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 间：2019年4月20日

地 点：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明德楼109会议室

主 办：青年文学杂志社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

主持人：张菁 张燕玲

张菁（《青年文学》主编）：当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快，2018年的城镇化率已达到59.58%，城市占据的比重已经越来越大。在我们的书写中，城市不仅仅作为标签，更是现代意识的体现。城市是共享、包容、共生的。随着历史发展和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化所带来的精神性变迁，以及个人精神的突显，已经完全不同于乡村文化也完全不同于巴尔扎克的城市文化。对于城市人精神世界的变化，沉默的幽暗区域的深度开掘，成为时下城市书写的新课题。城市的书写，是当下，更是未来，他建立在理解和想象无限可能基础之上。文学是根，是我们以其他形式展示最扎实和根本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基于此，青年文学设立城市文学排行榜，筹办了这次“城市文学高峰论坛”。下面我们将请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先生致辞，请评论家、《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老师做学术主持。

邱华栋（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首先热烈祝贺“城市文学高峰论坛”召开。《青年文学》是改革开放四十年里诞生并坚持下来的中国最重要的文学杂志之一，很多当代文坛的重要作家，如铁凝、刘震云、刘醒龙、王朔等作家的重要作品甚至处女作，都在这本杂志上面发表。后来还涌现了很多作家，形成了青年文学创作梯队。《青年文学》杂志在张菁主编的领导下，特别关注新文学的生长点，杂志形态做得非常漂亮，一本杂志在手，能看到中国文学未来的生长力、生长点、生长性。《青年文学》来深圳这样一个大都市，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联办这样一个活动，象征着青年性、创造性、未来性，以及城市文学本身的丰富、复杂和更多的可能性，这个是我们论坛一个最重要的出发点。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也比较年轻，但这里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就有四百多个。因此《青年文学》和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两个充满生机的单位联办这次“城市文学高峰论坛”，肯定会让今天的论坛精彩纷呈。

本次论坛的两个主题的设定也非常精彩，上午的论题是“城市文学：出发”，下午论坛的主题是“城市·存在·发生”，论坛还邀请了音乐、影视、舞蹈等方面的艺术家来参与。这种多种艺术门类的互动、交流也是文学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我们今天会从各种方向來探讨未来文学的生长性。我来参加论坛，除了作为论坛嘉宾，还有一个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的身份，所以今天我也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对“城市文学高峰论坛”顺利召开表示祝贺，预祝论坛圆满成功。

张燕玲（《南方文坛》主编）：今天是个好日子，时值谷雨，深圳正迎来连续的强降雨天气，昨天我们的来程都经受了春雨的考验，但于农事是好雨，“雨生百谷”。我们知道，在社会与文学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当下，作家的都市意识、城市书写经验及其表达都相对薄弱，难以与巨变时代匹配。而“深圳文学”在中国城市文学里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青年文学》出了一个及时的论题，同时也是孟繁华老师到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播撒的第一场学术雨。所以，“城市文学高峰论坛”的召开，天时地利人和，既是一场应时雨也是一场及时雨。

《青年文学》在不久前发起了“2018年度城市文学排行榜”，引起了较大的反响。那么，如何深化文学的现代性，如何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在一定意义上，我觉得“城市文学排行榜”的上榜作家们都是这方面的典范，我们首先请出“城市文学排行榜”的榜首作家邓一光老师。邓一光老师于“深圳文学”，既是老师也是兄长，他笔下曾经的大武汉，如今的深圳，都颇具文学张力。

邓一光（深圳文联专业作家、文学创作一级）：很荣幸入选“2018年度城市文学排行榜”，我是《青年文学》的老作者，感谢《青年文学》多年的抬爱。这些年我参加过几次城市文学的讨论，每次讨论完，都感到困惑。对于城市文学这么一个大话题，是否存在一个共同认知，人们是否能凭着朴素的热情找到同理心，这个困惑一定是普遍性的。所以，有时候为了保护自己尚未迟钝的对现实生活的异端感受，我会用逃避来抵制讨论。我的困惑还在于，写作者的书写冲动和具体生活有关，比如说颠沛流离、困扰不解、恐惧疼痛、神经症状这些特别个人化问题，写什么，怎么写，写不写，看起来完全属于个人，但实际上，个人写作和时代整一性这个理性框架有很大冲突，任何写作者都要回答如下问题，你的写作是否和时代环境，和环境衍生的历史与未来建立起联系，以及你通过书写完成的文学成就是否有效。但是，来自当下的现实生活背景，和我之前获得的经验完全不同，比如说，我是从俄法文学开始世界文学启蒙，那个时代，大工业革命给整体意义上的人类带来了希望，它的时间进程是渐进和徐缓的，对前文明的颠覆和覆盖既清晰又没有那么快，文明的堆积层在渐进过程中有机会得到筛滤，既能传承，又能新生，对个体生命的冲击反而会形成一种个体觉醒的张力，促使更多文学艺术样式和社会思潮生长，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作家有从容观察和书写生活，甚至形成经典化写作的可能。人类是以代际传承来完成发展的，我的人文经验基本来自历史渐进时代，可如今的时代，它的进程速度之快，程度之彻底，挤压之剧烈，是前所未有的，它不仅从外部形态，而且从内部整体发生，社会观念的更迭，伦理道德的坍塌，人们根本来不及建立起足够结实的、可以援用的新伦理体系。

我们面对的问题足够大，速度足够快，它告诉我们，原有文明的理论基础在今天已经站不住了，人们之前的经验无法再完整沿用，科技不是以渐进的方式，而是不容置疑地摧毁着前文明秩序，作为文明的产物，我们需要回答经验阻断这个问题。经验认知肯定做不到清零，你不能把基因清零，不能把文化谱系清零，但已有的文明形态，它面对着结构性的不真实，面对着建立之上的全部文明形态的模糊，传统的伦理、道德、法律，这些东西用不动了，我们还在用，还在信任它，我们面对的是这样尴尬的现实挑战。

