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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民间音乐信息接受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2019-10-30王敏虹

北方音乐 2019年17期
关键词:回归分析因子分析影响因素

【摘要】本文从信息接受意愿影响因素视角研究广东民间音乐。首先梳理相关概念、理论以及研究方法,在现有文献理论的研究基础上提取影响因素;然后通过问卷调查方式进行实证,从调研数据中运用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相结合方法构建因子回归模型。通过分析表明:接受动机的正向影响作用最大,系数为0.679;接受能力、参照群体、学校教育三个维度呈正向影响作用,系数依次减弱;传播评价呈负向影响作用,系数为-0.081;最后提出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信息接受意愿;因子分析;回归分析;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一、相关概念

(一)关于广东民间音乐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乡土文化渐渐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壤,民间歌曲、戏曲、歌舞、说唱等民间音乐逐渐衰落。民间音乐是指由普通百姓集体创作的,真实反映他们的生活情景和感情愿望的音乐作品[1]。本文所指的广东民间音乐是在广东地区流传,使用当地语言表达的民间音乐作品[2]。广东民间音乐资源丰富,内容形式多样,其中有30多项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粤剧是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民间音乐发展困难的突出问题是缺乏接受者(听众或观众)。检索现有文献可知,对我国民间音乐的研究主要在教育教学、历史渊源和流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传播等方面,从信息接受视角研究民间音乐的成果较少。本文将采用法国莫尔斯教授的观点,把任何表现形式的广东民间音乐作品都看作音乐信息进行研究。

(二)关于音乐信息

信息论美学创立人法国莫尔斯教授提出,将任何表现形式的艺术作品都看作是一种信息。他运用信息论将听众对150多位古典音乐家的作品在各种演奏会的不同反应作为信息分析,从大量数据中计算出听众的“喜爱系数”,以此为基础归纳出音乐美学的某些规律,并把这些规律运用到音乐会及广播电视节目的编排中[3]。日本美学家川野洋认为,信息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是香农的作为无序尺度的熵来计量的信息,另一方面是维纳的作为有序尺度的负熵来计量的信息,信息的二重性在音樂中尤其突出,可以说乐谱的信息就是维纳的信息,演奏的信息就是香农的信息,乐谱信息以秩序为原则,演奏信息以无序为原则[4]。我国对音乐信息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叶纯之论述了音乐信息的本质、特点及音乐信息隐喻意义,曾遂今提出了音乐信息共享、音乐受众、“信道”音乐传播[5],张伯瑜分析了音乐在传播过程中作为媒介和信息的双重性等。

(三)关于信息接受

信息活动包括信息的生产、表达、传播、接受、利用,其中信息接受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具有独立的研究价值。信息接受的研究始于对信息行为的研究,早期信息行为研究关注的是信息利用状况、用户信息行为、信息需求的认知等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后,信息行为的研究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在:研究对象逐渐扩大到不同行业与不同职业;研究变量逐渐增多,研究内容有所深化;在方法上更加重视实证研究等。在信息接受方面,接受美学创始人之一德国姚斯指出,以读者的文学接受为归宿,开创了研究的新思路。我国对信息接受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毕强论述了情报信息接受的发生与本质、情报信息接受的主体、传播过程与接受;李学英提出了信息接受心理结构、机制及过程等。目前,关于信息接受的研究大部分融合了信息科学、文艺理论、心理学、管理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研究内容集中在接受行为主体、信息接受规律、信息接受行为影响因素以及建立相关模型等。

二、问卷主体设计

(一)被解释变量选取

将“广东民间音乐信息接受意愿” 设定为被解释变量(即因变量,记为Y),先向受访者读出“广东民间音乐包括戏曲、歌舞、歌曲、器乐和综合性乐种等,有粤剧、梅州客家山歌、潮州音乐、广东音乐、中山咸水歌、广东醒狮、龙舟说唱等”,接着请其对问题“你对广东民间音乐的接受意愿是?”从被选项“1=完全不接受、2=不太接受、3=不能确定、4=比较接受、5=完全接受”中单选回答。

