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圆圆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 200040）

公共活动中心是城市社会生活高度集中的空间，承担着地区经济运作、公共管理和城市服务的综合职能。作为提高城市职能水平的重要空间载体，也是地区吸引力和辐射力的重要节点，对公共活动中心片区的空间绩效分析，既能对当前的公共活动中心片区的空间结构特征做深层梳理，又能对城市空间用地功能结构的优化起到引导作用。

1 公共活动中心片区识别

1.1 数据来源及处理

考虑人口活动和设施供应两方面对公共活动中心片区的影响，人口活动方面研究采用某移动通信运营商2013年共6个月的手机信令数据，剔除居住人口（即白天与夜间常住地在400米范围内）、非常住人口、交通性人口（即停留时间在30分钟以内），选取非特殊事件日的工作日10:00-11:00、19:00-20:00、23:00-24:00和周末15:00-16:00、19:00-20:00、23:00-24:00的手机信令数据，取多日平均值；设施供应方面研究选取2015年全市公共服务设施（剔除教育、医疗设施。考虑到教育和医疗设施是公益性的必配公共服务设施，在人群集聚方面具有较大的影响，因此这两类设施不纳入本研究中考虑）的建筑量规模。将这两个源数据划分到全市交通小区单元，采用局部自相关空间聚类归一化分析，识别两者高高区域作为当前公共活动中心片区；结合实际用地情况的校核，明确各中心的边界范围。

1.2 识别结果

研究识别出61片公共活动中心区域（图1）；以手机信令强度作为公共活动中心的强度表征，利用ArcGIS的自然间断法分成四级（表1），它们构成了上海市公共活动中心片区现状。

图1 研究识别的公共活动中心空间分布Fig.1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denti fi ed public activity centers

表1 研究识别的公共活动中心层级分布Table 1 The hierarchical distribution of identi fi ed public activity centers

2 空间绩效分析

空间绩效是指进行空间资源配置以满足功能需求和各要素均衡发展的综合效果。在有关城市公共活动中心空间绩效的研究中，有从消费者视角研究了商圈势力圈分布特征[1]，有从游憩居住功能联系的视角研究了商业中心的空间分布、腹地范围[2]。本文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从资源供给需求视角分析将公共活动中心的空间绩效分为供给强度、功能丰富度和服务能力3个方面：供给强度是通过用地和建筑量的变化来反映公共活动中心发展的活跃程度，包括地均容积率和年均增长幅度2个指标；功能丰富度反映的是公共活动中心的服务结构，包括功能混合度、内部产业结构2个指标；服务能力反映的是公共活动中心的空间优势和自身吸引力，选取服务覆盖人口指标（表2）。

表2 公共活动中心空间绩效评价Table 2 The spac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public activity centers

2.1 供给强度

（1）地均容积率

选取各个公共活动中心片区的地均容积率作为开发强度的表征。从全市层面看，一级公共活动中心片区的地均容积率约2.73，二级公共活动中心片区的地均容积率约1.43，三级公共活动中心片区的地均容积率约1.42，四级公共活动中心片区的地均容积率约0.97（图2）。

在识别的61片公共活动中心区域中总建筑量最高的是陆家嘴，建筑面积首位度为1.7。而对比香港中环主中心区的建筑面积首位度约3.0，北京朝阳中心区建筑面积首位度约为2.0[3]。从级差比较来看，陆家嘴、人民广场—外滩、徐家汇三个一级中心与四个二级中心的建筑面积级差是2.6。对比其他城市和地区，香港主次中心的建筑面积级差接近10；新加坡城市核心区建筑面积是四个区域中心开发量总和的7倍，伦敦最大的国际中心建筑面积达到169万平方米，超过了下一级中心建筑面积的15倍。

可见，从识别的上海当前公共活动中心片区的开发强度来看，总量规模不小，但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较低。

