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洪澜

德国是一个博物馆业十分发达的国度，仅是首都柏林就有167家博物馆。那天我们逛到了柏林西南郊达勒姆文化中心的博物馆大区，当走进亚洲艺术博物馆展览大厅的时候，我看到了许多眼熟的东西。细看展品下面的标签，它们都是来自于我的家乡中国，顿时让我生出了一种“他乡遇故知”似的狂喜。从各个展厅一路走过来，中国各朝各代的青铜器、玉器、陶俑、瓷器、石窟壁画、经文、书画以及各式家具等多不胜数，这些都是在国内难得一见的艺术瑰宝。欣赏的同时不禁为这些流失在海外的国宝心酸不已、难以释怀。为此，我特意写下此文，介绍一下收藏有大量中国艺术品的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因为让文物回家的路还很漫长，若是不能到柏林来参观，也许就失去了与之相见的机缘。

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变迁

德国国立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是一个几经变更馆名的百年老馆，馆内收藏的中国艺术品十分丰富。可是，当我们在查询这些中国艺术品收藏的背景时却遇到了不少麻烦，因为这家博物馆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德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局势大变动中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而多次变迁。

该馆的前身是1873年由德意志帝国国王威廉一世创办的皇家人类学博物馆，主要收藏欧洲以外的出土文物和艺术品。但是，馆中却有一些中国艺术品是在皇家人类学博物馆成立之前的17世纪晚期就相继来到德国。那时候的中国大清王朝进入了康乾盛世，社会繁荣，物品华美，瓷器、丝绸、茶叶等商品畅销海外。欧洲的王公贵族们对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充满了好奇，更是喜欢来自中国的货物，有些富贵之家还把使用中国器物和收藏中国艺术品看作一种莫大的荣耀，以至于在上流社会中刮起了中国风。当时的中欧地区还没有统一，几十个邦国的皇室与贵族们都把夸饰他们收藏到的中国艺术品当作乐趣，尤其是勃兰登堡的选帝侯还在皇宫内开设了专门收藏中国艺术品的收藏室。1871年德意志联邦统一后，往昔的这些皇家艺术品都被收归到了皇家人类学博物馆里。

为了把人类学由体质人类学研究转向人类文化研究，人类学中衍生出了民族学。于是这家人类学博物馆便与民族学博物馆扯在了一起，使得馆内的收藏品十分庞杂。1906年，该馆分出了东亚部和印度部两个分馆。东亚部主要是收藏以中、日、韩三国为首的东亚地区的艺术品，后更名为东亚艺术博物馆。

东亚艺术博物馆刚成立的时候馆藏艺术品十分贫乏，为了丰富馆藏，首任馆长奥特·库墨尔于1907年亲自前往中国和日本收购文物。在他首次出行的两年时间里就弄到了许多中国文物，随后他又多次来中国搜购。库墨尔在该馆撑门39年，在他的主持下，东亚艺术收藏蔚为大观。遗憾的是，柏林在“二战”末期遭到大轰炸，馆中的不少文物毁失了，还有一部分文物战后被苏联红军作为战利品运往苏联，另有一部分珍稀艺术品和细软之物被转移到柏林城外的矿洞里才得以保存下来。

东亚艺术博物馆有位馆长曾经撰文声称，他们馆里的东方文物不像卢浮宫和大英博物馆那样依靠掠夺所得，而是德国人出于对文化研究与文物保护的目的，通过探险发掘和正当交易得来的。但事实并非都如他们所宣称的那样“正当”，若是详细了解该馆中各种中国艺术品的来路就可以知道，馆内所收藏的中国艺术品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其中有一些文物确实是通过捐赠、收购、转买等正当途径得到的，但还有一些文物上却粘满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泪痕和耻辱。比如，该馆中有一批艺术品曾是清政府“赠送”的礼物，但这批礼物却是负载着清王朝的屈辱被送到德国来的。1900年6月20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在北京街头被杀，当时八国联军借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之名攻陷了北京，德皇威廉二世又借义和团杀死公使之名增派两万多名远征军赴中国施以报复。此时的清王朝已经走向末路，为了平息事端，清政府与侵华的十一国列强签订了耻辱的《辛丑条约》，同时又特派醇亲王载沣带了几十件精美的艺术品到德国谢罪，德皇威廉二世拒绝接受这些礼品，载沣无奈便将它们转赠给了德国的博物馆。据说这批礼物主要是从明清两代的玉器、陶瓷、书画和丝绸织品中挑选出来的。

