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兴睿，冯剑侠

(1.四川省妇联，四川 成都 610031；2.西南民族大学，四川 成都 610041)

改革开放至今的四十年间，中国家庭的亲子关系与社会发展同步发生改变，儿童的抚养和教育日益成为家庭的头等大事。与之相伴的是，育儿环境的重构以及科学育儿观念的传播也在不同程度地影响和改变着家庭养育者的育儿观念和养育行为。受中国传统家庭文化和育儿公共服务机构短缺的影响，当前中国家庭代际合作育儿仍是主流模式[1]。据中国老龄中心2014年的调查数据，全国0～2岁的儿童主要由祖辈照顾的比例高达60～70%，其中30%的儿童完全交由祖辈照顾[2]。6岁及以下幼儿的家庭，祖辈与父辈、孙辈共同生活更有助于减轻父辈特别是幼儿母亲的工作压力，使幼儿得到更好的照料，同时也使祖辈获得来自父辈和孙辈带来的情感慰藉。在互联网时代，幼儿父母特别是城市家庭的幼儿父母较多受到现代科学育儿观的影响，与以经验育儿为主的祖辈有所差异，这就使得代际合作育儿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孰对孰错难以定论，具体操作听谁的代际间也存在分歧。有些家庭代际间育儿观念较为一致，沟通积极，相处融洽；有些家庭祖辈完全退出孙辈的社会性教育领域，只负责饮食健康；也有些家庭代际间育儿观念和行为差异较大，祖辈父辈互不相让，代际冲突较为频繁。本文拟通过考察科学育儿知识的学习和实践对代际合作育儿的影响，对如何促进代际合作育儿的良性互动这一当代家庭研究的重要议题作初步探索。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

“祖辈—父辈共同养育”是在父母共同养育这一概念的基础上扩展而来的，又称代际合作育儿。共同养育关系包括两个或多个看护者共同照看一个孩子的情况。共同养育孩子时，任何可能提高或损害另一个养育者养育效果的行为和想法都属于共同养育的范畴，这与将所有养育责任都转让给祖辈的隔代抚养是不同的[1]。育儿的代际互助与合作是中国家庭的重要传统，虽然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迁，但是家庭的核心功能依旧未有根本改变，且随着市场化转型增加了城市生活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与非预期性，个人在各方面的风险和变故也随之增加，家庭成员间的相互支持成为非常重要的应对外界变化的前提[3]。代际合作育儿有效促进了女性的劳动参与，刘爱玉发现，在拥有6岁及以下孩子的家庭中，父母同住并帮助照看小孩(0～6岁)和料理家务的，女性的劳动参与概率提升了31%[3]。此外，共同养育对幼儿成长也有积极作用，家庭系统理论指出，在整个家庭系统中除母亲之外的其他成人养育者(如父亲、祖辈、延伸家庭中的成员等)的参与，使得母子关系拓展为三方关系。当参与养育的双方也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使得系统达到平衡状态时，儿童能从中获益[1]。

在有关代际合作育儿如何达到良性的互动与平衡状态的研究中，权力关系和文化关系是重要的两个考量维度。如沈奕斐的研究指出，在三代同住的家庭中，年轻妻子免去了大量家务劳动的责任，并在家庭决策、事务安排中获得了更多权力，这是老人权力让渡的结果，是亲子轴倒置的表现[4]。肖索未的研究表明，在代际合作育儿所产生的“严祖慈母”分工和权力格局中，母亲以“科学育儿”为指导，对儿童发展进行总体规划，掌握并主导孩子成长的话语权和决策权，承担社会性抚育的教育职责；祖辈承担的则是生理性抚育和家庭照料的工作，但在话语权和决策权上处于边缘位置。这种非制度化的弹性权力格局以亲密关系作为前提条件，且受制于成员间的协调与博弈[4]。

在知识大爆炸时代的今天，借助不断更新换代的互联网等信息与传播媒介，年轻一代更有能力影响长辈，从而为代际合作育儿打上了“后喻文化”的时代烙印。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提出文化按照其传播方向可以分为三种：前喻文化(晚辈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晚辈和长辈向同辈人学习)和后喻文化(长辈向晚辈学习)三种类型，进而指出后喻文化是当代社会的主要类型[5]。张杨波运用后喻文化及文化反哺等概念考察代际合作育儿发现，城市家庭的代际合作育儿呈现协商式合作、主导式合作、退让式合作和对抗式合作育儿四种类型，并指出代际育儿是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后喻文化同时存在的，彼此间可能是并列也可能是取代还可能是相互竞争的关系[5]。