爱因斯坦把艺术与科学视为一体的两面，科学限于有型世界，它不能解释人们的精神和心灵世界，人具有比数据和计算大得多的内涵。地球的熵值是什么，物理学家大体知道，把物理学问题转化为文学问题，它的表述应该是这样一个设问：人们的精神和心灵熵值是什么，作家和诗人们知道多少？事实上，我几乎不知道这个时代人的精神和情感的无序究竟发生在哪里，它对人们会形成怎样的塑造，城市生活经验，包括文学书写在内的一切活动，正是在这样巨大的困惑下展开的观察、感受、发现和表达的结果。我不认为现在需要和可以满怀信心去展望什么，政府工作报告会那么做，故事不能，故事的展望必须给出建立在全新文明想象和终极结论的探索实践之上，建立在微观世界令人信服的人物和细节之上，没有这个视野，写作者可以止笔了。

我很庆幸生活在一个科技突飞猛进和意识形态强力冲突的不安全时代，身处无所不在的恐惧中，因为不安全和恐惧，我的念头不会在某个地方驻留，尚且能够在流动中获得和保持书写冲动，以解决我和自己、和外部世界的冲突，并且坐在这里，和诸位交流对某个文学现象的看法。

张燕玲：邓一光老师开了个好头。他首先提到的这种困惑乃至不安、恐惧也是我们大家的，更意味着今天论坛的及时和必要，尤其是他所说的城市的巨变。我想大时代大变局中，尤其在困惑的心霾环境中，男人和女人的较量，人类与城市现实，与自我的较量还在持续，现在存在，将来也还是会存在。我也深信，城市文学排行榜的作家一定有过自己深刻的思考，比如说像计文君，她的《化城》，这个“化”的巨大力量正是来自这个时代的城市，大到如一光老师所说的我们自己都过不去。关于基因，我想邱华栋老师对这方面已经有个精准的回答，他的《云柜》实际上就是一种人本感性和你所说的科学理性的冲突。所以下面要请计文君谈一谈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非邱华栋莫属。

计文君（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员）：的确，今天的城市越来越虚幻了，真假难辨，每个人都很难触碰到真实的边界，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可能真的对自己身处其中的环境“一无所知”，仿佛处处都是“幻化出的城”。这种荒诞感是很多人的真实感受。回到今天的论题，“城市文学：出发”。美国学者杰弗里·韦斯特在《规模》一书中把城市理解成一个生物。我们都知道热力学第二定律，就是任何一个系统，熵——也就是混乱程度一定是不断增加的，生命体会消亡，企业会死，星系会消亡，恒星会衰变。但韦斯特发现，这种规模增加、线性混乱增加的现象，城市是例外。企业有寿命，个人有寿命，但是我们的城市像一个巨大的生物，它不断增长，不是线性增长，是网络性质的，它的每一块都在膨胀。即使我们在人为地遏制，用各种各样严苛的规定如户籍制度、房子限购政策等，我们依然能看到在继续膨胀。如北京、纽约、迪拜、里约热内卢这样大城市，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星球上最为重要的存在。

我们往回看，现代文学时期对城市的描写，比如茅盾的《子夜》，开头写了从乡下来的老太爷生生被摩登城市吓死的一个过程，这样的描写里隐含着城乡、现代文明与封建文化这样的对峙设定。无论肯定“城”还是肯定“乡”，二元或者多元的设定是存在的。今天这个格局被根本地动摇了，或者是根本地被改变了。我说的不只是中国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而是人类的文明范式彻底改变了。这个改变，是20世纪在这个星球中发生的最为重要的事情，世界大战和全球化进程，都不过是这个改变的不同显现方式而已。以消费为内核的城市文明，唱的是独角戏，它是唯一的演员，它把此前文学叙事中别的角色——乡村、小镇、外省、蛮荒的原始之地、流浪的无尽远方……都变成了布景、道具、舞台装置或画外音。无论你描写的是蛮荒之地，还是偏僻乡野，“城市”依然都在，是硬币的另一面而已。

城市在膨胀，人类在越界，而且都没有方向——朝哪个方向走，按照某些人的认知都是向前走。刚才邓一光老师讲到量子力学、基因编辑，讲到我们今天不断地朝前走，同时可以看到的是，今天我们也在“向后退”——这对另外一部分人来说同样是“向前走”，国内的各地办的“女德班”，《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在网络媒体上被道德批判。不光是我们，环视世界，美国的选择、欧洲的选择，让我们看到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浪潮，而某些政教合一的国家和极端组织的行为，更是一再触碰人类文明的底线。我个人的感觉，我们似乎处在了“文明板块”的接缝处，文化和思想上的动荡是剧烈的，所面对的人类经验前所未有的斑驳复杂。所以，对于今天的写作者，思想力的要求是巨大的。我们稍微懈怠，仅仅想依靠个体经验、族群经验，或者我们固有的文学经验都不可能处理我们今天面对的现实。我们需要动用几乎所有的思想资源，文学的、哲学的、历史的，当然也包括自然科学领域的。譬如认知科学的很多理论假说，还有理论物理的一些思考，都给了我很多启发和助力。

