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迎忠 付阳 张天艺

全球治理语境下，“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国际话语体系的重要一环，分析其国际舆情对建构完善的对外传播体系与良好的国家形象有战略意义。本文选取英、美三家主流媒体2013年10月以来涉“一带一路”的新闻报道，运用话语分析与框架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以揭示西方媒体涉华报道的规律及其构建的中国形象。研究发现，西方媒体在报道“一带一路”议题时基本遵循了新闻报道的客观性规律，但仍存在较多偏见和误解。文章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以受众为中心，确立跨文化的全球视角，扩大传播主体和对象、优化内容、扩展渠道等建议。

一、选题与研究设计

近年来，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提出了一系列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新倡议、新方案。作为推动全球治理改革“中国方案”的“一带一路”倡议虽然得到了沿线众多国家的积极响应，但在西方舆论中褒贬不一，值得深思。因此，如何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改善中国国际形象，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与感召力，是我国对外传播的重要课题。

本研究选取英国《卫报》、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三家西方主流媒体，通过三家媒体官网自带搜索功能，以及谷歌网页搜索功能，将关键词设定为“Silk Road”“One Belt One Road”以及“Belt and Road”，搜索2013年10月至2018年3月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新闻报道。经过筛选和过滤，最终确定了三家媒体各25篇、共计75篇作为研究样本。采用案例研究与框架分析的方法，从报道数量、报道类型、报道主题、语境修辞、消息来源以及立场倾向等多种角度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把握新闻报道背后的立场，以期发现“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声音传播与中国形象建构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

二、外媒涉“一带一路”报道的内容分析

（一）报道框架分析

1. 报道类型

本文选取的三家媒体新闻报道类型大致分为特写、评论和深度报道三类。《卫报》对“一带一路”报道的体裁主要为特写和深度报道，特写有12篇，占比48%；《纽约时报》则更注重深度报道，共有15篇，占总数的60%；《华盛顿邮报》深度报道和评论的数量分别为14篇和9篇，特写仅有2篇。

三家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和行动大多以特写和深度报道展现。《卫报》相比于其他两家媒体而言，更多以特写的形式告诉读者有关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对“一带一路”的反应，以及各国官员应对的措施，篇幅较长，通过引用多个领域、不同行业人士的言论，来构建受众对相关新闻事件的认知。如2017年5月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卫报》主要的新闻处理策略是简要介绍会议，引用参会国家代表或西方大国相关专家、官员的话语解释他们参加与否的原因。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主观倾向，但特写的性质还是保证了新闻事实的客观性。

《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在其深度报道中都将新闻事实与“一带一路”的构建形式和背景信息结合起来，将它们放入一个特定的现实环境中，使读者更加具体地认知事件。如2018年1月《纽约时报》发表的《柬埔寨发现房地产业的新目标——中国投资者》一文，通过报道有中国企业参与的开发项目和楼盘现状，配上“写着汉语和高棉语的巨大广告牌”等描述性文字，深刻展现了中国的投资对柬埔寨的影响。两家媒体的深度报道注重在宏观的国际关系背景下，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现状和背景进行多维度分析，大量运用分析性文本报道国际社会的不同反应和评价，呈现出各方的态度。不同点在于，《纽约时报》更喜欢将“一带一路”置于政治的环境中，考察它与中国政治制度及现状的关系。而《华盛顿邮报》则更多将其置于整个国际形势中分析。

2.报道标题

标题是新闻报道最直观的展示，能够通过简练的语言迅速建构出新闻的主要框架。梵迪克提到，在新闻话语中，标题与导语一起构成了“总结”，表达了新闻文本内容的中心思想。①通过对本文选取的三家媒体的代表性标题进行分析发现，三者的标题主语主要为中国及中国领导人，也有部分主语为英国、美国或者具体人名，如前英国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等，宾语主要为“一带一路”倡议、新丝绸之路等等。《纽约时报》的标题注重定义中国及其“一带一路”倡议，主要定义为建立“新经济秩序”“地缘政治”等，并配以“雄心勃勃”（ambitious）、“警惕”（wary）等形容词加以描述。《华盛顿邮报》同样运用不同词性结合方式，展现中国的野心和其他国家的不安，具有明显的语义倾向。同时，《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在标题中常将中国与美国进行对比，突出了中美两国之间的竞争关系。

