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外国语大学 杨金龙 朱彦蓉

一、引言

自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在我国的外交战略中发挥重要引导作用。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引领下，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提高国际影响力，增强国家形象与软实力建设。目前，华人社区在世界范围内的进一步扩大已成为历史趋势。海外华人社区内部的语言使用与翻译问题，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与当地“他者”视域相融合、接触的重要表征，更是中华文化深入国际视野、构建国家形象与文化软实力的桥头堡。在此背景下，对海外华人社区的语言使用、语言景观翻译进行多维度、多视角的调研，探索其译学成因，成为助推外交关系、助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所需。

二、相关研究综述

作为美国规模位列三甲的“中国城”以及美国东北部著名的华人聚居区，波士顿“中国城”距今已有130多年历史。波士顿“中国城”不仅是新英格兰地区亚裔美国居民的生活中心，也是当地亚洲餐馆、市场与传统文化节日的聚集地。据统计，该区域高达78%以上的人口具有亚洲文化背景，是北美地区华裔社区的典型代表。(朱彦蓉 2017)为探究该社区双语标牌的译学特征，本研究以该言语社区的语言景观为研究对象，采用生态翻译学的视角对其进行实地调研与分析。

(一)语言景观

“语言景观”(linguistic landscape)这一概念最早由Landry & Bourhis(1997: 24)提出，认为“公共路牌、政府标牌、商铺或商业标牌、街道名及地名等可构成某一地区的语言景观。语言景观是区域性民族语言活力(ethnolinguistic vitality)的外在表征，是该社区内部各语言活力水平的标志”。语言景观兼具信息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与象征功能(symbolic function)，前者是指语言景观能够提供文字信息，令读者了解该言语社区内部及周边的语言使用情况与特点；后者是指语言景观能够映射该言语社区的语言权势与社会地位。Spolsky(2009)认为，语言景观研究是探索和体现城市多语生态、分析当地语言选择和使用情况时极有价值的方法之一。

目前，国际相关研究已对荷兰、西班牙、以色列、华盛顿、东京、曼谷等地的语言景观进行了调研，并将其运用在研究多语现象、城市语言生态等领域，如Gorter(2006)、Backhaus(2007)、Lou(2012)等。在国内，语言景观研究也成为社会语言学、语言规划等领域的热门话题，自尚国文、赵守辉(2014)对语言景观研究视角与方法进行介绍以来，语言景观研究在国内已步入实证研究阶段，学者对北京(田飞洋、张维佳 2014)、上海(俞玮奇等 2016)、澳门(张媛媛、张斌华 2016)、新疆(杨金龙、梅德明 2016)、云南(徐红罡、任燕 2015)、广州(巫喜丽、战菊 2017)以及陕甘宁地区(杨金龙等 2018)的语言景观进行了考察与分析。相比较而言，针对国外华人聚居区的语言景观研究仍属空缺状态。

(二)生态翻译

自胡庚申(2001)将“选择与适应”论引入翻译学研究以来，生态翻译学视角在翻译原则、翻译过程、翻译方法与技巧等多个领域为我国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王畅、 杨玉晨 2018)生态翻译学以达尔文“适者生存”论为哲学理据，强调以“译者为中心”(胡庚申 2004)，将翻译过程视为译者与译本之间的生态的、多维的选择与适应。其中，语言维度、文化维度与交际维度是上述多维空间的重要考量因素。根据陈圣白(2017)的统计，15年间，生态翻译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已超过千篇，其中实践应用类研究成果后来居上，在近5年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占据绝对数量。基于目前研究现状，胡庚申(2017)对本土生态翻译学发展做出展望，认为以国别、社区为线索，对翻译实践的译学成因及其特征的相关研究有待进一步发展。

结合现有研究成果，本研究拟以波士顿“中国城”的语言景观为研究对象，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对上述言语社区的双语标牌进行考察与分析，探究其译学成因及特征。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问题

本研究从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语言维度、交际维度与文化维度3个方面探究波士顿“中国城”语言景观翻译的译学成因及特征。研究旨在回答以下问题：

1) 波士顿“中国城”的语言景观翻译如何从语言维度适应生态环境？

2) 波士顿“中国城”的语言景观翻译如何从交际维度适应生态环境？

3) 波士顿“中国城”的语言景观翻译如何从文化维度适应生态环境？

(二)研究对象

双语、多语地区是语言景观研究的重点关注区域(Shohamy & Gorter 2009)。因此，作为美国第三大华人社区与波士顿最主要的华人聚居区，波士顿“中国城”成为本研究的资料收集地点。波士顿“中国城”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区中心，人口稠密。研究者在调研中发现，虽然波士顿“中国城”中的华裔人口占多数，但社区内仍不乏美国白种人、印第安人、越南裔、马来裔、泰裔等人口。因此，社区内部的语言景观语种繁多，既包括全英、全汉与英汉双语标牌，也包括英语与其他语种共用的双语标牌。本研究所聚焦的语言景观仅限于波士顿“中国城”中所使用的全英、全汉以及英汉双语标牌。

