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年茂

从15世纪末开始，人类进入“大航海时代”，此前的“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全球海洋拓展。进入16世纪后，葡萄牙、西班牙成为欧亚海洋贸易圈最为繁忙的国家，紧随其后是荷兰、英国人和法国。随着1600年英国成立东印度公司，并在东南亚的爪哇岛上建立据点，往返欧洲、中国、东南亚、日本进行商贸活动。1581年脱离西班牙获得独立的荷兰，1600年就到达日本，并在1602年成立荷兰东印度公司。[1]中国东部沿海、东南亚海域和欧洲社会的人文与商贸联系随之越来越紧密，进入大海航时代后的“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物产交换和文化交融出现前所未有的水平。尽管明清中央政府有时出于不同的政治考虑，实行过不同程度的海禁和内在制度限制，但是近几十年海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显示，海上丝绸之路在大航海时代之后，以海洋为通道的物产交换、思想碰撞、文化交流一直不曾中断；近30年的研究成果还表明中国深度参与了全球贸易。[2]

一、海上丝绸之路与“东物西渐”

人类面对多种多样的生态环境，创造了各种文明，培育了丰富的物产。人类从史前就进行物品交换、文化交流。跨欧亚大陆东西方文化交流可能始于距今5千纪，在青铜时代得到强化，为汉代的丝绸之路的开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3]欧亚大陆的东端是人类生态环境最丰富多样的地方，西段的欧洲生态环境则简单许多，物产种类少许多。装饰世界和人类的商品，像丝织品、茶主要在亚洲生产。正是欧亚大陆的这种生态环境多样性，才产生了“东物西渐”的现象。

历史上丝绸之路除沙漠之路的主干道外，还有许多重要分线，重要的有五条，分别是：草原之路、海上交通、唐蕃古道、中印缅路、交趾道。[4]从唐代以后，欧亚大陆东西端的交往逐渐走海路，大航海时代以后，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世界史”的阶段，东方的文明古国与现代化的西方各国进行了人类之前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物质、文化交流，并且最终取代传统的路上交通。

学界对这一时期西学东渐有深入的研究，对于东学西渐也有较多研究。人们较多关注上层文化，如儒、释、道等文化的中外文化交流，而民间基层文化的对外传播，则较少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5]东方物质文化西传也较少引起学界应有的关注。从历史上看，十七八世纪以后，西欧各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通过资本主义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获得的成功，西方社会在上层文化树立了根深蒂固的文化自信（欧洲文化中心论），对于古老中国上层文化，早已没有敬意，甚至对中国的蔑视。[6]与之迥然不同的是，西方人几百年来对东方的物质文化一直珍爱有佳，其中瓷器就是突出的代表。

陶瓷是“土地的奉献，是人类智慧的吟唱，是火与土交融的艺术”，陶器不是中国独有，考古发现证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发明了制陶术，但是只有中国最早发明了瓷器，在人类文明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页。[7]瓷器独生中国，成为中国的代表，瓷器与国（China）齐名，中国也成为了瓷器的故乡，瓷器也是艺术史、物质文化的重要篇章之一。中国创造了璀璨的瓷器作品，西方面见到东方的精美瓷器，赞叹喜欢的同时，珍藏和使用瓷器一度成为欧洲上层社会的时尚。

大航海时代以后，中国从16世纪开始与欧洲第一次直航贸易。16—18世纪3亿件瓷器流入欧洲。[8]近几十年发现的海洋沉船也见证了瓷器作为东物西渐的直接证据。中国海域的“碗礁一号”、“碗礁二号”，越南的头顿沉船，菲律宾海域的“圣迭戈号”沉船，新加坡海峡“海尔德马尔森号”（Geldermalsen），大西洋沉没的“白狮号”和1745年的“歌德堡号”（East Indiaman Gotheborg），毛里求斯马斯克林群岛附近的1615年的“班达号”（Banda），1822年苏门答腊和爪哇岛之间的“泰兴号”（The Tek Sing）沉船等。[9]