3.报道主题

笔者将研究样本按报道主题划分为四大部分：中国的海外投资及合作、各国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和行动、“一带一路”的意图和挑战、中国决策和相关会议。

三家媒体都注重分析“一带一路”的意图和挑战，《卫报》占比40%，《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均占比52%，其次是关注中国的海外投资和合作，而对于中国决策和相关会议的报道最少。

在“一带一路”的意图和挑战方面，三家媒体通过深度报道或评论深入分析“一带一路”为中国带来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和全球领导者地位，多数报道提到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并非单纯为了经济利益，更多的是通过投资间接控制沿线国家，打败竞争者美国，建立新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在国际上掌握話语权和领导地位；同时，三家媒体也质疑“一带一路”的确切成效，分析其在推行过程中带来的国际安全局势、民族冲突等挑战，《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对这方面的报道尤为侧重。

值得注意的是，三家媒体在分析中国的意图和政治意义时，常会将其与美国进行比较：在政策上，将“一带一路”倡议类比为二战后美国对西欧各国进行的经济援助计划“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在政治地位上，将中国与美国的全球领导者地位类同；在领导人上，分析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差别，认为特朗普正带着美国走向衰落，而习近平则在推动中国成为超级大国。

（二）报道议题的话语分析

1.消息来源

三家媒体的报道主要为原创，但也有来源于通讯社的报道。《纽约时报》引用的通讯社主要为路透社，《华盛顿邮报》主要为美联社和彭博社。通讯社的报道以特写为主，介绍解释“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综合性议题。彭博社作为商业、金融信息和财经资讯的提供商，更注重运用数据进行财经商业领域的分析。

从信源上看，新闻报道引用的消息来源主要为中外相关的专家教授、政府官员、企业管理层以及普通民众。报道可以通过选取引用不同人的话语进行议程设置，建构他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总体认知，影响读者对事件的看法。

2.语境修辞

美国学者霍尔曾经总结福柯的理论指出：“话语是指涉或建构某种特定话题之知识的方式：亦即一系列观念、形象和实践，它提供了人们谈论特定话题、社会活动及社会中制度层面的方式、知识形式，并关联特定话题、社会活动和制度层面来引导人们。”②在新闻文本中，即使作者没有明确表达出自己的观点，也能通过设立语境、修改修辞来影响人们对事件的认知。

在描述信源上，三家媒体通常运用“said”“according to”“announced”等陈述性词汇，以展现客观性。大多数报道广泛提及了“一带一路”1000亿美元的投资金额，并用“huge”“massive”等表示巨大的词形容其规模巨大和覆盖面广泛。应用最广泛的关键词是“雄心勃勃的”（ambitious），《华盛顿邮報》的25篇报道中，这个词出现了12次，《纽约时报》出现6次，《卫报》5次。与“雄心勃勃”相对应的还有“野心勃勃的”（aggressive），同样在报道中常被提及。一般来说，“ambitious”一词在英语语境中并没有贬义的意思，但“aggressive”在日常的应用中则相对为贬义。两者的语义要放入到特定的语境中来分析，如果上下文多描述中国“一带一路”的负面评价，则倾向于贬义。

除此之外，三家西方媒体十分重视中国媒体和企业的属性，引用《中国日报》、《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官方媒体，或者报道中国企业时，会注重强调“官方控制的”（state-controlled）“，国营的”（state-owned）。《卫报》于2017年5月发布的《世界上最大的建筑项目旨在复兴中国》中，直接在《人民日报》前面冠上“共产党的官方喉舌”（Communist partys official mouthpiece）的头衔，强烈表明信源的官方身份。

三家媒体还通过直接运用英文缩写谐音设置语境以构建负面的新闻框架，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讽刺，而报道中使用“担忧”（concern；wary）、“怀疑”（skeptical）等词与“赞同”（endorse）、“支持”（support）相结合展现了报道的多元性。总体而言，三家媒体设立的语境有好有坏，以中立为主，但依然没有摆脱报道中国事件的传统框架，即在文本中隐喻政治对立等，负面报道依旧普遍。