我甚至在想，也许我们可以在新的维度上重新审视和处理所有的既有经验。前辈同行对经验的处理方式成了经典，而文明的板块“断裂”，很可能使得我们和经典之间的关系，也許就不在同一条时间的延长线上了，而是按照另一个可能，重建一条平行的时间线。有个记者问我，您觉得AI的写作会代替我们人的写作吗？我说我相信人能制造出来人无力控制、毁灭自己的力量，比如说核能、原子弹，但我不相信人能“造”出来人，尤其是在我们今天对意识本身的认知极其有限的情况下。我相信人需要的，还是人的文学。

邱华栋：刚才邓一光老师讲得特别精彩，提出了很多重要问题，比如说科技发展对人类未来的影响，确实是特别大，越来越大，尤其是人工智能。一些高科技的发展，必定使人的生活发生巨大的变化，很多人伦关系也会有巨大的考验。什么是城市？我觉得城市就意味着人的生活形态的更多可能性，比乡村生活、农村经验更加复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城市文学肯定是指向未来的。邓一光老师讲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讲的未来世界，的确让我们有恐惧感、不安全感。就作家来说，写作方向走向科幻类型也好，批判性的现实主义的写作也罢，包括其他可能的写作也好，我觉得文学有了生长性、再出发，就存在巨大的可能。

作为一个作家，我特别留意文学史上的某个作家和一座城市建立关系的这种文学关系。比如说20世纪城市大发展，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就和爱尔兰的都柏林建立了深切的关系，以至于现在每年的六月十六日叫作“布鲁姆日”，每年有很多人在那一天到都柏林，沿着小说主人公走过的路线走一天。还有俄罗斯作家安德烈·别雷的《彼得堡》，他跟彼得堡建立了联系。布尔加科夫写过《莫斯科万花筒》，也是对莫斯科进行了对象化的书写。还有老舍与老北京，帕慕克和伊斯坦布尔。最让我吃惊的是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的《纽约三部曲》，读了《纽约三部曲》你就发现人类和城市之间的关系发生了特别巨大的变化，其中有一部叫《玻璃城》，去纽约就知道，多年前纽约就是玻璃城了，这种印象、这种感觉我们现在在北京、上海大城市生活也能感觉到。但是你读保罗·奥斯特的《纽约三部曲》，那真是城市文学的书写最极端的感觉，最尖端的，非常变异环境与人在大都市里的折射。所以，作家和一座城市的关系很紧密，有很多例子。

译林出版社出了一套大城市叢书，比如《伦敦传》《巴黎传》等，都不是小说，是一种建筑、历史、文化，还有作家个人化的城市文化史。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建立自己跟城市的关系，写一本自己跟城市之间的传记书，这个是城市文学出发的极好的一个原点。

张燕玲：我记得十年前你有一篇小说叫《城市的要素》，城市是什么？你把城市喧嚣繁华都列举后，说这些都是城市，但城市只有耳朵，城市没有乳房等，这与刚才几位老师有相通之处，因为大家越来越切近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生存真实，以及审美的丰富性。

岳雯（中国作协创研部副研究员）：对于今天的作家和读者来说，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城市经验已然成为我们的切肤体验;在我们的文学经验中，城市文学已然攻城略地，蔚为大观，本质意义上的封闭式的乡村文学反而稀少而罕见。那么，城市文学究竟意味着什么？既然城市一直在变，那么，变化本身就是城市文学的某种本质性特征。不妨由此梳理一下我们关于城市文学的基本认识。

一般而言，表现城市的文学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模式。第一种模式从现代性出发，表现为“罪恶的城市”与“乡村乌托邦”的对峙。第二种模式是本雅明式的，城市里的游手好闲者作为主体用凝视的目光来捕捉和把握城市。然而，恰恰在凝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凝视是无效的，也就是说，城市作为一个庞然大物，浪荡子的凝视，也只是盲人摸象。第三种模式是城市自己成为叙述者，城市自我代言、自我叙述。

长期以来，评论界对城市文学的批评大多集中一点上，即我们认为作家们写城市，往往着力于写都市风景线，写现代消费的公共性想象，是缺乏个人生活经验的想象。事实上，这和当年对“新感觉派”的批评异曲同工，是历史的重复。现在看来，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努力，城市文学整体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努力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声音真正地进入了城市。城市的声音，大概就是张爱玲所说的“我喜欢听市声”的那个“市声”。这其中的代表性作品就是《繁花》。《繁花》最引人瞩目的地方，它用地道的上海声音还原了上海的生活气味，让方言与方言思维成为一部长篇小说的整体，建立了方言自身的主体性。这是对束缚在小说身上的普通话这一紧身衣的挣脱，无疑开创了长篇小说的新途径。第二，景观作为城市的物质外壳，直观地反映出一座城市的形象甚至精神文化内涵。作家们往往选择一个城市景观，赋予这一景观以纵深的历史背景，提供关于这一景观的具体物质细节，将这些物质细节同人物内心世界勾连起来，最后，顺理成章地，这一建筑景观成为这座城市精神的象征。方方在《武昌城》中用城墙来表达她所理解的武昌。陈丹燕的《成为和平饭店》与虹影的《上海之死》都可归为此类。第三，寻找城市的代言人。陈晓明在讨论“城市文学”这一概念的时候曾提出：“城市文学所表现的人，一定是叙述者透过城市这一滤镜所观察到的人物，因此，他/她的一举一动都同城市息息相关，折射了城市的经验、情感与精神。”在这一点上，迟子建与铁凝显示出了相近的美学追求，即在让小说人物成为一座城市的精神象征的同时，也承载了作家本人对于世界的看法。比如铁凝在《永远有多远》里建立的关联地图是白大省—胡同—北京，迟子建在《晚安玫瑰》中所建立的关联地图是吉莲娜—俄罗斯花园式风格小楼—哈尔滨。第四，城市是如此瞬息万变，许许多多新的城市经验也与我们的时代一起进入了文学中，比如计文君的《化城喻》讲述新媒体人的新的伦理价值，郭爽的《拱猪》讲年轻人在“粉丝文化”中获得安慰。还有的青年作者通过想象重建城市文学的地方性，成为近年来城市文学的一个潮流。比如，我们都在讨论东北作家的崛起，班宇、双雪涛、郑执等。所谓“崛起”背后的逻辑框架就在于，之前我们认为乡村是地方的，那么到了今天，我们意识到城市其实也是有鲜明的地方表情。也就是说，城市不再是一个面貌一致的公共体，而是有了自己的表情、声口与生命。