(二)解释变量选取

将“广东民间音乐信息接受意愿影响因素”设定为解释变量(即自变量,记为x),在相关理论基础上,通过咨询专家意见与师生访谈后不断进行修改而确定,在问卷中以多个问题描述。社会认知论认为,人的一切社会行为都是在社会环境影响下,通过对示范行为的观察学习而得到形成、提高或改变,个人、行为、环境是相互联结、相互决定的三角互动关系。据此,按个人影响因素和环境影响因素设计问卷,参考动机理论和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以及姚学刚、俞守华、匡文波等人文献,选取“认同民间音乐是优秀传统文化、因兴趣娱乐需要、因工作学习需要、选择能力、甄别能力、认为收听/观看民间音乐可以培养艺术气质、愿意投入金钱、投入时间、投入精力、承担金钱时间损失风险、自幼受家庭氛围影响、受同辈影响、学校开设民间音乐相关课程、相关教材内容齐全、认为民间音乐普及推广工作不到位”等18个问题描述,以Likert5分量表进行测量。

三、影响因素研究

(一)数据来源

2015年7-10月,项目组在广佛、潮汕、梅州、河源等地的多个社区(村)进行调研。本次调查总共发放390份问卷,回收371份,剔除无效问卷,获得关于广东民间音乐信息接受意愿的有效问卷336份。

在336个有效样本数据中,男女比例为47.5%和52.5%;年龄分为12-18岁、19-35岁、36-55岁、56岁及以上4组,占比分别13.6%、50.2%、 22.7%、13.5%;文化程度方面,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含中专)、大专、本科(及以上),占比分别为11.9%、18.2%、27.3%、16.6%和26%,以高中(含中专)和本科(及以上)文化水平居多;月收入方面,1001-3000元的最多,占比36.5%,其次是1000元以下的,占比32.2%。

(二)影响因素分析

1.相关分析

运用SPSS19.0软件计算出自变量x1- x18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R,结果显示自变量之间存在着比较强的相关性,说明调查问卷设计选取的指标较多,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广东民间音乐信息接受意愿的影响因素。

2.因子分析

运用SPSS19.0软件对18个自变量提取公因子。18个自变量的KMO值为0.897,Bartlett球形检验达到P值小于0.001的显著性要求,说明数据符合研究要求,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如果只是根据特征根大于1的原则提取4个公因子,从表1左图贡献率大小可以看出,第1个自变量携带的信息量为39.065%,明显占比太大,因此,原有前4个变量的分类意义是不明确的。采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方法进行旋转后,提取出来的各因子方差解释比例明显发生了变化。从表1右图可知,第一个成分特征根是4.089,解释原有18个变量总方差从39.065%下降为22.716%,第三、四个成分解释原有变量总方差的占比都有提高,第五个成分特征根由“0.829”提高到“1.465”。由此可见,提取五个指标更合适,分类意义更加明确。在因子旋转前后,五个成分的累积贡献率都是70.356%,说明原有状态指标信息丢失较少,因子分析效果比较理想。

3.公因子命名解释

采用方差最大法對因子载荷矩阵实施正交旋转,并指定按第一因子载荷降序的顺序输出各因子成分矩阵。

从表2可知,变量x9、x8、x10、x7、x2、x3在第1个公因子上有较高的载荷并主要和接受原因以及投入金钱、时间、精力等有关,因此命名为“接受动机”;将变量x5、x4、x1、x6、x13结合相关含义及专业知识命名为第2个公因子“接受能力”;x15、x14、x16是关于学校教材、课程方面的命名为第3个公因子“学校教育”;x17、x18命名为第4个公因子“传播评价”;x11、x12是关于身边人群影响力的命名为第5个公因子“参照群体”。

(三)回归分析

对提取的5个公因子作为自变量与“广东民间音乐信息接受意愿”因变量Y进行回归分析[6],得出拟合优度R2为0.715,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良好。

从表3可见,5个公因子的Sig.值均少于0.05达到显著水平,同样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良好。其中Z1、Z2、Z3和Z5的概率为0.000,Z4概率为0.008,显著性水平都很高,由于变量和主成分均已标准化,因此,该公因子的回归模型为:Y=2.566+0.864Z1+0.539Z2+0.184Z3-0.103Z4+0.277Z5。

