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山爱

2019 年10 月18 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民众互动。

“别告诉我怎么做，我知道国家和人民需要什么。”10月初，面对美国威胁用经济制裁约束自己在叙利亚打击库尔德武装的手脚，以硬汉著称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直接“怼过去”。回顾这位登上总统宝座的政治人物，说“不”似乎是他最常见的口语，从嘲笑国内政治对手“蚍蜉撼树”，到清算敢于威胁正义发展党执政地位的军人集团，再到不顾美国盟主反对，出兵邻国制造“安全区”。

这个从底层社会爬上来的政治人物究竟要干什么？这位土耳其总统在2003年执掌大权，承诺要实行经济和政治自由化，向西方世界看齐，但悖论的是，他治下的土耳其却走上别的道路，特别是土耳其在2017年通过全民公投实现包含总统制在内的宪法修正案，从宪法上赋予总统实权。一切情况似乎都表明，埃尔多安更像一位传统的中东强人：巩固权力，乾坤独断，我行我素。那么，我们真的能这样理解埃尔多安吗？

新的“社会契约”

“许多自由派人士用忧郁的眼神注视埃尔多安，正是他们称赞这位来自底层的人物是‘土耳其进步的象征，因为他曾表示不想让土耳其变成纯粹宗教国家，而是维护现行西方制度和社会秩序，修补国家与少数族裔特别是库尔德人的矛盾，但过去十余年的经历证明这种预判是有误的。”美国《外交》杂志主笔哈利勒·卡拉韦利奇说，埃尔多安的施政，再次证明“现代土耳其国家自1923年在奥斯曼帝国废墟上建立后，威权一直占主导地位，其权力基石源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宗教保守主义及强大的政商集团”。

埃尔多安是30年前崭露头角的，他以宗教政党繁荣党代表的身份竞选伊斯坦布尔贝伊奥卢区行政长官，高举宗教旗帜，反对世俗精英，最津津乐道的是自己当初如何拒绝雇主剃胡子要求，为下层信教民众青睐。但另一个细节是，埃尔多安教诲竞选班子，少跟选民谈宗教，“我们必须与宗教社区之外的人建立关系，甚至向卖酒商家致敬”。可当1994年出任伊斯坦布尔市长后，埃尔多安却公开赞同实施宗教教法，监督所有市政设施里的酒类销售，这在视世俗化为国本的土耳其是破天荒的。

然而，这种“特立独行”没能走远，1997年，军队发动政变，不光把执政的繁荣党赶下台，还因埃尔多安吟诵“寺院是我们的军营，圆顶是我们的头盔，尖塔是我们的刺刀，信仰是我们的士兵”的诗句被控“煽动宗教仇恨”，被法庭判处四个月徒刑。

获释后，埃尔多安脱离传统反世俗反西方姿态，主张土耳其更坚定地走美欧道路，说自己“不属于谈论教法建国的人”。他没有解释思想为何突变，感觉像政客常见的“见风转舵”。2001年，埃尔多安新建正义发展党，次年在全国选举中获胜，直到2003年，埃尔多安才出任总统，因为正发党的战友经过不懈努力，才推动大国民会议修改了一项由于埃尔多安当初坐牢而无法上任的法律，从而单独组阁。

他的胜利，得益于由宗教保守派和安纳托利亚小企业主组成的中产阶层的支持，由于土耳其融入全球市场，这个阶层享受到空前的红利。众所周知，安纳托利亚一直是土耳其的经济洼地，1980年，土耳其前500家企业中，安纳托利亚主要城市加济安泰普、科尼亚没有一家企业上榜，可到了2012年，两座城市有32家企业跻身前500强。但在它们冉冉上升之际，安纳托利亚虔诚的宗教商业领袖规避了既定的、世俗主义贸易组织，相反组建自己的协会，而它成为正发党的力量根基。

作为总理，埃尔多安承诺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建立新的“社会契约”，推行经济自由化，加强权力分离、司法独立，将国家变成“与世界更加合作，与世界和平相处，并且让世界更容易进入的地方”。他还承诺在另一个关键领域打破传统——实现中央与库尔德少数民族和解。1979年起，土耳其军警与谋求独立的库尔德工人党开战，2013年，埃尔多安宣布旨在解决库尔德人对自治权的要求，例如允许城镇以库尔德语名称提及自己，允许私立学校提供库尔德语课程。他还考虑过修宪，降低政党赢得议会代表权的门槛，让库尔德人进入议会，他还史无前例地与被捕的库工党领袖奥贾兰合作，开启“和解进程”。