但是，今天的城市文学依然不能令人满意。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理解城市的方式的问题。乡村与城市从来是以一组对位概念的面目出现的。谈论“城市文学”之“变”，隐含着“乡村文学”之“常”;“城市文学”之“新”，意味着“乡村文学”之“旧”，更何况，“城市文学”与“乡村文学”都有其犬牙交错的意识形态指向。单单就城市文学谈论城市文学，或者就乡村文学谈论乡村文学，似乎都有些隔靴搔痒。然而，在当下的文学实践中，一个以城市/乡土作为书写对象的人，自觉地斩断了城市与乡土的关联，终究使得城市文学/乡土文学扁平化、单向度化，也不可能构成我们今天完整的中国经验。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尚未寻找到能够塑造我们的感觉结构的城市文学。我之所以推荐《长恨歌》作为最好的城市文学作品，是因为到目前为止《长恨歌》依然塑造了我们对于城市的感觉结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关于城市想象、理解和体认，可能是由《长恨歌》所奠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城市文学应该是预见性的、想象性的，规定和支配了我们的情感脉络和思想观念。

刘大先（《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从学理上来说，城市文学有很多层面的切入点，城市文学的观念或者城市题材的写作，书写城市或者在城市书写，不同维度和线索都可以展开来讨论，这正表明城市文学的丰富性和开放性。如何看待城市文学，不仅取决于创作者或观察者，也取决于城市本身，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人和城市之间的关系。现代城市剧烈变迁所带来的速度感，个人感受和时代理性之间的挣扎，以及经验变化所造成的观察方式的变化，这些我们都感同身受。确实，城市文化使得农耕经验中的人感到不安、焦虑甚至恐惧，此前的经验已经无法援引用来理解与解释新的感受，曾经的关于幸福的允诺和信服的人与事都面临瓦解。城市文学必须因应这一系列城市体验的变化而主动进行认知方式的转换，没有这个转换，城市文学就是无的放矢或者说刻舟求剑。因为城市文化已经成为我们理解内在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基本背景，就像所有现代以来的文学都是当代文学，哪怕古代文学也是以当代的眼光整理、重塑的结果一样，乡土文学、农村文学、乡村题材文学也是在以我们身处的城市化进程的认知框架来想象与界定的。

城市与乡村的分裂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事情，在工业取代农业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之后，人从与乡土的亲缘关系中分化出来，个体成为工业生产系统中的某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全体时，有了所谓的异化劳动，也就带来了主体的分裂。现代城市工业化的结果于是带来了一系列震惊性体验：生活在别处，失落家园的乡愁冲动，应对变化的焦灼与无力感，病态的神经敏感……这些体验反应在文学上是认知方式与表述方式的转变。现代中国城市经验书写的谱系，可以拉伸出一条蜿蜒曲折的文学史脉络，并且也逐渐形成了一套关于城市的认知。关于现代以来的城市叙事和想象从类型和流变来说，是一个复杂的学术命题，我不在这里展开。我想引申的一个话题是当代城市的经验是什么？当代文学又如何来表述当代城市？

现在的问题在于大量的当代城市题材作品，在观念与思维上可能还停留在乡土逻辑与美学之中，或者延续了现代西方城市文学所奠定的书写模式，很多时候是在惯性中用乡村为本位来观照城市，将乡村当成一个棍子来敲打城市。换句话说，这些作品并没有提供新的认知形式和美学形态，它们的书写“语法”没有质的变化，而只是数量的累加;它们也许增添了某些新的现象与故事，但那些只是“词汇”性的东西，而没有在范式上进行改变。这是当代城市文学最根本性的问题。当代城市经驗已经远远脱离了天真淳朴的田园气息，也不再仅仅是本雅明时代的震惊体验，因而已经无法用狄更斯或者雨果的笔法去描述，也无法用张爱玲、刘呐鸥、老舍或者周而复的观念去审视，那些文学前辈所写到的城市及其问题和观念依然存在，但是新的变革也已然发生。当代中国城市是在全球性语境中的城市，它融合了农业、工业乃至虚拟技术，内在于资本、消费与符号化景观之中，当代城市文学需要找到自己的赋形方式。

