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超

(四川大学，四川 成都 610064)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传播学中一个相对年轻的研究分支，“性别与传播”议题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引发新闻传播学界的系统关注。以塔奇曼主编的《炉床与家庭：大众媒介中的女性形象》论文集出版为标志[1]，经过40多年的发展，这一分支逐渐在新闻传播学界崭露头角，并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

身处传播学与社会性别研究的交叉领域，尽管这一分支目前尚无统一的命名，但该分支研究的共通之处都是围绕“女性与性别”和“媒介与传播”这两组关键词来展开的[2]。有研究者指出，这一分支包含了“媒介与社会性别”和“性别与传播研究”两个方向[3]。理论主要来源于女性学和传播学两大学科：既从社会性别角度出发研究传播中的现象与本质，也通过传播理论和文化范式的研究解读社会性别议题[4]。总体而言，这些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三类：女性传播者、女性有关的传播内容和女性受众。

从“传播者”这一脉络来看，学界主要聚焦于女性新闻从业者在新闻机构中的地位。这类研究大致包括三个面向。第一个面向源于对女性传媒领导职务的关注。罗斯(Ross)的研究发现，无论是根据官方记协的统计，还是民间NGO组织的调查，在媒介组织内部担任领导职务的女性屈指可数[5]。在我国，1995年中国记协和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的《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现状与发展的调查报告》显示，广播电视机构中的女性新闻工作者只占37.3%，报社中的女性新闻工作者比例为27.5%，通讯社的女性新闻工作者比例为29.2%[6]。第二个面向是对女性角色的认识。一些研究发现，女性新闻工作者常常面临职业身份和性别身份的冲突。作为一名女性，常常要面临事业与家庭的平衡[7]。第三个面向是媒体中女性岗位设置的失衡。一些研究发现，在新闻报道的岗位配置上，男性几乎垄断了政治、财经、军事等领域的报道，女性往往被分配至教育、文化、育儿等次级领域[8]。

从传播内容的这一脉络出发，对各类媒介中女性形象和性别话语的解读和批判成为学界发力最多的领域。从传统的报纸、杂志、电影、电视剧再到网络新媒体，几乎所有的传播载体上的文本内容都被逐一检视[9]。一些研究者采用新闻生产社会学的路径，从媒介内容再现性别刻板印象和媒介机构再生产性别权力话语的双重视角出发，揭示了媒介性别暴力在建构性别观念文化方面的深层机制[10]。另一些研究者采用符号学、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理论批判媒介中的性别观念和性别秩序[11]。学者们常常发现，无论是在大众传媒的报道中，还是在影视作品的呈现中，女性常常处于“被窥视”的依附状态，往往被物化为审美的客体以满足父权文化和男权中心主义的需要[12]。媒介制造的图景中妇女常常缺位，而男性却占据着支配地位，文本的字里行间潜伏着隐蔽的男权中心意识。媒介打着形塑主流社会规范的旗号扭曲妇女形象，造成了妇女地位的边缘化和社会性别的“刻板化”“阶层化”“普遍歧视化”。在女性主义研究者和传播学批判学派研究者的合力介入下，这一脉络的研究带有浓厚的批判色彩[13]。

