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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饮茶习俗与茶艺传播发展研究

2019-11-02王美艳张宇轩

艺术与设计·理论 2019年10期
关键词:茶碗茶器饮茶

王美艳,张宇轩

(武汉理工大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武汉 430070)

中国是茶的故乡,唐代茶文化的兴盛与发展,在中国饮茶史上可谓是起了里程碑的作用。唐代之前世人对茶的态度褒贬不一,由于唐代开明的政策和空前繁荣的社会体系,茶事的发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唐代社会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上,都对茶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唐代完备的饮茶体系对后世的茶道、茶具等文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茶本身作为一种天然饮品,益处多多,有延年益寿的功效,被人所接纳得以传承,唐代繁荣的商业和人流量的密集为茶的传播提供了基础条件,使茶生活成了各个社会阶层必不可少的部分。

一、茶的传播与人口的增长紧密相关

由于唐代商业较前期历史更为繁荣,加上唐代官吏跨地域的任命与委派,同时宗教人员、商人、使者等的频繁跨地域活动,导致人口流动性增大,驿站、驿马、驿船的大幅度增加即是人口流动增加的体现。各个阶层的用人需求,使得人口大规模向大城市汇聚,这一趋势是城市文化经济活力的重要指征。巨大的消费市场和官府相对开明的政策,使唐代都市的人口凝聚力持续增加,在唐玄宗统治时期达到了巅峰。唐代长安、洛阳、广州、扬州等城市都成为繁华的人口密集的大都市,其中长安甚至成为人口过百万的国际大都会。同理,14世纪到17世纪日本城市人口的上升和18至19世纪英国城市人口的增长,这些人口剧增的地区,在其特定历史时期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沸水与茶的结合在他们的饮食中被广泛推行开来。

2015年巩义市发掘了一座晚唐墓葬,墓主人为张氏夫人,所葬年份为832年,距离陆羽逝世仅仅28年。考古人员从中清理出一个瓷塑“陆羽煮茶唐三彩”(图1)。该瓷塑人像、底座、茶釜(即茶锅)都装饰着黄绿釉,炉鍑则装饰褐釉,与日常生活常用器具酱缸的颜色一致。该墓等级较低,仅4平方米大小,里面的其它器物包括两组茶器制作得也比较简单粗糙。陆羽的体量偏小,炉鍑的体量偏大,比例上的不协调,衬托得炉鍑巨大。陆羽头戴绿色襥头,身着唐代男性的常见服饰“窄袖圆领长衫”。陆羽右手拿着瓢,左手放在左腿上,上身略朝前倾,神情专注于煮茶。这件瓷塑旁边有唐三彩茶具2套,共25件茶具,等级如此低的墓葬都有如此多的茶具,证明了当时的茶事活动非常普及。唐代茶商更是崇拜陆羽塑像并加以供奉,以茶水浇淋陆羽像,象征着茶商的财运亨通。

二、作为唐代重要公共空间的佛教寺庙促进了茶艺的传播

佛教的发展促进了饮茶习俗在唐代的传播,这可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方面是因为僧人诵经、写经、译经,时间较长,容易疲倦,通过饮茶可以提神聚气,促进了佛教经书的读、写、译,有利于佛教在唐代疆域的迅速传播和发展。另外,为了供奉寺庙和高僧,人们不惜工本,聘请能工巧匠制作茶器,以及烹煮、享用茶的时候所需要的配套用具,例如熏炉等。皇家信徒虔诚地将最精美昂贵的金、银、瓷类茶器、供奉并敬献给佛教寺庙。再者,佛教寺庙的僧人因为自身有寺产和田地,也大量种茶、制茶,吸引了当时的知名文人前来试茶,禅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例如刘禹锡作为颇有影响力的文人士大夫,在其诗歌《西山兰若试茶歌》中记录了他到寺庙试茶的经历:“山僧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宛然为客振衣起,自傍芳丛摘鹰觜。斯须炒成满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骤雨松声入鼎来,白云满碗花徘徊。悠扬喷鼻宿酲散,清峭彻骨烦襟开。”①从这首诗歌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以下信息:僧人自己种地,茶是现摘现炒制的,而且用时较短,用金沙水泡茶。