（2）用地、建筑量年均增长幅度

从各公共活动中心片区2006、2010、2015三年公共服务设施占地规模的增长率来看，内环内44%，内中环215%，中外环156%，外环外33%。十年间内环内花木—龙阳片区发展劲头迅猛；内外环之间有不少公共活动片区发育起来，如真北路、桂林路、张江、威宁路、外高桥、汶水路站、新江湾城站、淞虹路片区；外环外发育缓慢，主要是几个传统城镇片区形成了外环外的公共活动中心体系，如莘庄、惠南、嘉定老城、松江老城、城桥和朱泾，其中康桥、南翔、新桥发展势头较好（图3）。

对比各个公共活动中心片区2006-2015年用地规模年均增长幅度和建筑量规模年均增长幅度，出现了四种类型。61片公共活动中心片区中有39片是用地和建筑量规模均增长，4个二级中心中莘庄、虹口足球场、江湾五角场都是这种类型；用地规模减少但建筑量增加的有南桥新城、森兰、枫泾、泗泾4个公共活动中心片区，用地规模增加但建筑量减少的有陆家嘴、人民广场—外滩、中山公园、豫园、花木—龙阳等13个公共活动中心片区，说明这两类近十年间形态和功能均出现了变化。另有一类是用地和建筑量规模均减少，分别是徐家汇、静安寺南京西路、七宝、嘉定老城、大柏树站，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这5个公共活动中心的吸引力有所下降（图4）。

图2 识别的公共活动中心地均容积率分布Fig.2 The average plot ratio distribution of identi fi ed public activity centers

图3 识别的公共活动中心片区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增长情况统计Fig.3 The statistics on the growth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of identi fi ed public activity centers

图4 识别的公共活动中心片区用地和建筑量年均增长分布Fig.4 The distribution of annual growth of land-use and construction volume of identi fi ed public activity centers

2.2 功能丰富度

（1）功能混合度

公共活动中心片区功能混合度，可以引入信息论中的熵的原理来表征，熵值的大小表示混合程度的高低。若用各类土地利用类型的划分来计算表1中各个公共活动中心片区的熵值，结果显示61片公共活动中心区域的平均熵为2.34，并且熵值最大的是外高桥2.93，最低的是花木—龙阳1.83；若用各类用地建筑面积来计算表1中各个公共活动中心片区的熵值，结果显示61片公共活动中心区域的平均熵为1.72，并且熵值最大的是四川北路2.34，最小的是桃浦新村0.77。从各级公共活动中心片区的用地和建筑利用熵值来看混合程度并未表现出明显特征，但作为一级中心的陆家嘴、人民广场—外滩和徐家汇在用地和功能方面显著高于其他的公共活动中心片区。这说明，采用土地利用混合度或建筑混合度来表征公共活动中心片区的功能混合度都不够准确。

事实上，由于熵具有对称性，用地混合度和建筑混合度都只能从土地使用规模的角度来反映土地利用整体状况，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出公共活动中心片区的功能混合度。因此选取人口和就业岗位密度的熵对数模型来反映公共活动中心片区的功能混合度，即：

式中：M是功能混合度，p是人口密度（人/m2），jk是第k类就业岗位密度（个/m2），n表示统计的就业岗位种类数。

结果显示：一级中心的平均功能混合度0.22，二级中心的平均功能混合度0.11，三级中心的平均功能混合度0.09，四级中心的平均功能混合度0.06（图5）。说明公共活动中心片区活动能级越高，功能混合度也越大。

（2）内部产业结构

对识别的公共活动中心片区的公共服务设施建筑功能进行分析可以得到各级中心的内部产业结构，可以看到一级中心的商业服务业、商务办公（主要是品牌商业、旅馆业、金融保险、艺术传媒、创意产业等）规模占比非常高，此外文体娱乐功能相对占比也较明显；二级中心主要是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功能占比很突出；三级、四级公共中心功能结构比较均衡。综合比较来看，一级中心以更高端的商业服务和商务办公功能为主，二级中心以市级公共管理与服务功能为主，三级中心相比较而言作为区域性或地区性的商业服务功能更加突出，四级中心往往是地区性的公共管理和就业中心（表3）。

图5 识别的公共活动中心片区功能混合度统计Fig.5 The functional degree of mixing of identi fi ed public activity centers

表3 识别的公共活动中心片区服务业内部产业结构Table 3 The structure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of identi fi ed public activity centers

