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瑶

摘  要：中国古代小说中节日描写丰富多彩，在文学作品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小说家都十分重视节日在小说人物塑造、情节构思中的作用，具体说来，节日可以揭示人物的性格，可以预示小说中人物的生活遭遇、命运等。本文以端午节展开，进一步探讨端午节对于古代小说人物塑造的文化意义。

关键词：古代小说;端午节;人物塑造;文化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6-0-02

端午节，为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又称端阳节，重午节、浴兰节、五月节、天中节等。“端午”一词最早出现在西晋周处的《风土记》“仲夏端午。端，初也，谓五月五日也。”[1]东汉王寔《四民月令》记载：“五月，芒种节后，阳气始亏，因慝将萌;煖气始盛，虫、蠹并兴。”[2]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云：“五月，俗称恶月，多禁。曝床薦席，及忌盖屋。”[3]人们渐渐把五月当作阳极而亏，各种毒虫萌发，阴恶之气由此而生之时，于是认为五月五日为“恶月”、“恶日”，这一天他们通常蓄兰沐浴，采百草为药，举办一系列的辟邪活动。因旧时端午在百姓心中是个恶节，于是产生了“不举五月子”之说，即五月五日所生的婴儿无论是男或是女都不能将其抚养。东汉王充《论衡·四讳》云：“讳举正月、五月子，以为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不得举也，已举之，父母祸死。”[4]这些传统的民俗观念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渗透到小说创作中，起到构建小说情节、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作用。

一、端午映照人物悲惨结局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认知中，经常将自己出生的生辰八字与其命运相连。端午节被认为是一个“恶节”，故在此日出生的孩子通常被刻上命途多舛的标签，如《西京杂记》（卷二）中“王凤以五月五日生，其父欲不举，曰：俗谚：举五日子，长及户则自害，不则害其父母。”[5]这种叙事模式早在辽代王鼎的《焚椒录》中就有所体现，这篇小说主要讲述了萧观音（懿德皇后）母亲临产时，“梦月坠怀，巳复东升，光辉照烂，不可仰视。渐升中天，忽为天狗所贪，惊寤而后生，时重熙九年五月己未也。”[6]其父萧惠当时就认定，“此女必大贵而不得令终。”萧观音端庄秀丽，精通诗词音律，嫁给燕王耶律洪基为妃，生下太子公主四人，虽才情双修，贵为皇后，但却因谏猎秋山而遭到了辽道宗的疏远，最终被耶律乙辛和张孝杰等奸人所诬，被皇上赐死。从小说开始，作者就已透露故事的结局：“五日生女，古之所忌，命已定矣，将复奈何！”

自此端午节文化内涵与人物命运相连的叙事模式一直绵延不断，《金瓶梅词话》中的韩爱姐，也是一个具有悲剧意蕴的人物，作者两次提到韩爱姐“是五月端午养的”，以此暗示她坎坷的悲剧命运：韩爱姐出生于一个道德伦理全无的家庭，母亲王六儿生性淫荡不堪。父亲韩相国厚颜无耻，为了钱财向西门庆出让自己的老婆。随着她的成长，逐渐成为了父母手中的砝码、攀附权贵的棋子和赚钱的工具。因其刚成年，长得漂亮，人也聪明，满足翟管家要“做二房，图生长”的要求，而被西门庆送进蔡府。随着翟管家主子蔡京的倒台，韩爱姐与其父母流落到清河并同其母王六儿一起沦为了暗娼，遇到了与自己年龄相仿且经历相似的陈经济。在陈经济的照顾下，她爱上了这个有妇之夫，最后到了不接其他客人的地步。但好景不长，陈被张胜杀害，她痛不欲生，甘愿为其守寡守节，割发毁目，遁入空门，誓不再嫁。尽管最后皈依佛门，也未能善终：“后年至三十二岁，以疾而终”。[7]

韩爱姐的悲剧命运从其出生时刻便带有惨淡的阴影，从父母的棋子到繁衍后代的工具，从沦为娼妓到“爱人”被杀，她的人生充满了黑暗与痛苦。这样以节日为生日的命运安排，是我国小说创作的主要手法之一，端午节“恶节”的文化心理为古代小说人物命运的安排提供了依据。