贸易公司不惧海上风险，竭尽所能的贩运瓷器等物品到欧洲，只因东方瓷器等物品在欧洲有着巨大市场，公司能够获得巨额利润。成立之初荷兰东印度公司，1602年就强行攻占一艘葡萄牙的商船圣·亚戈（san Jago），1604年又强占另一艘近有10件瓷器的商船圣·凯瑟琳娜（Santa Catarina），把中国的瓷器贩运到荷兰公开拍卖，特别是第二次拍卖吸引了来自全欧洲的买家，并掀起了青釉饰物热。[10]1610年7月，一条返回荷兰的商船载运了9227件瓷器；至1612年增加到38641件瓷器。1614年从爪哇回国的荷兰商船“先尔德兰号”，满载了碗、碟、盘、瓶等近7万件中国瓷器。1639年，单船载运瓷器的数量更是飙升到36.6万件之多。1604—1657年，近300万件从海上丝绸之路运到欧洲。整个17世纪，由荷兰东印度公司贩运到欧洲的瓷器累计1600万件，规模惊人。[11]到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后来居上，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贸易公司，从1730年起到18世纪末，每年进口超过50万件瓷器。[12]原先许多精致的瓷器正式成为欧洲统治者和各国宫廷的收藏品。在瓷器大量涌入欧洲后，欧洲迅速成长中的中产阶级也开始拥有和使用瓷器。

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神圣罗马帝国的各个邦国统治者对瓷器有着特别的热爱，代表性人物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RudolphII,1552-1612）、波希米亚国王、匈牙利国王和奥地利大公，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他们都有专柜或宫殿收藏中国瓷器。各自邦国的中上层阶级也纷纷效仿，大量的钱财流入了英国、荷兰等东印度公司，神圣罗马帝国的各个邦国都想方设法挑战英国、荷兰与亚洲的瓷器和其他奢侈品贸易。解决统治区域的钱财外流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成立公司，参与经营瓷器的海上贸易；另一种是自建工厂，生产瓷器。

神圣罗马帝国各邦国中最早从事贩运东方瓷器贸易是奥属尼德兰的商人，随后1722年在奥斯坦德，[13]奥地利帝国东印度公司被皇帝卡尔六世（Carl VI）授予特许经营执照。但是受到英国和荷兰的强烈抵制，好多年里一直试图以武力改变。卡尔六世不得不暂停公司的特许执照，最终在1731年收回了给在奥斯坦德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经营执照。[14]奥地利皇家的特许贸易公司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其他邦国仍想办法成立公司从事贩运东方瓷器和其他物品到欧洲。普鲁士腓特烈国王时期（1740-1786），就曾专门设立一家经营时间很短的“恩布登（Embden）公司”专营东方的贸易。1757年公司由“伯格·埃姆登号”（Burg von Embden）和“普鲁士国王号”（König von Preussen）运回59套定制的纹章瓷。船上的部分货物在阿姆斯特丹销售，其中包括了皇家纹章的瓷器。[15]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贩运东方瓷器到欧洲一直难以奏效，德国的各邦国君主为了本邦国的钱财不外流，自建工厂生产瓷器成为各邦国君主不约而同的选择。神圣罗马帝国许多邦国都开始仿制中国瓷器，最终德国迈森成为欧洲最先成功仿制中国瓷器的地方。

二、中国瓷器与德国迈森瓷器的诞生

瓷器是在制陶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它有比许多陶器无法跨越的优越性。成熟的瓷器有哪些明显特征呢？其一，瓷器烧成的温度一般在1200摄氏度以上；其二，制胎原料主要是瓷土或瓷石，在高温中，胎骨能够基本烧结，具有较高机械强度；其三，瓷器表面通常施有玻璃质的高温釉，胎釉结合紧密，因而釉层没有剥落现象，吸水率非常低，并由于表面施釉，不但清洁，更具美感。[16]因此，大航海时代以后，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瓷器大量出现在欧洲，获得欧洲各阶层消费者的喜爱，在欧洲迅速传播。另一方面，从十四五世纪开始，欧洲仿制中国瓷器道路坎坷不平。至17世纪末，制瓷技术欧洲人一直未曾掌握。[17]

作为后起瓷器制作厂商，掌握制瓷工艺无非两种途径：一是学习中国匠人的制瓷技术制作瓷器；二是掌握基本制瓷信息和技术后，不断实验、仿制，制作出瓷器，接着创新发展制瓷技术。

