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战对女性平权的作用超过一百个伍尔夫。文学“研究”消失了，诗永恒，就没什么可惜的

文明解码

巫怀宇

莎士比亚死后，其友人本·琼生出版了他的全集，赞誉其作品“不仅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然而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既然观众随时代而变，诸时代解读莎剧的视角也必有不同。不久前，享誉世界同时臭名昭著的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去世了，他生前因对莎剧的推崇与抨击社会科学或历史主义方法对文学研究的影响而著称，死后也再次引发了争议。今日以此文，梳理百年来莎学研究之变迁，一探人文学术生产机制之困境。

二战之前的莎学主流大致有人物研究（A. C. Bradley）和意象研究（W. Knight）。人物研究将情节视作生命历程的叙事。继19世纪的英雄史学之后，罗曼·罗兰、茨威格等人于20世纪初开创了传记学的鼎盛，同时代文学研究中亦以“人物研究”为主流。随着传记学在1930年代后式微，文学研究亦不再把作品中的人物视作真实的个人。人物研究有一明显弊端，即有时人物是时空不自洽、穿帮的：麦克白夫人到底有几个孩子？剧作本身就前后矛盾，所以那时流传着一个笑话，说莎翁本人也考不过Bradley先生出的莎剧人物分析题。

与将剧中人物视作真实的观点不同，另有学者主张戏剧人物非人也，乃意象也。麦克白夫人作为人类是穿帮的，作为诗性意象却很鲜明。意象研究面临的批判是主观解释空间太大，太依赖解释者的敏感和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