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全国从官方到民间，从政治经济到学术文化等，都在进行纪念、总结与反思。这实际上说明：“新时期四十年”不但已成为中国特定的重要历史阶段，而且已开始进入学术层面。而在这一新的学术命题与研究中，又实际上包含着：如何评价“四十年”的成就与贡献、问题与不足，新时期“四十年”与现代“三十年”、当代“五十年”有何联系，其发展与进步如何，等等。如在文学创作方面，有人早已指出：“以女作家为例，以冰心、丁玲、萧红、张爱玲、林徽因五位作家，对比当下女性作家舒婷、林白、方方、王安忆、严歌苓，我觉得她们同样以女性立场感应时代、社会和人性的各种困境，表达了各自的深度，从整体水平上很难一比高下”，“中国今天没有鲁迅，从广场的角度看这是事实”，但问题是中国作家也“有自己的表达形式和批判形式”，也从整体上继承和发扬了鲁迅精神，“这一点，我们很多学者和批评家也看不到”①。论者在这里说得较含蓄，且主要是从虚构文学与女作家的角度而言的，但其含意是明显的，即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学在整体上超越了以往的“现代”文学。对此，笔者不但也有同感，而且从纪实文学的角度进行补充和发挥，同时，以张雅文创作为重点，也从女性文学的角度进行较具体考察。

笔者认为，在“新时期四十年”的文学中，纪实文学创作不但超越了以往的“三十年”与“五十年”，而且有后来居上、雄居文坛之势，以致有人断言：21世纪是纪实文学的世纪。的确，从“新时期四十年”纪实文学的发展趋势来看，此言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新时期以来，一是越来越多的作家从小说、诗歌与戏剧等“虚构”文学转向了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且以其奠定历史地位或创造了第二个创作高峰。如巴金、丁玲从前期的小说到《随想录》与《风雪人间》等，徐迟、徐刚从早期的诗歌到《哥德巴赫猜想》《伐木者，醒来！》等科学家系列与生态纪实系列，彭荆风从早期的电影到晚年的《解放大西南》等，叶永烈从早期的科普与电影创作到后期的“红”“黑”等纪实系列，王宏甲、哲夫与陈启文等从小说、散文到报告文学创作等，均是其例。同时，一些曾获茅盾文学奖的小说家如刘白羽、王火与王旭烽等，也于晚年（或后期）创作了同样厚重的纪实长篇，如刘白羽的《大海——记朱德同志》与《心灵的历程》，王火的《节振国与特务大队》和《九十回眸》，王旭烽的《家国书》与《主义之花》等。二是不但传统的文体如传记文学、报告文学等得到了迅猛发展，而且还催生了不少新的交叉文体，如“纪实小说”“纪实影视”“文学特稿”与“史传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以及“新闻体”“报告体”“散文体”“政论体”“学术体”与“非虚构”等纪实文体。三是不但诞生了不少特色鲜明的流派与团体，而且它们还处于“可持续发展”的动态变化之中。如以徐迟、李鸣生与王宏甲等为代表的“人才—科教”流派，以刘宾雁、赵瑜与李延国等为代表的“问题—改革”流派，以黄济人、叶永烈与王树增等为代表的“史传报告文学”，以徐刚与哲夫等为代表的“生态报告文学”，以鲁光、理由与李玲修等为代表的“体育报告文学”，以及西部作家群、东北作家群、山东作家群、山西作家群与湖南作家群等。四是不但其作品呈几何级数持续增长，每年发表（出版）的数量成千上万，而且涌现了大批影响广泛的名家大腕与经典力作，如徐迟、刘宾雁、黄宗英、陈祖芬、李延国、徐刚、叶永烈、何建明、赵瑜、胡平、王宏甲、李鸣生、杨黎光、黄传会与王树增等作家，以及《哥德巴赫猜想》《画魂》《风流才女》《胡杨泪》《南京大屠杀》《伐木者，醒来！》《马家军调查》《中国农民調查》与《苦难辉煌》等作品。

