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乐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200042)

一、问题的提出

警察信任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警察信任反映出民众对警察所承担的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和公共服务的综合评价。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全面深化警务改革的攻坚时期，需要进一步探索提升警察信任的因素，提高警察公信力，树立良好警察形象。

社会急剧的变迁带来了居住空间的差异和区隔，居住空间的区隔是社会分化在空间上的反映。而社会分化突出表现为利益的分化，不同的利益群体在警事服务的需求上也存在差异。在城镇化进程中，人口的流动成为常态，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政府投放在不同区域的治安管理产品是否公平有效，居住在不同区域的公民最有感受，[1]对警察信任是否会随着治安管理产品的供给而产生差异值得讨论。

安全是人类生存和国家发展的基本需求。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新时代的论断，阐明了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2]建设越来越安全的社会，不断提升公众的安全感，是新时代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应有之义。[3]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总体和谐稳定的同时，全社会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同时，全社会对和谐稳定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公众对安全感、幸福感的需求不断增加。面对更加复杂多样的安全形势和不断增加的公众安全需求，必须把安全社会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一项重要任务，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各方面力量协同推进，不断提高全社会的安全水平，不断满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安全需要。公共安全感是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内容，但这种美好需求的提供却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从而使公众对公共安全感重要提供方的警察产生了信任问题。

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体制转轨时期，总体性社会特征逐渐式微，多元现象逐渐增强，公众生活个体化，利益诉求多样化，权利意识觉醒，参与意识增强，社会分化严重，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社会结构紧张。[4]在结构性紧张的状态下，社会信任出现危机，并且这种社会不信任现象呈现蔓延性和传染性，社会公众“习惯性质疑”，[5]特别是对公权机关人员，恶化了公权机关人员的社会形象。随着社会不信任程度的加剧，公众的安全需求日益增长，而安全需求的重要提供来自警察，迫使公众对警察有特别大的服务需求。

现有的研究对于不同的居住区与警察信任的关注还比较少，有关公众安全感对警察信任的实证研究也相对较少。为此，本文基于上述原因，从实证角度来探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不同居住区域对警察信任是否存在差异？同时，这种影响是否因公众公共安全感差别而对警察信任存在差异？

二、分析思路与假设

社会公共安全是一种以公众的社会公共安全感为基础的持续的状态。衡量社会公共安全状况的标准应由客观的社会安全保障措施与社会公众的主观感受相结合，两者缺一不可。而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具有持续性特征的公众社会公共安全感更能体现社会公共安全。[6]安全涉及健康、生命、财产、环境等各个方面，是公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所在，是公众最基本的需求。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健全公共安全体系”。[7]公共安全感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大的影响，民众对社会中公共安全感的强烈程度会直接影响到对警察的信任，已有的研究认为公民安全感的提升有利于增进对警察的信任。[8]

在一个城市中，由于城市规划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不同的区域呈现出较大的差别，特别是在城市化进程发展较为迅速的时期。一般来讲，城市的发展程度从中心城区向外递减，依次为边缘城区、城乡结合部、镇、村。而相应的安全感知则会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流动等因素形成差异，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城乡结合部由于流动人口聚集，产业安排复杂，其社会安全感知较差，而中心城区、镇村的安全感较好。居住在不同区域的民众对警事服务的满意度也就会产生差异，对警察的信任自然会有区别，成为影响警察信任的重要因素。

依据上述分析逻辑，形成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如下图1所示：

图1 研究分析框架

由于中国巨大的城乡差异，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存在不均衡与不充分现象，城镇中心区、城乡结合部、乡村在经济发展、产业安排、人员流动性等问题上存在巨大的差异，政府对于各个区域所采取的政策也存在差异。总的来讲，流动性越大，其治理难度越大，其社会治安秩序也就会越差；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社会发展越完善，各项基础设施越齐全，整体社会治安越好。居住区域会对治安满意度产生影响，不同居住区域的民众对治安服务的要求也不一样。因此，本文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1.1：相较于城镇中心区，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居民对警察信任更低。

假设1.2：相较于乡村，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居民对警察信任更低。

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相互交织，短期内可能集中爆发，由此造成社会结构性的紧张，造成社会系统性的信任危机。加之，传统文化和民意与现代法治形成理性的冲突，而传统的解决机制趋于瓦解，新的社会救济机制仍然处于建设之中，就会造成公众心理恐慌，使社会公众对公共安全的需求更加强烈。总体而言，公共安全感越强，其对警察的信任感就越强。在涉及公共安全感的几个维度中，和警察信任相关的主要是个人家庭和财产安全、人身安全、社会总体安全。

