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2019-10-28高晓娜彭聪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19年5期

高晓娜彭聪

摘要本文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分析了产業集聚与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对出口产品质量存在规模效应和拥挤效应，其与出口产品质量之间呈倒U型关系，目前我国仍处于拐点左侧，即提升产业集聚水平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同时，产业集聚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产业集聚对高生产率企业质量促进作用更大;产业集聚对外资企业的质量抑制效应要显著高于本土企业;另外，产业集聚的拥挤效应主要体现在就业密度更高的地区。

关键词产业集聚出口产品质量倒U型规模效应拥挤效应

一、引言

产业集聚所形成正的外部效应会吸引生产要素在地理上不断集聚，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以东南沿海为中心，中西部地区为外围的工业地理空间结构，产业集聚是一国生产率和产业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尽管产业集聚会通过劳动力匹配、知识溢出等途径产生正的外部效应，但是伴随着产业集聚的进一步提升，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高度集聚会引起要素价格快速上升，这无疑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企业利润空间。这种非经济性又会促使企业向密度较低的地区转移，降低整个行业的集聚程度。产业集聚的正面效应受到学界广泛认同，但是较少有学者关注到集聚的“拥挤效应”。当前中国正处于由经济高速增长向经济高质量增长转型的重要阶段，质量的提升是转型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么产业集聚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是否能促进质量升级？

规模效应是集聚产生的基础，国内外学者广泛论证了集聚的经济性。Moomaw（1981）、Beeson（1987）和Ciccone（2002）重点研究了产业集聚对生产率的影响，普遍认为经济集聚更高地区的生产效率要显著高于非集聚地区。国内学者除了生产率以外，还研究了产业集聚对产业国际竞争力、融资约束以及产品创新等方面的影响（谢子远，2014;茅锐，2015;杜威剑，2015），这些研究主要侧重于揭示产业集聚的正面效应。但事实上产业集聚也存在着拥挤效应，也就是说产业过度集聚会对经济产生一些负面影响。最早提出拥挤效应的是Von thunen，他认为过高的生产成本会使厂商在进行区位选择时离开中心区域。Henderson（1986）和Rappaport（2008）论证了拥挤效应的存在，产业集聚确实会带来规模效应，但这一效应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逐步衰弱。国内学者也逐步注意到了拥挤效应，但相关研究较少。Lin（2011）研究了中国纺织行业的产业集聚与生产率的关系，认为产业集聚与其生产率呈倒U型关系，高度集聚化带来的拥挤效应会对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沈能（2014）进一步研究了产业集聚对生产率影响的行业异质性，认为不同的行业存在着不同的最优产业集聚度，而产业集聚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会随着产业集聚程度的提升而逐步减弱甚至会对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

产品质量问题一直是国际贸易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现有文献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研究：（1）产品质量的测度问题。产品质量并不是一个可以直接观测到的变量，那么应该如何测度产品质量呢？Shott（2004）、Hallak（2006）等学者将产品价格作为质量的代理变量，认为价格越高的产品其质量也越高。但是价格信息中不仅包括质量因素，还包含成本因素以及企业定价策略等因素，因此单纯使用价格作为质量的度量并不准确。Khandelwal（2010）、Khandelwal（2013）利用产品单位价格和出口贸易额来测度产品质量。这种方法背后的逻辑是：同种商品在同样的价格条件下，销售量越多则代表其产品质量越高。很多国内学者利用该方法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进行测算（施炳展，2013;李坤望，2014;孙楚仁，2014）。（2）产品质量的影响因素。现有文献主要从企业生产率、贸易自由化以及政府补贴等角度分析了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因素（樊海潮，2015;苏理梅，2016;张杰，2015）。产业集聚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是与本文关系最为密切的文献。国内一些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产业集聚显著地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孙楚仁，2014;刘洪铎等，2016;苏丹妮等，2018）。产业集聚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生产率以及降低企业固定成本等机制改善企业出口质量。这些文献都单纯地强调了产业集聚对出口质量的规模效应，但其实产业集聚除了规模效应外，还会给企业带来拥挤效应，本文主要研究了产业集聚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双向效应，这也是本文与上述文献的主要区别。