在纪实文学创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女作家的贡献与作用，可以说是“巾帼不让须眉”。如在“现代”作家的“当代”超越中，丁玲与杨绛，和巴金、刘白羽等一样，分别以《风雪人间》与《干校六记》等作品，再创了新的人生辉煌;在“人才—科教”流派中，与徐迟、李鸣生等一样，黄宗英、柯岩、陈祖芬与孟晓云等，分别以《大雁情》《奇异的书简》《祖国高于一切》和《胡杨泪》等，为该流派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问题—改革”流派中，与刘宾雁、苏晓康和赵瑜等一样，郭慎娟、冷梦、梅洁与阮梅等，分别以《知识的罪与罚》《黄河大移民》《大江北去》和《世纪之痛》等，为该流派的发展与深化贡献了重要力量;在“体育报告文学”中，与鲁光、理由与赵瑜等一样，李玲修与孙晶岩等，也分别以《乒乓中国梦》和《五环旗下的中国》等，为该流派的延续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在“生态报告文学”中，与徐刚、哲夫等一样，李林樱与张雅文等也是其重要成员，等等。当然，在以传记文学创作为主的作家中，我们更可列出一长串名单，如朱仲丽、铁竹伟、何晓鲁、石楠、胡辛、祁淑英、章诒和、李伶伶与夏真等。而张雅文，则不但是女作家中的杰出代表，而且也是纪实文学创作中的“大家”之一。她虽经历坎坷，自学成才，却“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与疾病和年龄抗争，既代表了当代女性的坚强与不屈，又映现了一代作家的精神身影;她虽不是某一流派的开创者，却可视为东北作家群的首席代表，是多个流派的重要成员与骨干之一;虽作品数量与获奖次数不算最多，却题材独特，体裁多样，风格鲜明;虽不是思想家与哲学家，却继承鲁迅传统，“以生命呐喊”，忧患深重，悲悯苍生。正是如此，她的《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被习近平主席作为国礼赠送比利时国王，《生命的呐喊》获鲁迅文学奖，《妈妈，快拉我一把》广受社会各界赞誉②，等等。总之，张雅文的创作说明：新时期以来，无论是“女作家”还是“纪实文学”，都“风景这边独好”。

与陈祖芬、梅洁等40后女作家一样，张雅文的创作也几乎贯穿整个“新时期”，而与她们不同的是，她的创作更体裁多样、后劲十足：在近四十年的创作生涯中，除一百余篇小说与散文及一百二十余集电视剧外，她已出版纪实文学《绿川英子》《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生命的呐喊》《百年钟声》《与魔鬼博弈》与《妈妈，快拉我一把》等长篇，以及《玩命俄罗斯》《蓝盾行动》与《走过伤心地》等文集。她的纪实文学创作大致可以199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尝试与奠基期，后期为成熟与突进期。前期既开始了她独具特色的境外题材写作，如长篇《绿川英子》，短篇《梦断俄罗斯》《俄罗斯之旅》与《探险俄罗斯》等，也参与了体育、生态与“问题—改革”等报告文学流派的奠基和发展——这方面的作品分别有《美的追求者》《生命在于拼搏》《健美颂》与《金牌泪》，《呐喊，不仅为一个人，一座山》《放下你的猎枪》与《走过伤心地》，以及《揭开死神之谜》《血案》《并非写死囚》与《畸形世界的呼唤》等。后期自《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始，不但其体裁大多为长篇，而且题材更集中，特色更鲜明。即更集中于境外题材，也更表现出鲜明的“生命写作”、责任担当与家国大爱。如《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生命的呐喊》《百年钟声》《与魔鬼博弈》和《妈妈，快拉我一把》等力作，即是其典型代表。