二、端午贯穿人物起伏悲欢

端午节的生日不仅可以预示其人物的悲剧命运，还在于表现人物一生的起落沉浮。最为典型的就是《警世通言》第七卷“陈可常端阳仙化”：陈可常一生的命运都与端午节牵绊在一起，他出生于五月五日，小说开篇就交代了“生下他时，梦见一尊金身罗汉投怀”，算命先生说他“命有华盖，却无官星，只好出家。”他虽“无书不读，无史不通”却“三举不第”。[8]小说中多次出现的端午节，搭建起文章的整体架构。端午节吴七郡王至灵隐寺斋僧解粽，发现了陈可常的文学造诣，让其“作郡王府内门僧”;第二年端午郡王再来斋僧，对陈可常所作的身世词大为赞赏，并将其带回王府：“夫人见说，十分欢喜，又见可常聪明朴实，一府中人都欢喜”。陈可常赢得郡王府中一片赞誉，前程大好，但无奈盛极而衰，祸之将至。到第三年端午，府里歌姬新荷与钱原都管通奸怀孕，二人设计诬陷可常，陈可常因此锒铛入狱，遭受刑讯逼供。至此陈可常的前途又走向了末路。直至第四年端午，郡王得知冤枉了陈可常，欲取其来，不想陈已经坐化，并做《辞世颂》：“生时重午，为僧重午，得罪重午，死时重午。”由此可见，陈可常对自己的命运已经从开始的不甘慢慢转为认同接受。他出生于端午，他的命运也被端午紧紧牵绊，成为他无法摆脱的命格，他的一生荣辱沉浮皆与其息息相关。

三、端午凸显人物性格特点

特定的节日描写，能够深化小说人物形象的内涵，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生动，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端午节便作为特定的“时机”被广泛地应用于人物性格的塑造中。如《红楼梦》中，第二十四回通过贾芸为了到荣国府谋事做，对凤姐百般奉承，在端午节前夕向王熙凤送香料夸赞其能干的行为，显示出其聪明伶俐、能说惯道，善于钻营，能做事、会做人的特质。《金瓶梅》中潘金莲与西门庆合谋害死武大郎，守孝期间浓妆艳抹。在武大郎死后不久的端阳节，便与西门庆“尤云殢雨”，刻画出其薄情淫荡的人物性格。《欢喜冤家》中寡妇商氏在端午节主动宴请杨玉京，并私自进入杨玉京书房，在看到摆设精致的书房，所书《阳日有感》后，春心萌动，与之偷情，在得知其为扬州杨尚书之子时，商氏内心十分欢喜，认为自己攀了高枝，逐步对杨放松了警惕，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寡妇商氏贪财好色，攀附权贵的人物性格。端午节给小说增添了节日民俗叙事，为小说家塑造人物形象，凸显人物性格提供了“时机”。

四、结语

端午节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热闹的节日氛围和民俗习惯为小说创作提供了诸多文化素材。小说家都十分重视节日在小说人物塑造、情节构思中的作用，节日具备维系和协调人际关系的功能。小说中引进节日描写可以根据其民俗意义设置情节，制造人物聚会和巧合，使小说的结构更紧凑，故事情节更曲折动人，增加小说情节的丰富意蕴。中国古代小说通过对于端午节的描绘，体现出中国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价值取向，端午节“恶节”的文化心理为古代小说人物命运的安排提供了依据，人们在“恶节”中驱邪避祸，庆祝欢乐，也映衬了华夏民族的乐观精神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注释：

[1][唐]虞世南：《四库全书子部·北堂书钞》（卷一五五），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2]崔寔、石声汉校注：《四民月令》，中华书局，1965年版。

[3][南朝梁]宗懔、姜彦稚辑校：《荆楚岁时记》，岳麓书社，1986年版。

[4][汉]王充、陈蒲清点校：《论衡·四讳》，岳麓书社，2006年版。

[5]葛洪：《西京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

[6]程毅中编：《古体小说钞·焚椒录（宋元卷）》，中华书局，1995年。

[7][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8][明]冯梦龙：《警世通言》，中华书局，2009年版。

[9]张彩丽：《论节日在中国古典通俗小说人物形象塑造中的作用》，《河科技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