任何一种当代城市现象都是整体性的，任何一个小问题都牵一发而动全身，而城市外部环境的变化自然与生产和生活的方式密切相关，又进而导致身处其中的人们认知方式与感觉结构的变化，这就会带来新的城市文学。放到文学发展的长时段来看，当代城市经验给我们的观念带来诸多冲击。首先，我们不得不去反思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以来的文学传统。毫无疑问，当代城市已经进入到赛博格时代，信息科学、媒介技术都发生了新变，它们又反过来改造人自身。当代人是不是还是像莎士比亚所说的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可能在文化生态的整体变局中，谁也不能如此理直气壮地自信了。其次，集约式的大都市的发展模式也受到了一些挑战。本来现代城市挑战了温情脉脉的乡土想象，就像被视为“自然文学”或者“生态文学”圣经的《瓦尔登湖》也被解构了——经济学家认为梭罗那种生活方式其实资源消耗和生态危险反而更大，城市会带来高效率。但城市是否只有集约式发展的单一模式？从全球范围内来看，也不尽然。拉回到中国来看，除了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型都市，星罗棋布的各种中小城市乃至乡镇更有其特色，城市也会在功能与意义上有所区分，近年来文学中的“小城/镇”书写可以说是一种新创。最后，当代城市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符号生产和符号消费，景观化尤为明显，它所伴生的文化工业、创意产业以及阶层区隔都日益不容忽视。在这样的背景下再看当代中国城市文学，会发现它有着极为广阔的前景和路向。笛安的《景恒街》是一个具有时代新质的作品，写到创业、风投、粉丝经济，从而提供了一个见证性的时代与城市文化个案。它描写的那个地方主宰了当代城市的资本与权力合谋的统摄性的存在，这样的存在使得小说里面的情感、道德、伦理都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使我们不能用前现代或现代的观念去规约，也不能用人的个体的自主性、主体性的自洽来进行概括。需要强调的是，必须要意识到旧人文主义的失落趋势已然降临，而怎么样通过文学的方式来进行应对，可能是城市文学需要关心的话题，而不仅仅是题材或者站位。

张燕玲：刘大先提出了写作经验的巨变，个体的自主性、主体性的自洽，尤其写作经验，为写作者提供的心智，我以为可以请出蔡东谈谈，蔡东很多作品写人生困局的纠结、人性深处的幽明，既充满人间性又富于张力，且颇有心智。

蔡东（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无论以什么为书写对象，无论乡村还是城市，要写好都很难。关于城市文学，也很难说什么是所谓的纯正味道的城市作品，城市文学是参差多态的。我对城市的感情很复杂，一方面也经常感受到恐惧，也想不通自己跟深圳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它不是我的精神故乡，但也不仅仅是我的居住地那么简单。更多的时候我觉得它保护了我，给了我很大的自由，让我有地方可躲，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感谢深圳的。我相信城市对每一个写作者来说都很重要，我们真正生活在城市，再冷漠也不可能不关心自己周围的环境，不关心自己周围的文化，可能还是需要找到一个书写的入口吧。所以城市文学书写作家要有置换情境的能力，现在大多数人可能并不拥有这个能力。情境还是原有的，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一套。

说到心目中理想的城市文学，写城市，或者说写城里人，写某一个时代的城里人，他们的生活、情感、命运，《红楼梦》难道不是吗？只不过不会把它命名为城市文学，它不能被这个词包裹住。如果让我推荐一个最有城市气质的作品，我会推荐《了不起的盖茨比》，菲茨杰拉德用不朽的形象、用小说的方式凝结了一个时代。我觉得文君的小说里面最打动我的，最让我着迷的其实就是挽歌式的气质，跟《红楼梦》和《了不起的盖茨比》一样，现在的城市文学没有出现太多这种气质的作品，让我读了之后觉得都是大梦一场，但这场大梦又很值得梦一回。

强调城市文学的品种，对我的意义是，它能恢复我对生活的敏感性，我觉得生活越来越狭窄了。所以当我们开始有意识强调城市文学的时候，其实是促发我们真正去关心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我们到底对它的了解有多深，这可能对写作者来说是最重要的。

于爱成（深圳市作协副主席）：今天的会在深圳召开，我想对深圳的城市文学做一个简单的描述。应该说从1983年开始，“深圳文学”作为一种形态才开始发生，当然这种文学形态一开始就不会是乡土文学，因为无论题材还是人物、主题，切入的都是深圳改革开放的现实。深圳本土作家和首先进入深圳的作家最早嗅出新生活的气息，他们最早写出了深圳现代化进程中人性焦虑和个性成长的烦恼。比如在1985年，深圳出现反映早期劳资关系和打工者自我意识萌芽的打工文学作品，从此，打工文学一度成为“深圳文学”的主潮。1986年10月，《深圳青年报》副刊编辑徐敬亚与安徽《诗歌报》联合举办了“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分三辑七个整版总计十三万字，刊发了六十四个诗歌流派、一百余位诗人的作品与宣言。两年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群体大观》正式出版，从外部影响催发了深圳本土城市诗歌的萌芽。1989年前后，深圳出现了一个成熟城市文学作家群。早在1995年关于城市文学的话题，深圳就提出过“新都市文学”的理论主张。2005年，受互联网崛起的影响，深圳还在短短时间内形成了一个规模较大人数较多的深圳青年作家群，标志着深圳作家70后、80后的整体崛起。2009年，当代文坛享有盛誉的著名作家邓一光调入深圳，2012年邓一光和裴亚红在《民治·新城市文学》这本刊物，打出“新城市文学”的旗帜。我把邓一光专注深圳题材的小说创作以及他的引领作用，看作深圳城市写作的一个新阶段。

以上文学形态、现象、思潮，大致可以概括深圳城市文学的四十年历程。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深圳这座以经济立市的一夜之城的某种特殊性，就是变化过于迅速，经验过于芜杂，对作家们来讲，就相对较难迅速形成某种可结构化、形式化的经验模式、感知模式、判断模式。我以为，所谓的城市文学，不仅仅是题材、人物，主要是一种美学和价值观。城市和文学的关系，我想应该还是一种互文关系，如理查德·利罕所言：“当文学给予都市以想象性的现实的同时，城市的变化反过来也促进文学文本的转变。”深圳与文学，也正是这样一种关系，一种互相建构。通过深圳看“深圳文学”，通过“深圳文学”看深圳这座城市，可以看到城市与文学之间的互文和共生。