综上所述，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第一，从研究内容上来看，虽然国内学者已经开始关注产业集聚的拥挤效应，鲜有文献从出口质量这一视角研究产业集聚的拥挤效应;第二，从数据来源上来看，本文使用了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的匹配数据来进行分析，从微观层面研究了相关影响机制;第三，本文不仅考察了产业集聚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整体影响，还进一步分析了对不同生产率企业、不同所有制以及不同地区影响的异质性。

二、影响机制

产业集聚会对出口产品质量产生规模效应和拥挤效应两方面的影响。产业集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化进行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主要通过投入品共享、匹配机制和知识溢出等机制来实现（Marshall，1980;Krugman，1991）：（1）中间投入品共享。产业集聚有利于形成规模化的中间投入品市场，市场规模的扩大可以增加企业的选择空间，有助于企业通过使用最优的中间投入品来提升产品的出口质量。（2）劳动力共享。产业集聚有助于扩大劳动力市场规模，通过匹配机制降低企业的招聘成本提升用工效率，进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提升产品质量。（3）知识溢出效应。产业集聚有利于知识的溢出，集聚使知识在劳动者之间快速传播，传播的主要渠道为劳动者之间的交流，低技能的劳动者在这种环境下更容易提升劳动技能。因此，产业集聚有利于产品质量升级。

产业集聚水平过高会对企业产生拥挤效应，拥挤效应通过最终产品市场和要素产品市场两个方面影响出口产品质量：（1）最终产品市场。同一行业的企业在地理上集中会加剧市场竞争，为了应对竞争企业可能会采取低价策略，这会进一步压缩企业利润空间，减少企业在研发以及产品质量升级方面的投入。Lu（2014）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研究发现产业集聚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加成率。（2）要素市场。产业集聚会提高某地区劳动者的需求，这会引起劳动者工资的上升，另外由于土地的不可流动性，经济集聚的地区其土地价格也远高于非集聚地区，劳动力工资和土地价格的上升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Henderson，1986;Li，2001）。生产成本过高会压缩企业的利润空间，企业在资金匮乏的情况下会减少研发投入，阻碍产品质量升级。因此，产业集聚不利于产品质量升级。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说1。

假说1：产业集聚对出口质量的影响取决于集聚规模经济和拥挤效应两方面的权衡。

Sun（2012）指出：一方面，產业集聚的竞争效应会迫使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市场;而另一方面，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会提升企业生产率，降低企业固定成本、出口成本以及高技能工人工资。总体上来看，产业集聚会提升企业出口概率及规模，但初始生产率高的企业从集聚中得到的生产率溢价更高。Antoniades（2015）发现当竞争加剧时，高生产率企业会通过增加研发投入提高产品质量的方式应对竞争，而低生产率企业则会通过降低产品质量以及价格的方式缓解竞争压力。Iacovone（2012）在研究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创新投入影响时也发现了生产率异质性，指出在贸易自由化条件下高生产率企业会加大创新投入，而低生产率企业则正好相反。综上，高生产率企业可以更多地获得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并且受到产业集聚的竞争效应影响较小，因此本文提出假说2：

假说2：产业集聚对高生产率企业的质量促进作用更大。

Henderson（1986）指出城市规模取决于规模经济与要素成本之间的权衡，城市规模扩大会增加规模报酬但同时会提高生活成本。生活成本的不断上升会一定程度上抵消集聚带来的规模经济，这意味着城市存在最优规模，当超过最优规模时集聚效应会向拥挤效应转变。Lin（2010）也认为高度城市化会对企业产生非经济影响。产业集聚的一个直观体现就是地理上的不平衡分布，产业集聚程度越高就代表其地理分布更集中。对于经济集聚度高的地区来说，企业数量与城市规模的不断增加会提升该地区的土地租金与工人工资，要素成本上升会对企业质量升级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就业密度高的地区更容易受到拥挤效应的影响，产业集聚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说3：

