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

读翁偶虹先生的《春明夢忆》，有一段写他陪高庆奎逛庙会的文字，非常有意思，读罢让人感慨，让人寻味。

高庆奎何许人也？如今的年轻人，大概很多是不大清楚了。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高庆奎是京剧老生高派的创始人，当年和余叔岩、马连良齐名，被誉为须生三大贤和四大须生之一。他和梅兰芳挂双头牌在上海演出，曾经盛况空前，一票难求。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流量明星”。

庙会上，还有一位“流量明星”，就是绰号叫做“面人汤”的汤子高。在老北京，汤氏三兄弟，如同水浒传里阮氏三杰一样，都是京城捏面人的高手，名噪一时。汤子高是汤氏三兄弟中的老三，被人称作“汤三儿”。他擅捏戏曲人物，人物造型精准，带有故事性，曾经为不少京昆名角捏过戏人，造像逼真，颇受好评，一位戏人，价钱居然最高达一块现大洋，在当时，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翁偶虹先生称赞他“风格如国画中的工笔重彩”。

这一天，两位“流量明星”，在庙会上相会，按照现在的想象，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

汤子高久仰高庆奎。高庆奎也久闻汤子高的大名。这是他们的第一次相见，不是在舞台上的镁光灯闪烁之中，不是在宴会上的灯红酒绿之中，不是在电视节目的明星访谈节目中，也不是在观众葵花向阳一般的簇拥中，就在街头的庙会上，在熙熙攘攘热热闹闹的人来人往中。

寒暄过后，汤子高技痒，好不容易见到久仰的高先生，便直爽的要求高先生为他摆一个《战长沙》的身段，他来照葫芦画瓢，当场捏个面人儿。这颇像画家的写生，却又比写生还要有难度和有意思。因为画家写生的对象可以是一般的人，而汤子高面对的可是京剧名角。这不仅要考验摆出身段的人的本事，也是考验作者的本事，别在高庆奎的面前演砸了，露了怯。

高先生也不推辞，或如我们当今一些“流量明星”一样扭捏作态，而是爽快地一口答应。

《战长沙》是一出有名的红生戏，也是高庆奎的拿手戏，讲的是关公和黄忠在长沙一战生死结盟的一段故事。高庆奎就在汤子高的摊位前摆了个关公拖刀的身段，显示出的是“刀沉马快善交锋”的雄姿，很是英气逼人。但是，这是个单腿跪像，对于汤子高而言，捏起面人来，不是一个好的角度，他觉得有些棘手，一时不好下笊篱。

好不容易见到了名角，又好不容易让人家为自己摆出了身段，按照我们如今想象力的发挥，该如何是好？或者，就坡下驴，知难而进，捏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或者，不好意思，虚与委蛇，委婉逢迎，让高庆奎觉得盛情难却，自己换个身段。那时候的艺人，毕竟不是如今的“流量明星”，没有那么多的派头和心思，而是直爽得没有一点儿拐弯儿。

汤子高看高庆奎这个关公拖刀的姿势不灵，立刻请高先生换个姿势。高庆奎没有觉得这个要求有什么过分，或者是对自己有什么不尊重，立马儿换了个关公横刀肃立的亮相姿态，立在汤子高的面前。

那么多人围看，那么长时间站立，高庆奎没有一点儿不耐烦，和在舞台上正式演出一样，那一刻，他不是高庆奎，是红脸的关公。

其实，并没有用太久的时间，只是汤子高心里觉得让高先生立在那里时间太久，心里有些过意不去。汤子高没用两碗茶的工夫，面人儿捏好了，他把面人装进一个玻璃匣中，走到高庆奎面前，奉送给高先生。高庆奎一看，面人捏得惟妙惟肖，他爱不释手，对汤子高说：手工钱我领了，但玻璃匣钱照付。说罢便拿出钱来———是多出一份手工费的。

这便是当时的艺人，在艺术面前，透着对彼此的尊重和惺惺相惜。如今，不要说艺术品的漫天要价，或高昂的出场费和演出费，就是让那习惯于被前呼后拥的“流量明星”，当街摊前为“面人汤”摆个身段，一个不行，再摆一个，这样的情景还能见得着吗？

想起美国学者戴安娜·克兰教授在她的《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一书中曾经说过的话：“工艺品产生于个人阶级的文化世界，而艺匠的作品产生于中产阶级的文化世界。”克兰进一步指出，后者的文化世界则是以纯粹赢利为目的的。克兰在这里指出的“工艺品”，很有些像汤子高的面人，扩而言之，也可以说是高庆奎的艺术。而克兰说的“艺匠”则是我们如今很多的流量明星。文化世界不同，各种追求不同，在市场和人为的操纵和哄抬下，膨胀的流量明星和艺术，已经无法和前辈的艺人与艺术相比拟。我们再也看不到高庆奎为汤子高当街摆身段的街景，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