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北京·王梦悦

《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纲领性文件。在中国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共产党宣言》先后共有5个中文译本：1920年陈望道版本、1930年华岗版本、1938年成仿吾和徐冰版本、1942年博古版本以及1949年陈瘦石版本。许久以来，人们多认为我国最早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是1920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在谈到他的思想转变时，曾多次讲到他在1920年第二次旅居北京期间，阅读过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陈望道本人也曾回忆说，该书是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的。

然而可惜的是，这本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革命文献的中文首译本在中国却迟迟没有找到。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时，身患绝症的周恩来总理见到了《共产党宣言》一书的最初译者，时任全国人大常委的陈望道。总理热切地握住他的手询问说：“《共产党宣言》最早的译本找到没有?”“这是马列‘老祖宗’在我们中国的第一本经典著作，找不到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病啊！”陈望道看着总理那期待的目光，遗憾地摇了摇头。此后不久，周总理和陈望道便与世长辞了，此事遂成一件憾事。

然而，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山东东营市广饶县大王人民公社刘集村一位名叫刘世厚的老共产党员，将一本小册子交给了广饶县博物馆。这本小册子正是周恩来总理提到的那本中文首译版的《共产党宣言》。那么，这本被称为“国宝”级文物的《共产党宣言》是怎样出现在中国山东农村的？它是怎样被保存下来的？其中又有多少艰难曲折的历程呢？

陈望道

“宝书”传到小乡村

1919年“五四”运动后，一批热血知识青年在新文化新思想的激发下，纷纷走出封建势力相对浓厚的农村，到城市中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也就在这时，马克思主义也传到了中国。《共产党宣言》经陈望道先生翻译后，在上海首次出版。这本56页的小册子，长18厘米，宽12厘米，书面印有水红色马克思半身像和“陈望道译”，封底印有“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社会主义研究社”印刷和发行。由于时局恐怖和编印者匆忙与疏忽，印好之后才发现，将封面上的《共产党宣言》误印成了《共党产宣言》。

这部《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当时只印了1000册，如今留存下来的已经十分稀少。打开书，在第一页的右下角盖有一方“葆臣”二字的朱红印痕。“葆臣”即张葆臣，江苏无锡人，1922年入团，后到济南从事青年运动，他是济南的早期共产党员之一。由于他当时所在的济南“道生银行”总部设在上海，工作上的这一便利使张葆臣经常往返于上海和济南之间，这本书便由他从上海带到了济南。

此时，进步青年刘雨辉也走出大王镇来到济南，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于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这些共产党人经常在一块儿举行各种活动，张葆臣便将这本《共产党宣言》交给了刘雨辉。刘雨辉在1926年回刘集村过春节时，又将这本《共产党宣言》和一些进步书刊带到了刘集村，交给了党支部书记刘良才。从此，这本《共产党宣言》便在广饶刘集这个偏僻的农村扎根、开花、结果，经历了不平凡的50个春秋。

刘集村党支部是1925年在刘良才的家中秘密成立的，也是中国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

按照“大胡子”的话去做

《共产党宣言》首译本的第一位保存者、刘集村党支部书记刘良才

刘集村党支部成立后，支部书记刘良才经常在晚上召集党员们在煤油灯下学习《共产党宣言》和其他文件，向党员宣讲革命道理和文化知识。不久，他们又办起了农民夜校，没有多少文化的刘良才凭着自己朴素的理解，一面学习《共产党宣言》，一面把这些道理变成通俗易懂的乡村语言向农民传播。刘良才在给农民兄弟讲述革命道理时，经常举起这本《共产党宣言》，指着封面上胡须很浓密的马克思像对大伙儿说：“这位大胡子就是马克思，我讲的那些理儿都是他在这本书里讲的。我们穷人要翻身，就得照着他说的这些理儿去做。”大伙也纷纷说：“大胡子讲的理儿，是咱穷人的理儿，说到我们心上了。”“我们照大胡子说的去做，准没错！”

在刘良才领导的党支部的宣传鼓动下，星星之火很快便从小小的刘集村燃遍了全广饶县。1928年12月，中共广饶县委成立，刘良才担任县委书记，县委机关就设在刘集村。此时全县已建立起8个党支部，党员达70余人。党领导的贫民会会员发展到500多人，在它的周围团结着五六千农民兄弟。此外，还成立了青年团、少年队、工会等组织。同时，广饶县委为了建立一支由党领导的武装组织，部署基层党组织迅速成立了“拳房”，党团员和群众积极分子都参加拳房的习枪练武活动，并对全县的封建势力进行了狠狠的打击。

