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秋洁

摘 要：马克思为共产主义事业穷其一生，与恩格斯一起创立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其中，政治经济学解释了剩余价值理论，揭开了资本主义剥削的丑陋面貌，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及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讨论了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及其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使命，构成了无产阶级阶级革命强大的理论基础。谈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诸多研究方向，在这里，我们就来简单析分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动因。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动因

马克思于1843年底步入政治经济学领域，在长达40年的学习与总结中，撰写出一系列诸如《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工资、价格和利润》这样的骇世之作，通过大量的经济学著作不难发现，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其实是蓄谋已久，那致使这位伟人走上新旅程的原因是什么？ 1842年至1843年，马克思时任莱茵报的编辑，在他的工作中遇到了一项艰巨的任务---表达他对物质利益的看法。 莱茵省议会关于森林盗窃和财产分析的讨论，总督先生就摩塞尔农民境况与莱茵报的官方讨论，以及关于自由贸易和关税保护的辩论，这是促使马克思研究经济的第一个动机。马克思在书中的自述简洁明了地公开了他进入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动因，整个学术界据此普遍将马克思转向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动因归结于物质利益的困惑。马克思作为一个哲学家，是一个思考者，更是一个革命者，若仅仅把物质利益困惑作为研究动因，未免稍显不足，因此，本文认为，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动因，应从以下多个层面理解。

一、《莱茵报》就职期间关注物质利益产生的困惑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这份困惑源于当时两个争端问题），这使他在关注现实生活中的物质利益的同时，也发现了私有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第一个问题，就林木盗窃和地产分析莱茵省议会展开的讨论。当时，德国正处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其原始积累的主要形式之一是地主阶级掠夺森林、草原和农民之前公共使用的土地。为了反对掠夺，农民砍伐树木现象随处可见。1836年普鲁士邦的20万刑事案件中，有15万件涉及私下树木砍伐和偷盗鱼鸟，占比为3/4。在第六届莱茵议会上，一场以“林木盗窃”为主题的论战激烈展开。地主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坚决捍卫森林所有者的私人利益，声称所有未获授权的伐木作业必须严惩，而且还要求当局对此类行为定罪。利用省议会的辩论纪录，马克思不仅撕开了森林占有者贪婪的丑恶嘴脸，也揭露了省议会的阶级实质---保护剥削者的利益。马克思指出，愚昧，粗俗，自私和贪得无厌是这群剥削者的本质，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这群魔鬼一方面将斧头与锯子区分开来，并要求对使用锯子而不是斧头来砍伐树木的行为处以重罪;另一方面，他们混淆了拾捡死枝和偷盗森林这两个性质不同的行为。所谓的树苗的权利远远优于人民的利益。枯枝比农民更重要。为了枯死的树枝，许多无辜的穷人陷入了犯罪，耻辱和贫穷的地狱，成为死树。在“森林盗窃法辩论”中，马克思坚定地站在最贫困的阶层面前，为农民的应有利益辩护，标志着马克思正式进入现实生活的物质利益，挖掘私有制和国家之间的丑陋关系。第二个问题是冯赛尔先生关于摩塞尔地区农民问题通讯同莱茵报的官方讨论。总督抨击了报纸上发布的关于摩泽尔农民生活的悲惨消息的通讯，意志该文章所言不实并对政府产生了不良影响。彼时马克思就职莱茵报，因为莱茵报本身的特殊性质，使得他处在政治斗争漩涡中心，有相当机会接触到一些重大政治问题，深深感受到农民群众被套上"剥削、压迫、奴役"三大枷锁。因此，在仔细分析各种材料（包括官方文件）和深入调查和研究摩泽尔地区人民生活条件的基础上，马克思以记者的名义详细介绍了事实，做出了无可辩驳的答辩，全面，客观，深刻地回应了总督的指责 。1843年，马克思在“莱茵报”发表了《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其中指出：“在研究国民生活现象时，容易误入歧途，即忽略各种关系的客观本质，并根据当事人的意愿解释一切。但是，有关系决定了私人和个人政治代表的行为，并且喜欢呼吸这片土地不是由他们转移的。" 《摩赛尔记者的辩护》，马克思，1843这段话不仅表明马克思实地考察的真实性，也表明了马克思开始意识到"客观关系"的存在。

二、《莱茵报》查封后，马克思对脑中一系列哲学问题的清算

1843年3月，莱茵报被查封。马克思在政治上更加意识到普鲁士封建制度的反动统治，并且对资产阶级也非常不满。马克思师承黑格尔，受黑格尔哲学启发和影响很大，在马克思任职《莱茵报》期间，马克思对"国家问题"有了自己的思考。历经对总督先生的答辩后，马克思认识到了法和国家制度是由某种"客观关系"决定的，从而动摇了一直信奉的黑格尔法哲学。马克思迁居克罗茨纳赫后，有了充足时间对自己脑中产生的疑问进行清算。为了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问题，马克思写的第一部作品是《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这项工作发表在1844年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导致的结果是，法律的关系就像是国家的形式，既不可以从本身理解，也不能由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的理解。相反，它们植根于现实生活中的物质关系。这种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根据英国和法国在18世纪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它的解剖应该在政治经济学中进行。”马克思在序言中所写的这段话充分展示了他質疑黑格尔法哲学，并已走上了批判的关键路径。黑格尔认为国家产生社会，绝对理念产生社会实体，而这和马克思在工作中感受到的大相径庭。马克思看到底层人民的痛苦，知道资产阶级给穷人带来了灾难，而黑格尔的法哲学却属于资产阶级的理论体系。在马克思用黑格尔理论分析现实生活的过程中，它出现了与现实的偏离，曾经被认为是无可置疑的绝对真理已经遭到审判，马克思从此开辟了新道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终是物质利益关系，这层物质利益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不为人的意志改变的，马克思也意识到理解"法"不应从理念层面入手，更应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解剖市民社会成为了马克思的下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正因如此，马克思踏入了政治经济学领域，开启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

三、马克思人学理论发展的需要

在“费尔巴哈概论”中，马克思首次提出“人的本质不是一个人固有的抽象。在现实中，它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人本思想是马克思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马克思的早期作品中，他不断强调“现实生活中人的存在与价值”问题。马克思认为，人类生活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他们都需要自我价值的实现。人们通过劳动实现价值，获得或多或少的物质精神产品，获得幸福和满足，但现实是残酷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陷入困境，个人生存不能得到满足，更不用说人们的发展。马克思毕生致力于共产主义事业，为人的全面发展而奋斗。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是难以到达发展这一层面的，这又是因何而起？疑惑指引着马克思探索谋求"发展"之路。前面有提到，马克思意识到要从政治经济学中去解剖市民社会，而市民社会的核心组成部分便是工人阶级。既然现在的境况下，工人阶级备受摧残，那就势必要革新。任何一个革命（包括改革），都需要与之相符的理论;当前理论难以适应需要，新的理论体系必将应运而生。马克思是一个革命者，有着批判性的思维，他致力于谋求存活发展自由之路，便有了转向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到来。

四、结论

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领域不是一个意外，也不是偶然，是顺应时代的发展需要，完善理论体系的需要。本文梳理了马克思主义进入政治经济领域的动因，从客观，主观与理论发展的层面展开分析。当然，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革命理论家和社会学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创始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他的思想理论体系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政治学向政治经济学的转变是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我们需要继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