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仕刚

摘 要：本文从广义的“文化”概念入手，分析马克思《巴黎手稿》，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文化思想的前提性问题。三大工人运动的展开为《手稿》文化思想的产生提供现实基础，至《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以来，马克思对自由的追求为《手稿》文化思想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马克思《手稿》中的文化思想具有历史继承性，是通过在康德文化思想的基础上引入劳动（实践），在继承黑格尔辩证法基础上审视异化劳动，在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基础上剖析异化劳动而逻辑地生成的。

关键词：《巴黎手稿》;文化思想;前提性问题

关于文化一词的定义多种多样，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给予过相应的研究，对人类文化事业的发展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那马克思《手稿》视域下的“文化”有什么内涵呢？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是整篇文章分析与讨论的前提，这也就成为本章研究的起点。任何一个著作的产生，都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都是一定社会状况的反映，是特定意识交流、碰撞的结果，为更深入地理解《手稿》中的文化思想，对其时代背景、学术背景、历史继承性的分析也就成为了必然。

一、文化概念的厘清

阿尔贝特·施韦泽曾大胆的对文化的本质从伦理角度进行界定，其认为文化是进步;而恩斯特·卡西尔则认为文化是符号，其甚至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而不是理性的动物。那《手稿》文化思想整体视域下的“文化”该如何界定呢？

文化与文明等同的意义上使用文化。显然，我们从字面上能轻易地看出文化与文明是不同的，文化主要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广义上），其反面是自然;而文明主要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的积极方面，其反面是低俗。马克思在《手稿》中对早期粗陋共产主义进行批判时，指出其提出的平均主义和公妻制的说法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需求不高的人……的非自然的[IV]简单状态的倒退”[1]，在这里马克思对文化一词的使用是等同于文明。

文化即人的创造性的对象化活动。马克思对文化的理解倾向于自觉的理性精神和人的自由发展，这一点主要源于近现代西方理性文化对人类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这种自觉的理性文化，在一定层面突出地展现了人的实践活动，即人的创造性的对象化活动。因此，马克思的文化思想是建立在他的实践哲学之上的。在马克思看来，“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并且，人也“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1]人在实践过程中将自己意识转变成现实，是对本质力量的反映，而这个过程也是文化产生的过程，所以马克思认为文化即人的创造性的对象化活动。

综上对“文化”概念的分析，可以发现，马克思虽然没有对“文化”与“文明”作出明确的区分，但是，从《手稿》文化思想的整体视域出发，笔者发现，《手稿》中的“文化”主要是指对象化，而在对象化的过程中，相对于自然自在状态而言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并且，在对象化的过程中人可以进行创造性的活动，故，笔者将“文化”界定为是人的创造性的对象性活动。

二、《手稿》的写作语境

马克思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社论中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3]，不仅从内在内容层面，而且从外在表现层面，都是自己所处时代环境的反映。马克思在《手稿》中的文化哲学思想，正是出于对其当时所处社会环境与学术环境的现实关照而产生的。对《手稿》产生的社会环境与学术环境进行整理，能够理清《手稿》产生的现实逻辑与学术逻辑，能将《手稿》放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分析，能更好地理解其中的文化思想。

（一）现实语境

欧洲三大工人运动的展开，助推《手稿》文化思想的形成，并为其提供现实需要。1831年至1834年之间，法国里昂工人举行了数次罢工、游行活动，提出“不能劳动而生，就要战斗而死”的行动口号，可是最终以失败告终;1836年到1848年之间，英国工人为获得普选权，发生了以普选权为中心的宪章运动，这是英国无产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1844年德意志西里西亚的工人为反对封建主与资本家的双重压迫，同前来镇压的军队进行搏斗，并鲜明地提出“消灭私有制”的行动口号，這鲜明的体现出德国无产阶级的意识觉醒与意识自觉，马克思将其称赞为“欧洲无产阶级的理论家”[4]。虽然这三次大规模的工人运动最终以失败结束，但是劳动工人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自己的生存状态，认识到自我生活状态的不足，由“自在状态”转向“自为状态”，为《手稿》文化哲学思想的提出提供了现实力量，也为《手稿》文化哲学思想的现实运用提供了“土壤”。