在受众研究一支，研究者们开始意识到，女性并不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和媒介消费者，而是主动性的媒介使用者。然而无论是戴维·莫利(David Morley)关于家庭电视收视的研究[14]，赫尔姆斯(Hermes)对荷兰妇女杂志读者的研究[15]，还是国内对流动家政女工的研究[16]，采用的都是深度访谈的质性方法。质性访谈的优势在于可以对女性的媒介使用经验和意义建构过程进行解释，但其瑕疵在于研究结论不具推广性，研究过程也难免会渗入主观性。于是，本研究采用定量的方法，沿袭受众研究这一支脉络，立足于日常生活经验，对妇女的媒介使用行为、媒介信任评价和媒介素养等问题进行实证调查，并试图探讨如下问题：在媒体融合的背景下，公众的媒介接触、媒介使用和媒介素养有何性别差异？不同性别公众媒介接触的内容和动因是什么？其对于媒介的信任和评价状况如何？当代女性的媒介素养呈现何种面貌？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男女媒介接触和使用习惯的差异，最早被广告和市场营销学领域的研究者所关注，因为用户的市场细分是发掘市场机会和开拓新市场的重要战略[17]。达利(Darley)和史密斯(Smith)研究发现，男性和女性在接触商品广告时的信息筛选机制不同。女性倾向于根据广告宣扬的外部特征进行购买决策，而男性倾向于采用启发法的方式进行分析推理判断再作决策[18]。从国内的情况来看，零点调查公司1998年的调查显示，女性接触媒介的动机主要为“娱乐消遣”，男性更注重新闻的实用价值[19]。尼亚孜于2002年在新疆的调查显示，经常收看娱乐节目的新疆少数民族女性占到40.46%，而收看科教类节目和生活常识类节目的少数民族女性分别只有24.76%和24.22%[20]。2012年中央电视台发起的第六次“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N=15854)同样显示，不同性别的观众在电视剧收视方面差异明显。女性和40岁以下青年偏好电视娱乐节目，而男性和学历较高的观众青睐新闻资讯节目[21]。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不同性别的受众在媒介接触的时间上存在显著差异。

H2：不同性别的受众在媒介关注的内容上存在显著差异。

在媒介接触的动机方面，国内外的许多研究表明，男女用户的主要差异存在于网络游戏和社会交往两个维度。比如乔伊纳(Joiner)等对501名大学生的调查显示，男生更多地使用互联网打游戏，而女生更多地使用网络聊天互动，女生尤其是在社会化媒体的使用频率上大于男生[22]。还有一些研究发现不同性别网民在社会化媒体使用中的差异：女性更倾向于使用社会化媒体维护既有关系[23]，而男性常常利用社会化媒体发展新的友谊[24]。女性比男性更频繁地在互联网上自我呈现与自我揭露(self-disclosure)[25]。国内方面，据卜卫对全国五城市3145名受众的调查显示，男性网民的互联网接触频率明显高于女性，在多数网络使用动机上男女并没有显著差异，但在网络游戏、查询娱乐信息等方面男女存在显著差异[26]。程芸娟对武汉两所高校研究生的调查显示，男生和女生在了解新闻、学习知识、打发时间、结交朋友等媒介使用动机上都不存在显著差异，只有在休闲娱乐和获取生活信息两个动机上存在差异[27]。周柳明对上海、武汉、西安三地496名大学生的调查显示，男生上网获取新闻资讯的比例多于女生，而女生上网聊天的比例又远远高于男生[28]。于是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不同性别的受众在媒介使用动机上存在显著差异。

“媒介信任”是指公众对媒体专业性的认知和评估程度。媒介信任既可以表征西方的“媒介可信度”评价，也可以理解为中国语境下的“传媒公信力”研究[29]。这种信任主要来源于“信源可信度”和“媒介可信度”两个方面。其中“信源可信度”是指信息的来源是否具有专业性和真实性[30]；而“媒介可信度”主要是指信息发送的媒介渠道是否值得信任[31]。本文主要从“媒介可信度”取向探讨男女受众对媒介信任程度的评价。过往研究仅仅把“性别”作为一个控制变量来探讨其对媒介公信力/可信度的影响。许多研究都显示，男性比女性对媒介信任程度更低。比如复旦大学一项针对全国九省市居民的调查显示，男性对电视的公信力评价较低[32]。另一项对湖北农村的调查同样显示，男性对电视、报纸、杂志的信任程度都显著低于女性[33]。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4：不同社会性别的人口在媒介信任上存在显著差异。