上述文献回顾表明，在代际合作育儿的互动研究中，学者们对于代际间养育者育儿分工、权力互动给予了更多关注。但是，从知识与权力相互型构的视角来看，育儿知识的获取、占有和运用对于家庭的育儿分工和权力互动有重要的影响，但相关研究较为薄弱。在后喻文化的时代语境下，是否以及如何通过基于育儿知识的文化反哺来促进代际合作育儿的良性互动，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本文关注0～6岁幼儿家庭代际合作育儿的父辈和祖辈对于育儿知识学习的态度、获取方式，及其对代际合作与冲突的影响，具体关注以下问题：(1)代际合作育儿中父辈和祖辈对于科学育儿知识的学习态度、学习主动性如何？父辈和祖辈通过何种途径学习科学育儿知识？关注点是什么？(2)代际间育儿知识的学习行为对父辈和祖辈的合作育儿有何影响？(3)如何减小科学育儿和经验育儿之间的冲突，增进代际间的理解与合作？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方法

育儿知识指的是人们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所推崇的某些知识或经验，包括以下三个主要领域：儿童发育的知识，儿童健康和安全的知识，儿童成长过程中的体格、发育、社会情感及认知等方面的需求的知识[6]。在儿童的养育过程中，日常养育经验的累积和基于经验之上的科学养育知识常常相互混合。科学育儿知识是以儿童发展心理学为基础的、与学龄前儿童的智能培养和心理发育相关的知识，具有系统性、可见性和普遍性的特征[7]。

本文资料来源于四川省妇联网络信息传播与女性研究所于2018年在成都市开展的“家庭育儿知识获取行为”的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此次调查被访者为0～6岁幼儿的父母和祖父母，通过偶遇抽样共回收有效样本445个。本文分析的被访者所在家庭为扩大家庭且符合代际合作育儿模式，占总样本的62.9%，其中，幼儿父母为118人，祖父母为161人，以女性和城镇户籍居民为主(见表1)。

表1 0～6岁幼儿父母和祖父母性别及户籍比较(%，人)

以上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的占77.4%，有两个孩子的占21.9%，扩大家庭中以3岁及以下幼儿居多，这也是父母帮助子女照料幼儿且与子女同住的主要原因(见表2)。

表2 一孩家庭和二孩家庭孩子年龄比较(%)

三、科学育儿知识学习的态度与行为分析

随着儿童心理学的发展，科学养护的观念也深入人心，育儿者学习科学育儿知识对于增强家庭教育能力、促进幼儿健康成长有着重要的作用，而育儿者学习科学育儿知识的态度影响其实践行为。

(一)关于谁应该主动学习科学育儿知识

我们在以往的研究中发现，媒介对于育儿责任的话语建构经历了不断变化的过程，如陶艳兰研究指出，1980年代媒体提倡父母共同育儿，以及祖辈和父辈共同育儿，而21世纪以来专家学者们基于科学育儿知识和西方国家理想的核心家庭结构模式，更强化母亲育儿的责任，将祖辈育儿污名化和边缘化[8]。这对育儿者的责任分工和育儿知识的学习或许会产生一定影响。

本次调查就育儿者对母亲(父辈)和祖辈育儿知识的学习态度设置了具体问题，即“相比孩子的爸爸，妈妈更应该主动学习科学育儿知识”“孩子的祖父母应当不断学习科学育儿知识”。结果显示，幼儿父母认同“母亲更应该主动学习科学育儿知识”的比例为66.1%，认同“祖父母也应该不断学习科学育儿知识”的比例占94.0%。在自身实际学习中，父母近一年主动学习育儿知识的比例占六成，其中，“经常”的为16.1%，“偶尔”的为48.3%，无显著性别差异。而“很少或从不学习”的原因为“太累，空余时间不想学”“太忙，没时间学”“不知从哪学”，三者分别占35.7%、31.0%、21.4%。