2.3 服务能力

统计不同级别公共活动中心片区的服务供给规模，利用手机信令数据分析各个公共活动中心片区从近到远累计到达50%的人群作为各个公共中心活动片区的平均服务人口。结果显示，除了一级公共活动中心片区外，其他级别的公共活动中心片区在服务供给规模上并没有明显数量级别差异，但是在平均服务人口规模上二级中心约40万人，三级中心约20万人，四级中心约10万人，呈现出较明显的倍数递增的特征（表4）。

表4 不同级别公共活动中心片区的服务规模统计Table 4 The statistics of service scale of public activity centers at different levels

3 影响因素分析

目前关于公共活动中心影响因素的研究中，以理论研究和案例研究为主。普遍认为人口、用地、轨道交通、产业发展和规划政策都对公共活动中心的产生发展起不同程度的作用。章飙、杨俊宴等人曾总结了城市公共活动中心体系的发展动力机制，认为城市公共中心体系的发展受到经济、社会、文化等多因素影响，可归结为产业经济推动力、土地空间支撑力、社会政策调控力三大类[4]。除了从理论上分析公共活动中心体系的动力机制外，也有一些定量研究，但常见的研究以某一种因素对公共活动中心的影响[5-7]，或是某一类公共活动中心的形成机制分析[8-9]，鲜有多因子的综合影响定量研究。

从前面的空间绩效中，我们提取公共服务设施建筑量、功能混合度、人口密度、就业密度和轨道交通服务数作为自变量，以手机信令强度作为公共活动中心片区活动强度的因变量，并且分析数据均进行归一化处理。由于功能混合度考虑了人口密度和就业密度，为避免因子重复，我们首先构建公共服务设施建筑量、功能混合度以及轨道交通服务数量三个自变量与活动强度因变量之间的多元回归，利用偏相关分析探究在其他变量相对不变的情况下，单个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考虑到外环内外的差异，研究分全市层面、外环内和外环外三个层面来分析。

3.1 全市层面

多元回归的结果表明，设施建筑量、功能混合度和轨交服务数对公共活动强度的解释性水平为0.776，说明构建的多元回归方程是很有价值的。偏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公共活动强度与设施建筑量不相关，轨交服务数和功能混合度表现出显著正相关，并且轨交服务数的相关性更大。这说明，在全市层面，公共活动中心片区的活动强度影响因素最大的是轨交服务，其次是功能混合度。

3.2 外环内

外环内的公共活动中心片区的多元回归的结果表明，设施建筑量、功能混合度和轨交服务数对公共活动强度的解释性水平为0.780，同样说明多元回归的拟合是有效的。偏相关分析呈现出与全市层面相似的结果，即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公共活动强度与轨交服务数是显著相关，相关性系数0.583；与功能混合度也是显著相关，但相关水平较之轨交服务数略低，相关系数0.431。

3.3 外环外

外环外的公共活动中心片区的多元回归结果表明，设施建筑量、功能混合度和轨交服务数对公共活动强度的解释性水平为0.825，高于全市层面和外环内的拟合解释水平。偏相关分析显示，外环外的公共活动中心片区活动强度仅与功能混合度相关，与轨交服务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不显著的（表5）。

表5 三变量多元回归和偏相关分析结果对比Table 5 The multiple regression and partial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hree variables

可以看到，公共活动中心的活动强度都与功能混合度显著相关。在全市层面和外环内，活动强度都与功能混合度和轨交服务数相关，并且轨交服务数的影响程度要大于功能混合度；在外环外，活动强度仅受功能混合度影响。

为分析功能混合度方面是人口密度还是就业密度影响，研究进一步构建公共活动强度与设施建筑量、人口密度、就业密度和轨道交通服务数的多元回归和偏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表6），不论是在全市层面还是在外环内还是外环外，公共活动中心片区的活动强度都只是与就业密度和轨交服务数有关。在全市层面和外环内，轨交服务数的影响程度要大于就业密度；在外环外，就业密度的影响程度要大于轨交服务数。

表6 四变量多元回归和偏相关分析结果对比Table 6 The multiple regression and partial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four variables