传统中文论著中，大多以第一种说法为主。这类说法一般都会提到1698年耶稣会神甫殷弘绪（Pere Francois Xavier d’Entrecolle）开始在饶州地区传教，1709年（清康熙四十八年），得到朝廷庇护获准长驻景德镇。他在景德镇居住了7年，深入了解了瓷器的各项工序与技术，于1712年和1722年两次把瓷器制作的原材料和制作方法寄回欧洲。两封信中重点介绍了制瓷材料——胚胎子土和高岭土，指出高岭土在制瓷中的绝对重要性，只有加入高岭土才能烧制出精细的瓷器。殷弘绪神甫还介绍了各种釉料的提炼和使用方法、瓷器的制作流程和窑厂建设的要点。

两封密信传回欧洲后，被刊登在欧洲《专家杂志》上，欧洲各国很快知道了中国的制瓷技术，推动欧洲制瓷工业的快速发展。[18]传统的说法。

事实上，17世纪末、18世纪初，欧洲独立制造和生产瓷器的技术大体成熟。欧洲人自己独立研究、实验和仿制中国瓷器也是欧洲瓷器诞生和发展非常重要的另一条路径。其中，德国迈森瓷器的诞生是代表，而德国迈森瓷器的诞生与萨克森选帝侯（1670-1733；r. 1694-1733）兼波兰国王（1709-1933）的奥古斯都二世对中国瓷器的热爱密切相关。正因为奥古斯都二世热爱瓷器和财政支持，研究人员才得以反复实验和不断烧制，最终成功破解中国瓷器的“秘密”，掌握了制瓷技术，萨克森迈森瓷器才成为欧洲瓷器的诞生地。

17世纪八九十年代，欧洲的王室正受到法王路易十四的宫廷文化的影响，凡尔赛宫更是成为欧洲各国王室羡慕的宫廷建筑。奥古斯都二世年轻时也深受此风影响，并迷恋东方风尚的异国物品。十七八岁时奥古斯都二世游览过巴黎两次，共待了8个月。1787年，奥古斯都二世第一次到巴黎的时候，在凡尔赛宫觐见法王路易十四。法王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和宫里收藏有大量异国的装饰品，特别是青花瓷和青花瓷装饰的宫殿，让年轻的奥古斯都羡慕不已。[19]另一次来到凡尔赛宫，年轻的奥古斯都二世见到了更多的瓷器和其他物品，法王特意开启凡尔赛宫的喷泉，宴请萨克森年轻的王子。[20]

凡尔赛宫和中国瓷器带给了年轻王子深刻持久的印象。同时，德国已有的收藏也影响了年轻王子的兴趣。17世纪后半叶，“中国风”瓷器热的时候，德国王室像其他欧洲的王室一样，也收藏了许多东方瓷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1657-1731，r.1701-1713）时期，也许是该时期全德国境内拥有瓷器最多的收藏者。1709年，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都二世到访柏林时候，就被引导到夏洛滕堡宫（Charlottenburg）、奥尔登堡宫（Orienburg）、卡普特宫（Caputh）参观收藏的瓷器。国王奥古斯都二世自己设计了“瓷宫”，专门收藏中国瓷器。[21]1717年还以600名士兵和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交换了127件中国瓷器。奥古斯都二世并不满足已有的瓷器收藏，一直梦想着在他的城堡中拥有各式各样的瓷器。因此，奥古斯都二世很早就对瓷器方面的实验研究动态表现出很大的兴趣。

其中，埃赫弗雷德·瓦特尔·冯·齐尔恩豪斯（Ehrenfried Walther von Tschirnhaus, 1651-1708）最早进入奥古斯都二世的视野。齐尔恩豪斯曾在荷兰莱顿大学学习数学、物理学，几次到法国学习科学技术，以便帮助萨克森发展技术水平。在荷兰莱顿时候，学到怎样制造窑。不过，他在瓷器方面最重要的建树在大凹面镜和加热玻璃来掌握太阳能聚焦表面的温度。因而，他能够熔融一些矿石，如石英和白垩岩。然而这一阶段的欧洲科学家还错误地认为瓷器是像玻璃一样的熔融物品；同时，奥古斯都本人甚至还认为瓷器可以通过炼金术制造成功，相信“点石成金”。[22]