事实上，该馆也收藏有通过抢劫而转手倒卖的文物。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德国元帅瓦德西曾令士兵抢劫3天，搜寻各种金石、陶瓷、古玩和字画。京城的无数祖传珍宝都被德国士兵搜罗而去，后来这些抢掠来的文物就被倒卖或捐赠给了德国国立博物馆。

该馆还有一批壁画、佛像及文书等文物是由德国探险队从中国盗掘来的。在1902—1914年这12年间，德国曾组织了四支探险队相继到中国新疆探险。他们在吐鲁番、库车等地非法盗掘石窟与古寺，先后将423箱珍贵文物运回了德国。直到“一战”爆发，他们的探险活动才停止。战争结束后，战败的德国陷入经济大萧条，人类学博物馆为筹措经费曾出售了大量的中国新疆文物。通过竞价拍卖，有不少文物被分散到了世界多国。德国经济复苏后，人類学博物馆曾于1924年扩建了位于柏林市中心的馆舍，专门用于陈列这批来自中国新疆的文物。此后，德国又成为“二战”的元凶，柏林因此受到盟军的反复轰炸，众博物馆中很多难以搬运的大型文物包括来自我国新疆的巨幅壁画全部被炸毁……

2006年，东亚艺术博物馆在迎接百年馆庆的时候，与印度艺术博物馆又合并为德国国立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该馆收藏品的时间跨度从公元前4世纪延伸及当代，从而成为欧洲收藏亚洲艺术品最多、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大博物馆。但是，亚洲艺术博物馆地处偏僻的柏林郊区，常常让许多观众错失参观的机会，因此政府做出新规划，准备将该馆重新迁回柏林市中心，开馆的日期也指日可待。

博物馆里的中国珍品

青铜器

青铜器是人类社会早期文明的重要载体，史学家曾以青铜器为断代标志将人类文明由石器时代推向了“青铜时代”。由于青铜器遇到潮润空气容易腐蚀，经过几千年时光还能流传下来的青铜器物就显得格外珍贵。

亚洲艺术博物馆里收藏中国的青铜器数量之多、品类之全让我十分惊讶。该馆推出的镇馆之宝是一件中国商朝的礼器，叫做青铜人面钺。钺的形状与功能都似斧，既可做工具也可做兵器使用，后来又演变成国家的一种重要礼器。商周以来我国曾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钺，不过在国内多家博物馆里见到的钺都是以兽面为纹饰，而该馆展出的这一款钺则很独特，不仅体积较大，而且在钺的正面与背面都有人面纹饰，并以镂空手法雕制出人的眼睛、耳朵、鼻子及嘴巴。据研究者称，这是一件国内罕见的青铜器珍品。

中国的青铜器在华夏文化中含义特别丰富。自“禹铸九鼎”为始，祖先们就以九鼎表征九州，它们既是表征国家权威的重器，也是预卜国运盛衰的神器。有些大型青铜器上还刻有国家大事和颂扬先祖功德的铭文。所谓的“礼乐之制”，就是以这些青铜器的重量等级与组合方式来分设权位的序列。因而史学家们常把青铜器作为研究古代文化的实物证据。德国人对中国青銅器的收藏与研究也有很高的热情，汉学家们不仅研究青铜器上的纹饰和铭文，而且对这些器物的出产时代、场地和制造技术都进行过深入细致的探究，甚至还专门到商代都城安阳遗址去考察过青铜器的铸造环境、模具、模件等具体细节，以梳理青铜器的规模化生产与艺术创造力之间的关系。他们又根据青铜器上的铭文来研究中国文字与发明印刷术之间的关系，认为当时的中国工匠们已经懂得了活字原理，进而发明了活字技术。在青铜器的收藏与研究中，他们似乎找到了中国人最先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奥妙。