(三)研究方法

1) 观察法

为从语言维度考察波士顿“中国城”语言景观如何适应该社区的生态环境，研究者采用观察法对英汉双语标牌的翻译策略进行分辨，判断其隶属于直译、意译或音译。

除此以外，标牌中所显示的文字并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简单、随机的陈列，其背后往往蕴含语言行为、象征意义和思想意识(尚国文、赵守辉 2014)。因此，研究者采用观察法从双语标牌翻译的方向性(Direction of Translation)和双语标牌的凸显性(Salience of Bilingual Billboards)两个方面对波士顿“中国城”的语言景观进行分析，即考察研究对象是如何从文化维度适应该社区的生态环境的。

2) 快速匿名调查法

为调查波士顿“中国城”语言景观如何从交际维度适应当地社区的生态环境，研究者徘徊在目标双语标牌的附近，采用Labov式快速匿名调查法对路过该标牌的居民进行随机询问：“请问您认识标牌上的英语/汉语吗？这些文字是什么意思呢？”与此同时，研究组其他成员则隐匿在附近，判断被访者的回答是否正确，并记录调查结果，随后对调查结果进行量化统计。

快速匿名调查法的优势在于，能在被访者未觉察到的前提下，在相对自然的语境中，较真实地考察其对双语标牌的文字识别水平。若被访者能够准确地回答双语标牌上的文字，则表明标牌上的文字具备一定的信息功能，即能够从交际维度满足当地的社区生态环境；若被访者难以识别双语标牌上的文字，则代表上述文字在很大程度上充当的是象征功能，而非信息功能。

3) 访谈法

研究过程中，访谈法被用于辅助探究波士顿“中国城”双语标牌的设计初衷。研究者采用“滚雪球”式的方法，对该社区内部的若干商铺店主、公司经营者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

(四)资料收集与整理

研究组于2016至2017年间，利用研修机会先后前往波士顿“中国城”数次，在此过程中，使用数码相机采集该社区内的汉语和英语标牌16张、英汉双语标牌140张，并将上述标牌分为公共标牌(Public Billboards)与私人标牌(Private Billboards)两大类(尚国文、赵守辉 2014)。

除此以外，研究组在社区采用快速匿名调查法与访谈法，以考察当地居民对波士顿“中国城”双语标牌翻译的识别情况及设计初衷。在此过程中，研究组调查、访谈当地居民共106人，其中包括当地白人居民、非华人游客、华人移民及中国留学生。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源语篇、翻译目的语、读者及社区文化等组成了相互关联的翻译生态环境(Translational Eco-Environment)。(胡庚申 2011)考虑到研究地点的人口分布比重及社区内部的主要文化环境，本研究剔除了波士顿“中国城”社区中的泰语、越南语等语种标牌，仅选择汉语、英语和英汉双语标牌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翻译生态环境。研究过程中，共收集汉语、英语和英汉双语标牌156张。资料收集情况见表1。

表1 波士顿“中国城”语言景观收集明细

由表1可以看出，波士顿“中国城”中近90%的语言景观为英汉双语标牌，而单语标牌的数量较少，仅占10.2%。在收集的标牌中，公共标牌共14张，其中单语标牌的数量高于双语标牌，而其余的142张私人标牌更倾向于采用英汉双语。

(一)语言维度下的语言景观翻译简析

如何从词汇、语音、句式、文本选择、文体风格等方面选择特定的语言形式，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重要考量因素。(胡庚申 2004)为探究波士顿“中国城”语言景观如何在语言维度下适应该社区的翻译生态环境，研究者分别从音译、直译、意译3个方面予以分析。

1) 音译

据波士顿“中国城”官方网站提供的资料，中国广东籍人口是波士顿“中国城”的第一代移民，目前在该社区所占比例仍居首位。研究者在资料收集过程中发现，该社区大量的私人双语标牌均采用音译的翻译方法，在翻译的过程中保留了源语言的发音与符号命名习惯。以图1为例，该社区的食品商铺标牌“兴盛糕点”被译为Hing Shing Pastry。其中，Hing Shing符合“兴盛”的粤语发音习惯。如下页图2所示，社区内的私家小型超市——“家和超级市场”，被译为Jia Ho Super Market，Jia Ho同样为粤语发音。由此可见，音译作为波士顿“中国城”语言景观的常见翻译方法，普遍存在于该社区的双语标牌设计当中。该方法不仅简单明了，而且契合当地居民的发音习惯，是适应当地人文生态环境的直接反映。

