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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邱华栋的小说

2019-11-01程光炜

南方文坛 2019年5期
关键词:英勇大海小说

我和华栋是武汉大学校友。他是少年诗人,也写小说,像那个时代一样,浑身满溢着浪漫充沛的诗情。20世纪90年代初,他大学毕业分到北京一家报纸。外省来京青年的敏感,以及对大都市的强烈自我异化感,在中短篇小说集《哭泣游戏》《都市新人类》《黑暗河流上的闪光》中有明显反映。长篇小说《夜晚的诺言》《白昼的消息》《正午的供词》《刺客行》等,也未脱去这一色彩。就技术而言,他的中短篇相较长篇,叙述更为干净利落,枝蔓较少。诗歌创作对语言的敏感和苛求,似乎对他写中短篇小说有一些帮助。

邱华栋之所以在90年代中期引起注意,是他启动了“北漂小说题材”。作品人物精神世界的茫然,生活的动荡,以及人际关系的碎片化倾向,揭示了八九十年代转型之际,人们当时感知世界的共有方式。华栋出生于60年代末,他缺乏五六十年代、70年代大时代的沉重感,但由于对当代生活特别敏感,弥补了历史感的缺陷。90年代初的北京,燕莎、兑换券、立交桥、留学、跨国婚姻、年轻企业家、北漂青年等概念,充斥在人们视野,侵占着他们的生活世界,华栋及时捕捉这些新颖信息,将之构造成小说题材、语感和人物类型。我认为在多种资源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二战后美国的垮掉派文化。“垮掉的一代”,又称“疲惫的一代”。它由作家杰克·克鲁亚克于1948年前后提出。在英语中,形容词“beat”一词有“疲惫”或“潦倒”之意,而克鲁亚克则赋予其“欢腾”或“幸福”的含义,与音乐“节拍”的概念相连接。该流派的作家都是性格粗犷豪放、落拓不羁的男女青年。他们生活简单、不修边幅,喜穿奇装异服,厌弃工作和学业,拒绝承担任何社会义务。他们以浪迹天涯为乐,蔑视社会的法纪秩序,反对世俗陈规和垄断资本统治,抵制对外侵略和种族隔离,并讨厌机器文明。寻求绝对自由的代表作是金斯堡的长诗《嚎叫》。想想华栋的诗人身份,就不难理解,金斯堡长诗《嚎叫》的情绪和动感是如何进入了他的北漂题材小说。我虽然年长华栋,略有社会经验。但在90年代环境中,也不禁为他小说中的这种情绪所吸引,仿佛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惺惺相惜,出现在我与作品之间。

它也容易停滞在城市喧嚣的表面,很难透过这层现代社会的虚假信息,对其精神疲乏状态的深刻剖析。更多时候有可能是,随着社会思潮转移,这种小说的独特魅力也随之飘散。在90年代初,在当时,不仅是小说,也包括流行的思想随笔、电影评论、异端理论,对新生代作家的文学批评,都有这方面的问题。在一个时代转折之际,最刺激人的东西,是最不容易留下来的,更不用说接受历史检验了。然而当时,华栋只是一个二十郎当的青年,我们不能要求他具备沉稳老练的心智,阅世的成熟,以及在把握这巨大变革社会的系统性的思想储存。

华栋90年代中期之引人注意,不光北漂小说、新生代作家和60后作家的身份标签,还有“四李一邱”精彩的《九十年代文学对话录》。四李,即李冯、李洱、李大卫和李敬泽;一邱,即邱华栋。今天看来,对90年代文学的认识,最有质量的不是那些酷评,不是尖锐华丽的文学批评,而是他们四个人的对话。在《作家》等杂志上,他们有长远眼光和文学史质量的多次对话,似乎被90年代文坛庞杂、强烈的高声贝噪音淹没了,至少,也被磨去了思想棱角。我当时读到这些清醒的议论,经常为之心动,但不久,就被接踵而至的各種标新立异的姿态所干扰。重读这些对话,是在2015年之后。我蓦然发觉,当大家都在盲目建构90年代文学意义的时候,十几年前的几位年轻人,却保持了一种有距离的和清醒的姿态。如果以后要对90年代文学成堆的问题展开清理,我认为应该先从这些对话开始。这些对话,当时就撕开了被“神话化”的90年代文学,它的浅陋、它的极端、它修辞的炫耀和它招摇过市的文化姿态。