该馆还收藏有一尊来自南宋时代的铁铸的怪兽“巫支祈”。传说大禹治水时曾看到一个头上长角、金眼白牙、外貌似猴非猴的怪兽，样子十分凶猛，所到之处水患即起——它以身触岸，堤岸立刻崩溃。大禹用了许多方法才将它捉住，然后用锁链锁住压在了龟山下，从此平息了水患。这个怪兽就是中国上古时代神话传说中的水怪巫支祈。

石窟、壁画与佛像

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内有许多外形不同的小屋，有的外部用黄土建造，也有外形已经严重破损的洞穴，还有一块一块的残墙画片。它们原来就是德国探险队在中国新疆探险时盗掘来的石窟和窟内的壁画。

克孜尔石窟位于我国新疆拜城县，属于古代的龟兹王国。龟兹是印度佛教传往中国内地的要道，分布着许多古寺、古塔和六个石窟群。克孜尔石窟在龟兹的六个石窟群中居于首位，始建于公元3世纪，到9世纪时终止，共建石窟339个，窟内有壁画近4000平方米，画面上描绘的多是佛传、本生和因缘中关于供养人的故事。11世纪时龟兹王国改信伊斯兰教，佛教石窟群便被遗忘在了沙漠荒草里。19世纪末，西方人掀起了探险热潮，新疆各地的石窟都成了探险者的猎物。克孜尔石窟最先受到劫掠，经过俄、英、法、德、日等国探险队的多次探险，有些洞窟被整体挖走，许多壁画也被切割、刮走。据说德国人在这里盗取的数量最大。柏林这家博物馆中仅壁画残片就有500多平方米，此外还有考古发掘的各种佛像、文物、建筑构件、写经、手稿与丝绸等物品。

除了克孜尔石窟壁画外，馆中还有大量雕塑、经书写本和文书等展品是从新疆库车、拜城及新和县一带的古寺遗址中挖掘来的，如展厅墙壁上悬挂的那些沙岩高浮雕图就是从龟兹古国的寺院墙壁上铲下来的。浮雕中的人物与场景刻画得生动逼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展台上还摆放着许多雕像，每一尊雕像都有自己独特的身份，其中有佛陀、观音、菩萨、罗汉和供养人等，似乎把佛教中各阶位的人物都召集到了这里。其中最耐看的是各种佛像的面部表情，有的满脸欢喜，有的庄重严肃，有的温和亲切，有的泰然自若，还有一些菩萨脸上长着黑胡子，这在国内的佛像中是少见的。这些雕像都是带有西域文化特征的艺术瑰宝，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代艺人们高超的造像技艺。

馆里还有一尊被命名为“东方女神”的泥塑菩萨，无头无臂，赤裸着双脚站在莲花台上。仅是这样的残躯也仍然能让人从她端庄的仪态、飘逸的衣衫中得到美感。

陶瓷系列

中国陶瓷在欧洲的名气很大，但收藏中国陶器的欧洲博物馆却少有。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中收藏的中国陶瓷从石器时代到晚清时期的无所不有。

在该馆的陶瓷展品中，有一些是国内少见的唐、五代、两宋、金、明及清各时期著名瓷窑出口的珍品，比如唐代郏县黄道窑生产的黑釉洒斑壶、五代耀州窑出品的青釉瓷壶、北宋建窑出品的鹧鸪黑盏和耀州窑出品的香炉、南宋时景德镇烧制的青白釉印花瓷碗和青花罐等，都是瓷器中的珍稀之物。

在陶瓷文化中，鹧鸪黑盏又称油滴盏，因黑色的釉面上分布着油滴似的银色小珠而得名。它是宋代福建建窑通过自然窑变技术烧制出来的瓷中极品。宋代文人喜欢斗茶，使用这样的瓷器斗茶既是一种雅趣，也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因而成为文人们的珍爱之物。

馆中还有两款瓷枕由北宋和金朝的磁州民窑烧制，在陶瓷中名气不大，品质也无法与著名的官窑产品匹对。但是它们的造型优美，色彩柔和，古朴素雅。枕头上的图案纹饰是民间喜闻乐见的风格，销往海外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