与同时期作家——尤其是女作家的纪实文学创作相比，张雅文有哪些独特贡献，表现出什么样的鲜明个性？我认为，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境外题材与传奇人事。不可讳言，由于受空间、语言与财力等方面的制约，新时期纪实文学中的境外题材创作，始终是一薄弱环节：男作家中除刘亚洲的《恶魔导演的战争》与吴民民等留学生的一些短篇外，女作家中也只有海外华人或留学生中的个别作品。而张雅文既不是海外华人，也没有留学背景;既不懂外语，也没有公费考察的机会，她完全凭着其顽强意志与拼搏精神，克服语言、经费与性别等方面的艰难险阻，独自闯荡俄罗斯、韩国与比利时等世界各地，从而不但收获了大量优质作品，弥补了当代文学在这方面的缺陷，而且成了这方面的首席代表。不仅如此，其作品不为“猎奇”而具有传奇性，不为“求异”而具有独异性，不主观“煽情”而具有客观感染力：它不但选材典型、故事生动、人物鲜明，而且能融情于理，深入人性，凸现人物的美好心灵与崇高精神。

这一点，除前期的俄罗斯题材外，尤其集中表现在后期的《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和《与魔鬼博弈》等力作上。如《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中的韩晟昊，早年因错案而蒙冤，他拼死逃往韩国才保住性命。到韩国后，台湾的国民党得知他对共产党有血海深仇，遂发展他为国民党特工。后他看不惯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就与之脱离关系，转而办学与行医等，成为韩国华侨的领袖及几任韩国总统的“御医”与挚友，并受韩国总统卢泰愚之托，充当“打开中韩通道的秘密使者”。国民党台湾当局见他“背信弃义”，就不择手段，不但在经济上逼他破产，而且在政治、人格和生命等方面对他进行迫害。但他始终大义凛然，不屈不挠，并庄严宣告：“如果我们老韩家的人都死光了，能使民族强大起来，我也心甘情愿了！我认为我不是在为哪个政党做事，我是在为民族做事！……老夫已经到了老朽之年，不能为国家干什么大事了，如果能在中韩邦交方面做点贡献，使中国少一个‘敌人，多一个朋友，那么，我个人那点恩恩怨怨，又算得了什么呢？”

《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虽先有电视剧，后有长篇小说，但实际上均为“纪实”作品。这一点，我们只要将它和《与魔鬼博弈》两相比较，即可清楚看出：两者的主要人物及其传奇事迹基本相似，只不过电视剧和小说将真实的主要人物钱秀玲与法肯豪森改为金玲与霍夫曼，且引申、铺叙了金玲与维克多（本名白兰芝）的爱情，以及维克多与游击队员们的反战故事。由于钱秀玲利用关系，通过德国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法肯豪森，多次冒死救下上百名当地乡亲与游击队战士，因而二战胜利后，比利时政府授予她国家英雄勋章，称她为伟大的“中国母亲”等。而当法肯豪森被盟军作为战犯关押时，她又一次挺身而出，主持正义：联合被救的众多人们，签名呼吁，出庭辩护，终于救下法肯豪森。因而作者深为钱秀玲的这种胆识与勇气而感动。类似题材与主题还有《绿川英子》和《与魔鬼博弈》中的其他故事：前者将追求正义的日本女作家绿川英子与秋瑾、向警予等烈士相比，认为她们都是“伟大的女性”，“其精神，实在令人敬佩！”后者除钱秀玲外，还写了德国商人约翰·拉贝、美国朋友魏特琳，以及丹麦人辛德贝格与德国人卡尔·昆德在中国“南京大屠杀”期间不顾个人安危，英勇救护数万难民的感人事迹，也写了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秉持人间正义，冒着被处分、撤职等惩罚甚至被纳粹报复的危险，从而拯救了数千名面临绝境的犹太人的崇高壮举。