自然,对话也包含着对话者自己心路历程的反省。他们当时,不也在积极参与建构“九十年代文学”吗?你要反省者也能对自己参与的历史建构进行彻底的反思,这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因为对话者的小说中,也都携带着90年代文学混乱的痕迹。心灵的烦躁,修辞的炫耀,貌似深沉,却缺乏一种真正抵达历史深处的积极对话的力量。我想,这都是年轻的代价。这是一个还没有真正走进成熟作家行列的作家无法避免的东西。

这部中篇小说集《唯有大海不悲伤》,让我对华栋小说有了一种新了解。在这些小说中,没有了他过去城市题材小说里的巴尔扎克气味,峻急的叙述,急于表达的姿态。也没有过于密稠的人物动作,将读者带到豪华客厅和卧室的引导者。作品有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从容和松弛,那是远距离的哀伤,也是远距离的体谅。

他对自己的变化是这样解释的:“近些年,我也常常听到认识的朋友中间,有些人生活中发生了不幸事件。每个人的生活中,总是有大大小小的缺损和缺失。比如,有一个朋友的独子,留学归来正待结婚,却因病忽然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何其悲伤!还有一个朋友的孩子,年仅十岁,不慎溺水身亡。朋友痛失自己的孩子,夫妻俩陷入了困顿和悲伤,婚姻关系也岌岌可危。常常是,突发的生活变故造成的痛苦在一个人、一个家庭难以承受和化解,那么,他们如何承担这悲伤,重新获得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呢?如何获得自我救赎,继续生活下去?”①

从巴尔扎克的直接叙述,转移到远距离的哀伤和体谅,这里面需要一个恰当的小说工具:它就是潜水爱好。

商人胡石磊带孩子在近海处游泳,因一时走神,再回头看的时候,“就是那么一个瞬间,人就不见了”。儿子从这个世界消失了。巴厘岛度假区救生员叫来快艇,四处寻找他的踪迹,一连七天,无影无踪。痛不欲生的妻子汪雁狠狠指责他:“你为什么不看好孩子,为什么不看他?”这轮高潮过后,汪雁怀着的二胎又流产。她要求分居,又要离婚,不久搬走。事情过去了大半年,胡石磊仍然没能从消沉中走出来。“屋子里到处都是酒瓶子、烟蒂,以及混乱不堪的衣服和随意堆放的杂物。公司的事让别人在打理,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

无法自拔的他,无意中看到一部关于大海的纪录片。从美国南部的弗罗里达到加勒比海的群岛,在水下摄影师的镜头里,胡石磊惊奇地看到了另一个生命的世界:大批准备产卵的呆萌的革鱗,正聚集在海底珊瑚礁旁边;亦看到漂流的水草,发亮的水流;有的鱼在上下游动中,向异性求爱;而有的则在产卵。旧的生命在消逝,新的生命在诞生,这一切都是那么的随性自然,都那么庄严。

胡石磊站了起来,他觉得自己其实不懂得大海。他突然决定到世界上所有的大海去潜游。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在网络上结识了美国年轻游友大卫·霍克尼,以及另一些潜泳爱好者。他购置了全套设备,找人训练,预订了各种机票、酒店。他的心灵,终于从失子的深渊中超拔了出来。更何况,大卫也经受过与他相同的命运:儿子被淹死、妻子流产、接着离开,他把公司索性交给别人。对大卫来说,潜泳、大海,成为他自我救赎的最重要的途径。胡石磊和大卫,就在这个人生转折点上,成为相互取暖的密友。

在墨西哥的玛丽埃塔群岛海岸旁。与大卫并立的胡石磊眼眶湿润了。他知道,他寻找的一种新生活,就要开始了。就在他投向大海的一瞬间,他从内心里喊道:“儿子,我来了。”……胡石磊继续下潜,朦胧中看到了鲸鱼,大海里最大的动物。抹香鲸从他身边游过。你感觉不到任何威胁,大概温和的抹香鲸把胡石磊看作了另一种人鱼。大卫鼓励他说:你的动作一定要慢,要温柔,对待鲸鱼,你的缓慢是最好的态度。最好是轻轻地抚摸。抹香鲸喜欢被抚摸——人,其实内心最渴望的感觉是被抚摸、被抚慰。

