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霞

摘 要：内部控制是企业价值管理和风险管理的核心内容，内部控制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程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内部控制的失效往往导致社会责任意识的缺乏。然而，由于理论界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因素及实现机理的研究较为匮乏，大大阻碍了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进程。据此，通过对内部控制与社会责任方面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回顾，以期能够发现此领域的研究趋势，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

关键词：内部控制;社会责任;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9.30.069

1 内部控制研究综述

1.1 内部控制目标

现代内部控制最早源于19世纪初，此后，内部控制相关理论不断向外拓展和向内延伸。国外关于内部控制目标的表述，从最初的保证会计数据的可靠性、业务目标的经济性、合规性和资产的安全性到风险管理框架。虽然COSO框架提出的内部控制目标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并得到各方的广泛认同，但委托代理理论基础上的内部控制观认为，COSO框架的内部控制目标却有可能会损害到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20世纪末，国内学术界开始着手研究企业内部控制。2008年，五部委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中，对内部控制目标规定如下：合理保证企业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后来，由于企业组织形式的变化，对现代企业内部控制也开始有了新的要求。因此，李永峰（2008）提出，内部控制的目标应在人本控制理念的基础上，扩展到文化道德等自律管理。赵爽（2013）认为，内部控制应考虑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价值创造，也应考虑企业利益的合理分配，以确保企业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和谐关系中稳步发展。

1.2 内部控制影响因素

现有的关于内部控制影响因素的文献颇多，Krishnan（2005）认为较之于小规模公司，规模大的公司往往在内部控制制度方面更为健全。Abbott et al.（2007）和Doyle et al.（2007）的研究都认为公司治理是影响内部控制质量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刘进、池趁芳（2016）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得出：高管团队规模、薪酬规模、持股比例等因素会正向影响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谢竹云等（2017）则认为独立董事比例、审计委员会的设立、董事持股比例将有利于促进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而董事长与CEO兩职合一则会为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带来负面效应。廖方楠等（2018）研究发现：高管从军经历能显著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而且离军区越近、转业到企业和具有MBA特征的从军经历会进一步促进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马影等（2019）研究发现，大股东人数、非控股大股东持股比例、大股东之间股权偏差程度是影响内部控制质量的几个因素，前两者与内部控制质量成正相关关系，第三者与之呈负相关关系。另外，外国投资者和国有法人大股东也能够推动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王海林、张爱玲（2019）的研究认为较高的客户集中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内部控制所起到的作用，继而使得其更有可能出现内部控制重大或重要缺陷。

1.3 内部控制的经济后果

国外关于内部控制的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中，Ge & Mcvay（2005）认为，公司规模和组织结构的复杂性与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有着显著的关系。Rezaee（2006）的观点是实施内部控制有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相反地，Piotroski（2008）的研究结论却认为，实施内部控制将降低企业价值。Carter et al.（2009）研究得出企业盈余管理和会计信息质量同内部控制存在明显关联。

国内近几年的研究中，张传财、陈汉文（2017）研究发现内部控制水平越高，对产品的市场竞争优势的提高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刘影（2017）研究得出，企业债务资本成本随着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而明显降低。庞卫宏等（2017）认为，企业的业绩波动会随着其内部控制的增强得以显著降低，而降低波动的效果又明显受到公司股权集中度的影响。黄政等（2017）的研究指出，上市公司的股价信息含量提升与内部控制质量成正比。管考磊、汤晟（2018）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则企业的运营效率也越高，并且这一现象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普遍。江其玟、褚扬（2018）以医药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得出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显著提高其财务绩效。王茂林、黄京菁（2018）的研究认为内部控制水平越高，对企业税收策略的完善和改进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陈汉文、黄轩昊（2019）的观点是：内部控制水平越高，越能提升企业价值，并且该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提高薪酬激励效率来实现的。马永强、路媛媛（2019）研究表明，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对企业的创新绩效存在有效的正向影响，尤其是非国有、规模较大或研发强度较低的企业，其创新绩效的提升更为显著。