“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②从封演的这段记录来看,学禅对推动唐代饮茶风俗的传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也因此滋生了早期的茶馆,为旅人烹茶卖茶。除了店铺外,也有挑担者在市场上卖茶,成为游动的卖茶小贩。其配备较为齐全,包括炭炉、茶壶、茶碗、木炭等一应俱全。

佛教的发展和饮茶习俗的推行密不可分。由于唐代佛教的兴盛,佛教高僧与居士对社会的影响力增加。随着佛教寺庙与世俗人等交往的增加。寺庙成为都市文化发展的重要公共空间,例如规模大一点的寺庙往往设置诗墙,让前来的诗人留下他们即兴创作的诗歌。同时寺庙也是重要的说书讲经的场所,为了让唐代民众更好地理解宗教教义和宗教故事,佛教寺庙会定期请高僧讲经说书,听者人数甚众,人们甚至视之为文娱生活的重要一部分。由于佛教影响力增强,寺庙和僧人种茶、制茶、喝茶,必然会带动和影响各阶层的人员,因此佛教和禅宗传播越快、影响力越大,茶艺和茶产业链的发展也相应地越迅猛。

图1 陆羽煮茶唐三彩,河南巩义市张氏夫人墓出土

三、茶艺为聚会雅集的重要媒介

文人士大夫、贵族与高僧经常雅集,茶饮是雅集的重要推手。摘茶、试茶、品茶、分享茶、进奉茶器等都是雅集的理由,雅集时诗文唱和与笔会催生了大量流传后世的诗歌、书法、绘画等艺术作品。历史上,由茶促成的都市文化活动比较多,艺术家和文人等往往热衷于以茶会友。

《唐人宫乐图》(图2)表现的是饮茶风气极为昌盛之时,晚唐嫔妃仕女雅集的场景。陆羽于此时期开始推崇煎茶法,相较于之前的煮茶法,煎茶法更符合茶性和茶理,也更有利于饮茶品位的提高,所以煎茶法迅速在文人雅士和宫廷贵族中传播开来。图中后宫女眷围绕着绷竹席的长方案而坐,其中四人演奏笙、古筝、琵琶与筚篥,侍女站立一侧击打拍板。右侧中间的一位女子拿着长柄茶杓,舀出茶汤分入茶碗,而她左手边的女子手拿茶碗入神地欣赏音乐,似乎忘记喝茶了。其他女子有的饮茶,有的摇扇,有的似乎在行酒令。从图中所绘内容,我们可以了解,茶汤的准备工作,如炙烤茶、碾碎茶、煎茶等过程应该由侍女们在别处完成,再将茶釜端到长方案上,然后舀入茶碗。

茶事与音乐演奏和欣赏的结合,是嫔妃仕女们的雅集派对。可以想象,她们也许还随着音乐吟诵诗歌,甚至自己现场创作诗歌。这种类型的雅集为她们略微沉闷的宫廷生活增添了生机和乐趣。品茗、奏乐等雅事,以传统雅文化元素为聚会核心内容。这样的雅集益处多多,例如正心、悦性、康体等。图中便于手持的圈足茶碗,承载着人物的雅韵。无形之雅韵,有形之茶器,借助有形之器,展现无形之韵。

化解信访矛盾的关键在于抓好源头治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切实依法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注重源头预防,夯实基层基础。”信访评议坚持防治结合,通过构建市镇村三级信访矛盾纠纷终结机制、延伸评议层级、困难群众帮扶救助等举措,预防和化解了矛盾,降低了信访工作成本,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促进了社会稳定与发展。

阎立本的《萧翼赚兰亭图》(图3)中,描绘了僧人以茶待客的情景,画面左下一胡须荏苒的长者和一童子在备茶,锅中水似沸腾状态,童子弯身作小心翼翼之态,准备为来此的客人奉茶。桌上还放有茶壶茶碗等茶具。可见,饮茶文化在唐朝极为兴盛,饮茶已成为日常生活所需,僧众不仅自饮,还以茶待客。