这一刻是多么美妙。他在与一对抹香鲸母子伴游。在接近于它们的地方,他摸到了抹香鲸的腹部,大鲸的腹部有些粗糙,小鲸的腹部是凉的。游着游着,那头小鲸似乎对胡石磊产生了兴趣,从母亲身边转过来,要和他打招呼。它好奇地在他身边转了一个圈,用它清澈的眼睛看他,发出了清脆好听的声音。然后,向引路一样,在他前面慢慢地向前游动着。胡石磊眼睛不禁出现了幻觉:

看到此情此景,胡石磊又想起了他的儿子,冬冬在海里游泳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也喜欢游在他的前面,我的儿子!冬冬!他的眼前出现了幻影,他似乎又看到了冬冬。他的喉头哽咽了一下,面镜模糊了,这在水里是十分危险的,必须控制住情绪。

这时,看到身边伴游的胡石磊,鲸鱼母亲略微引起了警惕。它不理解这个怪物为什么一直伴随在它们母子身边,久久不愿离去。他若即若离,眼神哀伤,但又没有哭出声来。这个另一种类型的人鱼,究竟是世界上怎样一种怪物呢?带着这种狐疑,大鲸带着小鲸,迅速从胡石磊身旁离开,游向更浩渺无边的大海深处。

胡石磊顿时心里有点空落,就像看到了冬冬,可冬冬又再度离他而去。还不知今生是否还能相见?

邱华栋以为找到潜水爱好,找到各大海的深处,就找到了脱离北漂题材小说,重闯创作新天地的叙事工具。但以我的观察,这难得的叙述距离,意味着从直接转移到间接,是从面对转移到似近又远的瞭望。他终于懂得,在胡石磊喉头哽咽了一下,“面镜模糊了”的时候,作为作家的自己,“在水里是十分危险的,必须控制住情绪”。

小说,在控制作者情绪的同时,实际在控制叙述节奏;控制是一种变化。直接往往会破坏控制,间接则让控制更加松弛自由。北漂题材小说里充满现实生活的实感,而这篇《唯有大海不悲伤》,终于有了人物感官上的幻觉。幻觉是在强调叙述的距离,是强调控制情绪,当然它主要是强调间接的作用。

《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在研究奥斯丁小说艺术的叙述特点时指出:“作家是为读者写小说,不能因自己喜爱某地就沉醉其中,描写过细,而要從读者的喜好出发考虑繁简取舍。”为此,她在致安娜·奥斯丁的一封信里说:“我希望你在写了很多之后,不要吝啬删除一些过去写的东西。关于梅利希太太的一段我会去掉;很平淡而且与主要内容无关。”②

夏志清在写病入膏肓的晴雯与宝玉生离死别一幕时,是这样评价曹雪芹故意把晴雯性格中的“直接”放下不写,直到铺垫、绕弯了很久后,才在读者面前抖出这一套“间接”的高超的手段的:“她要喝茶;为过去没能表白自己的爱情,空使青春岁月蹉跎荒废而悔恨不已;猛地咬断自己的指甲,挣扎着脱下自己贴身的袄子赠给情人,以作为自己以身相许的象征,而以前的她由于过于坦直而未能把爱情献给她的情人。正是这些言辞举动使得她的永别令人荡气回肠,弥久难忘。”③

申丹和夏志清,一个说作者不要沉醉在自己喜欢的某地,而要从读者的考虑繁简取舍,要删除一些过去写的东西;一个是说要避免直接叙事,而是把它留在故事铺垫和腾挪的某一时刻,这表面上有些迟滞、间接,却使小说的效果更加令人荡气回肠,弥久难忘。他们说的都是如何控制,在控制中争取松弛自由,当然是为了赢得与作品人物的必要的距离。

胡石磊在幻觉中接近抹香鲸母子,错以为小鲸就是失去的儿子,是冬冬。待大鲸带着小鲸离去,才猛觉这是一场幻梦。远距离的哀伤,远距离的体谅,就从这现实与幻觉的距离之间产生。他刚才眼眶的湿润,由此走向了深度,走向了辽远,走向了一个新境界。他发觉自己爱好潜泳,不是在逃避一团糟糕的生活,而是要到大海深处体验一种新的生命的真谛。失去也是获得,它只是短暂的创痛。没有创痛,又何来对新生活的迎接。