四、研究结论

以下从标准系数分析5个公因子对广东民间音乐信息接受意愿的影响程度。

接受动机的系数为0.679,正向影响作用最大。该结果符合心理学规律,参照关于行为基本模型的观点,当受访者因工作学习需要或者兴趣娱乐需求,心理上就会出现不安与紧张的情绪,并在内在驱动力即接受动机支配下发生选择或寻找的心理趋向;当找到适合的音乐信息后就开始满足需要的活动并相应地投入时间、金钱和精力去了解、学习,并愿意承担时间、金钱损失的风险;当得到一定满足或行为完成后,对民间音乐信息的需求在不断满足的过程中变弱,此时行为结束,受访者的心理不安与紧张情绪基本消除;当对民间音乐信息产生新的需要时,再次引起新的接受动机,以此循环往复。

接受能力的系数为0.423,是一个较强的正向影响因素。接受能力包括信息意识能力、甄别能力、选择能力等,意识能力主要指认同民间音乐是优秀传统文化,甄别能力主要指对于一些过时的、带有封建迷信思想的民间音乐具有过滤和排除的能力,选择能力主要指对乐种、节奏、旋律等具有分析、判断能力,能够从中选出个人喜爱的民间音乐。

学校教育的系数为0.145,是相对较弱的影响因素。这与实际情况相符,此次调研中大部分受访的成年受访者表示,在他们的求学期间都没有接受过民间音乐方面的正式教育。指标x15因子载荷为0.859,x14的因子载荷为0.818,说明这两个因子对民间音乐信息接受的影响程度较大,随着相关部门将民间音乐纳入教育体系,学校教育的影响效果将逐渐呈现。

传播评价的系数为-0.081,呈负向作用。从本次调查情况来看,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当前民间音乐的普及不到位,从侧面说明受访者对民间音乐的认知度不高,关注度不够;认为民间音乐难以进行商业化运作和推广,这也正是民间音乐发展困难的重要原因。因此,相关部门需要重视传统文化民间音乐,加大投入与宣传力度。

参照群体系数为0.218,呈正向影响作用。对于受访者来说,如果有收听/观看民间音乐的家庭氛围,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会使大部分受访者不自觉地喜爱民间音乐。同理,如果有同学、朋友、同事等关系密切的身边人经常收听/观看民间音乐或者演奏民间音乐,他们同样倾向于模仿和学习榜样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也会不自觉地喜爱民间音乐,接受民间音乐。

五、对策建议

在我国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需要重视乡土文化的复兴,需要真实地了解基层村民的文化需求, 培育村民对乡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加强广东民间音乐文化的凝聚力,建议以村民为核心,包括乡镇政府、村干部、媒体、广东民间音乐艺人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广东民间音乐的保护和传承工作。

政府应加大投入培养民间歌曲、戏曲、歌舞音乐、说唱等广东民间音乐艺人,积极鼓励广东民间音乐艺人进行“传帮带”活动,营造广东民间音乐的乡村氛围,有条件的乡镇还可以建设广东民间音乐文化场所,让优秀的广东民间音乐文化重新进入村民视野。

将广东民间音乐引入农村教育,编写使用当地语言表达的广东民间音乐教材开设相关课程或第二课堂活动。同时,创新广东民间音乐文化的传播方式和途径,深入挖掘和建立各类广东民间音乐的信息资源库和广东民间音乐艺人的信息资源库,以信息化、智能化促进广东民间音乐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参考文献

[1]王耀华,杜亚雄.中国传统音乐概论[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51-56.

[2]王敏虹.广东民间音乐信息需求调查[J].图书馆论坛,2017(3):128-129.

[3]汪森,余烺天.音乐传播学导论——音乐传播的互文性建构[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36-39.

[4]涂途.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与美学[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66-68.

[5]曾遂今.音乐传播学理论教程[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25-66.

[6]姜铸,刘妍.基于因子回归模型的陕西承接东部纺织产业转移影响因素[J].西安工程大学学报,2011(6):379-383.

作者简介:王敏虹(1976—),女,汉族,广东清远人,任职于华南农业大学艺术学院,馆员,硕士,研究方向:音乐信息接受。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学科共建项目“基于信息接受视角的岭南传统音乐文化保护与传承策略研究”(项目编号:GD16XYS21);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传统文化复兴途径之信息化研究”(项目编号:15Y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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