假说3：就业密度高的地区更容易受到产业集聚的负面影响。

（二）数据说明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的合并数据，企业控制变量以及产业集聚数据均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产品质量数据来自中国海关数库。由于两套数据库采用了不同的编码体系，本文参照田巍（2013）的做法分别使用公司名称、邮编和电话号码对这两个数据库进行匹配。本文选取的时间跨度为2000-2013年，这是目前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的最新数据。陈林（2018）指出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2010年数据存在较大问题，为了保持数据的完整性，在基准回归过程中依然使用全样本数据，在稳健性检验的过程中剔除2010年的数据。

（三）产业集聚的度量

产业集聚的测度方法主要包括：集中率、赫芬达尔指数、区位熵、空间基尼系数和EG指数等，采用集中率、赫芬达尔指数和空间基尼系数测度产业集聚虽然较为简便，但是这种指数更多地代表产业在空间上的集中度而非经济集聚，比如当某产业中存在少数企业，根据上面的测度方法会被定义为集聚产业，但这种产业集聚是由产业结构引起的而并非是大量企业的经济集聚。产业集聚从本质上来讲是企业的集聚，Ellioson和Glaeser（1997）建立的地理集聚指数充分地考虑了地区差异以及产业集中度差异。本文主要通过EG指数来测度产业集聚。EG指数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四、实证和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1主要检验了产业集聚与出口产品质量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关系。列（1）只在模型中加入了产业集聚与产业集聚的平方项，回归结果发现，产业集聚指数与出口产品质量正相关，而其平方项与出口产品质量负相关，并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产业集聚与出口产品质量之间存在显著倒U型关系，和本文假说1的预期一致。列（2）在列（1）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企业特征变量，回归结果显示产业集聚与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确实存在倒U型关系，产业过度集聚时会对出口产品质量产生负面影响，产业集聚所产生的规模效应和拥挤效应会随着集聚程度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在集聚初期，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中间投入品共享、劳动力共享以及知识溢出等机制逐步发挥作用，集聚深化有助于生产效率和质量水平的上升，此时规模效应起主导作用。但是随着产业集聚的进一步深化，各种要素成本的上升降低了企业效率水平以及利润空间，这使得企业无法将更多资金用于研发创新以及雇佣高技能劳动力，拥挤效应凸显。以列（2）为基准，其系数的含义为当产业集聚指数小于0.4时，产业集聚会对出口产品质量产生正向影响;产业集聚指数超过0.4时，产业进一步集聚会对出口产品质量产生负向影响。在本文的数据中，只有不到1%的样本企业产业集聚指数大于0.4，这说明目前我国产业集聚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正处于拐点左侧，整体而言，提升产业集聚水平有助于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列（1）和列（2）主要使用了行业四位数的产业集聚指数，为了进一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我们使用了行业三位数产业集聚指数以及行业两位数集聚指数重新检验两者之间的关系。列（3）至列（6）的回归结果表明，产业集聚与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产业集聚度量下仍然是稳健的。行业两位数下的拐点为0.159小于行业四位数下的临界点0.4，这主要是因为行业的分位数越小时，其计算出的产业集聚指数也越低。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符合预期，行业三位数与行业两位数下的产业集聚指数与出口产品质量仍然符合倒U型关系。

与其他文献的实证结果相似，企业控制变量均显著为正。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其出口的产品质量也越高，这一估计结果与樊海潮（2015）的发现一致，我国企业整体上来说质量效应占主导，生产率水平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正相关。平均工资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雇佣高质量的劳动力有助于提高企业的产品质量，劳动力投入是企业最重要的一项生产要素，Verhoogen（2008）认为高生产率企业更倾向于通过雇佣高质量劳动力提升企业产品质量。企业规模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规模大的企业其产品质量水平也越高，企业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企业的生产率，规模更大的企业其生产率水平往往也更高，因此企业规模可能通过生产率的途径影响了企业产品质量。资本密集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同等条件下提高资本投入有助于企业产品质量的提升，资本投入增加会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品的技术含量，通过这一途径影响了企业产品质量。