2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综述

2.1 社会责任本质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CSR）”，最早是由芝加哥大学的学者克拉克于1916年首次提出来的。部分学者从传统的“企业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认为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其利益，而其他利益相关者不应该在企业负责的范畴之内。然而，也有大量学者对此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包括两种类型，即强制责任和自愿责任，前者应该是社会责任最基本层面的要求，而后者则更为灵活，它所对应的社会责任取决于企业的意愿，具体有战略责任和慈善责任（Jamali，2007年）。一般来说，随着社会对企业要求的逐渐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将备受关注，甚至可以把企业社会责任作为判断一个企业好坏的标准之一。

也有学者认为，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可以根据每个利益相关者的不同角度而有所不同。企业的性质与政府组织和慈善机构不同，所以它不需要对整个社会或组织负责，只需要对其内部和外部的利益相关者负责（Clarkson，1995）。而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质，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各方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均衡关系;二是与这种关系相匹配的企业治理权限的配置。企业只有在给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合理配置治理权限的前提下，才谈得上承担其相应的社会责任。

2.2 社会责任影响因素

要想企业积极主动地去履行社会责任，良好的控制环境十分关键，因此，企业内部控制环境的建设，可以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Halebian & Finkelstein，1993）。当董事会治理薄弱时，利益相关者更有可能会影响公司履责情况，因为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参与程度往往比董事会和投资者要高出许多（Jo et al.，2015）。

常金晓（2017）研究发现：CEO学历、性别和职能背景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CEO任期、年龄和自主权的作用却不明显。杨云超（2018）研究指出：高管团队平均年龄与企业社会责任呈负相关但不显著，而高管团队中女性比例越高、平均受教育程度越高，以及政治关联这种政企联系越大，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并且政治关联层级越高，这一效果越好。通过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更为明显。何丹等（2018）实证得出：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水平会随着机构投资者持股而提高。李蕊（2019）的研究表明：公司盈利能力、规模大小、财务风险水平、成长性、独立董事比例与其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显著正相关。杜世风等（2019）的研究结果认为：公司业绩、公司规模和国有产权是影响上市公司精准扶贫行为的三个要素，精准扶贫开展的容易程度和投入大小，会随着公司业绩、规模、国有程度作正比例变动。

2.3 社会责任的经济后果

孔东民、林之阳（2018）认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会负向影响其未来的股票收益率。王晓颖等（2018）研究指出，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随着社会责任履行程度的越高而增多，而对于重污染行业，以及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而言，这种效应尤其明显。黄晗（2018）提出一种企业社会责任的“沟通效应”，即通过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能达到减少盈余管理、降低股价暴跌风险的目的。耿云江、常金晓（2018）研究得出：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程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价值的高低;而履行程度越高，越容易获得更多的媒体关注度，并且，企业社会责任是完全通过媒体关注来对企业价值起作用的。李新丽、万寿义（2019）的研究结果指出，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会提升股价同步性，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一关系会受到分析师关注的正向调节和机构投资者持股的负向调节。

3 内部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综述

近年来，国内外将内部控制和企业社会责任相结合起来的文献有增加的趋势。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中，既有规范研究，也有实证研究。在研究内容方面，前者的研究重点主要在于社会责任和内部控制的构建，后者既包含单向研究，也包含相互作用机制的研究。

3.1 国外研究现状

Simpson et al.（2014）通过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搜集了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相关数据，研究认为内部控制相关执行机构能够保证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而且公司的内部审计机构和相应的内部审计人员为公司财务报告进行的相关控制活动，也是社会责任履行的主要方面。

Young、Yura和yun-Dong（2017）以KLD评级机构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评级标准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衡量，基于《SOX法案》404条款，得出社会责任与内控缺陷有一定的负相关性，具体表现为在那些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好的公司，其内部控制通常不会出现较大问题，相反地，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表现欠佳的公司，内部控制通常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实施相应的补救措施。

