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丹

商务印书馆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二月创建于上海，是中国第一家近代出版机构，与北京大学一同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创办之初的商务印书馆即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以编印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业务，竭力继承中华传统文化，传播海外新知，一步步从最初的小型印刷工场，逐渐发展为国内最大的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出版企业，创造了中国出版业的辉煌。

为了扩展业务、向各地推销本版图书，商务开始设立外埠分馆（分支馆）。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汉口设立第一个分馆以后，“以次及于广州、京都、天津、奉天、福州、成都、重庆、开封、长沙、太原、济南。他省未设分馆者，有代理处凡三百余家，在外国则有朝鲜之汉城，日本之东京，越南之河内，美国之桑弗兰昔司戈及南洋群岛而已。”[1]至20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各地的分馆已经达30多家，国内外代销处多达1000多家。

商务印书馆广州分馆设立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馆址设在永汉北路（今北京路）。从清朝中叶开始，永汉路就是广州文化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聚集了西湖书院、禺山书院、羊城书院、粤秀书院等庞大的书院、私塾群和大量刻书坊，当时的提学道署、广东贡院、番禺学宫等官方教育机构也散落周边，书店汇集于此，为官员、学者、学生等选购书籍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民国初年，随着上海近代图书出版业的快速发展，大牌出版机构南下广州开设分局、分馆一时蔚然成风。据《广东省志·出版志》记载，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一月在永汉北路创办分馆的上海商务印书馆是第一个从上海南下的出版机构，之后就不断有新的书局、书店设立。民国元年（1912）冬，上海中华书局在永汉北路设立分局，销售中华版教科书、儿童读物。民国十年，以出版教科书和文化教育用书为主的上海世界书局在惠爱路昌兴街设分局，后又在永汉北路设立分局。民国13年9月，国民党出版机构上海民智书局在永汉北路设立分局，并以发行有关宣传国民党政治，孙中山、戴季陶等国民党要人著作，及社会科学方面的图书而著称。此外，广益书局、会文堂书局、锦章书局等大型出版机构也先后在永汉北路设立分局。一时间，永汉北路新、旧书店林立，成为远近闻名的“书市街”。至20世纪30年代初期，短短的永汉北路上，不同类型的书店已有30多家，“直到抗战前一二年，还有新的书店开张，如以出版进步书籍著名的生活书店和专营国民党政治书籍的正中书局等。这个时期，各分局在广州的发行量和月均营销量均居全国各分局之首。”[2]商务印书馆无疑是这些书店中最引人瞩目者，被称为“第一书馆”。1949年后，商务印书馆广州分馆由人民政府接管，继而成为新华书店科技图书门市部大楼。

《广东百年图录》中所用的这张商务印书馆广州分馆馆址照片被各种图册和新闻报道广为沿用。图注均为：“民国商务印书馆广州分馆”。但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张照片上的匾额题字为：“商务印书馆广东分馆”，而且建筑风格和现在的科技书店并不相似。如此图文不符，建筑相异，让人心生疑虑，这个“广东分馆”是否另有其馆呢，还是“广州分馆”在不同阶段的呈现？

带着疑问，笔者在商务印书馆百年典藏部崔珊女士的帮助下，查阅了大量商务印书馆民国时期在广州出版刊行的出版物，这些出版物封面、版权页均只见有“广州分馆”字样；另外，商务历次出版的纪念文章、大事记等馆史资料，如《创业十年新厂落成纪念册》《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95年》《商务印书馆110年大事记》《商务印书馆120年大事记》等，在介绍商务印书馆创立分馆的情况时，均只显示有“广州分馆”，并不见有“广东分馆”。其三，从商务印书馆对分馆的命名规律分析来看，除 “云南分馆”以省份为单位命名之外，均以城市名为分馆命名，如汉口分馆、开封分馆、沈阳分馆、成都分馆、西安分馆等。这说明，商务印书馆在广州设立的只有“广州分馆”，并无“广东分馆”。

据郭艳玲2017年《越秀年鉴》记载：“商务印书馆广州分馆旧址建于20世纪初，于民国初年开业，旧址完好……现为新华书店科技图书门市部大楼。”建于20世纪初的商务印书馆广州分馆由岭南著名建筑设计师杨锡宗设计建造，是北京路上西式建筑风格的代表性建筑之一。大楼坐东朝西，阔21.4米，深约30米，占地约600平方米。现代式四层钢筋混凝土骑楼建筑，顶部设有女儿墙及山花，首层柱廊五开间跨建在人行道上，高约7米。整栋大厦外立面的线条十分精细，有明显的哥特式教堂印记。楼内设计也很气派，每一层的楼梯均左右对称分立，接地处作散开裙摆状，富丽、典雅，极具西洋古典美。从《商务印书馆120年大事记》所载广州分馆图片可见，民国时的广州分馆和现在的旧址建筑风格完全相似，是同一栋建筑无疑。

杨锡宗1918年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建筑科毕业回国，并在1921年受聘为广州市政厅工务局，曾经担任过工务局代理局长。除用西洋范式设计了广州市第一公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 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坟园等建筑以外，他还率先引进欧美高层建筑的设计理念，设计了广州市最早的一组商用高层建筑嘉南堂等。商务印书馆广州分馆和嘉南堂建于同一时期，从嘉南堂1922年动工、1925年建成推测，广州分馆同样应该起建于20世纪20年代。而下图这张杨锡宗1932年3月向当时的广州分馆馆长蔡公椿的“请款单”则说明至迟在1932年，分馆建筑还没有完全竣工。

由此看来，现存的广州分馆旧址建筑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建，那么从1907年就在永汉北路开门营业的广州分馆，在此之前的馆址建筑又是怎样的呢？是否就是挂有“广东分馆”牌匾的这栋建筑？答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中得到解答。1932年出版的这本书在介绍广州分馆时，用的就是这个挂有“广东分馆”牌匾的建筑图片，这也是目前所见这张照片的最早来源。

结论：商务印书馆广州分馆的馆址建筑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07年至20世纪30年代，是挂有“广东分馆”牌匾的这座建筑；第二阶段，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至今，是杨锡宗设计的，目前保留下来的商务印书馆广州分馆旧址建筑。

至于为何第一阶段有“广州”“广东”之误，目前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分馆建立之初，管理者并不在乎这之间细微的讲究，“广东”“广州”并用也并不是不可能的。这种“省市混用”的情况在商务印书馆对其他分馆的表述当中也有例证。比如《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中1916年建立的“云南分馆”[3]在《商务印书馆120年大事记》中则表述为“昆明分馆”；[4]再有比较离谱的猜测就是——写错了，不想再费周折改正。至于，为何要以新代旧，是旧的因故损毁，还是其他原因，尚未发现文献记载，只能待来者证之。

注释：

[1]《创业十年新厂落成纪念册》封二序文。上海：商务印书馆，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

[2]杨志慎：《广州图书业发展史》。《广东文史资料》1993年第73辑，第29页。

[3]庄俞：《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见《商务印书馆9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第749页，1992。

[4]《商务印书馆120年大事记》。上海：商务印书馆，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