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

虽然目前已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最早出处是在南宋，但对江南特别是对苏州、杭州的赞誉在唐朝后期已经盛行。南宋期间，苏州的经济地位已居全国之首。随着明朝手工业、商业的发展，苏州府、松江府的重要性更加显著。

从明朝留下的各种赋税钱粮统计数字看，苏州府、松江府承担的赋税额度和实际上缴纳的米麦钱钞，不仅一直是全国最高，也远远超出了两府田地、人口在全国所占的百分比。苏松无论赋税总量还是人均的赋税负担均为全国最高，但从各方面记载看，苏松官绅百姓的实际生活水准不仅不低，而且还相当富裕。这应该是由于当地手工业、商业、服务业发达，还有农业以外的财富收入的缘故。因此就经济而言，苏州、松江稳居第一、第二位，并且明朝曾设苏松常镇兵备道，“苏-松-常”的排序已成定局。

清初改南直隸（南京）为江南省，又于康熙六年分为江苏、安徽两省。清朝在各省督抚下设专管财赋和人事的布政使，只有在江苏省设二员，一驻江宁（南京），一驻苏州。这不仅显示了江苏作为全国财赋重地的特殊地位，更说明苏州在财赋征集方面的地位比南京更重要，俨然是江苏省并列的第二省会。康熙二十一年起苏州府、松江府与太仓州被划在一个单位，为苏松道；而常州府与镇江府、通州、海门厅被划在一个单位，为常镇通海道。尽管两道的驻地分别是太仓和镇江，但苏州府与常州府无论如何都居两道之首，苏州府在全省和全国的排序也在常州府之前。

雍正八年，苏松太道改为苏松道，驻地由太仓移至松江府上海县。改名移驻的直接原因是原属苏松太道的太仓直隶州改属太（仓）通（州）道，自然不能再作为苏松道的驻地。但间接的原因可以追溯至康熙二十六年江海关由云台山（在今连云港）迁至上海县城。江海关的功能是管辖从乍浦至云台山沿海24个出海口的船舶税收、航政、贸易等事务，此次迁移显然是考虑到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区位优势。

当然，天平完全向东倾斜还是发生在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租界所在的上海县虽始终只是松江府的属县，但租界很快扩大，并演变为一个实际上不受中国政府控制的“国中之国”，到清末民初上海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工商大都会和经济、金融、文化中心。甚至一些中国最重大的政治活动，如辛亥革命后的南北和谈等，都是在上海进行的。相比之下，一度作为江苏省会的苏州黯然失色，常州更已无足轻重。尤其是在沪宁铁路通车后，沿线城市的地位与影响力，就与到上海的距离远近成反比，形成“苏-（无）锡-常”递减的态势。

在飞机成为交通运输工具之前，除俄国可以利用铁路进入中国外，其他列强只能通过海运，因此要求中国开放的口岸基本都在沿海，上海是其中最重要、吞吐量最大、连接点最多、腹地最广的口岸。就苏、锡、常以至整个长江三角洲、长江流域而言，上海通常是唯一的对外口岸。从事对外贸易和涉外活动的产业和人员尽可能集中到上海，自然能获得最大的利益和效益。苏锡常与浙江的杭嘉湖一样，为上海输送了大批移民。这批来自中国近千年来经济文化最发达地区的人口为上海提供了较高素质的人力资源，还带来了大量财富资本。这些人力资源和资本在一段时间内拉开了两地的差距，形成上海的绝对优势。

上海的龙头地位最终排定了苏锡常的次序。明清期间，无锡一直是常州府属县，民国元年合为无锡县后属苏常道，民国十六年废道后直属江苏省。但在民国年间，无锡已经有“小上海”之称，至1983年通过“市管县”体制管辖了原属苏州地区的无锡县、江阴县与原属镇江地区的宜兴县，在行政区划上与常州市平起平坐。而在经济社会各方面，无锡已全面超越常州，无论在江苏还是全国，都形成“苏-锡-常”的序列。

由史可证，从“苏松常太”到“沪苏锡常”经历了上千年时间，但最后一轮变化还不到二百年，这也正是因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国际影响发挥了革命性和颠覆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