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中国成立后近三十年，是当代中国的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这段时期的文学作品，表面上看似乎只有符合政治话语的“党的文学”，但事实上，仍是交织着明与暗、官方与民间、公开与“潜在”等力量的隐形角逐与对抗。通过“地下文学”“潜在写作”这些概念的提出，使得活跃在地下、在当时不能发表的作品受到更多的关注，使其慢慢的浮出 “地表”。因此，“潜在写作”这个概念为我们想象历史和还原历史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关键词：潜在写作;文学性;政治话语

作者簡介：王文慧（1994.7-），女，内蒙古赤峰人，陕西师范大学2017级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6-0-03

“十七年文学”以及“文革文学 ”这两个概念，无论是从宏观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还是具体到中国当代文学来看，都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历来第一次文代会被视为当代文学的起点，它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新中国文艺的总方针，确定了文艺发展的方向，要求文艺是为大众服务的、为工农兵服务的、为政治服务的。长期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艺批评标准，迫使文学逐渐走向畸形。但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有很多文人坚持着自己文化人的底线，开始进行“潜在写作”。

一、戴着镣铐跳舞的书写

十七年文学是普及第一、为政治服务以及文学与政治一体化的文学，而写作在这个时候就必然成了一种政治任务，这个时候的作家没有干预文学的自由，只有着歌颂的责任。某种程度上，十七年文学史是文学主体意义上的非文学史，我们在读那个时代的政治气息和那个时代人们的某些精神特征的时候，唯独感受不到的是写作主体的存在。他们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已经与五四以来的文学传统绝缘，这成为作家的写作方向走向为工农兵服务道路的基石。

追溯延安时期对王实味、丁玲等人的批判，已经显示出政治权利介入文学发展、促使其一体化的现象。在这种环境下，作家们为了生存，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立场，包括那些国统区的作家，作为“被解放者”，写作风格也需要向解放区作家的风格转型，人物形象的刻画也要树立高大全的形象，只能从事“遵命文学”的写作，书写那个年代所需要的文学。

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从文艺界开展整风，知识分子就成了这场“大革命”中最先受到影响的群体。自1966年开始，各类文艺刊物相继停刊。1968年，《文汇报》上刊登了文艺创作的三突出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到了1972年，虽然开始出现少量文艺刊物，但依旧是书写党的文学，文学为政治服务、阶级斗争服务在这个时期被推向了极端。《红旗》杂志作为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时期 的党刊，上面也刊登了诸如老舍、周立波等人的文学作品，但是从这些作家在这个时期所刊登在《红旗》上的文学作品的内容上来看，也能看出来文学在为政治权利所用的路上越走越远的事实。

二、1949-1976年期间“潜在写作”的构成

陈思和先生将“潜在写作”定义为当代文学史上的特殊现象。“它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一些作家的作品在写作时得不到公开发表，‘文革结束后才公开出版发行。”与1949-1976年期间标语口号式的主流作品相比，这些“潜在写作”作品更具有文学性。在这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文学服务于政治”的要求使大多数的作家不得不使自己写出来的作品充满了政治话语，从而放弃了文学本身应该具有的思想深度。

但是，在文学作品无论在思想内容、艺术水平、话语形式各个方面都相当贫乏的文革时代，有许多被剥夺了正常写作权利的作家依然保持着对文学的挚爱和创作的热情，他们写作了许多在当时客观环境下不能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他们诉说着自己的无奈和痛苦，不知道何去何从的无助，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现实的反抗，他们诉说着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在这种写作环境下，能够不忘自己的初心，仍然坚持艺术水准，关注人性光辉的“潜在写作”的作家，是十分令人尊敬的。在他们的作品中，总会有意无意地 在所生活的环境里收集素材，体现那个时代独有的特点，因此，“潜在写作”下的作品，可以让我们在作品中获取一些时代的信息，还原当时的历史环境，体会作家当时的心情和处境。

对于50-70年代的“潜在写作”，陈思和先生做出了这样的分类：“第一种是属于非虚构性的文类，如书信、日记、读书没批与札记、思想随笔等私人性的文字档案。第二种是属于自觉的文学创作。”私人性文字档案如沈从文的《从文家书》中《呓语狂言》这一部分，在受到左翼文学的批判后，沈从文开始陷入精神危机，曾经一度精神失常，在1949年以后就绝笔于文学创作，但他写的家信却是文情并茂，细腻地表达了他对时代、生活和文学的理解。书信的私密性可以让1949年后被边缘化了的沈从文在相对安全的言说环境中继续用笔，在那个失去文学主体性的文学资源匮乏的时代，这些书信不能不说是当时最有真情实感的文学作品之一。

自觉性创作，更能表达那个时代的特色。十七年期间，真正有文学性的作品，往往是那些在当时不能发表的，甚至作家也没想发表出来的作品。比如当时被剥夺写作权利的‘七月派和‘中国新诗派诗人的创作、无名氏所创作的多卷长篇小说《无名书等》，如今却成为了 那个时代最有特色的文学创作。文革时期 ，“潜在写作”则以手抄本小说和地下诗歌为主。在越少动笔就越安全的文革年代 ，手抄小说和诗歌的广泛流传，恰恰体现了那个时代人民对精神世界的渴求。

文革时期“潜在写作”的小说相对来说比较薄弱，较著名的有毕汝协的《九级浪》、佚名作者写的《逃亡》、张扬的《第二次握手》、赵振开（即北岛）以笔名“艾珊”写作的《波动》、靳凡《公开的情书》、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等作品。但是诗歌成为“潜在写作”的重头戏。在那个时期，人们为了传播当时的“非主流”文学，想尽各种方法使其在民间流传。之所以诗歌数量最多，是因为其传播途径无非就是手抄传阅和口耳相传。诗歌的篇幅相对较短，部分作品还押韵，因此，其他文体更适合背诵和传抄。所以，诗歌一定程度上更能还原当时的历史环境，比如，食指的《相信未来》。北岛、江河、杨炼等在诗歌领域有所成就的诗人，也都受到了食指的影响。