（二）产业集聚对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异质性：企业生产率、所有制与地区

1.企业生产率异质性

在表2中，列（1）检查了产业集聚对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企业生产率异质性，为了控制生产率的内生性问题，参考Su（2012）的做法，在交叉项中我们采用了企业初始生产率作为异质性的分类标准。回归结果显示，产业集聚指数显著为负，产业集聚与企业生产率交叉项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产业集聚会提升高生产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抑制低生产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回归系数符合假说2预期。列（2）在进一步控制了企业特征变量后，回归结果依然稳健。大量研究表明，产业集聚可以促进企业间要素的流动和共享，为企业带来外部经济，但部分学者也发现集聚也会带来同一行业企业过度竞争的问题。当市场竞争加剧时，低生产率企业由于自身技术水平较低，会倾向于通过降低价格和质量的方式来缓解竞争压力，而高生产率企业其企业规模、生产技术和产品品质都远高于一般企业，会通过增加创新投入和提升产品质量的方式来应对竞争。

2.企业所有制异质性

列（3）和列（4）检查了产业集聚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异质性。列（3）中企业所有制交叉项的系数为正，但其系数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列（4）进一步控制了企业特征变量，回归结果显示产业集聚系数显著为正，企业所有制交叉项系数显著为负，并且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列（4）中系数的含义为，外资企业受到产业集聚的负面影响要显著高于本土企业，甚至当foreign为1时，产业集聚每提升1%外商企业出口质量将下降0.041%。通过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地区分布，我们不难发现外资企业更多地进入了东南沿海地区，主要流入了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扎堆现象较为严重。随着东部地区土地租金成本以及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很多外资企业陷入经营困难困境。例如，苏州作为通过工业园引进外资，快速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典型城市，自2014年以来，每当年终都会传出一家千人以上规模的知名外资企业关闭的消息。在东部地区成本日渐提高的状况下，如何推动外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是目前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

3.地区异质性

列（5）和列（6）检查了产业集聚对出口质量影响的地区异质性。列（5）和列（6）中產业集聚和行业地区就业比重交叉项系数均显著为负，并且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符合假说3预期。这说明了产业集聚的拥挤效应主要发生在就业密度高的地区。产业集聚的负面效应主要表现为拥挤效应，周圣强（2013）指出拥挤效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要素密度过度集中会导致生产率下降;第二，要素相对稀缺性会导致要素成本上升。

随着地区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规模效应逐步减弱而拥挤效应逐步增强，规模效应更多地体现在水平维度上，就业密集更高的城市其劳动生产率水平更高，出口的产品质量也更高;而拥挤效应更多地体现在增长上，拥挤效应会抑制经济的不断积聚，否则所有的产业都应当集中到一个地区生产。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通过保留一般贸易企业、出口时间超过六年企业、富裕目的国以及剔除2010年观测值这四个方面来对结论的稳健性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见表3。

第一，保留一般贸易样本。施炳展（2013）认为加工贸易方式下的产品质量要显著高于一般贸易，由于加工贸易过程中需要用到大量的中间投入品，且大部分中间投入品都来自进口，使用高质量的中间投入品可以提高产品质量，因此与一般贸易相比，加工贸易方式下的产品质量更高。加工贸易企业大多为外商投资企业，主要功能是为其母公司或者国外厂商进行零件装配，其产品质量的提升并非由产业集聚引起，为了检验产业集聚与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是否受到加工贸易企业的影响，列（1）和列（2）中只保留了一般贸易企业。列（1）和列（2）的回归结果表明，产业集聚与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倒U型关系并不受加工贸易的影响，对于一般贸易企业仍然成立。