Orhan和Graham（2017）研究发现，公司的利益相关群体在作出是否进行投资的决策时，会将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以及向外界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作为重点考虑因素之一。利益群体更愿意将所持有资本投向内部控制质量高的企业，并且企业发布经第三方审核的社会责任报告能够通过“光环效应”持续正向影响公司的财务业绩。

Duthler、Ganga（2018）基于516份有效的调查报告，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与内部控制沟通要素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内部沟通能对社会责任产生正向影响，加强内部沟通能够推进社会责任意识的传播，对企业践行社会责任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3.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的相关研究中，学者大多是通过实证分析，运用对大量相关数据的回归分析，试图去揭示内部控制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主要形成了以下三种观点：

（1）内部控制可以助力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公司治理制度的不斷健全和内部控制的持续完善，能够为企业在其经营活动中主动承担和履行社会责任义务提供重要的保障。企业的生产经营需要同时考虑相关者的权益，并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这与完善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密不可分。 李志斌（2014）认为企业应当关注内部控制对利益相关者的保护作用，关注内部控制的“溢出效应”，着重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去全面完善企业内部控制。田利军（2015）认为内部控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起决定性作用，高水平的内部控制可以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效率。冯丽丽和周雯珺（2015）研究认为，内部控制制度的实施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产生重大影响，张礼涛和王建玲（2016）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苗雨君和朱丹（2017）以互联网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得出内部控制越有效，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环境越好。

（2）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以促进内部控制的建设和完善。企业积极主动履行社会责任，一方面可以使得企业形象得到提升;另一方面也能在企业中形成良好的组织氛围，从而有利于内部控制环境的建设。李易坤等（2012）对哈药总厂环保事件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以加强内部控制环境的建设。陈丽蓉、赵玥（2015）研究得出，履行社会责任将有助于内部控制审计的实施。陈丽蓉等（2016）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做得更好的企业，往往也更愿意披露其内控审计报告。

（3）企业社会责任和内部控制相辅相成，两者能够相互助益。李伟、滕云（2015）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了充分的研究，检验证实了两者的互相促进关系。因此企业应积极发挥二者的互动机制，在内部控制建设中要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积极扩大社会责任的覆盖面和参与度。王海兵、韩彬（2016）也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和内部控制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互动作用。倪筱楠和徐成凯（2016）的观点是：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在前，履行社会责任在后，两者既互相促进，有互相影响。企业要想长远而更好的发展，两者缺一不可。

4 文献述评与展望

综合上述国内外相关文献，我们不难发现，在现有研究中，内部控制、企业社会责任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很多，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但在变量定义、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上却存在较大差异。内部控制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研究，主要是从规范研究出发，逐步深入到实证分析。在规范研究方面，大体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从内部控制的本质及目标出发，研究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第二类是以加强社会责任承担为目的，研究如何构建内部控制制度，此项研究同时也具备实践意义。在实证研究方面，大量学者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和内部控制的内容和关系，采用了如因子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内容分析等统计算法，对相关指标进行了模型设计和构建，丰富了此领域的研究。但可能由于在样本选取和研究角度的不一致，导致所构建的指标并不一定完整和权威，如何科学量化内部控制质量和企业社会责任是学术界的一个研究难题，国内外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去对二者进行衡量，因此学者对于二者之间的研究始终没有统一的结论。从研究路线来看，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内部控制和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者的相互影响上，而对影响路径的深入分析方面的文献相对有限。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将其他变量纳入内部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的研究体系，探究内部控制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机理，或者将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审计以及行业路径优化、互联网背景下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信息化等方面进行切入，对该领域的研究进行丰富和完善，从而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体系的建设和优化，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程度，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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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海林，張爱玲.客户集中程度会影响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吗？——基于不同经济景气程度的分析[J].财务研究，2019，（1）：9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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