德国的现实，助推了《手稿》文化哲学思想地阐发。英国通过“和平”的方式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法国通过革命的方式也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而当时的德国四分五裂，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德国;在经济上，德国是农业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在部分地区发展较快，尤其是在靠近法国的莱茵省，机器工业生产已经有所发展。马克思的家乡就位于莱茵省，其能够切身体会到生产力引起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变化，这为其文化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基础;在文化上，德国当时实行严格的管控制度，对书报检查严格，大学被监控，文化失去了自由的环境。在这样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之下，助推马克思从文化层面对当时的环境进行分析。

（二）理论语境

《手稿》中文化思想的产生，除了与其当时的社会环境（横向）相关以外，还与马克思自身思想体系的发展（纵向）相关，与其自身文化思想的成长相关。从纵向把握马克思的文化思想，能够清楚地看到《手稿》文化思想的历史发展，以及历史作用，明确其不同历史时期思想发展的差异性与发展性，从而加强对其文化思想史的把握。

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理性主义文化思想占据主体地位。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二人争论的焦点在于原子是否只做直线运动，德谟克利特认为原子做直线运动，在价值观上的反映就是人的命运是既定的，人无法摆脱自己的宿命，人是一种既定的存在，仿佛被一种神奇的力量早已安排，否认人精神所具有的自由，其实质是一种宿命论。伊壁鸠鲁认为原子具有能动性，不只是做直线运动，原子还可以偏离直线，并且原子内部存在竞争，马克思借原子偏离直线的运动，预示人类可以摆脱命运的束缚，可以创造人类自己所追求的生活，指出人类在思想意识层面是自由的。

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观点给予了肯定，但是，其指出伊壁鸠鲁过度强调原子的独立性，忽略了原子的社会性、关联性、相互性。马克思主张原子处于一定的关系之中，不是獨立的存在，并且，在这样的关系中原子得以发展，自由得以实现，从而达到对自我意识的现实性实现。这是马克思对伊壁鸠鲁思想的超越，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马克思此时还具有非常浓厚的黑格尔唯心主义色彩（将“自我意识”“绝对精神”当作世界的本源）。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思想进行了扬弃，将视线逐渐由“自我意识”转向现实的、具体的个人，并且整篇文章中具有鲜明的理性决定论色彩，由此我们可以窥视马克思文化思想最原初的形态。在此我们也应该清楚的认识到，马克思有关自由的思想在那时就已经开始萌芽。

《莱茵报》时期是马克思文化思想的转折时期。《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从主体自我意识角度探讨自由，表达文化自由的观点，可是这时马克思深刻地意识到，在普鲁士政府的统治下自我意识已经不再是自由的代表，转变成了不同阶级、团体的政治利益的代表，言论自由已经受到严格地限制。为抨击这样地限制，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对当局政府执行的书报检查制度进行了严厉地批判。马克思重视自由精神，但是当局的行为却让自由失去了成长的“土壤”，现实社会需要“自由报刊”作为“监督员”“演讲家”。马克思希望通过民众的眼睛来认识社会中的种种关系、种种弊端，从而促进国家整体管理水平的提升。“自由报刊”不仅仅是个体表达的渠道，也是个体与他人、与社会、与国家甚至是世界联系的纽带。马克思在表达自由思想时仍有黑格尔理性决定论的色彩，从精神层面、意识层面探讨人的自由，但是，马克思强调个体的积极性、主动性与独立性，这是其进步之处。

《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以批判性的文化思想为主。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对宗教本质进行了揭示，其认为宗教是人们自我意识的虚构，是自我意识的想象，是一种自我精神的寄托。宗教采取虚幻的方式，为人们设定美好的生活图景，给予人们美好的生活期盼，于是人们将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诉诸于毫无边际的上帝身上，希望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但这只是他们的一种自我麻痹，因为现实生活依旧如此。由此，马克思指出宗教是对人们现实生活颠倒的反映。

马克思以宗教批判为基础展开现实批判的同时，也对当时德国的政治制度展开批判。马克思指出当局德国的腐朽制度是对人们的一种束缚，对整体社会的发展具有阻碍作用。要想改变这样的现状，就要让人们认识到这种压迫，让压迫变得更猛烈，猛烈到人们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从而进行革命，实现人们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实现人的自由解放。马克思在对宗教、政治进行批判的过程中，确证着文化的强大作用，让人们认识到文化不仅让人们思想清醒，摆脱思想的束缚，还能认识到现实生活的不足，从而通过实践的方式改变这样的不足，将自由转变成现实。

三、《手稿》文化思想的缘起

牛顿曾既谦虚又非常智慧地说，“如果我看得比别人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句话强调的不是伟人的“高度”，而是强调人的思想的历史继承性。为更加全面地理解《手稿》的文化思想，就必须对其思想的历史继承进行梳理，在此，以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为对象，分析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文化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强调马克思文化思想的开放性与内部批判传统。