“媒介素养”理念发轫于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该理念的兴起最初源于西方学者对媒体传播不良文化的批判[34]，随后转向培养公众的自主思考和质疑能力，如今发展到重视公众主动的媒介参与行为[35]。国内最早对媒介素养教育的关注始于1997年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卜卫研究员发表的文章《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此后，国内的研究者陆续开始聚焦到这一研究领域。然而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媒介素养研究仍然存在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学生群体为主，多元群体缺乏的状况。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的媒介素养调查更是屈指可数。胡艳华等对726名石家庄中学生的调查显示，男女生在个人隐私保护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女生比男生更容易在网上上传个人照片，而男生在添加网络好友方面的权限设置又比女生宽松[36]。刘卫琴采用自编媒介素养调查问卷对苏州620名初中生的调查显示，男女生的媒介素养评分并不存在显著差异[37]。宋夕对重庆800名大学生的调查显示，不同性别的学生在信息查询能力、信息核实能力、信息辨识能力、不良信息抵制能力、信息生产能力和公共事务参与能力等维度上都存在显著差异[38]。这种研究结论的不一致或许是由于样本的原因，或许是源于题项设计的差异，但都说明了进一步检视不同性别人口媒介素养现状的必要性。鉴于此，本文提出一个理论假设：

理论假设1：不同性别人口的媒介素养存在显著差异。

尽管媒介素养的概念并没有一个完全一致的定义，但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媒介素养必须包含获取、分析、评估、创作四个基本维度[39-40]。于是这一理论假设可以被进一步细化为四个具体的研究假设：

H5：不同性别人口的媒介获取能力具有显著差异。

H6：不同性别人口的媒介分析能力具有显著差异。

H7：不同性别人口的媒介评估能力具有显著差异。

H8：不同性别人口的媒介创作能力具有显著差异。

三、研究设计与变量测量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我国典型的西部省份——四川省作为调查地点。样本的选择标准为14岁以上的城乡居民。调查采用多阶段配额抽样法，首先确立了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川中5个地区为一级样本；其次，在每个地区选择两个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市级城市，总共选择了10个城市构成了二级样本(1)具体的城市分别为：川东地区选取了达州市和广安市，川西地区选取了凉山彝族自治州和雅安市，川南地区选择了宜宾市和乐山市，川北地区选择了遂宁市和南充市，川中地区选择了成都市和绵阳市。，接下来，在省会城市随机抽取5个社区，并在剩余9个地级市市政府所在地随机抽取一个社区，在9个地级市所辖中等发展县的县政府所在地随机抽取一个社区，并在该县所辖中等发展乡镇中随机抽取一个村，这些样本最终构成三级样本。由12名经过培训的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担任访问员，前后两次进行了实地调查。第一次发放问卷1200份，剔除废卷后得到有效问卷1058份；第二次发放问卷2000份，经整理得到有效问卷1704份，两次共得到有效问卷2762份，有效回收率约为86%。全部样本中共有1284名男性受访者(46.5%)，1478名女性受访者(53.5%)。

(二)变量测量

在常规的人口统计学变量中，性别(男=1，女=0)和民族(1=汉族，0=其他)为二分变量，年龄和收入为受访者自填的数值型变量。学历方面，本文将各项受教育程度转化为数值型变量，具体为小学=6，初中=9，高中=12，大专=15，本科=16，硕士及以上=19。

与本研究直接相关的核心变量主要包括媒介接触频率、信息关注类型、媒介接触动机、媒介可信度评价和媒介素养。

媒介接触频率。问卷题项中询问受访者平均每天使用报纸、电视、广播、杂志、电脑和手机的时长。选项从0分钟到5小时以上。

信息关注类型。询问受访者对国内时政、经济新闻、文化娱乐、社会民生、体育新闻、教育新闻、科技新闻等各类新闻的关注程度。选项采用李克特量表，从1到5分别代表“从不关注”到“非常关注”。

媒介接触动机。询问受访者使用媒介的主要目的，包括了解新闻、学习知识、休闲娱乐、人际社交、购物消费、获取实用信息几项，选项采用李克特量表，从1到5分别代表“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

媒介可信度评价。媒介可信度评价的测量方式包括“绝对可信度评价”和“相对可信度评价”两种。其中“相对可信度”的测量方式为“如果您发现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在同一件事情上的报道是相互矛盾的，您最倾向于相信哪一种媒体的报道”。而“绝对可信度”测量的问题为“如果100分为满分，60分为及格分，那么您觉得下面各种媒介的可信度分别可以打多少分”[41]。本研究采用的是“绝对可信度”的评价方式，对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的可信度进行打分，得到六个数值型变量。