幼儿祖父母认同“母亲更应该主动学习科学育儿知识”的比例为60.2%，认同“祖父母也应该不断学习科学育儿知识”的比例仅为56.4%。在自身实际学习中，祖父母近一年主动学习的比例仅占三成，其中，“经常”的为7.7%，“偶尔”的为26.3%，而祖父母很少主动学习的主要原因是“太忙，没时间学”“家里其他人学就行”“不知从哪儿学”，三者分别占35.9%、26.2%和18.4%。

如上所述，父辈和祖辈对于“母亲更应主动学习育儿知识”没有差异，认同者均占六成，从中可以看到传统的性别分工和育儿母职化的观念仍然影响着许多家庭，母亲被赋予了天然的养育责任以及与之相关的学习责任，而对于父亲主动学习育儿知识和参与育儿实践的认同度却较低。例如被访者刘奶奶说，家庭里爸爸妈妈的教育对孩子的健康发展最重要，妈妈又是最关键的。

父辈与祖辈对于祖辈是否“应当不断学习科学育儿知识”产生了较大分歧。父辈希望祖辈也可以主动学习、参与到孙辈成长的更多层面，但部分祖辈认为主动学习应该是父母的责任，或因其他一些原因认为自己无法主动学习。调查显示，祖父母内部群体间也有较大的差异，城镇户籍的祖父母学习育儿知识的比例要高于农村户籍的祖父母。其中，城镇户籍的祖父母近一年内“经常学习育儿知识”的占9.4%，“偶尔学习”的占37.5%；农村户籍祖父母“经常学习育儿知识”的占6.5%，“偶尔学习”的占18.5%，差异显著。

访谈发现，祖父母对育儿知识的学习与文化程度、承担的家务和养育任务、健康状况、育儿理念等都有关系。例如被访者刘奶奶和老伴家在农村，来成都帮儿子照料2岁半的孙子，她只有小学文化程度，身体不太好，视力也比较差，平时极少主动学习育儿知识，一般只是保证孙子吃饱穿暖少生病，其他的如教育都是由孩子的父母来承担。被访者张爷爷是城镇退休职工，帮女儿带外孙，平时喜欢通过报纸书籍等学习育儿知识，他说外孙的学习成绩很好，这与他日常对外孙的教育分不开，而且女儿很放心他来带外孙。

以往研究指出，代际合作育儿的分工总体上是父母承担社会性教育责任，祖父母承担生理性抚育的责任。本文认为，我们也要看到代际分工的多样性，部分祖父母依然会承担社会性教育责任，这就需要其进行科学育儿知识的学习，主动性学习越高的，介入社会性教育的程度会越高，反之亦越低。从父辈来看，他们也更希望自己的父母学习一些科学育儿知识，增强育儿的科学性，这样也可以放心地“分权”给祖辈。

(二)科学育儿知识的学习内容与渠道

代际间的育儿分工与育儿知识的内容偏好也互相影响。调查显示，幼儿父母更关注行为习惯、智力开发和心理健康等方面的育儿知识，其中3岁及以下的幼儿父母关注饮食营养的比例稍高，到幼儿3岁以上，这一比例也有所减少；祖父母更加关注饮食营养、卫生保健和行为习惯方面的育儿知识，而关注饮食健康和卫生保健的比例占了八成以上，父母和祖父母差异显著(见图1)。从关注内容来看，饮食营养、卫生保健知识属于生理性抚育的范畴，表现为日常食材的采购、幼儿饮食烹饪方法的提高、相关疾病的预防以及幼儿推拿等，从知识结构来看这些内容较为简单，更容易被祖辈掌握。

图1 0～6岁幼儿父母和祖父母育儿知识关注内容比较(%)

但诸如行为习惯、智力开发、心理发展等育儿知识的学习和实践相对更为复杂，幼儿父母尤为关注这些知识也是基于对育儿责任的定位和育儿分工。但祖辈如果关注以上知识内容，无疑可以增进与父辈间的沟通，在父辈不在场的情况下对幼儿进行教育与引导。调查显示，在近一年内经常或偶尔学习育儿知识的祖父母，其关注幼儿智力开发的比例偏高，对幼儿卫生保健的关注度偏低，这与很少主动学习育儿知识的祖父母相反。