图2 《唐人宫乐图》,北宋年间摹本,绢本设色,纵48.5厘米,横70厘米,作者不详,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馆

图3 《萧翼赚兰亭图》唐 阎立本 绢本设色 横158厘米纵28厘米 辽宁博物馆藏

四、茶生活产业链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经济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茶的种植、制作、买卖,茶器的设计、制作和买卖,以及以茶为重要媒介的社会活动,所有这些极大地促进了都市经济文化的生命力。唐代“南方产茶区,有规模较大的经营型茶园,在收获季节往往需要大量劳动力采摘,属于季节性的劳动密集型经济作物,当地妇女也就成群结伙出来到茶园做佣工,但没有离开本乡。③”科举制度的发展促进了唐代的城市化进程,影响了大城市人口的数量和构成。人口的流动和聚集增加了对服务业和商业的需求。茶肆作为服务业的一部分,售卖茶叶与茶汤,供人休憩。其他娱乐业与服务业场所亦有茶的提供。茶的产业链渗透到唐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张骞出使西域之后,我国同外来文化的交流迎来了新纪元,唐朝受到大量外来文化的影响。在印尼下沉的黑石号沉船,里面有6万多件陶瓷用品,其中唐代长沙窑的茶器占了主体,包括茶壶、茶盏、茶碗等。黑石号沉船打捞上来的大量茶器,其中有5万件为茶碗。黑石号沉船的发掘说明了茶器和相关茶产业链的物品买卖是唐代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图4、图5)

陶瓷盛行的时代也掀起了文人对陶瓷的研究热潮。在唐代,人们生活惬意,有闲情逸致,自然喝茶就成为唐代人日常生活中消磨时间的一部分,故中国人在唐朝开始形成喝茶的习惯。根据相关文献得知,唐代茶具外部绘有梅、兰、竹、菊等元素,作为装饰,充分体现了唐代人对高雅情操的向往。

长沙窑和岳州窑的大额陶瓷茶器出口,证明了唐代地方窑厂有较大的制作规模和和较强的外贸能力、生产能力、艺术创作能力、外贸能力间接反映了唐代城市长沙和岳州等地区的繁荣。

图4 黑石号沉船打捞的唐代出口万字纹茶碗,长沙窑制作,现藏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

图5 黑石号沉船打捞的唐代出口茶碗,长沙窑制作,现藏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

图6 唐朝时期,葵口浅底白瓷碗,茶具,高4.3厘米、口径14.3厘米

中国虽然自神农氏以来既已开始饮茶,但在整个社会层面普及开来,是在唐代。中唐以后才有“茶”字,以往人们主要以“荼”字来指称茶,代表性茶书如陆羽的《茶经》问世,官府也开始征收茶税,茶马交易、茶马互市也成为国际贸易的重头戏。茶碗、茶盏、茶壶、茶杯、茶炉、茶碾子、茶笼、茶匙等饮茶器具越来越丰富、细腻、精致,其中茶碗的使用频率最高,制造数量也最多。以中唐为界,相对而言,前期茶碗造型偏向朴实厚重,后期茶碗造型更为多样灵巧。例如敞口型、玉壁型、腹壁斜直型茶碗造型都被烧制出来。众多窑口中,南部的越窑和北部的刑窑合称南越北刑,这两个窑口所烧制的茶碗为上品,南青北白的茶碗受到上层消费者的青睐。例如图6所示的刑窑白瓷茶碗其敞口为花瓣形,为植物仿生器型,器型虽然简洁,但由于其具有光滑的器壁、柔和的光泽、典雅的曲线、温柔敦厚的姿态,深得人们的衷爱。这一茶碗反映了唐人追求雅致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

