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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评论》的革命话语内容和建构路径研究

2019-10-30韩阳

科学与财富 2019年30期

韩阳

摘 要:五四运动后,忽如一夜春风来,各种宣传新思潮的刊物在全国各地涌现出来,为了进一步推进五四运动的发展,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毛泽东受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委托,筹备、创办了《湘江评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提高明确指出必须将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回归百年前的《湘江评论》它的革命话语内容和构建的经验,对于现今历史条件下,我们当今的刊物如何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提升话语权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湘江评论;革命话语;建构路径

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的革命浪潮迅速蔓延,全国各地涌现出一大批以宣传新思想和新文化为宗旨的革命性刊物,对于批判封建思想,传播新的科学和文化知識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如内容、观点缺乏见解,大致相似,一味鼓吹西方文化的优点,忽视其弊端。1919年7月14日,湖南省学生联合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创办了“以宣传最新思想为宗旨”的《湘江评论》,这被认为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文章,运用具有鲜明特色的革命话语,如:“人类解放”、“平民主义”、“有血革命”、“联合”、“改革和反抗”等等,采用浅显易懂的白话文和新式标点符号写作,完全抛弃了难懂和矫揉造作的文言文。”[1],这种平民化的革命话语深刻的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本质,号召社会各界人士共同为挽救中国投身于革命中去,通过革命话语的构建实现了思想动员和文化宣传的功能。

一、《湘江评论》的革命话语内容

《湘江评论》的革命话语内容丰富,毛泽东同志创办其目的是为了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反对封建和帝国主义列强。《新青年》、《浙江潮》、《星期日》和《星期评论》等刊物在全国地区已经有了较大的影响,《湘江评论》在文风和内容上像这些刊物学习,并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在文章形式上采用白话文的手段语言生动、贴近群众。

(一)批判性革命话语

批判性也可以称为斗争性,《湘江评论》正是通过斗争性的语言、舆论引导人民群众对当时中国面临的情况进行斗争。巴黎和会的最终结果,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为<湘江评论>创刊号撰写文章中指出:“本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2]由此可见,《湘江评论》首先是对民众本身的批判为主,处在最底层的人民要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了解革命的目的,从而进一步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推动五四运动深入发展。

《湘江评论》连载多篇对当下实况批判的作品,没有老八股,也没有洋八股,它对着敌人的要害,准确地、猛烈的射击;对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的问题进行深刻的批判。第一,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是对于中国所面临的的政治环境和国际环境因素的混乱进行批判、同时对于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进行揭露。例如官员不作为、欺压群众、官商勾结沆瀣一气等等,语言直指矛头,大快人心。第二、对于当时的社会情况、存在的社会问题进行深刻的批判。《湘江评论》直接指责警察的失职行为:“警察先生们!还是请你们注点意。”[3] “有了运动,就不要选举。有了金钱,就不要民意。”[4]这种行为直接揭露了军阀政府无作为的本性,原本应代表人民权益的议会变为形式,宪法空为一纸,而政府官员则到处搜刮民脂民膏,却无人过问,金钱所造成的罪恶是沉重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资本主义下中国的“有政府”等同与“无政府”,这在《民意与金钱》一文中深有体现。第三、对于帝国主义行为进行深刻的批判。《湘江评论》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号召各界人士对帝国主义的不良行径进行反抗,最大限度的动员群众投入到五四运动中。“德国的强权,为政治的强权,国际的强权。这回大战的结果,是用协约国政治和国际的强权,打倒德奥政治和国际的强权。”[5]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赢得了胜利,中国作为战胜国却在巴黎和会上没有赢得自己应当的权利,英、法等国家虽然都称自己是公平正义的代表,但实际上都想最大程度的从协约中捞取利益,见帝国主义不断侵略和扩张的贪婪本性,湘江杂评、放言等专栏中对帝国主义贪婪、侵略的本性一针见血的指出,并提出要打倒协约国政治和国际的强权并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深恶痛绝的斥责。