小说告诉我们,失去儿子三年之后,他遇到了加拿大华裔女孩郭娜。她是一个身材凹凸的潜泳教练。他们一起下潜,在海底用眼神和游姿交谈。胡石磊惊奇地发现,在深陷丧子之痛后,“他对一个女人开始有了一点好奇心”。而在大海深处,他发现到处都是各种鱼类的繁殖和生存的现象。

他对失去儿子的痛苦,有了更深的了悟:作为一个父亲,儿子其实迟早要和他告别。

在小说集《唯有大海不悲伤》中,《鹰的阴影》是另一篇值得一读的佳作。潜水、登山、北漂和城市小说的时尚题材,这是华栋热衷的审美趣味,但它有了深沉的意味,有了他过去作品比较稀缺的对生命价值的独特思索。

陆英勇是一家互联网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周翔是他生意上的合作伙伴,两人是校友。两人结伴登山,可陆英勇早已是乞力马扎罗山、麦金利峰、厄尔布鲁士峰和文森峰等世界著名巅峰的老练的征服者。他不仅事业成功,而且拥有祁红这位气质高雅、面容美丽的妻子。这个细节足以证明两人的恩爱:他在公司门口送祁红赶飞机,“在电梯旁,陆英勇很细心地把祁红穿的碎花衬衣的衣领整理了一下,拉了拉手,和她告别”。

对周翔来说,陆英勇是他的榜样,是他冲刺人生巅峰的巨大引力。作品不失夸张地写到周翔初次登山时,相关知识的“弱智”:

周翔感到了一丝恐惧。这时,他想到了一个问题:“师兄,你告诉我,既然登山很艰难,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要去呢?”

陆英勇眨巴着眼睛,笑了笑:“因为山在那里。”他拍了拍周翔的肩膀,看着他疑惑的眼神。

作品接下来插入一些闲笔,还有七折八回的铺垫。比如,周翔参观陆英勇公司的登山纪念小馆,他办公室长相奇怪的白猫、黑猫、花猫,登山前,还欣赏了鹰和乌鸦的各类标本。入住西藏喜马拉雅山下的一所登山学校。他们还谈到喜欢打猎、捕鱼、斗牛和女人的美国作家海明威。在帐篷里、黑暗中,外面起风了。周翔听陆英勇讲他经历过的那些非凡的故事:在珠穆朗玛峰的南坡和北坡,两条登山的主要路途中,经常可以见到死去的登山者。攀登珠峰的死亡率是百分之四,就是每一百个登顶的人,有四个人会死在路上。有的掉进了深不见底的冰缝,一些人滑入悬崖。来年雪山融化,随着融化水流冲下山的尸体,趴着、蹲着、躺着、侧倚着的,什么姿势都有。沉默了一会,陆英勇接着说:那些尸体就像是登山的路标,刚开始,你会感到心惊肉跳,因为,下一具尸体很可能就是你。所以,你更要坚持下去,奋力攀登,渡过万难险境。这些逝者即使不是英雄,也是为了把内心的理想埋在山上。

这是一篇英雄的小说。因为它一开篇,就设定了作品人物的结局。作品铺垫,是为了让它更丰满,心血更偾张,让读者更加的热血沸腾。这当然是小说家的技巧,换句话说,也是他对生命的重新体验。没有深刻生命体验的小说,是不可能拥有高超无痕的艺术技巧的。

华栋过去写小说,按捺不住要塞给读者繁复的故事信息,华丽的意象,视觉的强烈冲击波,他对读者有着极其强烈的征服的欲望。可这回,他开始拖延,迟疑不决了。他开始给人留下想象的空隙,不让人绷紧神经。他要换另一种写法,这就是不断腾挪、闪回和埋伏笔,以慢制快。这使他的作品,正在走向一个更浩渺空灵的境界,前方有很多不可知的东西,在等待着读者研究者。

在攀登喀喇昆仑山延伸出来的一片山坡时,正在向周翔回忆惊险登山经历时的陆英勇突然不说话了。他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忧伤。当时,他和妻子感情那么好,每到一个地方,无论卫星电话多么昂贵,他都要跟她多說几句,急不可待地向她倾吐。后来,他们的通话越来越少,觉得两人像是咫尺天涯。