因此，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2.1：公众对财产感到越安全的，其对警察越信任。

假设2.2：公众对人身感到越安全的，其对警察越信任。

假设2.3：公众对社会总体感到越安全的，其对警察越信任。

区域发展的不均衡导致社会资源配置的不同，而基于社会稳定为目标的警务配置也会存在差异，对警察的需求也有差异。而我国当前的警务资源配置并没有随着区域差别进行根本性调整，所采取的警务政策也基本趋于一致。特别是流动人口较为密集的城乡结合部，因其流动性而带来了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增加，其居民对居住地区的安全感知会出现较大的降低。居住区域的发展水平及其人口流动性影响着地区安全感的感知，进而影响着公众对警察的信任。如果我们沿着假设1、2的思路，为了更好的凸显不同居住区域公众安全感之于警察信任的影响，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1：城镇中心区与城乡结合部居民对警察的信任的不同，部分是因为他们安全感的差异。

假设3.2：农村与城乡结合部居民对警察的信任的不同，部分是因为他们安全感的差异。

三、数据、变量和方法

(一)数据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17年的数据(CSS2017)。该调查于2018年12月底完成，采用概率抽样的入户访问方式，在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的城乡区域开展，调查范围涉及全国576个村居(社区)的居民家庭，调查对象为全国18-69岁的住户人口，完成的个人问卷量共为10091份，访问合格率为99.4%，个人问卷的应答率为70.6%，其研究结果可推论全国18-69周岁的住户人口。[9]

(二)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警察信任。在问卷中询问被访问者对一系列人员的信任程度，其中包括警察，答案为完全不信任、不太信任、比较信任、非常信任、不好说。在本文中根据研究惯例，将不好说作为一个中立的变量，处于不信任和信任之间。其分布如表1所示。

表1警察信任程度统计分析表

这一数据分布表明中国民众整体上对公安机关(警察)有着较高的信任度，信任的比例达到75.26%。而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公众对警察信任的历年数据来看，2013年的信任度为65.62%，2015年的信任度为69.50%，这说明近年来警察信任水平呈现上升趋势，警察不被民众信任的现状有所改善，民众对警察信任的问题和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缓解，但仍需要进一步提升。

(三)自变量

本研究中的核心变量为居住区域。国家统计局将城乡区域划分为以下几类：主城区、城乡结合区、镇中心区、镇乡结合区、乡中心区、村庄，将主城区、镇中心区、乡中心区合并为城镇中心区，将城乡结合区、镇乡结合区合并为新的城乡结合区，形成一个三分的定类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中介变量为公共安全感。问卷中通过询问当前社会中被调查者对以下方面的安全感知程度：个人和家庭财产安全、人身安全。将很不安全、不太安全、不好说、比较安全、很安全依次赋值为1-5，形成一个连续性的变量。

同时给予相关文献将一些变量纳入作为控制变量，主要为年龄、受教育年限、性别、个人年收入、一般信任、互联网使用、治安绩效感知等。其中个人年收入使用的是对数。

本研究的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本文的相关的变量信息如下：

表2变量描述统计表

四、数据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为了了解不同居住区域的警察信任情况，首先进行了交互列联表分析。从表3中我们可知，城乡结合部的居民对警察的信任度最低，为69.52%，城镇中心区的信任度其次，为73.94%，最高的为农村居民，其比例为77.96%，不同的居住区域在警察信任上存在着差异，且在“完全信任”上差异尤为突出。

表3居住地与警察信任的交互分析表

为了更好的了解公共安全感的具体情况，本文对不同的公共安全感个项进行了分别统计。将很不安全、不太安全、不好说、比较安全、很安全分别赋值为1-5，得分越高表明安全感越强。同时为了进一步说明不同居住区域安全感的差异，本文还将城镇中心区、农村、城乡结合部三个分样本进行统计。其结果如下表4。从表4中我们可以得知，财产安全感的平均值要略高于人身安全感，平均分都超过4，总体安全感平均值要明显低于财产安全感和人身安全感两项。就不同居住区域来讲，城镇中心区和农村居民在财产安全感中得分更高，农村居民在人身安全感得分最高。就不同的安全类型来讲，财产安全感和总体安全感是农村、城镇中心区、城乡结合部依次递减的，人身安全感的排序是农村、城乡结合部、城镇中心区依次递减。

