更多的平台载体、更多的精神食粮，内容和形式上应当尽可能的多样化多层次性，以便吸引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更多的普通群众参与，让广大的人民群众在享受健康的精彩纷呈的文化生活的同时，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化品味和需求，进而自觉抵御包括赌博在内的低俗文化的腐蚀侵扰。随着文化生活的充实，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必将淡化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广大群众的赌性，抑制赌博等违法犯罪的冲动。

(三)重视对赌博违法犯罪的查处和打击

破窗理论告诉人们，要重视第一扇破损窗户的及时修理，堵塞管理漏洞，防止人们对窗户破损习以为常，加剧更多窗户破损，影响治安。为此，要重视对日常赌博违法犯罪的打击查处，这与坚持疏堵结合的治理理念不矛盾。疏导是对赌性的疏导，准许人们合法、合理地发泄赌性，但对社会治安有着较大危害的赌博，一定要依法及时打击查处。一是要重视对网络赌博、开设赌场赌博、非法发行彩票奖券赌博等参与人数众多、赌资巨大、涉及区域广泛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赌博违法犯罪的查处打击。二是要重视对诱发盗窃、聚众斗殴、伤害抢劫、非法拘禁等犯罪的赌博的打击查处，从衍生犯罪中去倒查赌博犯罪，数罪并罚。三是要重视对有黑恶势力背景的赌博的打击查处。赌博是黑恶势力活动的重要行业领域，从司法实践来看，很多黑恶势力是从开设赌场、在赌场放高利贷、给赌博看场子等涉赌非法活动中起家的。因此，要以党中央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契机，严打黑恶势力经营的赌博场子，严打黑恶势力参与的赌博违法犯罪。四是要重视对赌博警情的分析研判，从中发现聚众赌博、开设赌场等严重的赌博违法犯罪，发现赌博多发的区域部位及时段，同时发现那些纯属休闲娱乐性质的赌博，以区别对待，使打击更具有针对性。五是建立并完善打击严重赌博犯罪的机制。要建立设区的市级公安机关范围内跨警种、跨辖区的打击查处考核机制，根据近三年赌博警情，设定区县公安(分)局及派出所的打处指标，鼓励派出所、治安、刑侦等警种跨地区、跨警种打击查处严重赌博违法犯罪，突破辖区警种障碍，减少人情关系阻力，提升打击查处赌博效率。六是要严查严重赌博活动的保护伞。对充当严重赌博的保护伞的民警和党员干部，不论涉及哪一个级别，坚持零容忍，一查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