本研究中最重要的变量为“媒介素养”。前述文献提到，尽管媒介素养的议题引发了学界的极大兴趣，但多数学者的研究还停留在思辨的范畴，实证研究屈指可数[42]。一些学者认为，媒介素养实证研究匮乏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测量的困难[43-44]。目前国内对媒介素养的测量主要都是通过单一题项进行考察的，尚未出现系统的媒介素养测量指标。针对此种情况，本研究结合国内实际制定了具有现实操作性的媒介素养量表。具体的量表编制过程如下：

第一步是根据前期文献检索和访谈确定了初测问卷的维度和题项。随后请2位新闻与传播学教授、10位新闻与传播学的硕士研究生对项目进行评价。评价的主要方面包括题项表述是否清晰明确，是否存在歧义等。最后根据评价结果和修改意见，对部分题项进行了调整、修改和替换，保留了16个题项(见表1)。

第二步是选取第一次发放收集的1058份问卷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对问卷的16个项目进行Bartlett球形检验，KMO=0.819，p<0.001达到显著水平，表明数据适合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以主成分因子分析法提取因子，共得到4个因子。以方差最大法对因子矩阵进行正交旋转，旋转后的各项目负荷都高于0.5，根据维度所包含项目的意义对构成媒介素养的四个因素进行命名，第一个因子命名为“创造能力”(Cronbach’s α=0.801)，第二个因子命名为“分析选择”(Cronbach’s α=0.682)，第三个因子命名为“获取能力”(Cronbach’s α=0.674)，第四个因子命名为“评估能力”(Cronbach’s α=0.664)。各因子的具体条目构成见表1。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的信度检验显示，四个因子的内部一致性系数都在0.66～0.80之间，说明该量表总体上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和稳定性。

最后选取第二次问卷发放所得的1704份有效问卷，用amos17.0软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对探索性因素分析中抽取的因素结构进行验证。检验结果显示，χ2/df为4.03，RMSEA为0.042，NFI为0.939，RFI为0.926，IFI为0.954，CFI为0.971，GFI为0.971，各种拟合指数都达到了理想标准，说明模型对数据拟合良好，自编的媒介素养量表具有良好的建构效度。

表1 媒介素养各维度的具体题项分布

四、研究发现

(一)媒介接触时长的基本现状与性别差异

表2对不同性别受访者的媒介接触频率进行了展示。一方面，从总体的媒介接触时长来看，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公众，都呈现出手机>电脑>电视>杂志>广播的特征。由此可以看出新兴媒体带给公众的影响远远胜过传统媒体。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媒介接触类型上，不同性别用户在报纸、电脑和手机的使用频率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男性接触报纸的时间(M男=1.67)大于女性(M女=1.50)，女性接触手机的频率(M女=5.67)略高于男性(M男=5.37)，男性使用电脑的时间(M男=4.78)略高于女性(M女=4.21)。因此研究假设H1得到部分支持。

表2 不同性别受众的媒介接触时长

(二)信息关注类型上的基本现状与性别差异

在信息关注类型上，我们按照总—分—总的方式来分析。首先，从受众对各类信息关注的强度来看，除了女性对体育新闻关注度较弱之外，男女受众对所有类型信息的关注程度都超过了2.5分的均值(详见表3)，这说明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受众都有强烈的信息需求。

其次，从性别细分的视角来看，男性受众对各类信息关注度的排序依次为：国内时政>国际时政>社会民生>经济新闻>体育新闻>养生旅游生活资讯>教育新闻>文化娱乐；女性受众对各类信息的关注度排序依次为养生旅游等生活资讯>文化娱乐>社会民生>国内时政>教育新闻>国际时政>经济新闻>科技新闻>体育新闻。从这个关注序列来看，男性将时政、经济新闻置于关注重点，对文化娱乐和养生旅游等信息关注度较低，而女性则偏重娱乐休闲等轻松性话题，反而将科技、体育新闻置于关注链末端。