当然，如果不限于“境外”而只侧重“传奇人事”等，我们还可举出不少作品。如《吶喊，不仅为一个人，一座山》中的武夷山管理局基建科科长陈建霖，“爱山爱树如爱命”，为护林而与偷盗者和官僚们拼死抗争，宣称“我是武夷山的看山狗，谁砍伐我就咬谁！”《4万∶400万的牵挂》（以下简称《4万∶400万》）中的著名心外科专家刘晓程，得知中国有四百多万需要手术的心脏病人，但得到手术的比例仅为百分之一时，毅然放弃中科院医学院党委书记等高官厚禄，先后到黑龙江与天津等地创办心血管医院，其惊人之举“像地震一般震撼着中外医疗界，震撼着千百万亟待拯救的生命，也震撼着中国亟待改革的医疗体制”。《走过伤心地》中的黑龙江集贤村党支书许振中，为了改变“傻子屯”的面貌，不但自己差点被累死，而且让妻子和女儿放弃正常工作去办训练傻孩子的育智班，以致家庭几乎被崩溃。而《生命的呐喊》中的作家自我，又何尝不也是一“传奇”人物？她出身贫寒，只上过5年学，由运动员而转作家，不懂外语、自费独闯俄罗斯及欧洲等地，因作品被侵权而殊死抗争，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终于以顽强拼搏赢来生命辉煌。

其次，是“主体虔敬”③与“生命写作”。这一点，又具体表现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正义良知，采访时的不畏艰险，以及写作时的真诚与全身心投入等。在这方面，我们当然可举出不少男作家，如赵瑜的敢于“碰硬”，张正隆的敢闯禁区，胡平的学术思辨，贾鲁生的“丐帮漂流”，黄传会的“反贫困”，陈桂棣的“中国农民调查”，以及朱晓军的“天使作战”，等等。但“巾帼不让须眉”，女作家中我们也可举出不少例证，如黄宗英与描写对象“同甘苦，共命运”，陈祖芬呼喊“我们无罪”，孟晓云挥洒“胡杨泪”，郭慎娟痛斥“知识的罪与罚”，霍达将人才早逝视为“国殇”，冷梦揭露“黄河大移民”是历史大悲剧，胡传永为“血泪打工妹”呼吁，阮梅认为留守儿童问题是“世纪之痛”，等等。这些，也的确说明：当今中国作家中虽不能认定单个的“鲁迅”，但他（她）们却以“自己的表达形式和批判形式”，在整体上继承和发展了鲁迅精神。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与男作家相比，女作家不但表现出特有的侠骨柔情与母性情怀，而且更表现出鲜明的“生命写作”——包括作家主体的“生命”投入，以及揭示描写对象的“生命”形态与人情、人性等。在这一点上，又以章诒和、梅洁、张雅文与王旭烽等中老年作家表现最为突出。其中梅洁除关注女性命运外，还对“故乡一直在做着精神的寻找和皈依”④。她的“南水北调移民三部曲”不但探讨中国水利之命运，尤其关注移民之命运。王旭烽的《家国书》与《主义之花》等也氤氲着浓烈的乡土气息与“家国”情怀——正如作者所说：“家国已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之中，成为生命之核。如此，精神有了归宿，生命乃有意义，短暂而有限的生命，就此融入了一种深沉的无限之中”⑤。因家庭背景与个人经历所决定，章诒和的创作，既不是“听将令”，也不是“为稻粱谋”，而是一种“独立”的生存与生活方式，一种对历史、文化负责的“精神”对话与“自由”言说。因此，虽然张雅文、梅洁与章诒和的创作都表现出心灵与情感的“疼痛”，但对这种“生命”之“痛”，张雅文与梅洁是激情呐喊或深情咏叹，而章诒和则是悉心品味、冷静体察，其中既有内心深处的情感激荡，更有超越世俗功利与恩怨情仇后的彻悟和“悲悯”。而正是这种历史与情感合成的大“真实”，以及“不动声色”地对“烟火人间的深刻洞察与对生命的至高礼赞”，就构成了章诒和创作的内在“生气”与非凡魅力。