(二)鼓励性革命话语

鼓励性话语是运用大量的表扬、赞扬以及肯定的话语对想要表达的内容在群众当中进行宣传,从而引导舆论,促使话语受众对想要表达的、宣传的内容做出正向的积极的反应,来达到自身目的。第一、在文章内容方面。《湘江评论》的创刊号中写到:“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6]等类振奋人心,鼓舞人民斗志的伟大号召,《湘江评论》所刊文章中,影响最大、反响最强烈的当属毛泽东撰写的文章《民众的大联合》。[7]在文章的结尾处,字里行间中充分表现对中华民族联合起来才能胜利的愿望:“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中国人民的大联合必告成功。 [8]多篇文章从不同方面阐述了人民群众联合起来的力量是伟大的,只要人民联合起来,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只会被我们所压倒。第二、在问题结果方面。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并释放了被捕的学生,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的职务。正因为历史的主人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所以能战胜一切障碍,文中洋溢着敢于理想、敢于斗争的革命气概,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增强了人们坚决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斗争到底的勇气与信念。

(三)科学性革命话语

科学性革命话语则是运用正确理论依据,在文章内容中宣传民主与科学,通过话语来唤醒民众意识。正如人们所知,五四运动的核心在于民主与科学,而毛泽东撰写的<创刊宣言>中所说:“我们的见解,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9]由此可见,《湘江评论》主要内容传播的仍然是科学和民主。《湘江评论》中还明确提出了“思想解放”的要求,《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的《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文中写到:“中国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全然不认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在西方各种思想引入中国之时,封建军阀政府仍然以宣传儒家思想为核心,企图束缚国人的思想,而人们又盲目的愚昧鬼神,因此《湘江评论》中的大部分文章都对此进行抨击,同时又以科学的理论进行分析,要求人们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现实社会。

(四)赞誉性革命话语

赞誉性革命话语是通过对某个事件或某个人物的赞誉来表明自身的立场态度,对想要表达的内容在群众当中进行宣传。1917年11月7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武装力量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意味着帝国主义想要统治世界的美梦宣布破灭,社会主义制度从存在于理想转化为现实。它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尝试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成功的对剥削和压迫的社会进行反抗的成功案例,为实现中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和反帝反封建运动提供了可实际经。在《湘江评论》中:“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话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10]这种论述,将俄国的革命的成功宣传至湘江流域,并同当时的中国实际联系起来,并痛斥军阀政府将十月革命称之为“无政府主义”,深刻指出中国是在其影响下而发生的五四运动。

二、《湘江评论》革命话语的建构路径

《湘江评论》在五四运动时期建构自己的革命话语是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的。话语建构本身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现象,具有重要的社会政治功能,从本质而言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一种,而这种实践活动的话语不是消极的、被动的传递,而是积极的、主动的,运用多种形式的语言、词汇、形式等,从而产生不同的建构效果。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意味着国民政府的腐败与无能,同时期在任湖南督军治湘张敬尧纵兵殃民,为谋求自身利益,将湖南的地权、矿权全部卖给外国人,罪恶累累,民众骂他叫“张毒”,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湘江评论》革命话语极具斗争性,通过话语建构和描绘出革命的前景,使人们能够对于革命感同身受,将想要表述的对未来的憧憬通过革命话语告诉人们引导至人们的反帝反封建的活动中去。

(一)利用优势话语地位进行话语生成和话语传播

话语地位与话语生成、话语传播密不可分,二者呈现隐秘的共生关系。优势的话语地位能够为话语生成及传播提供政治上的便利条件,以主导社会舆论的方式推动话语的生成及传播。《湘江评论》革命话语传播的现实情况需要具有话语传播的优势地位,而这种优势地位能够为其话语提供合理性、合法性的支撑。而湖南学生联合会作为《湘江评论》主要阵地,反映了其所代表的政治地位,为《湘江评论》得以广泛传播创造了的便利条件,这种条件对于进一步推动了湖南的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二)运用话语权力引导群众

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的“议程设置”理论认为, 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 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形式, 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重要性判断。只有当群众准确理解《湘江评论》想要表达的革命意图,才能推动群众真正投入到五四运动中去。社会大众参加五四运动,这种活动本身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这种活动如果想按照设想中一样的进行,必须具有相应的理论体系所提供的理论基础,表现为整体的革命话語体系对于个体的限制作用。《湘江评论》的编辑与排版使人们看到报纸的同时,从侧面来看也恰恰是一种话语规训,而这种方式体现的人们对于革命活动成功的向往与渴望,但这种渴望不能妨碍话语的传播,又不能让这种渴望变得无规范、过于任意,所以《湘江评论》话语规训的必要性由此显现。因为《湘江评论》具有大量的西方思想理念、更强的话语理念,而群众的知识水平则限制了他们对于革命话语信息的吸收,这就需要文章内容无论是长文、短文,都尽可能的做到通俗化、形象化,即使不识字的人也听得懂,《湘江评论》也做到了这一点,也就使得它话语的设置及引导过程最大程度实现了预设话语目标。