接下来我们聚焦不同性别受众在信息关注类型上存在的差异。其中男性比女性更关注时政新闻，这一点无论在国内时政(M男=3.73，M女=3.21)还是国际时政(M男=3.43，M女=2.90)的节目关注度上都有明显体现。此外，男性受众在经济新闻、社会新闻、体育新闻、科技新闻等“硬新闻”的关注度上都高于女性，而女性则在文化娱乐新闻的关注度(M女=3.31)上高于男性(M男=2.89)；在养生旅游美食资讯的关注度上也超过男性(M女=3.54，M男=2.97)。由此研究假设H2得到部分支持。

表3 不同性别用户的信息关注类型

(三)媒介使用动机的基本现状与性别差异

在媒介的使用动机方面，研究显示男女受众在“聊天社交”“休闲娱乐”“获取实用信息”等三个指标上存在显著差异(见表4)。其中男性用户“获取实用信息”的动机(M男=2.86)高于女性(M女=2.76)，而女性受众“休闲娱乐”和“聊天社交”的需求(分别为M女=3.22，M女=2.51)远远大于男性(分别为M男=2.86，M男=2.27)。研究假设H3得到部分支持。男女受众在媒介使用动机上的差异进一步支持了两者在信息关注类型上的差别。前述研究表明，男性更加关注国内外时政新闻和经济类信息，而女性则更关注养生、旅游、娱乐等资讯。这说明媒介接触类型和媒介接触动机具有密切联系。

表4 不同性别受众的媒介使用动机

(四)媒介可信度评价方面的基本现状与性别差异

在媒介可信度评价方面，总体而言，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认为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可信度高于互联网(见表5)。从不同社会性别的差异来看，差异只在“电视可信度”和“杂志可信度”两个指标上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女性对电视(M女=80.37)和杂志(M女=63.41)的信任程度都高于男性(M男=78.34，M男=61.25)，因此研究假设H4得到部分支持。

表5 不同性别受众的媒介可信度评价

(五)媒介素养各维度的基本现状和性别差异

表6 不同性别受众在媒介素养各维度上的差异

表6显示，在媒介素养的四个维度上，不同性别公众在“获取能力”“分析能力”“创造能力”三个维度上的差异都具有统计学意义。研究假设H5、H6、H8得到支持。具体而言，男性的“获取能力”(M男=13.53)大于女性(M女=12.88)，对媒介信息的分析能力(M男=12.45)也高于女性(M女=11.78)，创造能力方面(M男=12.06)也略高于女性(M女=11.69)。因此研究假设H5、H6、H8得到支持。

五、结论与讨论

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在“妇女与环境”子目标中明确提出，要“提高妇女运用媒体获取知识和信息的能力。为妇女接触、学习和运用大众媒体提供条件和机会。支持和促进边远农村和贫困、流动、残疾等妇女使用媒体和通信传播技术”。然而揆诸现实，在社会性别研究视域中，传媒与妇女/性别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同样在传播学界的实证研究中，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尽管国内的受众调查都把“性别”作为人口特征的基本变量纳入问卷，但很少有研究在意女性受众的认知、态度，更鲜有人关注受众心理与行为中的性别特点和差异[45]。鉴于这种现状，本文从“性别与传播”视角出发，探讨了不同性别公众的媒介接触、媒介信任和媒介素养状况，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发现和核心结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性别市场细分”到“内容市场细分”：找准传媒的市场定位

本研究发现，身处媒体融合时代，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公众对新媒体的接触使用频率已经远远高于传统媒体，这与现实生活中传统媒体广告份额“断崖式下滑”的整体趋势高度一致。男女用户对传统媒体一致的“冷淡”态度提示传媒管理者在进行媒体转型探索中，仅仅采用“性别市场细分”的策略是远远不够的。那么传媒未来的发展规划应该从何维度入手呢？本研究进一步观察发现，男性和女性用户媒介接触时间的差异或许可以从媒介使用动机和信息关注类型中找到部分解释：男性倾向于使用媒介“获取实用信息”，而女性更多地使用媒介进行“休闲娱乐”和“聊天社交”。而在信息关注的类型方面，男性更偏好体育、时政、经济、科技类“硬新闻”，女性则更加关注娱乐、旅游、养生等轻松类话题。这就说明，资讯类型的细分才是传统媒体转型发展的重点。当然，这种信息类型的细分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选题和策划上的开拓丰富，要不断开发能够满足不同受众个性化、差异化需求的节目/报道；另一方面是在用户体验上的创新升级。比如研究发现女性使用媒介的动机重在“休闲娱乐”和“聊天社交”，那么在媒介渠道、载体的设计上如何保证界面友好、使用便捷、成本可控才能有利于公众“休闲娱乐”，这些都是传媒管理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二)发挥传统媒体公信力强的比较优势，增加用户黏性和媒介依赖

