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楚

以母亲为线索去观察许多女作家，会发现一条有意思的隐秘路径，这条路径佐证了她的人生、爱情，并在创作过程中投下阴影，甚至形成某种驱动。

一

与母亲的关系，折磨了张爱玲一辈子。

母亲临终时从欧洲写信来说：“现在只想再见你一面。”张爱玲没去，只寄去了一直想还的钱。

为什么会这样？

本来她有个大家都羡慕的母亲——黄逸梵十分貌美，出身名门，深受五四新潮影响的她出国留洋，跟徐悲鸿、蒋碧微等都熟识。

一开始，张爱玲也崇拜母亲。小时候，张爱玲画画，画里唯一的成人永远像她母亲：纤瘦，尖脸，铅笔画的八字眉。在张爱玲的创作中，那种对精致生活的描摹、洞察与挑剔，无不透露着母亲带来的美学影响。

对儿时的张爱玲来说，母亲属于自由、光明，而父亲就是八股文、鸦片、腐朽的代名词。16岁时，一直跟在父亲身边的张爱玲逃到了母亲的住处。

与心中的神圣母亲朝夕相处后，剧情却有了反转：那个存在于张爱玲憧憬中的女神般的妈妈，逐渐显露出严苛、急躁、自私的模样。张爱玲开始陷入一个成长期的女孩常有的问题：妈妈是不是不爱我？慢慢地，问题的结果已经不重要，伤害却在反复叩问之中凝固下来。张爱玲曾抱怨说：“妈妈吻过那么多男人的胸膛，却不曾吻过我的脸颊。”

她在乎母亲的评价，被夸忠厚老实时，母亲却补刀：忠厚是无用的;张爱玲生病时，母亲会口不择言地说她活着就是为了害人。当时黄逸梵与美国男友回国，张爱玲的投靠对她的经济和感情都产生了不少干扰，她有意无意地在张爱玲面前透露这种“巨大的牺牲感”。

当张爱玲以贫苦学生的身份蹭修道院的食宿时，母亲却住在香港最繁华的酒店。她在香港大学好不容易拿到奖学金，兴冲冲地拿给母亲看——结果800块全成了母亲一夜赔上的赌资，这给张爱玲造成了极大的幻灭感。张爱玲开始卖文为生后，一心想着存钱，然后把这些年用过母亲的钱全部还给她。

说黄逸梵不关心女儿，是不公平的。她为女儿争取最好的教育资源，包括学习英文和钢琴，但她做这一切都在向张爱玲强调：你要足够优秀，要对得起我的付出。优秀的父母总是试图给子女他们认为最好的，却忽视了亲子之间最原始的需求——亲密。

而这位不如意的母亲也有不如意的童年——成了妾室后，黄逸梵从小生活在大家族无形的刀光剑影之中，她曾对张爱玲说：“我小时候，你外婆说话稍微重一点，我眼泪就掉下来了。”她没被温柔地对待过，也不知道怎么温柔地对待在乎的人。

28岁时，黄逸梵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决定挣脱旧式婚姻的枷锁，出国留学。为了走得更远，她必须实现情感隔离，而后这种情感隔离就这样延续下去。张爱玲曾回忆，九岁时她被牵着过马路，母亲犹豫着，感觉到有牵她的必要，而一到人行道，母亲立刻放了手，敏感的小女孩感觉到了来自母亲的抗拒。连牵手都那么不愿意吗？越是渴望这份爱，因得不到而成的恨就越强烈。

母亲去世后，张爱玲独自面壁而哭，大病一场。直到两个月后，她才有勇气整理母亲的遗物。她曾为母亲辩解，说她不断失败又重复的恋爱模式并不是滥情，“只是想要被人爱”。

她定然不想重蹈母亲的爱情覆辙，但还是变得越来越像母亲。她的那种生硬、伤人的锋芒，也同样在她的爱情中投下阴影。她不愿生孩子，因为觉得自己是个“狠毒”的女儿，如果她有孩子，孩子说不定也会如此对她。

二

1941年4月18日，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泡在水中的尸体被几个孩子发现。

许多现代读者从电影《时时刻刻》中认识她，并形成一种印象：一个疯疯癫癫的作家，因少年丧失双亲而精神崩溃，好像她就是一个整天想着自杀的人。其实伍尔芙是个很有趣的人，她对别人说的话很感兴趣，热爱未来，期待可能发生的奇迹。她心怀热爱与光明地写作，几乎比所有人都更擅长传递活着的美好，即使她经历过生活最低谷。