前仆后继护“宝书”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共产党人遭到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刘集村党支部也和全国许多党组织一样被迫转入了地下活动。为了对付敌人的搜捕，保护党的秘密和同志们的安全，上级党组织指示，凡是有关党的文件和书籍，看后一律销毁。在处理这本《共产党宣言》时，刘良才犹豫了，他知道这是一本来之不易的好书，是对敌斗争的法宝，于是他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毅然将这本书悄悄地保存了下来。

1930年9月，为反抗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木器行当沉重的苛捐杂税，刘集村党支部油印了300份传单，组织了500多名党员群众，拿着大刀、扛着红缨枪、拖着铁锨，像潮水般地涌向当时最大的集市韩桥庙会，砸毁了税收工具，拆除了税收棚，赶跑了税收官吏。农民的革命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敌人，锻炼培养了革命骨干，同时也极大鼓舞、教育了广大贫苦农民。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引起反动政府的不安，他们开始大肆搜捕和镇压共产党人。由于刘良才在数次革命斗争中身份已经暴露，国民党派人四处缉捕他，但在群众的保护下，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

1931年春天，中共山东省委调刘良才前往潍县任县委书记。临行前，刘良才郑重地把这本《共产党宣言》交给了刘集村支部委员刘考文，叮嘱他一定要好好保存。

随着形势的日趋恶化，广饶县的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许多共产党人被捕入狱，刘考文估计到自己也有可能被敌人逮捕，便把这本书转交给了本村党员刘世厚。就在刘考文把书交给刘世厚不久，他就被捕入狱全家被抄。刘世厚把这本书用油纸层层包好，然后装进竹筒内。有时他把书埋在床底下，有时把书藏在屋顶的瓦块下，最后他把书秘密地封到了屋子山墙的雀眼里面。

这是刘集村党支部旧址收藏的《共产党宣言》中文版。

那时，刘集村因为革命活动频繁，被周围村庄称为“小莫斯科”。1941年1月18日这天夜里，日本鬼子和伪军共1000余人突然包围了刘集村，在敌人的暴行下，有83位老乡被杀害，500多间房屋被烧，酿成了闻名的“刘集惨案”。已经逃出村的刘世厚看到村子里火光一片，非常担心藏在房子山墙雀眼里的那本《共产党宣言》，于是他又摸黑偷偷地潜回到村里，冒着呛人的烟雾和冲天的火光，使这本《共产党宣言》又度过了一次浩劫。为了更加保险，他又把这本《共产党宣言》埋到了地下，并在埋书的地方砌了一座炕。抗战胜利后，刘集一带虽然已成为解放区，但形势仍然很不安定，经常遭受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的侵扰，所以刘世厚也不得不经常变换藏匿那本《共产党宣言》的地点。

捐赠“宝书”

据刘世厚的孙子、现任刘集村党支部书记的刘鸿业回忆，那个时候他还小，只知道老家的一口柜子里藏着一些宝贝，但具体是些什么他却一直不清楚。后来，他发现爷爷常从一个大木箱中的小漆匣内拿出一本“宝书”仔细地欣赏，而且这成了爷爷的一种嗜好和享受。爷爷还经常嘱咐他说，这可是咱家的一件“宝贝”，只许看，不许动，我不在时更不许动。

几种不同版本的《共产党宣言》翻译本

1975年，在广饶县革命文物征集活动中，84岁高龄的刘世厚将保存了43年的这本《共产党宣言》恋恋不舍地献给了广饶县历史博物馆，随同捐赠的还有一些早期中共地方组织人员的书信、油印文件等。博物馆的同志一看是由陈望道翻译的第一版《共产党宣言》后，便将这本小册子带到上海去核实，最终确定这就是1920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第一个版本。该版本现在我国流传很少，目前只在上海图书馆、上海档案馆等极少数地方收藏有这一版本。

如今，当我们再次来到刘集村党支部时，这里不仅完整地保存和复原了解放前刘集村支部的原貌，还矗立着《共产党宣言》保存和捐献者刘世厚老人的石像。刘世厚老人已于1997年辞世，但他用生命保存下来的这本《共产党宣言》将与日月同辉，永放光彩。

当年参加刘集村夜校学习的部分老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