张燕玲：我觉得“深圳文学”应该感谢爱成，我亲眼见他二十年如一日地服务于深圳作家。下面请张怡微发言。相较计文君的深刻、蔡东的人间性，张怡微的世情小说，则是颇领张爱玲般的哀艳和精细，我最早读张怡微是《春丽的夏》，当年的大学在读生这么年轻，就能够穿透市井红尘，把市井细民生活描绘得纤毫毕见，那种满腔心事托付给一派贾雨村言，令人难忘。

张怡微（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教师）：城市文学是我很关注的议题。我认为小说不只是写给中文系的人看的，城市生活为小说带来了非常丰富的文化历史面向，是超越中文系学科内部所关切的文学问题的。小说又不是用来传递专业知识的，因为我们如果要传递知识的话，我们不会有行业专家做得好。我们的任务是如何通过小说的形式传递心灵力量，城市是我们型塑心灵的物质资源，这个是我的基本想法。

我觉得刚才岳雯老师说得非常好。虽然我们“上海文学”似乎很活跃，但是我们对上海的理解还是有刻板印象。我们提到“摩登上海”，“海派文学”，都有既定的边界，是文学批评定义的文学上海。实际上以上海这座城市作为文学题材的作家作品，提及的上海文化生产是比文学批评关注到的视野广泛得多的。很多时候与我们的城市史书写有映照的意义。比方徐訏的小说《风萧萧》，其中就有提到上海的音乐生产;小说人物约会去徐家汇公园;还有提到上海浦东集中营里的美国人的生活，是世界历史中的上海;小说里有讨论生活与哲学，也有海洋文化的印记。比如岳雯老师提到的《长恨歌》，虽然长时间代表着上海，但解读其实一直有问题。比方我们经常讨论，《长恨歌》跟张爱玲的关系，很少讨论《长恨歌》与白居易的关系。王安忆老师自己也在公开演讲中提到几次唐明皇、杨贵妃的故事。那么《长恨歌》这样一个著名的爱情故事，是怎样从史笔、诗笔、承衍至当代小说的形态，再到代表着近代以来上海的小儿女情态，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发展路径。它提出了很多问题，包括为什么上海是女的？上海为什么是个阴性的城市？是不是跟它的殖民历史有关系，近似月亮跟太阳的关系？有资料显示，这个故事的原型其实是一则有性侵前科的警察杀上海名媛的小报新闻，作家去掉了警察作为罪犯的冲突设置，将这个上海故事的意境还原为花钿委地的美人之死，为什么？我觉得和作家的感觉结构对上海形象的建构有关，而这个上海形象的文化来源，和我们刻板印象不同。另外，小说中的“爱丽丝公寓”，显然是来自一部童话。可是我们也不太讨论《爱丽丝漫游奇境》《爱丽丝镜中奇遇》与《长恨歌》的关系。

城市文学是变化的，《长恨歌》中的肺结核，是小说里涉及的“文学病”，属于文学书写中的疾病与偏见，其实我们现在的“文学病”“艺术病”也发生了转移，已经从肺结核变成了阿尔兹海默症。至少有三位上海作家写过阿尔兹海默症，王周生、薛舒、于是。我还看到美国有一个作家叫托马斯·马修，他写的《不属于我们的世界》，第一次把阿兹海默症跟新移民的处境结合在一起，超越遗忘的感伤，小说写这个得病的人越来越成为这个世界的陌生人，这种退行和新移民与城市的关系结合在了一起。所以这都是我们要关注的文学现象，因为我们生存在一个不仅仅是文学的世界。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机器与世情》，发表在《文艺争鸣》，就是机器作为我们身体的延伸，越来越定义我们的日常生活、感情生活。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想被驯服，但我们被手机驯服了。我们无法阻绝机器越来越影响到我们的心灵生活，那么文学能做些什么呢？文学要如何从机器时代中挖掘人的心灵能量呢？所以这个也是我最近在思考的话题。

李德南（广州文艺创作研究员、青年学者）：我主要想从宏观上谈谈最近几年城市文学的一些新的变化。首先，我认为最近几年的城市书写在变得更加具有当代性。不少城市文学作品的书写和现实的变化几乎是同步的，涉及很多当下的新现实和新经验。比如说，有的作品着力关注技术发展对城市生活的影响，由此而展开对城市文明的反思。又比如，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有着跨国的、多城市的生活经验的人越来越多。一个人可能既在深圳生活，也在东京生活;可能既在北京生活，也在美国生活，由此他们的生活中会出现挺多的新问题，比如遭受文化的冲突、种族的冲突，等等。像蒋一谈的《故乡》《中国鲤》、弋铧的《难得有你》，就涉及这样的新现实。这样的城市书写，比起以往的城市文学，开始具有越来越多的世界性因素，关注的问题也不再局限于中国，而是有一个世界的视野。就像扎尔卡所说的，“有些问题，在很多年前仅仅依赖于地方的、区域的或国家的措施予以解决，而在当下却需要放在全世界的范围来加以关注”。這样的城市书写，有很强的当代性和问题意识，也很有现实意义。

此外，最近几年的城市书写也在变得更加具有未来性，这具体体现在写未来的城市生活的作品在不断地增多。比如像王十月的《如果末日无期》，李宏伟的《现实顾问》《国王与抒情诗》，郝景芳的《北京折叠》，陈楸帆的《人生算法》等。这些作品，既可以把它们视为城市文学，也可以看作是科幻文学。也就是说，现在有的城市文学和科幻文学可能是有重叠的。因为技术在加速度地发展，时代也在飞速地发生变化，城市文学的写作必须能够敏锐地把握住当下，并且对未来需要有某种洞察力。在20世纪以前，现实的变化其实是缓慢的，允许人们去慢慢地感知，从容地打量，偏重“以史为鉴”来理解眼前的现实。可是从20世纪以来，现实的种种构成因素，开始加速度地分化与重组、消亡与再生。要对现实进行判断，需要比以前更敏锐。如今，要认识现实，在以史为鉴的同时专注于未来，变得非常重要。如果不能对未来有所认知的话，我们所试图理解的现在会迅速地成为过去，甚至根本就把握不住现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有未来性的、对未来生活具有预见性的城市文学是值得期待的。