她的母亲茱莉亚也是个饱含热爱与光明的存在，每当丈夫陷入烦躁和嘀咕，“她立即迸发出一阵能量的甘雾”，瞬间安抚好他。

每个女孩小时候都在寻找一个完美的范本，而母亲就是她的范本。但同时，这位典范女性也按照规矩，处处维护着丈夫的权威。

伍尔芙出生时，家里已经有六个孩子。对母亲怀有强烈的崇拜和依恋的她，很快敏感地发现自己无法独享母爱，甚至比其他人得到的还少。儿子在学校表现不好，父母不但不责备，还为他们开脱，但如果换成女儿，就没这么幸运了，伍尔芙同父异母的姐姐劳拉就因行为怪异而被送进精神病院。

其实劳拉并没那么疯疯癫癫，她七岁就开始阅读，只是以激烈的方式拒绝父亲的管教。在各种管教手段都失败后，父亲决定把这个“问题少女”送进精神病院，而茱莉亚并没为女儿说情——她永远支持丈夫的决定。

这件事对伍尔芙影响很大，因为她从心底感到，她的身上流着和劳拉同样躁动的血液，她怕也有同样的结局。这种童年阴影，使她一生都活在怀疑自己是精神病的恐惧中。

那个洋溢着真善美的、被她崇拜与爱戴的母亲，却在最伤害她的事情面前保持缄默。母亲对家庭中的男性过多维护，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女儿们的照顾。伍尔芙大约六岁起就开始受到异父哥哥的性骚扰，多年后她曾对一个朋友坦言：“我回忆起这事仍会羞耻得发抖。”她对母亲的情愫中又多了一丝怨恨。

然而，母親在伍尔芙13岁时就去世了，随后是姐姐、父亲……随着家庭成员的依次早逝，伍尔芙经历了第一次精神崩溃。

母亲过早离去，所有隔阂也失去了化解的可能，一切都被掩埋了，而年轻的伍尔芙只能徘徊在追问而不得的痛苦之中。

三

同伍尔芙由于爱和同情在作品中努力塑造的美丽善良的母亲形象不同，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的作品中的母亲形象要么死去，要么在叛逆的女儿眼里显得严苛且不解人意。如果说伍尔芙是在用爱的笔触描绘母亲任劳任怨及任人宰割的悲哀处境，那么莱辛就是在用恨的声音诉说着母亲们世世代代重复的悲剧。她的代表作《金色笔记》直击女性的各种困境，深受女性主义者推崇，有人还把它誉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圣经”。

1919年，莱辛出生于伊朗。父亲在一战中失去了一条腿，于伤兵医院结识了做护士的母亲。然后在非洲南部的罗得西亚度过了生命中的大半时光。农场收成惨淡，一家人常入不敷出，但她的母亲泰勒却十分讲究生活品质。

莱辛还是婴儿时，母亲就控制她吃喝拉撒的时间，宣称对女儿的身体享有所有权。她来初潮时，母亲将消息广播给家里所有男性。而且很明显，母亲更疼爱儿子，会在客人面前公开抱怨“这个小丫头如何让她的生活变成彻头彻尾的苦难”。没有哪个孩子能忍受如此攻击。

泰勒并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给女儿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其实她只是把自己被冷酷继母养大的过程再现在孩子身上。在莱辛眼里，她14年来的生活都在持续一场与母亲的抗争，而这场抗争并没随着离开母亲而停止。母亲步入晚年后，一再企求和她一起住，但莱辛一次又一次拒绝，直到母亲在非洲去世。

为了离开那个偏远闭塞、令人窒息的家，她19岁就嫁人了。虽然不愿重复母亲的恶行，但有意无意地，类似的事情还是上演了：莱辛生下一个儿子后，将他冷落在旁。孩子报之以愤怒和困惑，像极了幼时的她。

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她为抛弃孩子的行为感到自豪，“对于一名知识女性而言，没有什么比没日没夜地照料小孩更无聊了。假如不离开的话，我会成为一名酒鬼，或者成为我母亲那样的知识怨妇。”

在那个科技生产力不能解放大多劳工的年代，母亲无疑为她呈现一个极端的反面示例：知识女性一旦困于厨房和婴孩之间，只能在艰辛之中逐渐沦为怨妇。

在生命的暮年，莱辛说：“我恨母亲。我记得那种恨……她那些撵人的、粗暴的、冷酷的、不耐烦的手势让我害怕。”一个女人在七十多岁时还同过去无法抑制的恶魔较劲，这是一种多么难以排解的情感啊。

但莱辛离开家时，她又开始难过，“如果不想念母亲，我能想念什么呢？”耄耋之年的莱辛写了最后一本书——《我的父亲母亲》，用笔墨为他们编织了一段如意人生。写给父母，也送给自己。没有一战，父母未相恋，亦未结合。父亲如愿成为一名农场主，在太平富庶中度过一生;而母亲开创了自己的事业，真正获得幸福。

摘自《百家讲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