随着时间推移，无论政治经济改革还是改善与库尔德人的关系，埃尔多安都未能实现亲西方的自由人士希望的改变，相反，他在两条战线上都倒退了：政府与库尔德人的会谈分崩离析，战火再次在土耳其东南部乃至邻国库尔德人聚居区肆虐，同时，埃尔多安逐步强化权力，2012年开始强化行政权力优势，防止司法机关掣肘。

随着时间推移，无论政治经济改革还是改善与库尔德人的关系，埃尔多安都未能实现亲西方的自由人士希望的改變，相反，他在两条战线上都倒退了。

未汲取的教训

卡拉韦利奇指出，1938年凯末尔去世后，土耳其基本放弃了国父强制世俗化的主张，部分恢复宗教在公共生活中的影响力，特别在教育领域，土政府只打击它无法控制的地下宗教，可宗教本身不是它的敌人，相反，统治精英认为宗教是国家的财富。冷战期间，身为北约成员的土耳其遵从美国意志，全力压制国内左翼分子，把他们形容为“苏联扩张主义者的同谋”，是“宗教的敌人”。

埃尔多安的成长岁月，恰恰和国内反左翼运动重合，因此他最初的政治身份是“宗教冷战分子”。高中时，他加入右翼青年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该组织的口号就是“唯一能抗衡左翼的是宗教”，另一个口号是“反对左翼同祈祷一样有益”。

事实上，学生联合会是正发党的意识形态滋生地，该党所有领袖都在学生时代加入过联合会，包括在2007年—2014年担任总统的居尔以及2009年—2015年担任副总理的阿林奇。这些人的世界观是在土耳其宗教中产阶级中锻造的，这个阶层中，政治价值观源于强硬的反共和宗教民族主义的“混合体”。

当埃尔多安和正发党执政时，那些发表乐观预测的西方学者完全不了解这段历史，那些亲埃尔多安的土耳其自由派也忘记这一点。他们庆祝正发党的崛起，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对专制主义、官僚主义的胜利，在他们眼里，土耳其发生了“真正的资产阶级革命”，正发党背后的保守派、宗教中产阶级是“正宗的”资产阶级，因为他们的繁荣是拜自由市场以及土耳其参与全球经济所赐——不像较老的世俗派中产阶级，他们是得到政权保护的“封闭经济产物”，对经济或政治改革不感兴趣。土耳其自由派认为，埃尔多安和正发党别无选择，只能推行自由主义改革，实现经济增长。但生活无情地证明了一点，埃尔多安执政越长，土耳其就越是呈现“国家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局面。

历史上，对无政府状态的恐惧，困扰着土耳其政治精英们。埃尔多安曾写道：“我们人民的文化规范要求国家的权威必须得以服从。”这种根深蒂固的国家主义是“正发党的成立根基”。

埃尔多安对秩序的渴望，很大程度上源于政治偶像阿德南·曼德列斯的悲剧。曼德列斯在1950年担任土耳其第一位民选总理，他很受欢迎，但容不得异见，随着执政时间持續，他采取越来越多的压制措施，“容忍国家秩序从早到晚遭到破坏，仅仅因为这样做是一种民主义务吗？”曼德列斯在I960年议会会议期间就反对党成员的质疑做出如此回答，可他的高压战术导致树敌太多，甚至包括军队。1960年晚些时候，他被军人推翻，次年被处以绞刑。埃尔多安经常把曼德列斯之死描述为“自己的悲剧”，并说曼德列斯站到绞刑架下的照片令其深为震撼。

在埃尔多安看来，曼德列斯一直与无政府势力做斗争，但他没有看到曼德列斯悲惨命运的真正教训：在寻求秩序时，曼德列斯在威权道路上走得太远了，以至于加重了无政府状态。吊诡的是，在2016年夏天，历史几乎导致埃尔多安跟曼德列斯一样的结局，在7月15日试图推翻埃尔多安的叛乱军官似乎受到1960年政变的启发，辩称他们的抵抗是对埃尔多安威胁土耳其政体的反应。

埃尔多安想成为继凯末尔之后的第二个国家改造者，但从他未能与库尔德人实现和平来看，埃尔多安当初推崇的土耳其本土化资本主义不足以形成持久运行的国家秩序。到头来，他别无选择，只能回归传统的威权民族主义道路，因为土耳其保守主义——无论以宗教还是国家主义形式——已然走完各自的历程，它们都没有给土耳其带来任何秩序。