还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几年作家们的城市观也在发生变化，不再像过去那样简单、片面，开始变得更加的辩证。一度在许多作家眼中，要么是认为城市好乡村不好，要么是认为乡村很好，城市很不好;要么是认为城市是天堂，要么是认为城市是地狱;要么是认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要么是认为“城市让生活变得更糟糕”。诸如此类的二元对立的、非常简单化的城市观，一度成为许多作家在书写城市时的认识装置。它们支配了中国城市文学写作的想象力，对现实缺乏洞察力的文本也由此而被生产出来。在最近几年的城市写作中，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意识到，城市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人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所在。当与城市相遇，其实是复杂与复杂的相遇。我觉得开始注意到这种复杂性的作家在增多，这是一个新的变化，也是好的变化。

李晓晨（《文艺报》编辑）：在我生活的这座城市里，人们已经很少能看到星星了，抱怨笼罩在四周，它们包括但不局限于交通、空气、食物、住房、医疗、教育……城市的迅速扩张急剧改变了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轨迹，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问题常常令人束手无措，尽管如此，我仍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算是一个城市的乐观主义者，坚定地认为城市的诞生和发展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壮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城市的这种巨变从根本上改变了生活在其中的人，与此同时也改变了作家们的书写，城市文学的话题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关注和讨论。但似乎迄今为止我们依然没法对此作出内涵清晰、界限明确的定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恐怕也是因为城市本身的模糊性和多义性。如果硬要简单划出一道轨迹，读者不难发现城市文学的大致变化，从早期单纯对于城市景观的向往、描摹到后来更加关注“城中人”的生存，从把城市看作光明坦途的象征到发现光亮与阴影的并存，从市民文学到进城文学再到盛极一时的欲望写作、新写实主义、打工文学、碎片式写作……城市生活在一代代作家的笔下得到了充分的观照和表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作品为城市提供了一种“立此存照”的意义，同时在有意无意间树立起了城市文学的美学范式。

但是，有一个问题依然值得思考和深究，那就是城市何以成为文学中的“城市”呢？我们的城市文学什么时候能建立起有标示性的美学风格，塑造出具有新的特质的人物形象？城市文学不是唯题材论的叙事，应该包含更加深层和复杂的内质，在这方面很多作家已经做出了一些尝试和探索，尽管有些探索不能说是成功的，但至少它们在美学范畴提供了可供思考和探讨的样本，也为后来者提供了某种标的。而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事实是，历史远未终结，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仍在进行，城市化给这个古老的国家和民族带来了物质和精神的极大丰富，但另一方面却加重了人的危机意识和异化感。我们该如何回答这些问题，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当代城市生活迫使我们进行的提问和思索。

赵目珍（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我借助对“深圳文学”的观察谈一下对当下城市文学的看法。整体的印象是，城市文学中真正关注城市气质、内涵和文化的作品并不多。如果一座城市的文学不能体现这个城市的“背景”，这样的城市文学就不具有优异性，最起碼不具有代表性。很多作家和诗人没有深入了解或者没有意愿去了解这座城市，对这座城市保持着距离，那么作品对城市的反映也就不深刻。以城市为背景的作品也有，但概念化的作品很多，对于景观和欲望体现得多，层次感和丰富性的东西没有体现出来。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城市文学创作者，首先，应该把城市的“噬心感”呈现出来，应该发掘出这个城市令人揪心的部分。真正离一座城市最近的作家和诗人大概是两类，一类是真正关注这座城市和城市中人的生存状态的作家和诗人;一类是在城市里备受煎熬处于城市边缘的作家和诗人。就我的观察来看，邓一光和蔡东属于第一类。他们都写出了城市中人在灵魂上的焦灼和痛苦，把现代城市里面普通小人物的生存困境表达得淋漓尽致。郭金牛、许立志、刘郎属于第二类。他们都属于城市中比较边缘化的人，靠打工为生。许立志原来在富士康工作，最后跳楼自杀了。郭金牛是许立志这类自杀者的“亲历者”。其次，我认为城市文学应该触及一座城市中最隐秘或者被封闭的那部分内容。比如邓一光很注重对城市中被遮蔽的历史问题和纠缠不清的现实问题进行深度发掘，他创作了一些关于“大逃港”的作品，提出了关于一座城市的天问式难题（什么是深圳人？），让所有这座城市中的人对自己的城市身份进行反思。最后，城市文学还应该发挥认知的作用，提供诗意想象，以增强作品的审美张力，诗化小说的意蕴空间，将现实反抗导向哲学思考。就像德国哲学家费英格所指出的那样：“美学的虚构服务于唤醒我们灵魂的提升或其他重要情感。”

江丹（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青年教师）：我主要围绕两位深圳作家邓一光和蔡东，聊一下作家以及他的作品和城市的关系。邓一光老师是一位英雄式的、很豪气的硬朗，又兼具侠骨柔情的人物。他对深圳的一草一木如数家珍，他的作品里面的南国气息就像今天感受到的深圳，浓郁热烈。而蔡东老师一方面具有江南水乡式的婉约细腻，但是她身上其实有北方人的锐气和爽朗。蔡东的小说里面，城市的印象就不像邓一光老师是实写的，她的作品对城市的处理是《红楼梦》式的，不直接呈现城市，但是你可以感觉到这就是深圳，她写到女IT工程师，写到加班文化，这些都是属于深圳的城市经验。蔡东笔下的人物，很容易引起人的共情，她把琐细生活里人的内心挣扎和惶惑，温柔而有力地表达出来。我觉得这和她自身的生活姿态，和她本身对所处城市的姿态是一致的，热爱但是疏离，疏离的是外在的喧嚣繁华、嘈杂热闹，热爱的是剥去外在的喧嚣之后的生活中最简单本真的东西。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邓一光用他极具现代意味的小说在做一个关于深圳的变形记，而蔡东是用她细腻敏锐的笔触来表现城市“女儿性”的一面，婉约又坚韧。