相对来说，张雅文的“生命写作”无章诒和的凝重、内敛而较主观、显露，即更注重“自我”，更表现出真诚倾诉与激情呐喊。这一点，在《4万∶400万》《生命的呐喊》等作品中表现尤为突出。其中《4万∶400万》是作者做心脏手术之前的“绝笔”。作者将自己手术前后的心情与感受，尤其是其真切的生命体验，以及对“拯救生命”的白衣天使的感激与虔诚之情，全都写进作品。《生命的呐喊》不是一般的自传，也不是简单地叙述自己的苦难童年、不幸遭遇、顽强抗争，以及创作经历与倔强个性等，而是在体察人生的成败得失与福祸忧乐中，探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等。而当这种生命体验与“呐喊”和家国大爱与责任担当相联系时，其作品就表现出“金刚怒目”式的问题意识与批判锋芒。正如作家所述：“由于受鲁迅的影响，我对文学怀有一种幼稚的、宗教般的虔诚，觉得作家就应该像鲁迅那样敢于直面现实、直面人生，就应该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就应该疾恶如仇，鞭挞丑陋，弘扬正义”;⑥“我决不给社会制造垃圾，决不出卖自己的灵魂。既然选择了这个行当，就应该有起码的社会良心和社会责任”⑦。

正是如此，《呐喊，不仅为一个人，一座山》在反思“几千年来，多少优秀子孙成为权柄手中的冤魂”之后“呐喊”：“我们伟大的华夏子孙，难道真是优秀者不得好下场？出头的椽子先烂吗？”《走过伤心地》诘问：许振中“拯救了全村，唯独没有拯救自家人……这到底是崇高奉献，还是陈旧观念的悲剧产物？”“如果人们还出于某种需要，某种宣传，利用奉献者的善良愿望，欣赏他们自我摧残的奉献……这是不是一种人性的泯灭、道德的沦丧呢？”《与魔鬼博弈》则如此质问：“南京沦陷，为什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外国人，能够留下来，能够冒着生命危险来拯救中国同胞？而我们中国人自己，我们的父母官们，同样生长在这片土地上，并且在这片土地上谋得高官厚禄，为什么没有一个肯留下来？”正是秉着这种“起码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因而在《百年钟声》中，最令作家“震撼”的，“不是亿万富翁，不是高楼大厦，而是笼屋”;最令她“震惊”的，“莫过于看到有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明目张胆地焚烧中国的五星红旗”。⑧

这一点，在《妈妈，快拉我一把》中表现得更为集中。作品所反映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世界各国高度重视的社会问题，因而在以往的问题报告文学创作中，也有不少作品涉及了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但它们要么只探讨问题的某一方面，要么其深度与广度还有所局限。而《妈妈，快拉我一把》则以“未成年人犯罪”为聚焦点，全方位、多层次地反映和探讨了包括爱情婚姻、伦理道德、毒品犯罪与留守儿童等在内的有关家庭、教育、法制、社会等问题。它以宏观综合手法，既揭示了令人震惊的未成年人犯罪的严重问题，又肯定了少为人知的监狱干警的奉献与牺牲;既呼吁全社会重视教育，又从社会、家庭、学校与文化等方面，分析和探讨了其原因与对策。尤其是作者以女性与母性的博大爱心，与孩子及其父母长辈们进行平等交流与坦诚对话，并以亲身经历与实际行动，对他们进行真切帮助、鼓励与抚慰。正是如此，作品就不但氤氲着满满的“正能量”，而且蕴藉着杜鹃啼血般的拳拳深情。

