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新政权的诞生需要有配套的新制度。国体与政体、中央与地方、党与政与军、民主集中……毛泽东在擘画共和国这套带有根基性的制度和关系时，进行了天才般的构思。而为了让这一制度很好地运行，他又进行了精准的人事安排。回顾1949年，毛泽东是怎样为新中国点将的？

国体与政体、中央与地方、党与政与军、民主集中……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为共和国擘画的这套带有根基性的制度和关系，至今生机焕发。而一切制度的运行都有赖于人，新制度保持生机焕发的背后，是毛泽东精准识人选人奠定的基础。对于六大行政区的人事调度、开国部长的人事安排、省市大员的人事裁定，毛泽东布局的背后都自有深意。

大区人事调度有深意

蒋介石在退至台湾以前，提出了“固守四川，确保西南”的作战方针。毛泽东早就看出蒋介石的伎俩，制定了相应的作战方针，安排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在华东参加渡江战役后进军西南。同时安排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率领一野第18兵团协同二野南进作战。

在进军西南之前的一次会议上，三野司令员陈毅曾提出：“二野太苦了，挺进大别山苦;淮海战役又把老本拼得厉害，不如二野、三野对调，三野去经营西南，二野经营富庶的东南沿海地区。”毛泽东说：“我可没有偏心啊！”并解释说，三野的老底子是新四军，过去长期在江南水乡，有江湖作战经验，相比较而言，二野在这方面就差点。

“毛泽东也清楚，刘伯承、邓小平都是四川人，尤其刘伯承，熟悉西南诸军阀的派系，对瓦解蒋军阵营有把握。”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说，“贺龙原来和彭德怀在西北，这两位‘老总脾气都很大，不一定适合在一起工作。而刘伯承年龄比较大，是长者，又接受过正规军事教育，军事理论和实践都有一套。贺龙是旧军阀出身，没念过什么书，应该是很尊重刘伯承的。毛泽东把贺龙从西北调到西南，可谓知人善任。”

当时，西北也面临着复杂的建设任务。当时西北各族人民之间有隔阂，有的甚至互相仇恨。解放西北时期，彭德怀是党政军“一肩挑”，同时还有一位好搭档——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在选择西北局书记时，毛泽东考虑再三还是选择了习仲勋。习仲勋的政治敏锐性和洞察力，为党内领导同志所公认，毛泽东很了解;其次，彭德怀与习仲勋二人的默契，毛泽东也很了解。据不完全统计，党中央转战陕北期间，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名义发给彭德怀、习仲勋，以及他们发给中共和毛泽东的电报达96份之多。这些电文均以彭习并列，毛泽东在电文中直称他们为“彭习军”。

开国部长，人尽其才

新政权面临各种挑战，建立一支保卫人民胜利果实的武装力量迫在眉睫。那么，由谁来当第一任公安部部长呢？毛泽东心中的人选，就是罗瑞卿。

石仲泉说，早在1929年的井冈山，罗瑞卿就结识了毛泽东，此后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罗瑞卿始终是毛泽东忠实的追随者和卫士。

1949年11月5日，罗瑞卿主持召开了公安部成立大会，并提出要求：“进了公安门，死了埋在公安坟，干一辈子公安工作。”毛泽东问他对首都的治安工作如何开展，罗瑞卿回答三个字：稳、准、狠。毛泽东听完非常高兴：“看来，天塌不下来，就是塌下来也不要紧，有罗长子顶着。”

新政权还面临着国民经济严重衰退和全面萎缩的严峻形势，这在上海和江浙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面对这种形势，毛泽东把平抑物价的重任交给了东北局的陈云。延安时期，陈云兼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抗战胜利后又在东北财经工作中表现突出。

上任后，陈云立即投入到平抑物价的战役中。此战的关键，在于稳住上海的物价。1949年6月10日，上海刚解放不久，经毛泽东同意，上海市军管会查封了上海证券大楼，这是上海金融投机的大本营，从而一举取得“银元之战”的勝利，让人民币顺利进入市场流通。此后，又从全国调集粮食、棉纱、煤炭，到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抛售，使暴涨的物价迅速下跌，“粮棉之战”也宣告胜利。

毛泽东评价这两场经济斗争，其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他赞赏道：“陈云同志有这样的能力，我在延安时期还没看得出来，可称之为‘能。”

省市大员，风云际会

大区往下，便是省级行政区划。在当时的复杂形势下，各地领导班子的确立又有何考量？

1949年10月20日，此前担任北平市长的叶剑英进入广州城，担任广东军区司令员、政委，广东省政府主席，广州市市长等。在新中国成立之时，毛泽东调首都市长赴南国重地，且身兼多个要职，意图十分明确——解放华南。

这是一段相当危险的时期，广州城内潜藏着大量的特务，他们窥测时机企图暗杀叶剑英等人。1949年到1950年，广州市政府所在地发生过两起特务将炸弹扔进院子中爆炸的事件。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叶剑英的工作。

鲜少被提及的是，叶剑英在广州领导了一场异常艰难的金融斗争。陈毅在上海领导的金融战广为人知;而在中国南大门的广州，金融斗争的尖锐程度，亦是屈指可数。

在省市大员的安排上，当时的湖南有些特殊。湖南是由国民党将领程潜和陈明仁通电起义而解放的。在和平解放的省份如何用人，毛泽东的考虑又有不同。

1949年5月，在天津主持接管工作的黄克诚接到电话，要他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到北京后，毛泽东就告诉黄克诚，打算派他去湖南主持工作，但是程潜任主任，他是副主任。毛泽东问黄克诚有没有意见，他回答得很干脆：“没有！”于是，毛泽东亲自将黄克诚介绍给了程潜。

让昔日战场上的对手坐下来共事，这种特殊的安排委实绝妙。10月5日，毛泽东就陈明仁部队的整编向华中局和湖南省委发电，其中提到：“军政委员会需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取消太快，程、陈部下可能发生误会，对全国影响也不好。省府改组亦宜在全省平定、陈明仁率部向前线推进时，方有理由实施。”由此，陈明仁兼任湖南省临时省政府主席一职到1950年，顺利完成过渡。（《环球人物》2019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