本研究发现，在媒介可信度评价方面，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认为传统媒体的可信度高于新媒体。这也提示传媒管理者应该充分珍视和呵护好传统媒体的公信力优势。在大数据、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当下，在同新兴媒体的激烈竞争中，传统媒体虽然在技术上略逊一筹，但其多年积淀的公信力优势并未泯灭，反而成为其转型发展的“比较优势”。那么如何发挥传统媒体公信力的“比较优势”呢？本研究发现，不同性别人口对媒介可信度的评价，或许可以从信息关注类型和媒介接触渠道的差异中找到部分解释。女性对文化娱乐新闻和养生、旅游、美食资讯的关注度远远高于男性，而电视往往是传递娱乐资讯的重要渠道，因此这也就不难解释女性对电视可信度评价较高的结论。也就是说，公众对传递某种信息的媒介关注越多，就越容易对其可信度产生较高评价。这项发现与前人的研究基本一致。在西方媒介可信度的研究历程中，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媒介接触频率可以正向预测媒介可信度评价[46]。亦即是说，受众对媒介接触越多，对其信任程度也越高。后来有研究者进一步发现，除了“媒介接触频率”之外，“媒介依赖”也是影响媒介可信度评价的重要变量[47]。这些研究都表明，增加受众/用户对媒介的关注和依赖可以进一步巩固传统媒体的公信力优势。

(三)重视后天的媒介使用习惯，消弭媒介素养性别差异

研究显示，不同性别人口的媒介素养存在着显著差异。其中男性在媒介素养的“获取能力”“分析能力”“创造能力”三个维度的表现上均优于女性。既有的研究表明，不同性别民众之所以在媒介使用上存在差异，主要源自先天的生理差异和后天的媒介接触习惯。一方面，男女之间大脑形态结构的不同决定了其对信息的认知方式存在一定差异。一些研究神经科学的专家发现，男性大脑中的杏仁核会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大，女性大脑中的海马体会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大[48]。正是由于大脑结构的差异，心理学家发现，男性通常易采取系统化的思维模式，长于分析提炼，而女性则更容易产生共情体验[49]。另一方面，许多研究也表明，男性和女性后天的媒介接触习惯也存在着显著差异[50]。正如本文研究发现所观察到的状况：在信息偏好方面女性更青睐休闲娱乐类软新闻，而男性更偏好时政、经济类“硬新闻”；在媒介接触类型方面，男性对报纸等长于深度报道的媒介接触频率更高，而女性对手机、电视等媒介的使用更频繁。这些研究发现提示我们，虽然先天的生理结构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重视后天的媒介使用习惯。这是因为媒介素养的习得是一个主观能动性发挥的过程，如果自身平时注重知识的获取、管理和利用，就会逐渐提升媒介素养[51]。因此，只有合理地规划媒介使用计划，科学地塑造媒介使用习惯，才会逐渐消弭男女之间媒介素养的差距。

六、结语

有学者曾指出，媒介素养教育是一种挑战现有社会秩序及意识形态的重要学术实践活动，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媒介素养教育作为社会性别倡导的战略价值。从各阶层妇女的媒介使用经验出发，讨论什么是增加妇女权利的信息交流渠道和形式手段，这才是建构发展媒介素养知识并用于行动的前提[52]。从这个角度来讲，本研究的意义在于呈现了女性的媒介使用经验和媒介素养特征，为下一步的参与式传播和行动的知识建构提供了实践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