图1 音译“兴盛糕点”

图2 音译“家和超级市场”

2) 直译

研究者在资料收集过程中发现，直译是波士顿“中国城”语言景观的另一种常见翻译方法。该方法遵循对源语言字符层面上的点对点翻译，以求能够直接、准确地传达原文信息。以图3为例，私家餐食店铺的标牌“饺子王”被直接译为Dumpling King。究其原因，研究者在对该店铺所有者的访谈中了解到，中国人是餐食店的主要消费群体，而饺子作为传统的中国食物，几乎所有消费群体均十分清楚其内涵，因此Dumpling King仅仅是标牌设计的一种表面形式，无须多做解释。

图3 直译“饺子王”

3) 意译

为遵循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功能对等”，即传达店铺的主要经营范围和店铺标牌原文表达的主要信息，波士顿“中国城”社区内的部分店铺并不拘泥于对原文的直译，而是选择意译。以图4中的私家面包房为例，“乐尝轩西饼茶餐厅”中的“乐尝轩”被译为Great Taste，既体现了对汉语原文的翻译，又附有广告本身的推销意义。研究者在对该店铺经营者的访谈中了解到，尽管该面包店的大多数消费群体为中国人，但也时常有越南、泰国裔居民光临，甚至还有不少当地白人居民光顾此店。因此，标牌中的英文一定要突出该店食品的美味。

图4 意译“乐尝轩西饼茶餐厅”

(二)交际维度下的语言景观翻译简析

胡庚申(2011)认为，交际双方的沟通意图与效果是生态翻译的关注重点之一。在本研究中，研究者主要通过调查波士顿“中国城”居民对当地社区语言景观的可识别性，即语言景观的信息功能(尚国文、赵守辉 2014)是否得到充分体现，从而分析该地区双语标牌翻译的交际性。

如前所述，由于波士顿“中国城”中绝大多数双语标牌为私人标牌，此类商铺的店主多为华裔，因此商铺双语标牌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为汉译英的形式。调查过程中，研究组仅以社区内的汉译英双语标牌为关注重点，并随机选取经过此类标牌的路人共106名(其中包括波士顿当地白人、非华人游客、波士顿“中国城”华人移民及中国籍留学生4大类)，令其判断标牌中的英文翻译是否能够被准确理解。若被试能够及时、准确地表述标牌中的英文信息，则视为被试能够识别该标牌中的英文翻译；若被试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表现出犹豫、回避等行为，则研究组会做出进一步询问，以判断被试是否识得英文。只有在确定了被试具备识字能力，研究组才会使其再次判断标牌中的英文翻译是否具备信息性。遵从上述原则，快速匿名调查法的调查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快速匿名调查法的调查结果

如表2所示，波士顿当地的白人居民中，76.5%能够较为准确地理解双语标牌的英文翻译；60.7%的非华人游客能够识别标牌中的英文翻译；华人移民对上述英文翻译的识别率高达100%；中国籍留学生对标牌英文翻译的识别率则为84.2%。由此可见，华人移民与中国籍留学生对标牌英文翻译的识别率高于当地美国白人与非华人游客。究其原因，研究组认为，在识别英文翻译的过程中，华裔能够借助标牌中同时存在的汉语进行判断；美国白人只能依靠自己的英文水平、店铺商品的陈设、言语社区内的文化特色等因素进行识别；而非华人游客在不太熟悉社区语言、文化环境的前提下，仅能依靠自己的英文水平与店铺商品进行判断。但无论如何，上述4类调查对象对双语标牌中的英文翻译均表现出较高的识别率。这意味着波士顿“中国城”语言景观翻译能够在社区生态环境的辅助下满足其交际意图。

(三)文化维度下的语言景观翻译简析

1) 语言凸显性分析

基于Scollon & Scollon(2003)地理符号学理论，在不产生任何视觉层级的前提下，双语标牌的设计无法将两种语言均衡分布在同一空间体系当中。其中，一种语言须处于源信息传递的核心位置，而另一种语言的功能则相对边缘化，从而映射出该言语社区内部的符号偏爱程度(Code Preference)。由此，标牌中语言文字的陈列位置或凸显程度，能够体现该标牌所处社区的语言文化权势与地位。(尚国文、赵守辉 2014)