这些“潛在写作”作品的存在，为我们探究文革期间的文学现象有重要的价值，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当时那个年代的写作环境与现实面貌，由此为“潜在文学”的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让我们更加准确的认识这一段历史。那些作家们面对政治高压，却坚持用“地下”写作的方式吐露心声，维护文学应有的地位和价值，坚守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底线。

三、1949-1976年期间“潜在写作”的写作主体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人们精神生活的极度匮乏是“潜在写作”下的小说、诗歌、散文等得以广泛流传的根本原因。“地上”的文学的假大空，不能满足人们对文化的需求，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精神缺失的境地，因此，有了“潜在写作”之后，作家尽可能书写的与文革话语相抗衡的文学，更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期待视野。

在这一时期，有很多被迫中断或者处于边缘地位的老一代作家，包括沈从文、陈寅恪、钱钟书、无名氏等。这些作家活跃在现代文学时期，创作了很多直面黑暗人生的写作，在现代文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到了当代，迫于政治压力和知识分子的良心，一部分作家便自觉停止了以往的文学创作。但是无名氏的写作生涯却贯穿了现代和当代，他所书写的《无名书》在文革 时期被查抄，但是庆幸的《无名书》没有被毁掉，而是在文革 结束后被完璧归赵，后来才被发表出来。这部命运坎坷的作品，恰恰成为了“潜在写作”的珍贵资料。

1955年因胡风冤案被打成“右派”的作家们，也是通过“潜在写作”为文学的文学性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些作家包括胡风，绿原、曾卓、牛汉、聂绀弩、昌耀、蔡其矫等等。在那个时期，他们遭遇了像隔离、入狱、流放等等苦难，他们都失去了再用自己的名字写作并发表作品的权利。但是，尽管被剥夺了发言的权利，他们写作的积极性却没被压制，他们遭受到的苦难反而让他们更坚强，投身于“潜在写作”，以这种方式对自身和时代进行反思。这些夹缝中求生存的诗人们，在诗歌的艺术水平上保持了相当的水准。在诗歌的内容被忽略，诗人的写作主体性缺失的年代，这些诗人使得这个年代的诗歌不单单只有一种声音。在很多五四以来的诗人已经停下手中的笔的时候，他们还在“地下”坚持着多种形式的诗歌的创作。同时，文革期间 有着一批新生代作家群体，这批年轻诗人群体是“潜在写作”作家群体中最活跃。除了北京的地下沙龙，白洋淀诗群之外，在上海、贵阳、厦门、成都、内蒙古都活跃着这些年轻的作家们，甚至在一些偏远的农村也活跃着文学创作的知青。他们在“遵命文学”之外另辟一条新路，显示出个人的觉醒。

四、“潜在写作”的研究所遇到的问题

“潜在文学”作品流传于“地下”，所以它不用服从于政治，不受主流文学的控制。正因如此，这些作品才恰好体现那个年代的人民所处的境遇，才能把人人口中所有笔下所无的情绪诉之于笔端。但是，同样也是因为这些文学作品存在于“地下”，在研究“潜在写作”时，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就存在了。

在1949-1976年这近三十年间，“潜在写作”作品得以流传，都依靠手抄或口耳相传。因此，在整理这些已经出版的“潜在写作”的史料的同时，要辨别它的真伪，在创作和发表之间的这一较长的时间差使得这些公开出版的文本，无论其内容，还是发表方式，事实上已不是文革中的那些手抄本，后者的原来面貌已无法重现。或者是有的作品是经过修改的、甚至是文革 之后才定稿的作品。这一类作品则虽然是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作者当时的个人情感，但是通过反复修改过的作品却是作者的情感逐渐变得理性的过程，不能完全还原作者当时的写作情绪或者所想要披露的问题。所以真伪的辨别就很重要，我们一定要在认定这些“潜在写作”的作品是真实的材料之后再对它进行合理的研究，从而发挥其应有的文学史料价值。

鉴定材料的真伪的同时，我们还要注意这些作品的创作的时间。由于“潜在写作”是特殊时代的产物，因此在文革 结束之后才被公布于众。然而，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由于在那个特殊时期，“文革”前后政治压力程度不一，作家遭受到的政治灾难的程度也并不相同，写作心境也不可能一样，所表达的心境也不同。有些作品只有置身于并还原到当时的时代语境中，才能还原它本身的历史和文学地位，因此一定要判定一个作家的作品创作于哪个时期，才能更好地 还原历史场景，从而更准确地对作家的心境进行分析。

除了对已经公开发表的作品研究遇到问题以外，还存在着一些未能被发掘出来的“潜在写作”作品的问题。在1949-1976年这三十年中，到底有多少默默地进行“潜在写作”的作家，我们不得而知，他们究竟创作了多少作品我们也无法统计。比如穆旦去世后，他的妻子回忆，“在整理遗物时，孩子们找到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一些是已发表的诗的题目，另外一些可能也是诗的题目，没有找到诗，也许没有了，也许写了又撕了……”

结语：

1949-1976年这近三十年的主流文学，都是服务于政治的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与五四以来的启蒙文学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在表面看来，“五四”启蒙文学在进入当代文学一直到文革 结束这期间似乎是消亡了。而对于“潜在写作”的研究使得这种怀疑不攻自破。这个时期的“潜在文学”仍然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给现代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牵线搭桥，添补着那个时代文学单一性。“潜在写作”是研究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史料的挖掘，仍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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