五、茶器、饮茶习俗、茶艺——史的书写

19世纪中期的法国史学家米什列在《法兰西史》序言中指出:“传统的由杰出人物组成的历史有两大主题:第一,在物质方面,它只看到人的出身和地位,看不到地理、气候、食物、人的影响;第二,在精神方面,它只谈君主和政治行为,而忽视了观念、习俗以及民族灵魂的内在作用。”④我国史学家撰史也存在这两大问题。茶艺史的书写,重视贵族而忽略了百姓。茶艺与饮茶习俗的发展作为饮食文化的一部分,对唐代及后世社会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唐代,饮茶之风渐盛,各层阶级皆喜饮茶。不及皇室贵族及富商大贾,实际上一般的民众社会地位低,经济能力有限,喝的茶大都品质较差,甚至有人根本喝不起茶。陆羽在《茶经·六之饮》有记载说:“齐有晏婴,汉有杨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⑤可见各朝代的史书记载的饮茶代表人物都是“有闲阶级”。他们潇洒惬意,不从事劳动。这与以劳作和技术为生的劳动人民截然不同。

随着茶叶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富足宽裕的生活使人们更加注重茶叶的品质,一些优质产地出产的高品质的茶逐渐被朝廷指定为贡品以供皇宫贵族的人享用。大规模采茶的活动逐渐兴起,《全唐诗》卷三百八十八卷载,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有云:“闻道新年入山里,蛰虫惊动春风起。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仁风暗结珠蓓蕾,先春抽出黄金芽。摘鲜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余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⑥由此诗可见得皇权贵族催促贡茶的急切性。《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记载:“顾山,在县西北四十二里,贞元以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⑦。茶作为贡品必须保持优良的品质,同时也体现了制茶劳动者的艰辛。优质茶的制作也更为繁杂,制茶者们倾注了无数心血,或许都没有经济能力去品尝,可见社会地位的差异造就了生活方式的迥然不同。

史料对宫廷及贵族饮茶文化的记载甚多,而对普通百姓的茶生活记载甚少,茶文化需普及到广大人民群众,能够融入生活体现老百姓自己的生活方式,才能得以延续和传播。这也是茶兴于唐而盛于宋的原因。史学家应用一定的笔墨去记录、书写不同的阶级和群体,不仅仅限于上层社会与贵族活动,也应该对艺术、器物、习俗予以相应的重视,除了宏大叙事,细微末节的日常生活对社会进程的推进作用也不能忽视。茶艺在唐代的发展以及其对唐代社会经济、文化的推动作用,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并展开艺术史的书写。

六、结语

唐代开明的外交政策也为其茶生活注入了活力。随着茶产业的扩大,人们由最开始的品茶逐渐变成了品味生活,各种茶宴开始兴起并成为时尚。尤其是僧侣和文人们对茶文化的传播也起了重要作用,唐代佛教兴盛,寺庙自然就成了唐代都市活动的重要空间,茶以其聚气的功效被寺庙的僧人广泛接受,这为茶文化的传播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媒介,由此,各种以茶会友、听书诵经的佛教活动兴盛开来。具有闲情雅致的名人士大夫以茶宴客、宫廷贵族及仕女抚琴品茗,他们以茶相待,吟诗作赋、填词作画、品茗舞乐,这些雅集的兴起,在弘扬了传统文化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经典的传世之作,唐代流传下来的茶文、茶诗、茶歌等,都远超唐以前的任何时代,可见茶事在唐代生活中占据着很大的部分。另一方面,茶贸促进了唐代经济贸易的发展,大量茶产业的兴起,人们种茶、摘茶、进行与茶有关的买卖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唐代经济的发展。茶文化也在融合中西的社会体系中普及,走向世界。茶所带来的文化感应对唐朝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体现了茶事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不过流传下来的绝大多数都是上层阶级进行的茶事活动,史料记载的普通民众的茶生活较少。总体而言,唐朝是茶事活动真正兴起的时代,唐代茶文化推动了中国茶文化史的发展,对后世茶事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茶文化也以其独特的精神内涵和文化价值传承千年,影响至今。

注释:

①彭定求,原编.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十一册三百五十六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0:4000.

②〔唐〕封演.封式闻见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5:125.

③宁欣.唐代妇女的社会经济活动——以《太平广记》为中心[M]//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239.

④ 王培友.唐宋诗之争、宋贤精神及宋诗文化生态研究的理论思考[J].中国文化研究,2014(01):75.

⑤〔唐〕陆羽.茶经[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3.

⑥ 彭定求,原编.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十二册三百八十八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0:4379.

⑦〔唐〕李吉普.元和郡县图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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