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著 卢冶译

【1941年12月25日】

日军占领香港

再也不会跟从前一样了，她想。

张爱玲（1920—1995）在自传体英文小说《易经》（The Book of Change）中写道：

忽然间她被一束强光迎头摄住，在这乳黄色、有着球形立柱的小小门廊里，她从头到脚都浸润在光雾之中。过了一会儿她才发觉，这是海那头射过来的探照灯。她一动也不动，立在这光的神龛里……在黑暗中她无声地轻笑，身体仍被笼在光中。再也不会跟从前一样了，她想。

时间来到1941年底的香港，其时，张爱玲已被香港大学录取。二十余年后回首，她以如是抒情口吻写下这梦幻时刻，恰如詹姆斯·乔伊斯式的“顿悟”（epiphany）般，预见了她此后的写作生涯。那“探照灯”仿佛是预示日军即将入侵、并在那一年圣诞节占领香港的不祥信号。两年之后，张爱玲果真在上海这座她所热爱的城市闪亮登场，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一颗文学新星于焉诞生。

如果张爱玲没有离开上海前往香港求学，她会从事别的职业吗？很可能不会：创作的种子早在她童年时期的上海就已播下。香港经验对她而言之所以重要，在于标志着她的人生转捩点，为她的创作增添了崭新的“超出传统的”（extra-traditional）维度。若无此番经历，她不可能写出《倾城之恋》（1943），也表现不出《烬余录》（1944）中那种心理与道德上的强度。前者是她最令人难忘的两部中篇小说之一，而后者可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散文体裁的壓卷之作。假若张爱玲在文学上再无所出，仅这两部作品，也足以奠定她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地位了。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在小说还是现实中，香港的三年时光（1939年夏至1942年夏）标志着张爱玲的成长过渡期。她因目睹“战争的残酷和人类无谓的执着”，在返回故乡上海之前已然脱胎换骨。兴许她是带着“浪女”回归之感，把自己的小说热情奉献给心爱的故乡读者，其中部分作品的叙述背景正是香港。香港的暂居经验，显然令她的创造力有如泉涌。归返上海前两年（1943—1944），她写出十余篇短篇小说和数量相当的散文。1944年，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上市后四天即告售罄，同年稍晚面世的散文集也同样畅销。正如王德威所言：“对历史和人类命运中意外事件的惶然一瞥，从此成为张爱玲写作中经久不衰的主题。为此，香港具有了一个形而上的维度，易与常、个人欲望与社会命运，在这座城市中反复无端地交错相杂。”

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1943）和《沉香屑：第二炉香》（1943）均以香港为背景，因其中杂处着英国人、中葡混血儿和印度人而充满了异国奇风，与她此前笔下的上海大相径庭。表面上看，小说的场景充满了南洋浪漫的异域元素。第一个故事里的高级妓院是香港的替代，这一座被野花包围着的白色山顶别墅，成为展现年轻女主人公——一个来自上海的纯真少女——自愿被诱惑与堕落过程而设置的诱人背景。第二个故事中，性压抑的女主人公——一个生活在这座小岛上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女性——在新婚之夜遭遇了精神创伤。如果这两篇小说一开始是用英文写就（张氏后来流寓美国时即用英语写作），很可能会被误认为是毛姆（W.Somerset Maugham，1874—1965）的作品。而当我们将这两篇小说与毛姆的《面纱》（The Painted Veil，1941）——一部以香港和虚构的中国南方小镇为背景、关于通奸和救赎的故事——相比较时，便会发现，比起毛姆笔下英国殖民者面对中国人所表现优越感十足的刻画，张爱玲的描述更为可靠，也更加富于情感的真实性。

张氏未完成的小说《连环套》（1944），是其香港故事的另一典型，背景为更早期的香港，描述一个底层中国妇女和她相继委身的四个丈夫/情人动荡不安的生活。她先后同一个印度人、两个中国人和一个英国人生养了五个孩子。作品向香港的底层居民投以极为罕见的一瞥，他们的生活围绕着西环和中环西部人口密集区域，那里是印度和中国商人、鱼贩子和仆役们的聚居地。我们可以跟随女主人公霓喜的脚步穿街走巷，逼仄狭窄的石子街两旁商店林立，“来往的都是些短打的黑衣人;穷人是黑色的”。一个在此开设绸缎店的印度富商，买下十四岁的霓喜，但始终未正式娶她为妻。霓喜为了生活自此周旋在一个男人又一个男人身上，像是一个个的连环套。尽管张爱玲公开承认，她在小说中着意呈现的是一个上海人眼中的香港——亦即带着一点东方主义（和自我东方化的）味道，然而这并非完全出于她的想象而已。