齐尔恩豪斯加入后不久，炼金师约翰·弗里德里希·波特格尔（Johann Friedric Böttger）也加入其中，还有一些弗莱堡的矿工、金属匠人。波特格尔原本在柏林跟随配药师索恩（Zorn）学习，学习炼金师的本领——“点石成金”。炼金师波特格尔会点石成金的消息不久便传到普鲁士国王等多个国王耳中。对于相信“点石成金”的统治者而言，拘押波特格尔成为了他们的选择。因此，当波特格尔从柏林逃出，先到维滕堡，后逃到萨克森，不久奥古斯都二世知道，即刻被抓捕起来带到德累斯顿，软禁在宫廷旁边。1703年波特格尔曾经试图逃跑到布拉格，但逃到奥地利北部的恩斯（Enns）就被抓回了。研究瓷器组的领导者帕斯特·冯·奥安（Papst von Ohain）也参与了抓捕波特格尔的行动，自然而然扮演了监管者的角色。同时，年轻的波特格尔不同寻常的知识和天赋给了奥安深刻印象。

作为“炼金师”的波特格尔，研究“点石成金”的实验一直没有结果。1705年至1706年之间，可能是齐尔恩豪斯和奥安建议把他带到瓷器研究组开展实验工作。一起研究的一位矿工在一封信里说到：“1706年我见到波特格尔，我和他一起关在一间秘密实验室里达8个星期之久，半个窗户都被砖块封起来。冯·齐尔恩豪斯从德累斯顿过来，常常和我们带一块，也包括贝格拉特·帕斯特·冯·弗莱堡先生；我们的的实验室带有24个窑，帕龙先生和齐尔恩豪斯先生总是在用红色瓷器块和大理石片做实验。”[23]实验过程中，中国瓷器都是他们一直不断研究的材料和仿制对象。

1706年，因奥古斯都二世与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扶持的斯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争夺波兰王位，瑞典军队逼近萨克森。形势紧急之下，波特格尔等人被带到德国黑森州的柯尼施泰因森林继续研究，待了将近一年。1707年6月3日，波特格尔写了一封信给奥古斯都二世，信里说到：“在冯·齐尔恩豪斯的帮助下，我看很有希望实验在两个月之内呈现些伟大的瓷器。”[24]国王收到信件后，很快写信给瓷器组负责人冯·奥安，命令他把波特格尔秘密带回德累斯顿面谈。瓷器组很快搬回到德累斯顿附近的一片老林中继续研究。1707年9月22日，波特格尔也被带到此处。三个月后，奥古斯都二世的瓷器研究组在这儿成功发明了瓷器。迈森瓷器准确的诞生时间是1708年1月15日。但是波特格尔并没有立马告知奥古斯都二世，直到一年之后才告知国王。除经济上的考虑外，波特格尔考虑最多的就是他最新制造出来红瓷的艺术形式、装饰和使用；另外，与中国瓷器中当时深受欧洲喜爱的白瓷和青花还有差距。

波特格尔更多考虑的是给国王瓷器之美、是否是珍品和瓷器实用性。中国瓷器是波特格尔制造的参照系，他希望制造出和红瓷一样好的漂亮白瓷；并希望制作的所有瓷器都要超过所有的金属餐具。[25]这一心理有将功补过的成份，弥补不能为国王“点石成金”的“遗憾”。直至1710年1月10日，奥古斯都二世才把迈森瓷器诞生的秘密告知世人。同年1月23日，国王正式授意成立皇家瓷器厂。1710年6月6日，瓷器厂搬到迈森阿尔布希特堡。至此，迈森瓷器成为欧洲最早诞生地，奥古斯都二世成为欧洲第一个拥有瓷器厂的国王。

简而言之，传统研究中关于欧洲瓷器诞生的论述，过于强调中国瓷器技术西传，以殷弘绪神甫为代表传教士“窃取”中国景德镇等瓷器技术，从而间接促成了欧洲瓷器的诞生，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历史的完整事实。