3.立场倾向

媒体的立场倾向一般分为正面、客观和负面。实际上“负面报道和负面新闻是两种不同的概念”。③本文将立场倾向分为三个方面：正面、负面、无倾向。其中，无倾向报道中也可能包含负面新闻，如果媒体能客观、公正地看待负面事件，也归为无倾向报道。

经过对75篇报道的整理分析发现，三家媒体以无倾向型客观报道为主，《卫报》为14篇，《纽约时报》为12篇，《华盛顿邮报》为15篇。正面报道都肯定了中国“一带一路”对世界和各国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呈现了中国企业的高效率和突出的业绩。也有报道将“一带一路”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措施联系起来，展现大国担当。负面性则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表现。

（1）与政治体制联系

三家媒体对“一带一路”进行报道的同时，加之相关历史和其他中国议题进行重构是建立舆情框架的一大手段。由于意识形态不同，西方媒体总是会联想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属性，并将事件的背景和动机等与此联系起来，甚至不可避免地谈到了中国的内政、民族冲突和矛盾、腐败等问题，其报道充满了西方价值观色彩，使受众对“一带一路”产生认知偏差，加强他们对中国的偏见与隔阂，对中国形象产生负面影响。

（2）扩大负面争议，引发担忧

新闻报道通过大篇幅介绍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范围内引发的争议和担忧，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的负面观感。三家媒体报道的主要负面争议为：“一带一路”仅对中国经济有利；“一带一路”是为间接控制各国政治，或为中国在国际组织中赢取投票的票数等。

（3）通过引用来发表观点

引用话语能够增强文章可信度，并让读者接受这种“权威”的观点，这也是西方媒体主要的报道手段。通过直接引语或间接引语，作者能够在保持新闻客观性的同时对中国及其“一带一路”倡议进行评价，实现新闻框架和中国形象的建构。

整体来看，三家媒体对中国“一带一路”的多数报道保持了真实、客观和公正原则，但是报道中也贯穿了西方的价值观念，负面报道中则尤为明显。

（三）报道对比

1.报道框架对比

三家外媒都注重对中国“一带一路”议题的报道和分析，政府和媒体对中英、中美的双边关系也表现出了重视。《卫报》更倾向于关注中英双方的交流现状，多以简要客观的标题、新闻特写的形式，展现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中国对英国的基础建设投资议题，站在英国的角度看待“一带一路”。而《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则善用以评论式标题、深度报道和评论的形式深入探讨“一带一路”政策。三家媒体也有不变的主题，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发展背后的“中国崛起”。它们都对中国的崛起表现出了担忧，但是以《卫报》为代表的英国媒体还是将焦点集中在中国可能对世界的经济、能源、环境等方面造成的影响；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为代表的美国媒体则将中国与美国、习近平与特朗普进行比较，视中国为最重要的对手，认为中国将挑战美国的地位，分析中国可能给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带来的影响。

2.议题话语对比

在议题话语上，三者的报道有很大的共通之处：转发文章的消息来源主要为路透社、美联社和彭博社，其中《纽约时报》更倾向于路透社，《华盛顿邮报》倾向于美联社和彭博社，《卫报》并无明显倾向。它们都善于运用形容词、名词和动词等不同词性来设立语境，从而影响受众的认知。不同的是，《卫报》对词语、修辞的运用更加大胆，《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相对来说比较中规中矩。

3.立場倾向对比

三家媒体的立场倾向类似，在遵循新闻规律的同时，带有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来报道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卫报》的立场倾向更趋于两个极端。75篇新闻报道中，对中国报道最正面的和最负面的均来自于《卫报》，这可以窥视出英国媒体、官方及民间对中国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复杂心态：一方面想积极合作，一方面有很大顾虑和偏见。《华盛顿邮报》比《纽约时报》更加注重政治立场，着重于中国的意识形态，政治色彩明显。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形象建构的问题与对策