张菁：2018年，《青年文学》和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合作了人类和人工智能共同写诗的项目。在这个人工智能已经进入我们生活的时代，我们开始更多地思考和审视，在文学创作中，我们能做什么还能做什么，什么是人工智能所不能展现和企及的，什么又是属于我们和我不可替代的本质。

在创作中如果只是单纯地摹写现实，那么所有的图景可能都不如人工智能了解得多。而在琐碎之下，能够查验深层的肌理，进入更复杂更深入的思考，这让我们的创作更显珍贵。我们在通过对方看自己，像黑格尔所说，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人工智能也在通过更大的数据吸收，在看待。在这个过程中，她给我们启示，让我们更加珍视我们的情感力、想象力和思考力，带给我们更多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

城市化，将会带来“熟人社会”的深度变化，缓慢但必然地造成文化认知、情感认知上的一系列调整，由情感维系调整为契约维系。城市文学关注生存经验，更关注文化经验。在现代化的进程里，世界越来越开阔、多元和复杂，但人类对终极关怀的求索不曾改变。人类在困境的突围中，表现出的爱与自由，坚韧、宽容与理解，让我们有理由持续地去发问和追寻，相信和探索，持续地追求爱与善，持续地拥有自我主动探索的能力和对于生命对于知识的好奇心。这是我们期待的城市文学。它开放、动态，关注自身和未来。我们希望，理性与心灵的信仰，一同绽放。

《青年文学》从文学开始，呈现追求个性塑造与自我解放、关注内心世界、关注人与社会关系的作品，展现我们与世界之间的归属与爱、现代文明下的自我实现、尊重与自尊。城市文学的写作者需要有世界眼光和现代意识，而不是喋喋不休地讲述我们耳熟能详的道理。

写作是一种超越，每个有意义的写作，都是在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所以我们坚持，同时坚信，文学从来不是单纯提供光明的范本，但它始终让我们相信那抹光的存在。未来，《青年文学》在寻求表达方式多元的基础上，不仅提供优秀的城市文学作品，也将成为系列文化产品的创新者。我们希望可以传承文明，创造价值。

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专题性地讨论城市文学，以前我接触过这样的话题，也写过文章，但是对什么是中国的城市文学，我们了解还不多。但是今天我觉得城市文学已经是渐渐形成了。事情真正变化发生在2012年，2012年我参加过几个奖项的评选，有一天我把这个几个奖项的作品名单放在一起，我突然发现一篇乡土小说都没有，一篇农村题材都没有。2012年应该是个节点。今天城市文学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理论上的困惑。刚才几个青年才俊都谈得非常好，我很赞同。我前几年写过一篇文章，《城乡文学叙事与文学转型——新文明的崛起与城市文学》。文章缘起是，我觉得现在城市文学写得不好，我们没有找到新的城市文化经验。乡土文学写得好，是因为中国的本质是乡土中国，乡土经验实在太成熟、太发达了。现在看来这个看法是有问题的。当旧的整体性崩溃的时候，我们还试图再建立一个新的整体性，这种可能性是否存在，可能是要讨论的。或者说，每一个人的城市经验是非常不同的，我们在无数不同的经验里试图建立同一个总体性，这怎么可能呢，这是不可能的。刚才大家的描述可以感受到，每个人城市生活的感觉、经验千差万别，没有一个统一的总体性。城市生活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不确定性。但是城市生活又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城市是理性的。

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写出人类情感深处的善与爱》，讨论的问题是，过去书写城市一定要写城市的恶。从巴尔扎克一直到中国现代文学，城市文学似乎与善和爱没有关系。现在我觉得不能再这样写了，生活里面充满了恶，然后我们的文学再雪上加霜，那我们的读者还要文学干什么呢？我不明白。我觉得我们应该努力处理的，是城市生活的精神困境，这个困境每一个人都在经验，怎么去处理？邓一光用了一个词叫作“回答”，我觉得回答是回答不了，应该叫“回应”。现在有两个作家比较有代表性，一个是石一枫，站在城里看乡下人;一个是刘庆邦，站在乡下看城里人。站在城里看乡下人，是陈金芳来了，她性格和命運，是石一枫对精神难题的处理，非常有力量。刘庆邦写北京的保姆写了十四篇，是保姆从乡下进城来看城里人。他们是两个非常不同的视角，但都很有启发。

我们内心有理想的文学，对当下文学的不满，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理想文学的存在，这个理想的文学事实上我们也一直不断地修订。你对理想文学的期待，和现实当下文学的这个现状进行比较，你肯定是不满的。刚才岳雯讲的，如果满意了还要批评干什么，还要作家干什么呢？不满才是城市文学生长、发展或者说未来性的基础，如果大家都觉得当下的文学很理想，未来城市文学的发展就没有什么可能性了。今天我听了大家的发言，真的是非常受启发，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这是我近期参加的小型学术会议水平非常高的一次。

张燕玲：有了孟繁华老师的总结，我觉得这场文学春雨可谓酣畅淋漓了，希望能给城市文学的创作与研究带来一点生机。我们期待并深信。

（李璐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