表4公共安全感分项统计

(二)居住区域对警察信任影响的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了解居住区域对警察信任的影响，依据前文逻辑和相关假设进行序次logistic回归分析，构建了3个递进式回归模型。多元回归模型结果见下表5。

模型一为控制变量模型。从模型1中可知，年龄越大越信任警察，男性比女性更不信任警察，党团员比非党团员更信任警察，教育程度越高者越不信任警察，互联网使用越多者越不信任警察，收入越高者越不信任警察，对社会信任度越高者越信任警察，对治安绩效感知越差者越不信任警察，以上变量均在0.01的水平上就有统计显著性。

模型二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加入了公共安全感变量。模型一中所有变量在模型二中仍具有显著性影响。财产安全感知在0.05的水平上显著，人身安全感知、总体安全感知均在0.01水平上显著，其中三者的影响排序为：总体安全感知、人身安全感知、财产安全感知。因此，我们可以接受假设2.1、2.2、2.3。

模型三是在模型二的基础上加入了居住区域的变量形成的全模型。模型三相较模型二，模型二中的变量的统计显著性并没有改变。城镇中心区在0.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农村在0.0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表明城镇中心区居民、农村居民相对于城乡结合部居民更信任警察，从而验证了假设1.1、1.2。

表5影响警察信任因素的序次logistic模型

变量模型一模型二模型三/cut2-0.995∗∗∗(-0.21)0.472∗(-0.25)0.770∗∗∗(-0.26)/cut3-0.856∗∗∗(-0.21)0.613∗∗(-0.25)0.912∗∗∗(-0.26)/cut43.827∗∗∗(-0.14)3.640∗∗∗(-0.14)2.340∗∗∗(-0.15)样本量749474457404R-squared0.0590.0680.069

①表中所列为原始的回归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②***P<0.01；**P<0.05；*P<0.1(双尾检验)。

(三)总体安全感之于居住区域对警察信任的中介分析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各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路径，本文就总体公共安全感之于居住区域对警察信任的影响进行了中介效应检验分析。采用的是温忠麟教授提出的整体中介检验方法，先使用Bootstrap法进行整体检验分析，再进行相对中介效应分析，最后报告相应的相对直接效应检验的显著性结果。[10]

通过使用执行process程序得知：整体中介分析的结果是，整体总效应检验的F=142.8480，p<.001，表明两个相对总效应不全为0。整体直接效应检验的结果是：F=8.9186，p<.001，表明两个相对直接效应不全为0。整体中介效应检验的95%的Bootstrap置信区间为[0.2045,0.2528]，不包括0，表明2个中介效应不全为0，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相对中介分析。

相对中介分析结果表明：以城乡结合部为参照水平，城镇中心区相对城乡结合部的相对中介的95%的Bootstrap置信区间为[-.0110,.0182]，包括0，表明相对中介效应不显著，即城镇中心区居民相对城乡结合部在警察信任差异上安全感不存在中介效应。同理，以城乡结合部为参照水平，农村相对城乡结合部的相对中介的95%的Bootstrap置信区间为[.1710,.3284]，不包括0，表明相对中介效应显著(a=0.0946，b=.2497，=.0236)，即农村居民的安全感要比城乡结合部的居民高0.0946，所以农村居民的警察信任度也相应增加。相对直接效应显著(c=0.2497，p<.001)，表明排除中介作用后，农村居民的警察信任度还要比城乡结合部的居民高0.2497；相对总效应显著，相对中介效应的效果量为9.45%。从而验证了假设3.2，未证实假设3.1。这表明安全感在城乡之间警察信任的中介效应比较显著。

表6公共安全感之于居住区域与警察信任的中介作用分析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CSS2017年数据的分析，可以得知：近年来社会大众对警察信任有一个上升的趋势，2013年至2017年四年间民众对警察的信任度上升接近10%，但信任水平仅为75.26%。根据研究思路和框架，研究中就居住区域对警察信任的影响作了统计分析，并进一步探讨了公共安全感之于居住区域对警察信任影响的中介作用。通过描述性统计、多元回归分析、中介分析等方法，本研究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