事实上，欧洲从中世纪开始就有一定程度的制瓷技术基础。[26]大航海时代之后，东方瓷器特别是中国精美的青瓷和白瓷大量涌入欧洲后，给欧洲科学家和匠人更加便利地见到瓷器，和接触作为实验材料的瓷器。[27]更重要的是，国王的财力支持，加上命令式强力胁迫下，齐尔恩豪斯、波特格尔和好些矿工、金属匠人共同努力下，经过反复实验和烧制，破解瓷器的秘密，掌握了制瓷核心技术。迈森瓷器的发明是一次合作。[28]国王奥古斯都二世和波特格尔的贡献最突出。当然，中国瓷器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在迈森瓷器早期的绘画、装饰和款式方面。

三、迈森瓷器与中国元素的融合创新

1710年8月5日在迈森瓷器厂工作的人员有：9个陶工、2个金匠、2个银匠、3个漆工、3个画家、1个玻璃画工，还包括来自德累斯顿和波斯米亚的29名镜片磨工和切工。波特格尔最先制作成功的是红瓷，[29]烧制的硬度和密度都很好，但在雕刻、装饰、款式方面都比较简单，以至于被认为不是瓷器，而像是一精细的银器。出于瓷器设计和装饰的需要，波特格尔推荐德累斯顿的金匠约翰·雅克布·伊尔明厄（Johann Jacob Irminger）。中国瓷器的设计和装饰成为他们模仿和学习的主要对象。[30]中国瓷器常常出现的图案，莲花、牡丹、萱草、龙凤、山水、婴戏、鱼水、博古等常见题材，在迈森瓷器早期的作品中也可以常常见到。迈森瓷器初期的许多瓷器有浓厚的中国艺术风格，瓷器的彩色清漆和镀金上的花朵或人物就是代表。

从这些迈森早年的瓷器作品中看出，波特格尔努力把迈森瓷器提升到艺术的水平。这一时期许多装饰瓷器也受欧洲文化和欧洲时尚的影响，许多著名的巴洛克艺术的雕刻家也来到德累斯顿，像巴尔赛撒·珀莫瑟（Balthasar Permoser）也在装饰波特格尔的红陶。伊尔明厄仿照波特格尔的瓷胎模式开始制作白瓷。图2中是伊尔明厄制作的经典白瓷咖啡壶，壶身、壶柄和壶口之间的比例都已几乎恰当好处。约翰·格里戈里厄斯·赫洛德（Johann Gregorius Höroldt，1696-1775）和塞缪尔·斯托尔茨（Samuel stöltzel）在瓷器颜料、瓷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至1713年以后，迈森的瓷器开始较大量生产。1719年，制瓷技术和瓷塑上有巨大成就的波特格尔病重去世，生前并没有看到带彩色瓷釉的迈森瓷器。

而在欧洲人心中，中国瓷器中的青花瓷是上乘瓷器，迈森瓷器这时很难做出这样精美的瓷器，以至于奥古斯都二世悬赏1000泰勒给最先制作出青瓷的工匠。 1717年约翰·格奥尔格·梅霍恩（Johann Georg Mehlhorn）、约翰·克里斯托芬·胡格（Johann Christoph Hunger）最先制作出迈森原始青瓷。虽然青瓷质量不佳，在烧制过程中釉料不均出现流动，画线出现模糊。[31]接着，赫洛德和科勒（köhler）共同努力，加上画工卡斯帕·里普（Caspar Ripp），迈森很快制作出高品质的青花瓷。[32]

青花瓷仿制成功之后，赫洛德和格奥尔格·福格（Georg Funcke）开始研制迈森瓷器的镀金工艺和绘画技艺。1713—1720年之间，迈森瓷器的金银瓷，包括一些装饰较重的瓷釉，最初都是由在德累斯顿的金匠格奥尔格·福格（Georg Funcke）完成。随后斯托尔茨也加入研制，1725年2月，迈森瓷器的镀金有所突破。发展到1728年，迈森瓷器已经掌握高水平的镀金工艺和金色绘图。

