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龄 章谊

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我们收到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作为 “统编语文教科书必读书目”出版的《七色花》，不禁感慨万千。

《七色花》，我们第一次读它时，也和书中拥有那朵美丽、神奇的 “七色花”的小主人公珍妮差不多年纪，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已从黄嘴小雀般天真、活泼的蒙童，变成满头霜雪的老人。而这本书中的珍妮还是那个单纯、稚嫩、活泼的小女孩儿，她手中那朵具有神奇魅力的“七色花”，也丝毫未因岁月的流逝而凋零。

《七色花》是苏联著名作家卡达耶夫创作的一篇童话，发表在1940年2月10日苏联《文学报》上。那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父亲曹靖华受周恩来同志指派，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编译苏联反法西斯文艺丛书。对于有着“天之骄子”之誉的卡达耶夫，父亲是十分熟悉的，那段时间，他刚好译完卡达耶夫的代表作《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所以当从《文学报》上读到《七色花》这篇童话时不禁眼前一亮，立即将它译出。1942年父亲编译短篇小说集《梦》，便将《七色花》和卡达耶夫的其他几个短篇（包括另一篇童话《小笛和水罐》）也收了进去。

鲁迅先生对于所有外国文学艺术珍品，一贯主张“拿来主义”，“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地推介到国内，作为推广和发展我们民族文学艺术的借鉴。当年北伐失败后，父亲被迫前往苏联客居列宁格勒时，就曾广泛接触著名版画家并搜集他们经典作品的拓片和木刻原件，协助鲁迅先生在国内推广版画技艺。对于儿童文学和童话类图书，鲁迅先生也同样重视，他在1935年1月翻译苏联儿童文学作家班台莱耶夫的小说《表》所写的“译者的话”中，引述了本书日文译者槙本楠郎的序文：“人说，点心和儿童书之多有如日本国度，世界上怕未必再有了。然而，多得是吓人的坏点心和小本子，至于富有滋养，给人益处的，却实在少得很。所以一般的人，一说起好点心，就想到西洋的点心，一说起好书，就想到外国的童话了……所以我想，为了新的孩子们，是一定要给他新作品，使他向着变化不停的新世界，不断地发荣滋长的。” 鲁迅先生说，在将这话译成中文时，“自然也想到中国。十来年前，叶绍钧先生的《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不料此后不但并无蜕变，而且也没有人追踪，倒是拼命在向后转”。为此，他说在开始译《表》之前，自已“确曾抱了不少的野心”，“要将这样的崭新的童话，绍介一点进中国来，以供孩子们的父母，师长，以及教育家，童话家来参考”。他身体力行，先后译介了《表》、荷兰作家望蔼覃的《小约翰》以及俄国盲人作家爱罗先珂的童话集等。1935年，父亲将苏联儿童文学家盖达尔的《远方》译成中文，刊登在1936年3月复刊的《译文》第一期上，鲁迅先生以编者名义撰写的按语说：《远方》是从原文直接译出的，它“恐怕是在《表》以后我们对于少年读者的第二种好的贡献了”。由于以上渊缘，父亲在BOKC（苏联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提供的苏联报刊上沙里淘金般地遴选译介作品，遇到《七色花》这样充满童趣、不带一点死板说教，又能给人深远影响和启迪的童话故事时，自然不肯随意舍弃了。

《七色花》的故事并不复杂：一天，妈妈让小姑娘珍妮去买面包圈，珍妮买完回家的路上，身后的一条小狗在她不经意间把面包圈都吃光了。珍妮生气地去撵狗却迷了路，一位老婆婆听了她的哭述后宽慰她并送给她一朵可以实现愿望的“七色花”：“你想要什么，就撕下一片花瓣扔出去，再念一小段口诀，你的愿望立马就会实现。”在“七色花”的帮助下，一眨眼工夫珍妮就带着面包圈回家了。

她想，这么神奇的花应当插在最好的花瓶里。当她站到椅子上探着身子去够书架上的花瓶时，几只乌鸦吸引了她的注意力，于是妈妈心爱的花瓶摔在了地上。珍妮连忙撕下一片花瓣扔出去，背一遍口诀，吩咐说：“快让小花瓶恢复原样吧！”那些碎片顷刻间聚合一起。

珍妮来到院里，她想参加男孩子们的游戏却遭到拒绝：“我们这是在北极呢，哪有女孩子去北极的？”珍妮想，让你们看看，我要去真正的北极！便撕下一片花瓣，真的孤零零一个人到了北极。想不到那里那样冷，还有可怕的北极熊，她不得不忙用冻僵的手指再撕下一片花瓣，才重新回到院子里。