看着对面连绵的雪山,掩藏在雪镜里的陆英勇说:我离婚了,就在上个月。周翔尴尬了一会,把话岔开,他从胸口摸出来一张照片,递给师兄说:你离婚了,我却要结婚了,这是我的女朋友。……

又过了一会,陆英勇对周翔说,你知道那个奥地利姑娘安娜,为什么要来攀登这座山峰吗?她的未婚夫,去年就是攀登它死在路上的,她来此,是要看看男朋友的殉难之处。“周翔心里一紧,有了一种不祥的感觉。这一次,他来登山,也是打算登顶成功之后就回去迎娶他心爱的女人的”。

华栋不满足表面上生死的忧伤,他想让作品产生更大的戏剧性效果。他们突然被邻国蒙面的恐怖分子绑架了。他们,还有皮特和安娜,被押到了海拔六千二百米的隘口。周翔看到旁边的山谷里,巨大的冰舌从山上延伸下去,它在沿着山谷汹涌地奔腾。蓝色的冰川晶莹剔透,非常美丽。忽然,被反绑着的安娜挣脱押送她的几个人,拼命跑向旁边的山谷,有人在喊叫,要她停下来。几个蒙面人在后面追赶,她跑着,双手还在后面反绑着,可她还是在跑着。有人开枪了。周翔想起来,前面就是她未婚夫葬身的山谷。

到了一个扎营的营地,绑匪给他们松了绑。每人一块馕饼,没有水,无法下咽。但他们都饿坏了。陆英勇悄悄塞给周翔一封信,小声说,也许你能先逃脱。一定不要紧张,找到机会就跑。这时,陆英勇忽然一把将那个蒙面人的冲锋枪抢了过来,对周翔说:快跑!接着就和冲过来的几个人扭打到一起。

周翔朝相反的方向连滚带爬地跑起来了,子弹在身边和脚下嗖嗖地响着,后面有追赶他的脚步声。不一会儿,后面追赶的声音渐渐稀少了。他飞快地奔跑着,翻滚着,像是一个自由落体,忽然弹起,又掉下去,飞起来,再落地。成功逃脱的他,终于在前面看到了一队中国边防的巡逻兵。

他走出林子,仰望那只鹰,看到它的身影正在扫过大地。也许陆英勇已经牺牲,为了帮助他逃脱。他从胸口掏出陆英勇写给前妻祁红的信,内容是,他依然爱她,只是已经无法再回家,请她照顾好儿子,还有自己的寡母。这是一封诀别信。周翔的眼睛不禁潮湿了。他仰脸看到天上,那只鹰还在飞翔,就像是陆英勇的化身一样。

他默默地念着陆英勇的名字,直到那只掠过整个天空的大鹰翅膀的阴影,被太阳的反光照亮。

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和《太阳照样升起》,是写人类尊严的小说。《鹰的阴影》也是一篇写人的尊严的小说。《永别了,武器》中的“我”,要去看望大病初愈的凯瑟琳,被医院护士挡在门外,命他回旅馆。“但是我赶了她们出去,关了门,灭了灯,也没什么好处。那简直像是在跟石像告别。过了一会儿,我走出去,离开医院,在雨中走回旅馆。”华栋在这部中篇小说集的后记里,谈到《鹰的阴影》创作的初衷。他说自己小时候一出门,就能看到巍峨的天山山脉。也曾拜访过诗人、登山家黄怒波先生:“写这篇小说中,灵感、材料就这么以我曾经取得的知识点,见到的人和事,看到的一则新闻报道——几年前,有中国登山家在新疆西南部登山过程中,被武装分子绑架、杀害的事件——这些就构成了我的小说壮丽、丰厚的架构和内容了。”④

他从这些前辈作家和新闻报道中,找到并组合了自己对生命尊严的重新的思考。

从北漂和密集城市题材意象里走出来,来到大海和登山的路途,是华栋小说的一次转换,是叙述视角的一次调整。它不只是从一个领域来到另一个领域,而是从中走出了豁达宽阔的小说艺术的胸襟。