初期瓷绘中大都以中国的人物和植物作为装饰的主题内容，这种树枝和花朵的中国瓷绘风格在迈森瓷器初期是非常流行的，一直持续到18世纪40年代。

赫洛德仿制中国瓷器主题和风格的过程中，创作了一种想象东方的瓷绘风格。迈森瓷器的瓷漆人物具有明显的东方特点，以想象的张力，描绘出东方西方融合的人物。1723-1724年，有近1000种这类融合东西方人物与场景的的瓷绘；许多并非出自赫洛德雇佣的工人之手。1730年，赫洛德共有46名工人绘制融合中国元素、东西方风格瓷绘的瓷器，[33]并被制集成一本瓷绘设计书，称为舒尔茨抄本（Schulz Codex）。书中的一些瓷绘图案、款式、人物需要仔细临摹，一些瓷图案则可以大胆的想象与创新。1720—1735年，这种融合中国元素、中国瓷绘风格的迈森瓷器销路很高，深受欧洲社会各阶层喜爱，成为迈森瓷器流行的异国风格瓷绘。

1733年喜爱中国瓷器和富有中国元素瓷绘风格的国王奥古斯都二世去世后，迈森瓷器的中国元素瓷器瓷绘开始减少。特别是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之后，迈森瓷器瓷绘中，欧洲的人物、风景、海景、港口景致和战争题材成为主题迅速增加优先选择。同时，18世纪中期，来自法国的洛可可时尚风的影响，迈森瓷器主题和瓷面场景布置还受到法国画家华托（Watteau，1684—1721）的影响。

总之，18世纪迈森瓷器初期，中国瓷器的釉料色彩、瓷绘工艺、款式等都是迈森瓷器的仿制对象；中国瓷器瓷绘的主题、人物、景物、瓷面布置等方面都是迈森瓷器早期模仿的主题。迈森瓷器初期还融合中国元素，创作出具有东西方文化融合的瓷绘作品。瓷器成为东西方文化不断交汇和相互融合发展的物质载体。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瓷器大规模贩运到欧洲，市场上，深受欢迎、器作为中国的物质文化优秀代表，一直成为欧洲人钟爱的物品和珍藏品。迈森瓷器等欧洲各个瓷器厂制造的瓷器，使得瓷器成为全欧洲共同使用源自于中国的物品。作为欧洲社会日常使用的瓷器和许多人家橱柜里珍藏的瓷器，以及瓷器所代表中国普通劳动人民的技艺、瓷绘的艺术和文化，形成了立体的瓷器文化。500多年来，瓷器对欧洲人的社会生活和塑造欧洲人的中国印象、中国认知、中国感情有着重要影响。中国瓷器在“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注释

[1] 其他国家也成立东印度公司在东方展开争夺，法国东印度公司、瑞典东印度公司、奥地利皇帝特许东印度公司，普鲁士亚洲贸易公司，美国独立后，美国商人也迅速进行商贸活动。

[2]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李伯重：《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万明、徐英凯：《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第三篇提出“明代白银货币化与国家转型”，揭示了明朝时期中国与世界范围历史变革间的联系；赵轶峰：《明清帝制农商社会研究·初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3]董广辉等：《农作物传播视角下的欧亚大陆史前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科学：地球科学》2017年第5期。

[4]林梅村：《松漠之间：考古新发现所见中外文化交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33页。，2007。

[5]陈支平：《关于“海丝”研究的若干问题》，《文史哲》2016年第6期。

[6]如英国东印度公司雇员撰写了大量抹黑中国及国民的报告，一直到1926年，何西·巴罗·马士（Hosea Ballou Morse）出版的一部完整的《东印度公司编年史》，在书中，摩斯表达了对自己长期工作生活的蔑视。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6-1929。

[7]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编：《陶瓷百问》。杭州：杭州出版社，第4-5页，2007。

[8] 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北京：中华书局，第294页，2014年。罗伯特·芬雷：《青花瓷的故事：中国瓷的时代》，郑明萱译，海口：海南出版社，第27页，2015。

[9] 袁泉、秦大树：《走向世界的明清陶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55-164页，2015。刘淼、胡舒扬：《沉船、瓷器与海上丝绸之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10]William R. Sargent ,Rose Kerr, Treasures of Chinese Export Ceramics: From the Peabody Essex Museum,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p.5-8。

[11]袁泉、秦大树：《走向世界的明清陶瓷》，第152-153页。

[12]William R. Sargent , Rose Kerr, Treasures of Chinese Export Ceramics: From the Peabody Essex Museum, p.10。

[13]Ostend，比利时西佛兰德省部的一座城市，英吉利海峡边的海港城市。

[14]David Sanctuary Howard, Chinese Armorial Porcelain Volume 2, London: Heirloom & Howard,2003,p.51.