如前所述，玛格丽特·米德指出，人类社会包括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后喻文化，而后喻文化是当代社会的主要类型。育儿知识的代际间传递也表现为以后喻文化为主导的特点。本次调查显示，后喻文化在祖父母的育儿信息获取上所占比重显著高于前喻文化在父母的育儿信息获取上所占的比重，即祖辈通过子女获取信息的比例大于父辈通过父母获取的信息。幼儿父母的育儿知识信息八成以上来源于现代互联网媒介，其余的依次为同辈经验、自己带孩子的经验以及图书/教育机构；祖辈的育儿信息来源六至八成集中在自己的育儿经验和同辈经验，晚辈告知为三成，手机互联网只占两成(见图2)。父辈通过手机互联网学习育儿知识的平台也十分多元，搜索引擎、微信群/qq群/朋友圈、微信公众号以及育儿类APP占比均在四至五成左右；而使用手机/互联网的祖父母通过微信群/qq群/朋友圈获取育儿信息的占到了近八成，学习平台较为单一(见图3)。

图2 幼儿父母和祖父母育儿知识与信息获取的方式(%)

图3 幼儿父母和祖父母从手机/互联网获取育儿信息的具体方式比较(%)

从传统媒介来看，图书依然是父辈和祖辈除手机/互联网之外获取育儿知识的首选。调查显示，近一年内经常主动学习育儿知识的父母和祖父母通过图书获取育儿知识的比例占57.9%和58.3%，显著高于很少或从不学习的父母和祖父母。如被访者蔡奶奶，她是一名退休教师，中专学历，喜欢看育儿图书，大概看了十多本，她觉得现在的教育方式跟以前不一样了，应该多从正规的渠道学习一些育儿方法。

四、科学育儿知识学习对代际间合作与冲突的影响

代际间育儿者对科学育儿知识的学习态度、学习主动性、偏好内容和获取途径均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以科学育儿和以经验育儿相对的父辈和祖辈之间的差异，进而影响彼此间的育儿实践和家庭关系。本部分探讨科学育儿知识的学习、运用如何影响到代际间的育儿合作与冲突。

(一)代际间育儿的观念差异

调查显示，祖父母在照料幼儿过程中与子女有不一致的情况的占34.2%。其中，近期主动学习育儿知识的祖父母，在照料幼儿过程中与子女有不一致的情况的比例为47.3%，而不主动学习的祖父母与子女间不一致的比例为25.0%，前者高于后者。本文认为越是认同自身应该主动学习科学育儿知识的祖辈，越会更加深度地融入育儿过程，在孙辈的教育上与子女产生不一致的情况会有所增加；而不认同自身也应该学习育儿知识的祖父母，在照料分工上更偏重于辅助育儿，一般对于儿女的育儿方式很少干涉，但是后面的分析也发现，较少的不一致也存在貌合神离的现象。

调查发现，与祖父母观念不一致的现象集中在女儿和儿媳的占51.9%，集中在儿子和女婿的仅有24.1%；对幼儿父母与男方或女方父母共同居住的类型对比发现，年轻夫妇与丈夫父母共同居住的，爷爷奶奶选择与其育儿观念不一致的主要为：儿媳占36.7%，儿子/媳妇共同占33.3%，儿子占到了26.7%；年轻夫妇与妻子父母共同居住的，外公外婆选择与其育儿观念不一致的主要为：女儿占62.5%，女婿占16.7%，女儿/女婿共同占8.3%。可见无论与哪方父母共同居住，幼儿母亲在育儿过程中投入的时间、精力以及干预程度都显著高于父亲，与祖辈在育儿观念上的不一致也更多，摩擦也会更多。与自己的父母居住，幼儿母亲与父母沟通更为直接，矛盾易化解；与男方父母居住，幼儿母亲通常会通过丈夫与公婆进行沟通，尽量减少正面冲突，但也由于不好直接与公婆沟通，易产生一些隐形的矛盾。