我曾经喜欢他的北漂小说和城市题材小说,那里有生活实感,有现实温度,关键是有我这种人所缺乏的关于“现代”的丰富知识。但我更愿意看他身上的这种变化。有研究者注意到:作家“一方面穿过人山人海,走向高山大海,一方面心系更大的人群和更广的世界。单是这三篇小说就有一个逐步深入拓展的过程,主人公慢慢走出小我,走向大我,境界不断提升,更加英勇而出于公义”⑤。

1999年,当90年代文学的“个人写作”成为文学新宠的时候,李冯、李大卫、李洱、李敬泽和邱华栋五位青年作家和批评家,就对它有过难得的反省。他们认为,目前所谓的趣味趋同、平面化、碎片化的创作危机并不是“个人写作”造成的,而是“私人写作”的恶果,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真正的“个人写作”有两个必要条件:一为逼近个人经验的写作,二为它必须呈现个人生活的真实性。而所谓“个人生活的真实性”则是指个人与时代、历史之间的内在关联。因为每个人都不能摆脱他与外在环境的共存事实,作家有责任对这种联系做出自己的解释和判断⑥。

我以为华栋虽然理智上认为“私人写作”有害,但他那些北漂小说和城市题材小说仍然是从“私人角度”介入当代社会生活的。他有很强的表达欲望,以私人经验介入豪宅里红男绿女的世界。他的城市知识虽然有普遍性,但都带有邱记的鲜明印记。这使这些作品很难触及读者的内心,与他们发生精神的共鸣。表面的喧哗,不能抵达当代生活的深处,因此,也便难实现“作家有责任对这种联系做出自己的解释和判断”。

胡石磊从丧子到潜泳,再到与大海的对话完成自我救赎,虽以“私人经验”为出发点,然而,对于经历过相类似的生活创伤的当代人来说,这种经验却与他们发生了极其广泛的联系。因为它深刻揭示了当代社会“挫折感”的主题。在當代社会中,无论何时,无论何人都是很难避开这一次次的人生挫折的。

在一般人看来,陆英勇和周翔的登山,纯属有钱人的奢侈之举。经过华栋的改造、淬炼,它获得了人生尊严的崇高面貌。它打通了有钱人与普通人阶层上的天然阻隔,用人性这个关键环节,把他们联系了起来。正如前面我所评价:他从胸口掏出陆英勇写给前妻祁红的信,内容是,他依然爱她,只是已经无法再回家,请她照顾好儿子,还有自己的寡母。这是一封诀别信。周翔的眼睛不禁潮湿了。他仰脸看到天上,那只鹰还在飞翔,就像是陆英勇的化身一样。

其实,私人、个人、欲望、叙事等东西都不重要,对一个作家来说,关键是你怎样通过这些现代符号,关注人性世界的内容,关注当代社会语境中人性命运和生命的困境。好的作家每写一篇小说,某种程度上都在完成自我救赎,或者帮助读者来完成他们的自我救赎。小说实际是一种灵魂的净化,是对自我认识的提升,是将无数个人与滚滚向前的历史加以联系,并让每个人认识到自己的角色。

我就是这样通过华栋的小说,来理解他对胡石磊的人生安排的:小说告诉我们,失去儿子三年之后,他遇到加拿大华裔女孩郭娜。她是一个身材凹凸的潜泳教练。他们一起下潜,在海底用眼神和游姿交谈。胡石磊惊奇地发现,在深陷丧子之痛之后,“他对一个女人开始有了一点好奇心”。而在大海深处,他发现到处都是各种鱼类的繁殖和生存的现象。“他对失去儿子的痛苦,有了更深的了悟:作为一个父亲,儿子其实迟早要和他告别”。

人生最特殊的意义就是告别。无论对亲人,还是对生死,无论对事业,还是对虚无,都会如此,无人能够例外。

2019.5.22于北京亚运村

【注释】

①④邱华栋:《如何潜水、抓鳄鱼和攀登雪峰?》,见《唯有大海不悲伤》,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第197-198、200-201页。

②申丹、韩加明、王丽亚:《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53页。

③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第279、280页。

⑤吴佳燕:《邱华栋的高山大海》,见《唯有大海不悲伤》,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第206页。

⑥李冯、李大为、李洱、李敬泽、邱华栋:《个人写作与宏大叙事》,《作家》1999年第3期。

(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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