4 结论分析

4.1 空间绩效

从供给强度来看，上海市现状公共活动中心片区总量规模大，但土地集约利用程度低；将本文的识别结果对比上海2035城市总体规划，结果发现规划的城市副中心中真如、虹桥商务区、松江新城和南汇新城还未成熟，规划的地区中心中如陈家镇、长兴、顾村、控江路、金杨、曹路、唐镇、金科、高青路、亭林、朱家角等还需加大培育支持力度。体系结构不成熟，尤其是副中心和地区中心亟待培育。在识别的61片公共活动中心片区中徐家汇、静安寺南京西路、七宝、嘉定老城、大柏树站的用地规模和建筑规模都出现不同程度的缩减，说明这5个公共活动中心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退。

从规模丰富度来看，公共活动中心片区的能级越高，功能混合度也越大。在功能业态方面，现状公共活动中心片区的业态结构相似性很高，说明功能业态服务雷同。为进一步完善公共活动中心的城市功能，需要对各级别、各类型公共活动中心的功能做出差异化的引导。

从服务能力来看，一级公共活动中心片区的服务人群不仅是当地人群，更是代表城市吸引力的标志性功能区域。而中低等级公共活动中心以服务本地人群为主，平均服务供给规模呈现明显的扁平化趋势。

4.2 影响因素

从多因子分析中我们知道，功能混合度和轨交服务是影响公共活动中心片区的重要因素，而其中就业密度又是影响公共活动中心片区的根本因素。并且，在外环内轨交服务的影响程度要大于就业密度，在外环外就业密度的影响程度要大于轨交服务。在上述结论中，还有几个特征值得进一步分析。

（1）人口密度影响公共活动中心的形成，就业密度影响公共活动中心的强度

对比公共活动中心片区与人口密度和就业密度的叠合图（图6），外环内人口密度和就业密度都很高，但是在外环外公共活动中心片区与就业密度高值区重叠率并不高。分别统计外环内外活动片区人口密度和就业密度，并与全市平均值作对比，外环内的人口密度和就业密度远高于全市平均值，外环外人口密度高于全市平均值，但就业密度远低于全市平均值（表7）。一定程度上足以说明，人口密度影响公共活动中心的形成，但就业密度影响公共活动中心的强度。人口的集聚程度能催生公共活动中心的产生，但有活跃的消费体验需求的就业人群才是真正能增强活动中心强度的动力。

表7 外环内外人口密度和就业密度对比Table 7 The comparison of population density and employment density between inner and outer ring

（2）功能混合度越低，建筑规模越大活动强度越低

全市公共活动片区的平均功能混合度是0.29，外环内0.43，外环外0.13。因子分析的结果显示，在外环外公共服务设施的建筑量与公共活动中心片区强度成负相关关系，说明相比于功能混合度、轨交服务的影响，在外环外公共服务设施建筑量对活动强度表现出一定的抑制效应。这并不意味着公服建筑规模越大会降低活动强度，而是说在外环外功能混合低的情况下公服建筑规模越大反而会增强活动强度低的效应。

图6 识别的公共活动中心片区与人口密度（a）和就业密度（b）的叠合图Fig.6 The identi fi ed public activity centers overlap with population density (a) and employment density (b)

5 结语

公共活动中心是城市规划中必须应对的发展问题，本文基于手机信令和设施规模识别了当前上海市公共活动中心片区，并从供给强度、功能丰富度、服务能力三个方面分析了现状公共活动中心片区的空间绩效，建立活动强度与设施规模、人口密度、就业密度、功能混合度和轨交服务之间的多因子分析，可为上海市公共活动中心体系的发展提供参考。

空间绩效分析的结果显示，当前上海公共活动中心体系已呈现出多中心特征，但是体系结构不成熟，尤其是城市副中心和地区中心的服务能力需要加强。多因子分析的结果说明，一方面要避免郊区商业商办等设施规模的盲目发展，应结合轨道交通站点合理引导设施规模和功能混合，尤其是要提高就业；另一方面要关注休闲体验经济的功能发展，通过提供零售餐饮、金融保险、文化艺术休闲体验、创意产业等服务来提高中心片区的吸引力。