从语言景观的凸显性来看(如表3所示)，波士顿“中国城”中私家商铺的标牌几乎都采用英汉双语，且绝大多数标牌(92.3%)中汉语居于主要位置，或者在字号上显著大于英语(如图5所示)，仅有4.2%的私人标牌中英语的凸显程度更高；与此同时，波士顿“中国城”中的公共标牌则大多采用纯英文设计(如图6所示)，研究组将此类单一英文标牌界定为“英语凸显程度高”，双语公共标牌的凸显性则与私人标牌的界定方式保持一致，即根据两种语言在标牌中分别所处的位置与字号来判断其凸显程度。统计结果显示，该社区内仅有7.1%的公共标牌中汉语凸显程度高于英语，其余92.9%的公共标牌中英语凸显程度更高，表明英语在该社区内的官方语言地位。

表3 波士顿“中国城”语言景观的凸显程度统计

图5 私人双语标牌

图6 公共英语标牌

通过对波士顿“中国城”中语言景观的凸显性进行统计可以看出，尽管英语为该社区内官方层面的工作语言，但以华裔为主的实际人口分布则体现了该言语社区内的语言实践情况，即汉语的使用与汉语背后所代表的中华文化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占据波士顿“中国城”的主要权势与地位。

2) 翻译方向性分析

结合波士顿“中国城”双语标牌的语言凸显性分析，研究组采用观察法对该社区双语标牌的翻译方向性(Spolsky & Cooper 1991)给予进一步分析。Nord(2001)提到，翻译的过程既是对语言文字本身的翻译，也是对目标语言文化的翻译。在双语标牌的翻译过程中，两种语言的信息承载力不仅在于文字本身，而且在于目标语言表达信息的文化承载量。由此，标牌设计中的翻译方向性也是体现社区语言环境与文化认同的重要维度之一。

研究组对波士顿“中国城”的双语标牌进行统计后发现，私家店铺中绝大多数标牌(88%)的翻译方向为汉译英，即标牌中的汉语体现出了更高的符号被偏爱程度，英语仅作为源语言的翻译形式，体现出部分信息功能(如图7、8所示)。

图7 双语标牌的汉译英实例一

图8 双语标牌的汉译英实例二

如图7所示，“帝苑酒楼”是一家香港餐厅，其标牌中的英文Empire Garden仅对“帝苑”二字进行了直译，且其英文所指代的含义也难以将中文“帝苑”二字的中华文化完全体现出来。此外，该标牌中最重要的信息“酒楼”则被标牌设计者完全忽略。研究者在对店主的访谈中了解到，光顾该餐厅的绝大多数客人为华裔，甚至仅限于广东、香港籍移民群体，该群体基本不会关注餐厅标牌当中的英文。因此，店主在设计标牌的过程中以汉语为主，英文仅作为辅助以体现该餐厅位于英语国家的社区当中。由此可以判断，图7双语标牌的翻译方向为汉译英，既体现了中华文化在该言语社区内的重要影响力，也能通过英文体现该餐厅的英语环境。

再如图8，“惠康食品公司”中的“惠康”被译为Delight Corner，既没有体现标牌中的“实惠”，也没有体现“健康”的意义，而Corner则有可能为汉语“康” 的音译。与此同时，标牌中“批发—零售” 的信息完全被忽视。研究者在对店主进行访谈时了解到，该店铺的店主为广东籍移民，在波士顿“中国城”生活数十年，店主始终用广东话和汉语普通话进行日常交流，至今未能习得英文。针对图8的标牌设计问题，店主表示，自己仅参与了标牌的汉语设计工作，英文则完全委托他人代办。自开店以来，来往客人也多为华裔，从未有人提起过标牌中的英文设计问题，因此店主自己也始终不清楚标牌中的英文到底具有何种含义。

通过访谈与观察可以看出，占据波士顿“中国城”中绝大多数的汉译英双语标牌，一方面体现了当地中华文化的强势地位，满足了社区内绝大多数顾客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关注、照顾到当地的英语文化元素，体现了社区的多元文化特色。可见，波士顿“中国城”语言景观从文化维度上适应了当地的翻译生态环境。

五、结语

新时代，海外华人社区的语言景观对于塑造国家形象、体现国家文化软实力、助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本研究通过对波士顿“中国城”言语社区内的双语标牌翻译进行生态解析发现，在社区人口分布、语言使用、文化认同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波士顿“中国城”中英汉双语标牌在语言维度、交际维度以及文化维度上均对周围生态环境显示出不同程度的“选择与适应”。受时间、精力所限，本研究在样本选择、时间与空间跨度等方面仍多有不足，以期进一步扩充，并试图从语言规划、文化心理学等方面做深化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