新地图再造“奥斯曼帝国”？

正所谓“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埃尔多安的“新道路”必然会影响到土耳其的外交领域，以至于对中东地缘政治产生深远影响。从2016年8月发动出兵叙利亚的“幼发拉底盾牌”行动，到今年10月再度出击叙利亚库尔德控制区，土耳其与叙利亚甚至伊拉克围绕领土问题的争吵变得日益公开化，这加深了外界对土耳其扩张冲动的担忧。

早在2016年10月，埃尔多安在两个不同场合批评划定现代土耳其边界的《洛桑条约》（1923年），认为该条约给土耳其留下的领土太少。他谈到，土耳其关注生活在其他国家的少数民族土库曼人（安卡拉叫作“亲人”）的命运，以及土耳其在历史上对伊拉克城市摩苏尔的所有权。实际上，除了土耳其3.5万大军驻扎北塞浦路斯并在爱琴海与希腊海空军对峙的新闻外，土耳其亲埃尔多安的媒体越来越对那些不准确乃至很粗糙的旧地图产生兴趣，而这些地图上面的土耳其边界远在今天正式国界之外。

2019 年10 月20 日，据叙利亚通讯社报道，土耳其军队及其支持的叙反对派武装当天占领了叙北部边境重镇拉斯艾因市。

当然，土耳其短期内不会吞并别国领土，但把民族主义的言论和旧地图结合在一起，让外界意识到土耳其外交政策及埃尔多安政府的自我认识具有“攻击性”，表明土耳其的民族主义情绪始终挥之不去。

美国乔治敦大学土耳其史博士生尼克·丹福思注意到，从2016年9月以来，土耳其电视台多次展现1923年赴瑞士洛桑与协约国谈判的土耳其代表团携带的地图原本，代表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领土诉求，这幅地图并非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全盛时期的地图（后者要大得多），它是现代土耳其版图“有限放大版”，只是后来在相互妥协的《洛桑条约》中被压缩了，变成今天土耳其共和国的正式领土。

2019 年10 月17 日，土耳其安卡拉，美国副总统彭斯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晤，敦促土耳其停止在叙利亚东北部对库尔德武装的进攻。

但地图所引发的历史积怨，让人们对埃尔多安打出的“民族主义牌”有了初步了解。根据土耳其电视台的说法，旧地图是展现土耳其在1920年—1922年民族解放战争期间通过的《国民公约》所规划的“合理边界”。《国民公约》签署于奥斯曼帝国在一战中落败后的1920年，确认凯末尔领导的新一代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将为哪些“只属于我们的土地”而战，公约特别提到1918年10月向协约国投降时仍被土军占据的领土的主权，像旧地图绘制的未来土耳其南部边界进一步向两河流域延伸，其中的西段正好与土耳其现阶段谋求建立的叙利亚“安全区”重叠。

当年，协约国阵营一开始根本不接受土耳其《国民公约》的要求，还派遣希腊干涉军企图荡平土耳其残存武装力量，结果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国民军击败侵略者，建立了今天的土耳其。在20世纪多数时间里，土耳其官方历史赞扬凯末尔基本把《国民公约》构想的边界变成现实（只是少了叙利亚曼比季和伊拉克摩苏尔），一个务实的说法，就是凯末尔希望防止刚刚成立、尚不稳定的土耳其共和国为了不切实际的领土雄心而丧失业已获得的领土。的确，在一战中失利的德国、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为了用武力重新改写边界而悍然发动二战，结果万劫不复，但凯末尔及其继任者领导下的土耳其明智地抑制了冲动。

相形之下，羽翼渐丰的埃尔多安却抛出另一种说法，声称凯末尔愿意在《洛桑条约》中放弃部分领土主张是怯懦，如果当年是自己这样的“更出色（或说更爱国）的政治家”出马，土耳其本可以争取到更多领土。更广泛地说，土耳其当前在叙利亚的干涉行动符合一种既有模式：它更热心在中东前途未卜的时刻卷入邻国事务，从中分得一杯羹。1939年，安卡拉正是利用欧洲在一战前夕陷入危机之际，吞并当时由法国委任统治的叙利亚亚历山大勒塔地区，变成自己的哈塔伊省。有鉴于此，考虑到现在中东整个政治秩序都摇摇欲坠之际，土耳其的言论就不那么令人惊讶。

如今，自卫仍是土耳其为其出兵伊拉克和叙利亚行为辩护的主要理由，埃尔多安多次强调在叙伊驻扎军队“是为了防范针对我国的恐怖袭击”，只要库工党继续在邻国活动，那就是土耳其在境外展开军事行动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