第二，保留连续出口企业。由于连续出口企业具有质量升级效应，而新进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较低且存活时间也较短，中国的出口产品质量的下降主要是由大量新进入企业引起的（施炳展，2013）。李坤望（2014）也发现我国新进入出口企业大多采用低价竞争策略，且存活率只达到30%左右，这种出口模式是我国出口品质下滑的重要原因。为了检验产业集聚与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倒U型关系是否受企业出口时间的影响，列（3）和列（4）中只保留了出口时间超过六年的企业。回归结果表明，产业集聚与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并不受企业出口时间的影响，各项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程度均与基本结论一致，表明在不同的出口时间样本下，这一结果仍然是稳健的。

第三，保留富裕目的国市场。Monova和Zhang（2012）发现中国出口产品质量与目的市场的人均GDP显著正相关，即中国企业出口到富裕目的市场的产品质量更高。高收入目的市场消费者对高质量产品有更强的偏好，存在“质量门槛”，向高收入国家出口可以显著提高本国出口质量水平。为了检验产业集聚与出口产品之间的倒U型关系是否受到出口目的市场的影响，列（5）和列（6）保留了富裕目的国市场。回归结果表明，在不同的目的市场样本下，各项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水平均保持不变。在富裕目的国市场样本下，产业集聚与出口产品质量的关系依然为倒U型。

第四，剔除2010年样本。陈林（2018）对1996-2003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真实性和系统性误差等问题进行了定量评估，研究发现2010年工企数据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数据质量问题，主要表现为资本细项与实收资本合计不对应的样本量增长、国企数量异常增长、国企与民企主营业务收入比异常增长。考虑到2010年数据的质量问题，列（7）和列（8）剔除了2010年样本，回归结果依然支持本文结论，核心变量的符号及其显著性水平均不受影响。列（8）的回归系数表示，产业集聚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拐点为0.36，同表1中的回归结果相比，我们发现在剔除了2010年样本之后，拐点向左移动，这更加验证了本文的结论。

五、结论与启示

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本文考察了产业集聚与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产业集聚与出口产品质量之间存在显著倒U型关系，目前我国仍处于拐点左侧，即产业集聚的提高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为了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考虑了一般贸易、连续出口企业、富裕目的市场以及剔除2010年样本等情形，实证结论表明在上述各种情况下，产业集聚与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倒U型关系依然成立。

此外，产业集聚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低生产率企业更易受到产业集聚对质量的负面影响，产业集聚会造成企业间过度竞争的问题，低生产率企业会通过降低价格和产品质量的方式来缓解竞争压力;产业集聚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抑制作用对外资企业更加明显;产业集聚对出口产品质量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就业密度高的地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可以得到两点重要启示：第一，政府应通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缓解拥挤效应。随着东部地区要素成本的不断上升，成本因素对外商企业的吸引力越来越低，因此，为了持续吸引外商投资以及吸引高质量外商投资，应着重优化营商环境，通过不断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不断提高政府能效，为外商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投资环境。作为中西部地区来说，需要研究的是如何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吸引东部地区成本追求型的外资企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充分发挥中西部地区的成本优势。第二，合理控制房价缓解集聚地区拥挤效应。产业集聚会加剧企业在要素市场上的竞争，由于土地的不可流动性，经济集聚的地区其土地价格也远高于非集聚地区，土地租金价格过高会导致企业在区位选择上离开中心城区，这也是拥挤效应最直接的表现。但我国房价过快增长的主要因素来自投机，房价过早过快的上升会加速产业集聚的拐点。随着一线城市房价及工资成本不断上升，很多企业甚至大企业选择搬离一线城市，例如华为将一些核心部门迁入东莞，而小米也将第二总部落户武汉。因此，地方政府应坚持“房住不炒”的基本原则，合理控制房价的增长速度，防止产业集聚拐点过快过早到来，对城市竞争力水平产生不良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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