警察信任在基本的人口学变量上存在差异，不同的人群对警察的信任度不同。年龄、性别群体之间有很显著的差异，年龄越小的越不信任警察，说明要注意在青少年群体中维护警察形象，缓解警察与年轻一代的紧张关系。而男性比女性更不信任警察，则说明警察在执法过程中需要注意性别差异。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代表经济的个人收入水平、体现文化指标的受教育程度、具有政治属性的党团员都具有统计显著性。经济收入、文化教育程度呈负相关，而党团员比非党团员更加信任警察。这表明不同的亚群体在社会变迁和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分化，形成了巨大的认知和需求差异，呈现出了反梯度信任的特征。因此，需要在利益分化的基础上，对警事需求的差异进行精准化的投送。作为新时期重要特征之一的互联网，其使用也对警察信任产生重要影响。互联网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生活方式，往往具有放大和快速传播效应，对涉警事件可能会导致很多不良的影响，引发公众对警务工作的质疑。因此，警察部门不能放弃对互联网的治理，需要及时进行舆情处置和形象建设、维护，开拓“互联网+”的新型警务模式。此外，警察部门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方面的工作更为民众认可，其警察信任度也会更高，可见警察执法效能感知在警察信任状态的改善上也有较大的影响，强化警察执法效能依然是警民关系改善的突破口。

从居住区域来看，警察信任也呈现出区域性的差别，城乡结合部、城镇中心区、农村对警察信任度依次递增。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加快，打破了原有的较为封闭的生存环境，在城镇中心区、城乡结合部集聚了大量的外来人口，人口构成多元化，进而导致利益关系的复杂化。而在二元户籍制度下，利益结构的失衡带来了冲突，而政府对流动人口区域的管控成效较低，加深了不同居住区域民众对警察信任的差异。

安全感的缺失是社会风险的重要表现，是对社会失序和失控的一种心理反映。公共安全感越高者对警察的信任度越高，对人身安全感、财产安全感、总体安全感都影响较大，特别是总体安全感。同时农村居民之于城乡结合部对警察信任的影响也部分是因为其总体安全感的差别，其中介效应为9.45%。这说明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地区之间的不均衡会影响到居民对警察信任的态度，而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产业布局、人口结构上，更重要的是会影响到公众的安全感。社会转型和变迁的背景下，城市和农村的公共安全感相差较大，这种差异也是建立在区域之间发展差别的基础之上，安全感的缺失使得对警察失去信心，也反映出自身的安全需求在较大程度上没有得到满足。

在社会日趋利益分化和价值多元化的背景下，警察信任在不同居住区域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且依赖于公众安全感的提升。财产安全感和人身安全感得分较高，是对治安治理的反映，也是转型期我国犯罪类型变化的一个缩影，为此应当进一步关注社会中其他因素对公众安全感的影响。城乡结合部等流动性较高的区域仍是重点关注的对象，其公众安全感知在当前社会中处于较弱的地位，也需要进一步提升警察信任的现状。人口流动引发高犯罪，但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居住状态等因素起作用，居住状态作为空间结构性力量，与较严重犯罪关联更紧密。[11]不同居住区域的分化是城市化进程的结果，居住区域的差别代表着不同的文化以及生活方式，其社会认知也会产生明显差异。因此，在不同区域之间的警力配置、警务政策上应该有所侧重，特别是在流动人口聚集的地方应该关注的社会治安事项和群众需求应该有所差别，着力构建共治共享的警务工作格局。

总的来说，公共安全保障和警务服务是当前社会大众的重要需求，社会大众对警察信任受公众安全感影响较大，解决不同区域和群体之间的安全和警务需求仍是未来需重点关注的方向。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乡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不同居住区域是社会分化的表征。而因社会变迁而产生的当代社会风险导致个人和集体不安全感增强，[12]则进一步强化了公众对安全服务的需求。而公众日益增长的安全需求与警察所能提供的安全服务出现供不应求的矛盾。这种多元性体现在不同群体之间对警察的安全服务需求差异。

因此，首先要缩小区域之间的差距，弥合因发展带来的巨大裂痕，需改革现存的分配制度，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此外，在警力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公安机关应针对不同区域合理配置警力资源，更大限度地发挥有限警力的作用，改善提升不同区域居民对社会治安的满意度。[13]

其次，在当前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安全后果更加严重、安全需求更加强烈的新时代，需要关注民众的公共安全感，提升警务的安全供给服务，构建不同的警事服务体系，以满足不同群体的差别化需求。对症下药，针对不同的群体实施不同的警务政策，解决不同的利益诉求，实现精准供给。

在改善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均衡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高居民安全感，有助于增加社会信任，改善警察信任状况。要实现警察信任的提升，改善社会治理现状，则需要强调各方共同努力来促进安全感的提升，减少因区域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差异，实现警事社会化和安全服务提供的多元化，进行警务政策的差别化提供，共同构建安全供给的新格局，为新时代矛盾解决提供更稳定与和谐的安全供给机制，实现安全提供的供给侧改革，同心协力筑牢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