大学时期张爱玲居住在香港大学女生宿舍“梅舍”。港大校园不仅是张氏小说《茉莉香片》（1943）和散文《烬余录》的核心背景，也是前述《易经》中“探照灯”事件的发生地。它坐落在俯瞰中国商圈的薄扶林道中段，山顶的那些豪宅住着香港的高级官员及其家眷。年轻的爱玲拿着奖学金在一所香港大学主修英国文学，因而享受着特权地位，和在山下生活的绝大多数本地中国居民有着隔阂。也许偶然的涉足中国人居住区，并未给她留下好印象，她的日常用语是英语，而非本地人说的广东话。老师们是英国人，同学则大多来自香港、印度、马来亚和新加坡的上层富户。其中一位名为法提玛·摩西甸（Fatima Muheeden），又名炎樱（1920—1977）的中国、斯里兰卡混血女性成为她的终生密友，增订版《传奇》的封面设计者就是炎樱，张氏文中不时提起她。尽管事实上她无论与哪个群体都相对疏离，但作为在一个香港精英学校中备受呵护的学生，她的生活享受着某种程度上的舒适和稳定，直到战争及日军的入侵猝然夺走了这一切。

如前所述，战争的恐怖和暴行给了张爱玲创作《烬余录》的灵感，此文生动地描述了她的同学们对于这场战争是如何毫无防备心。直到日军的枪炮在他们脚下炸响之前，有人还在忧虑晚餐时的穿着，有人（即炎樱）正准备到城里去看“五彩卡通电影”。文中作者绘制了废弃的街道上一辆空电车茕茕孑立的奇景。时光仿佛在蒙太奇式的断片中瞬间凝滞：“一辆空电车停在街心，电车外面，淡淡的太阳，电车里面，也是太阳——单只这电车便有一种原始的荒凉。”这是“探照灯”之外，让一个年轻女孩成长的另一个天启般的时刻。冰冷的超现实主义语调，与同时期的另一篇散文《公寓生活记趣》（1943）中对上海电车的温情描述形成强烈对比。张氏声称，她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于她而言，深夜里电车回厂的声音，“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

张爱玲香港故事中的另一个地标是浅水湾饭店。它曾经坐落于港岛南岸，今已不存;旧址上盖起了一座现代化的高级公寓，顶层的露台饭店里怀旧式的吊扇装饰和英式风格的家具，历历在目引人追念小说《倾城之恋》中的情状。

小说图景分为两幕，第一幕在上海。在那里，白流苏——一个离了婚、受困于传统大家庭的上海女人，遇到了从英国归来的花花公子范柳原。范邀请她去香港相会。随着场景的转移，故事也开启了新的征程。一个新的世界骤然开始，旧的规矩不复存在，她被迫扮演一个纵情声色的离婚女人，和她那位风流成性的追求者棋逢对手，就像在拍摄一部怪诞的好莱坞喜剧片或歌舞片。浅水湾饭店正是上演风流韵事的绝佳地点。置身于新的环境中，白流苏感到自己获得了解放，人生第一次能够追寻自己的身份，掌控自己的命运。显然，将小小的悲剧化作喜剧需要香港这样具有异域色彩的土地。如果范柳原和白流苏仍在上海，他们的罗曼史将永无机缘开花结果。故事结尾，叙述者嘲弄地点评道，正是战争和成千上万人的死亡，成全了女主人公的幸福结局。的确，正是这一时间（一场战争）和空间（香港）的绝妙勾连使得平凡化为非凡，历史成为传奇。

根据张爱玲的回忆，她是在1941年香港大学暑假期间，去浅水湾饭店探望母亲时首次听到一对男女的情事八卦。他们是张母的麻将牌友，女子在打牌中的母亲身后眉目传情，将男人钓上钩，接着两人便相爱并同居了。是据这段流言，她织就了一个精湛的浪漫故事。

我们不禁要问：这些人从上海来到香港究竟意欲何为，难道仅仅是为了逃避战争？1941年的上海还没有被日军占领，1943年前上海租界一直是一座未受影响的“孤岛”。除了陪伴女儿这个借口，张爱玲的母亲到香港做什么？实际上，张爱玲很少见到母亲，即使见面也往往充满剑拔弩张的气氛。随着《易经》（2010）和《小团圆》（2009）的出版，这对母女的關系也以其更丰富的面貌昭示于众。在张爱玲早期的作品中几乎视母亲为偶像。是她为这个乳名唤作“煐”的女儿起了“Eileen”的英文名字，并以其发音取中文名“爱玲”。张母是一位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与保守传统的丈夫顽强对峙，终至离婚。如果说，张爱玲身上与专制的父亲相反的一切都来自她的母亲，那么在香港，情况就全变了。她后来的小说中所揭露的母亲是“刻薄，任性，放荡”，一个为了获得安全感和经济支持，不惜走马灯似的大换英国情人的彷徨无助女人，她甚至在牌桌上挥霍掉女儿的奖学金。她那上流社会的生活姿态，不过是伪善和颓废的面具。曾几何时，她的女儿以写作的方式虚构性地重返彼时彼地，向她不再崇拜的母亲索取宿债。

简而言之，张爱玲的香港故事，呈现了奢华与衰颓、浪漫迷魅和精神堕落并置的复杂图景。这个岛屿，为张爱玲眼中深受传统制约的上海中国人，提供了一面扭曲的镜子;相对于所扎根的上海，香港成了她的自我“他者”。多年之后的1952年，当她被迫离开上海时，她别无选择再次前往香港，并以之为试图开启新文学生涯的临时基地，尔后再移居美国。可以说，是香港，才令她后来的文学写作成为可能。

（李欧梵，香港中文大学;卢冶，辽宁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