(二)育儿观念差异对代际间合作与冲突的影响

调查显示，当“幼儿父母用科学育儿知识来反对祖父母的育儿方式”时，祖辈选择“说明自己方法不对，按照子女的说法做”的占62.0%，“不愿意与子女有冲突，按照子女的说法做”的占24.1%。反之，当“幼儿父母在遇到长辈经验与自己看到的育儿知识不符合”时，父辈的做法为：“自己努力说服长辈接受”的占22.0%，“与配偶达成一致说服长辈接受”的占56.8%。可见，面对代际育儿观念的差异，幼儿父母多数采取的是主动与祖辈沟通的方式，但以父辈为主导式的合作育儿仍然占多数。

进一步分析发现，代际间育儿观念的不一致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这种不一致如果是正向的则会促进代际间养育的合作，如果是负向的则会引发更多冲突。从祖父母主动学习的情况来看，当子女用科学育儿方式反对自己的育儿方式时，主动学习育儿知识的祖父母选择“说明自己方法不对，按照子女的说法做”的占80.9%，“不愿意与子女有冲突，按照子女的说法做”的占8.5%。而很少主动学习的祖父母选择“说明自己方法不对，按照子女的说法做”的占52.2%，“不愿意与子女有冲突，按照子女的说法做”的占32.2%。

从数据可见，主动学习育儿知识的祖父母，或多或少会接触一些科学育儿知识及理念，当子女与自己沟通育儿方式时，更容易认可子女的观念。不主动学习科学育儿知识的祖父母，内心倾向于自己或同辈的育儿经验比例仍较高，当这些观念与子女的科学育儿观念不一致时，为避免冲突往往会选择按照子女的说法做，但外在的“妥协”与内心的“坚持”如不能最终达成一致，也会导致代际间矛盾的积压。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研究发现，在代际合作育儿已成为城市家庭育儿主流模式的当下，祖辈和父辈在科学育儿知识学习的态度和行为、关注的知识内容以及获取育儿知识的渠道等方面差异显著，这种差异如果处理不好容易产生代际间的矛盾和冲突。从实际情况来看，在城市家庭中以父辈为主的主导式育儿占多数，父辈会采取多种方式与祖辈积极沟通，祖辈多认同父辈的观念和做法。代际间对育儿知识的学习与运用沟通越频繁，越易达成统一的育儿观，也越有利于降低代际矛盾发生的比例。

我们同时也看到，代际合作育儿的家庭符合以往研究所指出的以父辈为主导管教育、以祖辈为辅助管生活的模式，从父母是子女的第一监护人来说，这种模式的形成对促进幼儿成长是有益处的，同时其与育儿知识的学习方式也互为影响。随着科学育儿知识传播渠道的多元化，特别是互联网对于育儿知识传播的深入影响，祖辈对于自身学习育儿知识的态度和行为也有了变化，尤其是有一定文化程度的祖辈，他们既有经验育儿的发言权，也加入到了科学育儿知识的学习中，在子女工作繁忙之时，承担了更多孙辈的社会性教育。

在科学育儿知识传播以“后喻文化”为主的时代，祖辈也较为依赖父辈为其传输科学育儿知识与观念，从家庭层面来看，父辈应增强与祖辈有关育儿知识的交流，为其拓展科学育儿知识获取渠道，也应该汲取祖辈经验育儿的科学之处。从社会层面来看，各方应结合城乡祖父母的文化素养、健康状况、育儿观念等现状开发适合他们学习的科学育儿内容和方式，增进他们对科学育儿知识的了解，使代际间育儿知识的交流和实践更为顺畅。如充分发挥社区、幼儿园、教育局、卫生局、保健院、妇联、社会组织等优势，联动开展一系列科学育儿知识进家庭的活动，以及通过网上各类平台传播科学育儿知识，增强广大幼儿父母和祖父母的科学育儿观念。

另外，代际合作育儿涉及很多内容，不仅包括育儿者的育儿观念是否一致，还包括家庭成员间的相处模式，如良好的夫妻关系、父辈与祖辈的关系、孙辈与祖辈的关系等。科学育儿知识的学习、育儿观念与实践统一的前提离不开上述各种良好家庭关系的建立。为此，全社会应倡导夫妻间共同学习育儿知识、共同育儿、共担家务；倡导父辈对祖辈的尊重、孝顺与理解，祖辈对子女的理解和支持；倡导家庭成员间的积极沟通。在传播科学育儿知识的同时，传播孝爱亲和，使科学育儿知识在服务广大家庭、促进幼儿健康成长的同时也可增进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促进代际间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