（一）康德基础上的“劳动”范畴引入

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其主要是通过《纯粹理性批判》（1781）、《实践理性批判》（1788）和《判断力批判》（1790）（俗称“三大批判”）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也建立了其在哲学界中的地位。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其突出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强调人的尊严与意义，在《判断力批判》中其更为关注人的精神性，对人的精神性活动从伦理角度进行思考，这一切对马克思整体文化思想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

康德对文化有过专门研究，其认为“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一般地（因而以其自由）对随便什么目的的这种适应性的产生过程，就是文化。”[5]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分析文化，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色彩。但是，其强调的“自然的最后目的”是通过“把意志从欲望的专制中解放出来”[5]的方式来实现，即通过对人们的意志进行教化、改变，从而使人们的欲望与现实相吻合，而不是改变人们的现实生活世界，使现实符合人们的欲望。这表明康德关于文化的研究方法还具有唯心主义倾向。马克思在《手稿》中克服了这一方面的不足，将“实践”引入文化分析之中，从劳动者的现实生活入手，揭示劳动者现实劳动的异化性，并继承康德的自由概念，指出文化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二）黑格尔基础上文化本质的揭示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马克思早期就是青年黑格尔派中的一员，可知黑格尔思想对马克思有重大影响。黑格尔对文化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其认为，“一般所谓‘文化，便是熟悉那些普通性，检出了各种真实的区别，替他们定下了名称，而并没有浸渍在事物内容真正的深处。”[6]并且其认为“‘文化是一种形式上的东西，因为它的目的不过要把无论任何内容分析为各个构成部分[6]”。黑格尔认为文化只是一种形式，文化的存在目的是为了把任何内容区分为各个部分，只是从文化的功能性角度给予了说明，并未从人的发展角度进行思考。马克思认为文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且文化并不是一种形式性的存在，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

在关于人与劳动的关系的理解上，黑格尔从精神层面对劳动进行理解，而不是从人的现实性方面进行理解。并且，黑格尔只看到了劳动的积极方面（只看到了劳动所带来的物质财富的增加），没有看到劳动的消极方面（异化劳动对人的异化、对人的奴役），马克思充分吸收黑格尔的“正反合”思想，其发现劳动主体（正题）生产劳动物品（反题）并未实现回归（合题）。黑格尔“正反合”思想分析的结果是使主体得到充盈、得到发展，而在现实的劳动过程中劳动主体是不断的损耗自身，与黑格尔所预设的最终状态相反。从而揭示了异化劳动的核心是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通过共产主义运动来改变现实状态，实现了对黑格尔思想的超越与发展。马克思对黑格尔异化思想的继承，主要体现在笔记本Ⅲ中。

（三）费尔巴哈基础上的“异化劳动”解读

馬克思在分析异化劳动时指出人是一种类存在物，而这里的“类”“类本质”等术语是来至于费尔巴哈关于宗教异化的思想，可以看出《手稿》的文化思想深受费尔巴哈思想的影响。

由于费尔巴哈第一个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历史功绩给予了充分肯定，指出费尔巴哈在唯物主义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其指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具有不彻底性，是“半截子”的唯物主义，并未将唯物主义思想进行到底（贯彻到人类社会领域，或用唯物主义思想对人类社会）。马克思则在继承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将唯物主义思想运用于人类历史，从而实现对人类历史的规律性探寻，其指出人类历史就是人的劳动史。

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对宗教的本质进行了揭示，其指出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在一定层面上对宗教起到了批判作用，但是，其只是从人的精神层面、意识领域进行分析，通过从意识层面分析雇佣劳动，倡导人们在精神领域改变劳动的异化，从而实现异化劳动的消解。马克思在费尔巴哈异化思想的基础上，从人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出发，从劳动者最熟悉的劳动产品入手，指出现实生活中的异化劳动，只能通过现实的批判才能改变。

结  语

本文对“文化”的概念进行了陈述，但是马克思《手稿》中的“文化”概念与其在“中年”“晚年”时期的“文化”概念有何区别并没有论述。文章对《手稿》文化思想产生的现实基础、理论基础进行了分析，马克思《手稿》文化思想的历史继承性进行了说明，但陈述还不够，即在哲学史部分还有所不足，以期在今后的研究中进行弥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2]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3]马克思.《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4]马克思.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5]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6]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