(三)强化革命意识实现话语建构

革命话语的形成正是革命文化符号的固化与公式化,“一道发挥出对人的能力的解放和独立人格的塑造作用”。[11]《湘江评论》通过导向性革命话语的建构,生产一系列的革命文化符号,采用“有革命”,“民众大联合”,这些极具带有针对性的革命话语,让人们扫除一切旧的思想、旧的传统、旧的习惯,唤醒人们的创造精神,要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政府的无能,才能为自己争取生存的空间。这在《湘江评论》的革命话语建构之中,将文章的内容赋予以白话文为基础的文字上,也正是将革命的话语寄予在人们常用的语言之上,而这些以白话文为基础的文字具有深刻的教导功能及寓意,便于大众对其理解和领会。在《湘江评论》中,更多的包含了民众联合将取得胜利的气势与语气,虽然这些内容虽然是透过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西方资产阶级所出现的弊端来展现的,但是也反应出毛泽东同志的高瞻远瞩,以及引导群众通过革命取得成功的必然。

三、结语

马克思曾经指出,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12]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湘江评论》是具有时代性的,它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先进经验,向中国人民传递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使民众的思想更深层次得到启发,对湖南省和全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起了推动作用。那么今天来看,《湘江评论》它的话语内容和建构路径哪些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的。

(一)话语建构需要接受科学理论的指导,宗旨明确

毛泽东认为,一个刊物必须有自己的风格,必须有明确的宗旨,保证刊物的正确方向。《湘江评论》确定的宗旨为:鞭挞时弊、鼓吹革命、宣传新思想。这从他亲自撰写的《创刊宣言》中就明确体现出来,而在后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无论是从形式和内容,都保持这革命的、战斗的风格,始终是遵循着这个宗旨的,只有围绕这个宗旨,通过对科学理论的实践运用,才能立足于中国实际,使话语形式和话语内容更加多样、生动。

(二)话语建构需要关注现实问题,坚持舆论导向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强调媒体是党、国家、人民的“喉舌”, 要发挥好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的功能。《湘江评论》始终坚持正确的理论和舆论导向,通过向大众传播反映新知识、新思想,使人们通过阅读文章后,能够旗帜鲜明的知道自己应该支持什么,反对什么;根据学界对《湘江评论》的80多篇文章总结发现,三分之二的文章是立足于当时人们的现实问题,极具舆论导向性的,这些文章对于除去人们封建思想观念,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引导富有爱国主义情怀青年投身革命起到重要作用。

(三)话语建构必须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做到通俗化、大众化

《湘江评论》创刊目的同样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那么就要使人民看的懂,在当时的来讲,通俗化、大众化的一个明显标志是要提倡白话文,反对八股文,语言上来讲要通俗易懂、论理深入浅出,内容上要贴近群众的思想与生活。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中国什么‘师严而后尊道,‘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13]正如我们所知的,传统的文章总给人居高临下的感觉,而文章内容则故作高深,晦涩难懂。报刊是主流意识表达的方式之一,要用主流声音引导群众,服务群众,实现主流意识与民本情怀的互相结合,最大程度的满足群众对刊物的期盼和要求。

《湘江评论》距今已经有99年的历史,与我们当今时代,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人们的思想和生活都发生了重要改变,而在宣传内容和要求上也大有不同,但是它的革命话语不可能凭空而来。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国家的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14]无论是一百年前或是一百年后,建构当代中国话语必须关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参考文献:

[1]蒲慧娟.《湘江評论》言论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05)

[2]毛泽东早期文稿[M]湖南:湖南出版社1990(7)

[3]死鼠[N].湘江评论.1919(3)

[4]民意与金钱[N].湘江评论.1919(3)

[5]德意志人沉痛的签约[N].湘江评论.1919(3)

[6]湘江评论创刊宣言[N].湘江评论.1919(1)

[7]刘苏华.前言[M][民国]湖南学生联合会,新湖南社,湖南自修大学.湘江评论·新湖南·新时代.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4)

[8]民众大联合(三)[N].湘江评论.1919(4)

[9]湘江评论创刊宣言[N].湘江评论.1919(1)

[10]民众大联合(三)[N].湘江评论.1919(4)

[11]张曙光.权利话语与文化自觉-关于文化与权利关系问题的哲学思考[J].社会科学战线,2008(5)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3

[13]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N].湘江评论.1919(1)

[14]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重要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