珍妮羡慕极了女孩子们有各种各样的玩具，便借助“七色花”吩咐说：“让世上所有的玩具都归我吧。”话音刚落，各种玩具就从四面八方铺天盖地地向珍妮拥来，一下子堆满了院子、街道、广场，连警察都被挤得爬到电线杆上去了。珍妮吓得慌忙撕下一片花瓣……

当四周恢复了平静，珍妮看看手上的小花，不禁喃喃自语：“哟，只剩一个花瓣了！我把六个花瓣都白白浪费了，却一点也没感到幸福。这最后一次机会，我该做些什么呢？……”正当她捉摸不定时，忽见大门口坐着一个文静的男孩儿，她想邀他一块儿捉迷藏，却发现这个叫威嘉的男孩儿是个跛脚。“没办法，我一辈子就只能这样了。”“不，”珍妮掏出“七色花”，把最后一片花瓣扯下抛向空中，用激动得几乎颤抖的声音重复着她已经背过六遍的口诀：“飞哟，飞哟，小花瓣儿哟，/飞到西来飞到东，/飞到北来又到南，/绕一个圈儿哟，打转来。/等你刚刚儿挨着地，/吩咐吩咐如我意：叫威嘉健康起来吧！”话刚说完，威嘉果然从板凳上跳起来，和珍妮一起玩捉迷藏了……

这篇轻松明快、充满诗意的童话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活泼、天真又有些简单、率性的小姑娘珍妮，终于从帮助有残疾的同伴恢复健康这件事上，找到了她所追寻的幸福。

可能令父亲也未想到的是，《七色花》这篇童话一经面世，立即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从我们手头不完全的资料统计，新中国成立后，继195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了《七色花》单行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又先后将它与安徒生的《丑小鸭》、狄斯尼的《小飞象》、格林兄弟的《年轻的巨人》等经典童话一起，分别推出单行本。这次我们收到的新版《七色花》，在插图、诠释、归纳、提问各方面都较我们所知的旧版本有很大改进。

《七色花》问世半个多世纪以来，确曾影响过几代人，成为他们人生路上童蒙养正的基石。

年幼时我很迷恋《七色花》这本小书。

我无须赘述这个人们熟知，尤其为少年朋友所喜爱的童话。我只想说：我之所以从未忘掉它，大概是因为我自己很像那个淘气而又头脑简单的珍妮，那个不知珍惜手中宝花而做了许多糊涂事，最后才有所颖悟的小姑娘。

流年似水，而今，虽然已近不惑之年了，我所颖悟的道理不多，而像珍妮那样企望扯下一片美丽的花瓣便能随意遨游的童心却未减。

这是著名女作家叶文玲近40年前一篇散文开头的一段。叶文玲的散文明快亮丽、清新脱俗，读过之后常感其余音袅袅、催人奋进。或许正如她所说的“像珍妮那样企望扯下一片美丽的花瓣便能随意遨游的童心却未减”，几十年来她始终怀着那企望“随意遨游”的初心，不论风里雨里，不辞劳苦地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用眼、用心、用笔记录着祖国与时代俱进的足音。如今她虽已年逾古稀，卻依旧本着“美是文学的生命”的信念，不顾体弱多病，继续寻求与揭示现实中的美。

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曾说过：“儿童最初看见什么东西，那东西就成了他的一部分。”说明儿童周遭的人、环境、事物及其相互的关系，对他们的影响是巨大的。一个人在童蒙时期接触的儿童文学作品，不仅关乎其审美情趣的形成，还关乎其精神底色的铺就。叶文玲女士曾在一篇短文中说：“我依然记得自已在初识文字时，就成天捧着一本本小人书，如痴如醉地从上午看到断黑。我跟着书中的小人儿忽而喜笑颜开，忽而掩面而泣。如果说敏感是搞创作的人共同的气质，那么，那些五花八门的小书，给了我最初的文学营养，使我变得敏感而早熟。”如今，儿童文学作家的队伍正不断扩展，希望他们能像创作出《寄小读者》《小橘灯》《再寄小读者》等脍炙人口的儿童文学佳作的冰心奶奶当年所说的“单向孩子多处行”，贴近儿童，了解儿童的特性，成为儿童信任与爱戴的朋友，方能春风化雨、循循善诱地引导他们善良、勤勉、勇敢，爱生命、爱自然、爱同伴，自觉地学会“扣好人生笫一粒扣子”。

在这方面，相信这不会凋零的《七色花》依旧可作很好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