[15]后因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公司不得不在1757年关闭。柯玫瑰、孟露夏：《中国外销瓷》，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第69页，2014。中文资料也可参见徐健：《“往东方去”：16-18世纪德意志与东方贸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七章有简要梳理，2013。

[16] 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编：《陶瓷百问》，第18页。

[17]18世纪前，葡萄牙、意大利、荷兰代尔夫特等，虽然一直努力仿制中国瓷器，但并未制造出硬质瓷。

[18]曾玲玲：《瓷华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外销瓷》。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44—145页，2014。袁泉、秦大树：《走向世界的明清陶瓷》，第190-195页，也是强调传教士把中国瓷器技术西传的重要性。

[19]Christina H. Nelson ； with Letitia Roberts, A history of eighteenth-century German porcelain : the Warda Stevens Stout collection,p.117。

[20]Ibid,p.118。

[21]也收藏日本瓷器，一直到二战前都保存着这些瓷器，Ernst Zimmermann: ‘Das Porzellanzimmer im Königlichen Schloss zu Dresden’,in Dresdner Jahrbuch, 1915,S.74.二战后，瓷宫的瓷器进行安置，已经重新对外开放。

[22]Len and Yvonne Adam: Meissen portrait figures, Leicester: Magna Book, 1992, c1987.p.9。

[23]Otto Walcha,“Zur Quellengeschte des Meissner Porzellans',Paul Wildenstein's petition [Eingabe](1736) Keramikfreunde der Schwiez,Bulletin(1958),No.42,p.17-22。

[24]Staatscrchiv Dresden,Loc.1340,Vol. 2,Sheet.148. 转引于Menzhausen, Early Meissen porcelain in Dresden, Berlin: Henschelverlag Kunst und Gesellschaft, 1990, 第11页。

[25]Staatsarchiv Dresden,Loc.41910,Rep.IX,Sheet 218,No.205. 转引于Menzhausen, Early Meissen porcelain in Dresden, 第12页。

[26]福布斯等：《西亚、欧洲古代工艺技术研究》，安忠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书的第五章古希腊罗马陶瓷技术、第六章中世纪时期的制陶技术；特别是第六章，中世纪末期西波里亚诺·皮克尔派索（Cipriano Piccolpaso，1524-1579）就写有《陶工的全部秘密》一书，记叙了意大利北部的实际状况。在中世纪，欧洲制陶在器物成型、削修和整理、造型装饰、干燥与烧制、制窑技术、烧制温度及控制、釉、泥釉和彩绘装饰等都有一定基础。

[27]17世纪，欧洲人交流密切，他们特别密切关注周围的自然界并与之互动。十六七世纪的欧洲正处在科学革命中。见普林西比：《科学革命》，张卜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第六章《科学世界的建立》。其中炼金术与数学、实验物理科学、医学也有着密切关系，波特格尔另外一个身份就是炼金师。见陈方正：《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511-519页，2009。

[28]Willi Goder: Johann Friedrich Böttger. Die Erfindung d. europ. Porzellans, Stuttgart: Kohlhammer,in Meissner Porzellan von 1710 bis zur Gegenwart,S.138。

[29]波特格尔自己称之为碧玉瓷器。

[30]还有日本的瓷器。

[31]Christina H.Nelson,with Letitia Roberts: A history of Eighteenth-Century German Porcelain: The Warda Stevens Stout Collection, Lucia Marquand,2013.p.131.对于他俩的努力，奥古斯都二世仍奖励了300塔勒。

[32]Ulrich Pietsch, Early Meissen Porcelain:The Wark Collection from the Cummer Museum of Art&Gardens.London: D.Giles,2011,p.26-27。

[33]Ulrich Pietsch, Meissen Porcelain: Making a Brilliant Entrance, 1710to 1763.” In Pietsch and Banz 2010,p.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