该馆的瓷器展品中以青花瓷器数量最大，又以清朝青花瓷器中的名品最多，如康熙时的青花花篮纹盘、青花盖碗；雍正时的青花竹纹碗、仙鹤纹瓶；乾隆时的青花藏文高足杯、青花六方贯耳瓶；同治时的青花寿字纹盘、青花芭蕉竹石玉壶春瓶；光绪时的松鼠葡萄纹碗等。尤其是一件乾隆朝出品的青花红彩龙纹盘，盘子底部绘江海纹，纹内又以红彩绘制有双龙腾飞，十分艳丽生动，令人叫绝。

书法、绘画与家具

德国有多位汉学家为探究中国汉字的奥秘而着迷。他们认为，中国几千年来使用一成不变的汉字系统是维持持久统一的重要基础，不仅有艺术价值，也有思想文化价值。因此，他们把汉字中的书法、铭文、碑刻、印章等都列入艺术收藏的序列中。

沿着墙壁上的展板一路看过来，看到了中国书画史上许多大师的名字，晋代王羲之父子、唐代褚遂良、宋代米芾、元代赵孟、明代董其昌等名家的作品都有收藏。当然，唐宋之前（包括唐宋在内）的书画有一些就标明了是明清时代的摹本，而临摹者们后来也都成了明清著名的书画家。

这里收藏的绘画原创作品从中国北宋及至清代，甚至当代著名画家的作品也有大量收藏。德国人奥托早在1925年就曾编了一套德文版《东亚艺术》图册，书内收录的书画家作品有181幅，包括石涛、倪瓒、沈周、唐寅、仇英、黄公望、恽寿平和文徵明等人的画作。此外还展出了明末书画家胡正言的中国木板画《十竹斋书画谱》16册、清代画家沈心友等人编制的《芥子园画传》4册、清初画家王翚临摹前代名画的《小中见大册》，这些都是中国后世画家们入门的临仿蓝本。馆内还收藏有中国书画工具中的文房四宝和绘画颜料。

西方人把中国明清的高档家具也当作艺术品来收藏和展览。该馆大厅里就摆放着许多来自中国的红木、紫檀和梨花木等稀有木材制作的高档家具。其中有一组康熙大屏风和宝座最受关注。这一组屏风与宝座以紫檀为底料，外嵌彩色螺钿，边框为描金彩绘，中间绘有仙台楼阁图案。做工十分精细，绘画风格雅致谐调，呈现出大清王朝曾经的富贵与阔气。另有两组屏风也极具特色：屏风的内外双面都描绘着中国传统的楼阁和园林图画，画中的楼阁雄伟壮观，园林草木葱茏，庭院里人物众多，男女老少姿态各异；尤其是第二组屏风内还绘有一个正在荡秋千的美艳少女，显得格外生动可爱。不用说作为家具用材的名贵和做工的精致，仅屏风上的绘画就已经美不胜收了。

亚洲艺术博物馆里还展出了一些在我看来与艺术不搭边的东西，如各种建筑构件，木工用的墨斗、尺子、锉子、锥子、锤子，泥工用的铲子、抿子以及纺织品和衣饰等。这是为什么呢？后来读了一些关于这家博物馆的资料才有所领悟：德国人治学严谨，讲究实证，无论研究什么物品都要刨根问底，关注细节。从观察它们的原材料、使用工具、工艺流程到产品质量的定性定量，将研究的深度由器物层面推进到文化心理层面，以捕捉隐藏在事物背后的道理和机巧，从而真正达到研究的目的。在过去的百年间，该博物馆曾孕育出多位东亚艺术史专家和汉学家，出版过多部关于东亚艺术史的著作，其中成绩最大的就是曾在该馆工作过的德国东亚艺术史家、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系教授洛塔·雷德侯。他相继出版了 《清代的篆书》《米芾与中国书法传统》《兰石――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藏中国书画》《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与规模化生产》等四部专著，这些著作都是通过对中国的汉字、青銅器、石刻、雕塑、瓷器、书画艺术以及建筑构件等的观察与思考而撰写完成的。雷德侯也因对亚洲艺术史的杰出贡献荣获巴尔赞奖。由此可知，德国的学者们是怎样利用馆藏物品来治学的，而这种治学精神和研究方法也正是最值得我们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