张雅文这种“敬畏文学，敬畏崇高”的“虔诚”，不只表现在作品中，也表现在其采访中的不畏艰险。如闯荡俄罗斯时，据说因局势混乱，不少“中国倒爷”在俄罗斯遭到抢劫，有的还惨遭杀害，因而家人坚决反对她出行。但她义无反顾，怀揣简单的《中俄对话》小册，背着皮夹克和旅游鞋边走边卖赚旅费。虽然在车臣等地的经历惊心动魄，但她却收获了报告文学集《玩命俄罗斯》与《为了揭开人类抗衰老之谜》等众多成果。第一次赴比利时采访时，为了挖掘钱秀玲、拉贝、昆德与何凤山等“拯救了许多生命的伟大人物”，她不顾年已古稀，20天中跑了德国、丹麦、奥地利与法国等多个国家，回国后又赴南京、益阳、北京、上海等地搜集資料。正是因为“几位主人公的事迹，深深地震撼着我，鞭策着我。其忘我救人的崇高境界，一次次地净化着我的灵魂，检验着我人性的优劣”，她随后才“完全沉浸在创作之中，每天与我主人公的灵魂对话，触摸他们灵魂的脉动，探寻他们生命的真谛”⑨。

最后，张雅文的创作还表现出鲜明的“情理融通”。这一点，不只表现在对“崇高”的敬畏与对“生命”的悲悯，也表现在对社会的批判、对文化的反思与对人性的探讨等方面。如《与魔鬼博弈》将德国与日本对待历史的态度进行对比，思考“德国和日本，同为战败国，为什么在认罪态度上，有着天壤之别？”“中国对待战后日本的宽宏与仁慈，到底是民族的优点，还是缺点？是善良，还是农夫与蛇？”《百年钟声》发现：“香港是打拼者的天堂，也是失败者的地狱”，“这里充满了商机，也同时充满了杀机”。而在《妈妈，快拉我一把》中，作者所讲述的案例与故事，都围绕着如何解决“未成年人犯罪”而进行全方位的立体探讨。如：“我们的法制教育，是否及时跟进了？传播手段是否流于形式？”“这些犯了罪的熊孩子有未管所警察来管教，可是，那些不负责任甚至混蛋的父母，又由谁来管教呢？”“我们的教育到底是分数第一，还是做人第一？”等等。当然，作者的这种“忧思”是与其“激情”紧密相连，甚至是“情”大于“思”的。这一点，除《生命的呐喊》与《4万∶400万》等外，《走过伤心地》《与魔鬼博弈》和《妈妈，快拉我一把》等也较典型。

总之，张雅文的纪实文学创作，虽无赵瑜、胡平、王宏甲等的思想“硬”度与学术“智慧”，也缺乏何建明、李鸣生、王树增等的史诗追求与“宏大叙述”，但却表现出女性特有的“主体虔敬”“题材庄重”与“情理融通”等特色，浸淫着深沉的忧患意识、责任担当与家国大爱。尤其是其独到的境外题材与“生命呐喊”等，更独树一帜。从而不但为当代纪实文学创作的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而且在“情”与“理”、“审美”与“功利”的有机融合等方面，具有较深刻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通过她的创作，我们从一侧面，窥见了新时期四十年女性纪实文学的发展、成就与贡献等。

【注释】

①陈思和：《对新世纪十年文学的一点理解》，《文艺争鸣》2010年4月号。

②参见《文艺报》与中国作家网等关于《妈妈，快拉我一把》研讨会的报道（2018年12月30日）。

③笔者认为，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表现出“主体虔敬”“题材庄重”“守真求实”“情理融通”与“文史兼容”等“新五性”。参见拙著《中国报告文学新论——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第四章《“新五性”：文体特性与价值规范》与论文《论叶永烈的传记文学创作》（《现代传记研究》2015年春季号）等。

④王宏甲：《梅洁：寻找精神的故乡》，《文艺报》2016年3月7日。

⑤王旭烽：《家国书·序》，浙江摄影出版社，2009。

⑥张雅文：《生命的呐喊》，新华出版社，2007，第263页。

⑦吴井泉、王秀臣：《以生命作抵押——张雅文论》附录《趟过文学长河的女人——张雅文访谈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第149-154页。

⑧张雅文：《百年钟声——香港沉思录》后记《以良知书写真实》，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

⑨张雅文：《与魔鬼博弈·代序：为了心中的敬畏》，重庆出版社，2015。

[章罗生，湖南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新时期纪实文学四十年”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8FZW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