（一）西方媒体所构建的中国形象

1. 经济形象

西方媒体和民间广泛认可中国经济大国的地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常被西方媒体与世界第一的美国进行对比，多数媒体认为中国经济在不断增长，而美国则面临衰退危机。在这种经济形象下，中国被赋予了“富有”（rich），“慷慨”（generous）等标签，“一带一路”倡议使这些标签得以强化。与此同时，中国逐年下降的GDP增长率成为西方媒体的一大议题，它们认为中国经济具有不确定性，可能面临下滑的危机。因此，西方媒体建构的中国经济形象以正面为主，但不乏质疑之声。

2. 政治形象

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的相关议题中普遍提到，中国是日益崛起的大国，正充当着全球领导者的角色。中国致力于谋求更多的国际话语权，增强国际影响力。总体来说，中国的政治形象呈好转趋势，西方媒体面对中国议题时不再强调“中国威胁论”或者“妖魔化”中国，而是呈现了一个立体、多感的中国形象。

3. 文化形象

在文化上，西方媒体塑造的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大国”，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文化盛行的国度，中国的古代和现代形象存在很大的冲突。从古代来看，中国对西方媒体和民众最大的吸引力在于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主要包括功夫、中医等。中国的现代流行歌曲、影视作品未能实现强有力的文化输出，在世界现代文化中的地位偏低，与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动漫和韩国的文创产品难以相提并论。在这种消极、弱小的传播形势下，西方媒体构建的是一个“刻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象，它们普遍将中国的文化与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并作出负面的评价。

4. 外交形象

外媒眼中的中国外交形象是强硬而又自信的。外媒认为，自信体现在中国面对国际议题和质疑时有了越来越开放的大国心态，外交部发言人的言论越来越强硬。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军事新闻时突出了中国的南海争端以及南海岛屿的建设，使外界对中国的军事和外交作出负面的评价。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建构中国形象的对策建议

建构良好的中国形象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具有战略性意义，而目前我国的国际传播仍处于相对被动的状态，国际话语权空间有限，我国的国际形象主要为西方主流媒体所塑造。即使中国媒体能主动“发声”，但由于运用对外传播技巧的能力生疏，且没能充分利用多种形态的传播平台，导致传播效果有限。

第一，扩大对外传播的主体和对象。目前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主要依靠于传统官方媒体，目标受众虽然是国外广大民众、媒体、企业等，但实际传播对象可能仅仅局限于较小范围。中国需要建立更加完善、明确的对外传播体系，充分调动国内其他媒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西方媒体，加强媒体的交流与合作，充分运用外国媒体驻华记者的发声渠道，增加传播主体，实现对外传播的“大合唱”，让中国声音贴近国外广大民众。

第二，优化传播内容。现有的对外传播内容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文字稿大同小异，宣传片内容空泛，共情能力弱。对外传播必须具有针对性，根据不同传播受众确定不同的传播内容，在保持我国主旋律的同时，契合当地历史、文化，贴近当地民众生活，引发共鸣。

第三，扩宽传播渠道，充分运用不同媒介形态。应该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对外传播，如开设社交媒体平台账号并结合全球热点进行日常运营；开办相关专题网站，打开外国民众了解中国、了解“一带一路”的窗口；拍摄宣传视频，体现人文关怀等。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也是重要手段，通过影视作品、流行歌曲等文化产品的软输出，形成“中国智造”和“中国创造”，配以成熟的商业体系进行对外输出，这样有利于塑造充满活力、积极向上的中国形象，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增强中国在世界中的话语权。

总之，我们应当更新对外传播理念，完善对外传播实践，以受众为中心，确立跨文化的全球视角，扩大传播主体和对象、优化内容、扩展渠道，以此全面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本文系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招标课题“新时代全球治理中的中国声音与中国形象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7ZDA18）

「注释」

①丁和根：《梵·迪克新闻话语结构理论述评》，《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②周宪：《福柯话语理论批判》，《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1期。

③殷玉倩：《英美主流媒体如何报道中国——从框架理论看〈卫报〉与〈纽约时报〉涉华报道》，《世界传媒产业评论》2008年第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